颜元的实学思想与书院制度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制度改革论文,书院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4)05-0114-04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与官学相对的教育机构，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书院之名始于唐代，自宋以后，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是古代学者读书和讲学的特定场所。及至明代，官学居于主导地位，书院经历了先衰后兴的命运。由于理学的兴盛和统治者的扶持，宋明时期书院盛行，一度成为当时学风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书院与理学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依相存的特殊关系。宋明书院多由理学家创建或主持，通过自学和讲会阐发理学内蕴，讲求身心修养的内在体验，理学是书院讲授的基本内容，理学盛行的地方往往是书院的集中地。
宋明书院对当时的学术文化产生过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开思想界自由讨论之风气。然而，理学在成就书院文化特色的同时，又阻碍了书院的进—步发展，后期的书院教育流于空疏无用，“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教育方法，使得书院的教育体制日益僵化。入清之后，书院官学化的倾向日趋严重，书院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八股取士制度使得学子们只知埋头读书，一派“手无搏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形象。
清初实学思想家颜元针对宋明书院教育的积弊流毒，在主持漳南书院的时候，主张改革宋明书院的书本教育，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具有实学特色的书院教育，堪称书院教育的一大革新，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
一、实学思潮和价值理念的转换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社会动荡时期。随着明王朝的覆灭和理学末流空疏之弊的暴露，出现了一般由虚返实、由理学转向实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由宋明儒者的内圣之学回归到原始儒学，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趋势。“天崩地解”的社会情势急切呼唤经世人才的出现，生当明清之际的实学教育家颜元，对理学家推行了几百年的讲读静坐的书本教育进行了空前的批判，是批判宋明儒学最为彻底的一个。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号浑然，直隶博野人，清初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早年曾习理学，切身体会到理学教育对人的蒙骗和毒害之深，对理学积弊造成的亡国之害深感痛楚，指出专讲道德性命和修身养性是空谈误国的祸源，将明亡的根源归结为明心见性的内圣趋向。颜元积极回应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尖锐地批判理学教育的流毒之甚，培养出来的书生不但无力扶危定倾，反而以腐朽的明心见性之学加剧了社会危机，矛头直指宋明书院的教育制度。
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致使士子们穷其一生于帖括制艺之中，明代八股制的推行愈发钳制了士人的思想，学与仕判为两途，学非所用，人才匮乏。因此，颜元坚决反对八股科举制度，号召士子们冲破经书的藩篱，说：“非去帖括制艺与读著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1]书院作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培养了一批不明经史、不通世务的禄蠹。对此，颜元提出书院教育必须“浮文是戒，实行是崇。”[1]力主教育应从经世致用出发，培养能够平治天下的通经致用之才。由于理学的桎梏和八股时文的影响，宋明以来的书院教育徒事经书训诂、八股帖括，整日静敬空谈、离事言理，培养的大多是些只会“以空言乱天下”、“以章句误苍生”的瘦弱书生，缺乏能够经天纬地、康济时艰的应世豪杰，正如颜元所说：“汉宋以来，徒见训诂章句，静敬语录与帖括家，列朝堂，从庙庭，知郡邑，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1]颜元痛斥宋明书院读书、静坐的书本教育，力倡由虚空转向务实。
颜元进—步指出，宋明书院只重讲读思辩、不重习行的书本教育与佛、老并无二致，程朱、陆王皆师禅学实则背离了周孔正学之本意。因此，颜元主张回归孔门圣学，力复圣人故道，并且不畏艰辛，独树一帜，力倡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内容的实学教育，与“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的理学末流公然对立，力主从明心见性的理学回归到原始儒学的本然形态。
原始儒学实为成已成物之学，以经纬天地和建功立业为价值目标，内圣外王的双重路向是其本有之意，君子的“修己以安人”强调的便是内在德业与外在事功兼备的状态，然而，由于宋明理学过度地关注内在心性，内圣层面成为理学的价值重心，宋明儒者在弘扬内圣之学、讲求内圣之境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形态之下，把内圣作为价值的重心和目标，形成了以内圣为价值根基的“道德之事功”的经世理念，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外王层面的缺失。出于实学思潮的经世理念，颜元把宋明儒者长久以来忽视的外王拉回到现实生活，把价值观的重心转移到了外王层面，注重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从而复兴了周孔正学，回归到儒学的本然形态，为明末清初的社会危机寻求一条可能的解决之道，即内在道德和外在事功都能得以确立和确证的融贯之道。
二、实学理念与书院教育的改革
（一）醇儒到豪杰的转换
与偏重内圣的经世理念相应，宋明儒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醇儒，倡导人人以醇儒自律，只有成为醇儒，才能成就“道德之事功”。作为宋明儒者理想的人格典范，醇儒偏重内在德性的涵养，要求人们穷理灭欲、主敬求诚，从而达致一种浑然天成的内圣之境。所以说，醇儒的理想人格是纯粹向内的的心性体验，其外王层面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内圣之学的视野和讲究本体、追求超验的品格，决定了宋明儒学很难培育出经世之材。豪杰人格便是针对醇儒人格外王层面的缺失而提出的，与宋明儒者的醇儒境界相对，颜元推崇的是自然生命充盈、具有经天纬地之胆略、充满一腔豪爽倜傥之气的豪杰，并赋予豪杰以完全不同的内涵。豪杰既非穷理灭欲的醇儒，也非温文尔雅的书生，而是兼具内圣和外王双重层面，涵具智、仁、勇（三达德）要素于一身的应世人才，豪杰人格确立的目的就在于扭转醇儒人格单纯内在的价值取向。
通过对宋明“醇儒”人格的批判和否定，颜元实现了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的创造性的转换，即由醇儒转向豪杰，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现实，理想人格的价值重心从内圣倾向外王，确立起了一种融摄内圣和外王的经世致用的豪杰人格。本着从醇儒到豪杰的人格理想的转换，颜元力主经世人才的培养，倡导实用之学。
针对宋明书院空虚无用、鲜有人才的教育弊端，颜元专门作了一篇《论开书院讲学》，对其讲学风格大加批判：“嗟乎！何不曰道院，何不曰学堂，而直以书院名乎？盖其实不可掩也，亦两派诸先生迷而不之觉也。”[1]并告诫学子们“今不学，何讲哉？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舍此而书云书云，讲云讲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然则今日者，讲之不学，是吾忧矣。”[1]痛斥了宋儒的空谈心性，提倡习行经济之学。有鉴于此，颜元晚年主持漳南书院时，从经世致用的实学宗旨出发规划和治理之，将其建设成为一个以实学教育为特色的书院。
由于宋明的书院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学子们只知读书、应举，“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2]造成了“举世无一真德真才”的可怕局面。颜元痛切地指出宋明书院教育贻误人才的危害，主张废除科举，破除传统的文字教育，而代之以“实学”、 “实用”的习行教育。他进一步指出只有推行习行教育，研习尧、舜、周、孔的“事物之学”，才能扫除宋明书院教育的空虚弊害，培育出能够经天纬地的真豪杰。
颜元对人才可谓推崇之至，特别强调书院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认为书院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各种经世致用的豪杰人才，并把“举人才”做为平治天下的重要策略。从治国平天下的宏大视野出发，颜元明确指出书院、人才、政事三者之间的关系：“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1]“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1]人才关系着国家政事和百姓安宁，没有经世之才就不能开出盛大的外王事功，更谈不上救世安邦。所以颜元指出，书院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应当从社会现实出发培养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实才、实德之士”，即内圣外王的豪杰之士，以期有朝一日“俾家有塾，党有庠，国有学。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向，则人才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1]
关于人才的标准，颜元认为人才重在对社会有用，并不强求“通儒济济”。颜元追求的豪杰人格不同于宋明儒者醇儒人格的单一模式，是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门才干、在外王事功中创出一片天地的经世之材的多元模式，从而使得豪杰人格的实现具有了现实多样性。在颜元看来，人格不必求全，只要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门才干，并在实践中加以具体的运用，便不失为豪杰，即“各专一事，未尝兼摄，亦便是豪杰。”[1]他主张人才各专其业、各得其用，并说： “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1]
基于此，颜元从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出发，致力于对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的培养，以期为生民办事。对于豪杰人才的培养，他特别强调专于技艺和学用一致，力求所学即所用，学一技用一技，提倡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他说：“虽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艺之一艺，不自失为儒也。”[1]，认为只要具备—技之长，一专之能，就可以成圣成贤。如若不成“通儒”，“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1]颜元认为只要具备“一端一节之实”，精于—门才艺，就称得上经世之材。由于学子禀赋不同，材各有异，颜元提出“全体者为全体之圣贤，偏胜者为偏至之圣贤。”[1]意即只要具备经世才能，即使禀质偏胜也可成圣成贤，并主张根据学子的不同“材质”因材施教，分别习礼、乐、书、律、数等，以便各尽其材，材尽其用，易收实效。由此可见，颜元的人才培养理念突破了儒家传统中全圣全贤的人才培养，创立了一种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心性之学到事物之学的转换
颜元斥责宋明书院的心性之学脱离现实且遗害无穷，提出只要习行尧、舜、周、孔相传的“六府”、“三事”、“三物”、“四教”等儒门正学，以“事物”之学代替“心性”之学，就能成为经世之才，进而成圣成贤。为了振颓救弊，颜元一扫宋明书院的讲读、静坐，制订了漳南书院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教育方法。书院突出一个“习”字，以“习行经济”为宗旨，推广一种“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教育，力倡尧、舜、周、孔时代的“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学。颜元认为此种“事物之教”才是真才实学，其中的“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六德”（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四教”即“文、行、忠、信”。鉴于当时士人只知读死书、谈性命的不切实用的状况，颜元还提出了礼、乐、兵、农四种实用之学。
基于诸种“事物之学”，颜元在漳南书院设置了六斋。即文事斋：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习黄帝、太公以及孙吴兵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习《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习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习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习八股举业。其中，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科，抛弃了宋明书院不言习行的空疏陋习，代之以讲求实用、重视践履的教育方法。 “理学斋”、 “帖括斋”的设置一方面作为实学教育的比较对象，更能显见理学和科举教育之固弊，绝非周、孔正学；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实学教育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以示吾道之广”[1]。
从漳南书院的教学内容和六斋设置上可以看出，颜元与理学家的教育主张大相径庭，其书院教育具有鲜明的实学特色。颜元注重事物之学，主张培养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实用人才。相对于理学家重文轻武的积习，颜元特别重视天文地理、兵农钱谷等方面的教育，经常与弟子们“讨论兵农”、“辨商古今”，力求文武并习、全面发展。他认为这些“事物之学”是天下富强不可或缺的教养，书院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够“修己治人”，还应具备“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才能。
在原始儒家的“事物之学”的人文精神之下，颜元发掘了儒家传统的文化资源，并吸取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因子，在“事物之学”之外增加了西学的因素，充实了原有的“事物之学”。这既是颜元有别于儒家传统的教学内容上的创新，也是颜元书院教育的特色所在。
颜元对其进行明谓之际正当西学东渐和中西会通之时，颜元接受了西学思想的科学因素，并加以引进，以为己用。原始儒家的“六艺”之学，包含了德、智、体、美诸多方面，可谓文武兼备。由于受了西洋近代文明的影响，颜元特别注重习行六艺并对其进行改造，充实和发展了科技方面的内容，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六经”教育的窠臼，讲求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科学知识的教育，正如他与门人制订的《习斋教条》所言：“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1]颜元对自然学科的实践突出表现在水利、火学等方面，他对水学有所研究，颇有治水经验。认为水学之用在于“审势辨形”，火学之用主于“制器辅政”。他将此类学科列于专门，明显袭用了西学的设置方法。与传统教育不同，颜元还特别注重体育教育和军事教育。鉴于程朱理学的“重文轻武”之害，颜元改造了“六艺”教育，把礼乐与兵农并举，倡导文武结合，推行“人皆兵，官皆将”[1]，的军事教育。漳南书院设有“武备斋”，教授射、御、技击等兵法课程，这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实属首当其冲。颜元也看重体育教育，认为经常活动益于强身健体，他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1]，并且带领弟子们“学射”、“举石”、“习刀”、“超距”、“击拳”等，把动的哲学引入到了体育教育。梁启超曾赞其“中国二千年来提倡体育的教育家，除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4]
颜元不愧为清初实学思想家，其“事物之学”的实学教育透射出了鲜明的启蒙思想。通过对西洋之学的借鉴和发扬，他把近代科技因素引入到教育中去，是中国近代教育内容改革的雏形，称得上是中国实学教育的先驱。
（三）讲读到习行、静坐到主动
推究宋明书院培育不出经世人才的原因，颜元认为书本教育和习静教育是导致人才大怀的根本所在。有鉴于此，他提出习行、主动的教育方法，强调学以致用。梁启超曾概括颜元教育思想的特征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5]颇为中肯。
习行是颜元书院教育的核心，即凡事要亲身实践、付诸行动。习行的对象是礼乐兵农、水火工虞等“事物之学”。对于宋明士人一味沉溺于经书、不问世事的学习态度，颜元批驳道：“千余年来，率天下人入故纸堆中，耗尽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1]理学的讲读静坐的书本教育导致士子们身体病弱，无心也无力关心国事。当然，颜元也不完全否定读书，他所反对的是只读不做的“死读书”而已，他批判道：“一部《四书》，看活方有用，他人俱看在纸墨上，《四书》死矣。”[1]书只有读活、读通才有作用，完全陷于书本对人才的培养是有害无益的。所以他说：“读书特致知之一端耳”[1]，读书只是获得真知的一种手段，实地去做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他主张讲读与习行的有机结合，“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着力。”[1]“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1]，因此，颜元特别重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军事知识和技能知识，极力提倡“实学”、“实做”的工夫，革除宋明书院的书本教育。
针对宋明书院教育“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1]的弊病，颜元提出“养身莫善于习动”[1]，认为“动”的教育可以使人身体强壮，精神振作。而宋明书院的习静教育致使士人身体赢弱，手无缚鸡之力，更谈不上治理国家政事。因此，他说：“凡从静坐读书中读来的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1]又说：“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行皆无用也。”[1]理学家的只说不做，无异于纸上谈兵，毫无实际用处。颜元强调，只有习动才能健全体魄、国富民强，即：“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1]
由于宋明书院教育过分注重读书，墨守陈规，因而缺乏独立思考和开拓创造的能力。颜元在漳南书院贯彻了实用教育的宗旨，反对因循守旧，提倡实行以激发学子的创造力，并指出创造的关健在于心活，他说：“看圣人之心随便触动，只因是个活心，见可喜便喜，可怒便怒”[1]心活重在实用，贵在力行，只有主动习行才能有所创新。此外，颜元还重视正面教育，主张以奖励为主教育学生，他说“数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数过不改也徒伤情，奖长易劝也且全恩。”[1]适当的奖励可以激励学生，增强教育效果。显而易见，颜元作为一个教育改革家所独具的先见之明。
三、书院改革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明末清初之际，颜元“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3]，另辟蹊径，力图以自己的“习行经济”之学去改造宋明的书院教育，使之成为讲求六艺实学的场所。他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无用之学，注重学习兵农水火等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之学。其立足现实的开创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堪称前所未有的书院教育改革家。
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蕴含着近代学术思想的萌芽，他所提倡的水利、火学、工学等含有科学因素的学科，在当时社会无疑是富有启蒙意义的先进思想。颜元一反宋明书院重文轻武的偏见，格外重视天文地理、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学科的教育，特别提倡军事教育和体育教育，并且身体力行教导学生。这些具有实学特色的教育思想对明末清初的理学流弊是—种有效的解决之道，且非常合于近代教育思潮，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正如蔡元培先生在《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所说：“我们在源于早期学院而来的王阳明书院（大学）中，在源于古代教育发展而来的清朝的颜元（习斋）书院中，可以发现其显著的影响。尽管这些制度已经过时，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历史对当前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仍有启示。”
及至当代，颜元的书院教育仍有其特殊的现代价值，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可以为我国当前的素质教育改革所借鉴。颜元主持的漳南书院包括了理、工、农、文、法、军事等现代学科，规模已略具现代学校的雏形，他所推行的包含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教育，堪称现代素质教育的先驱。颇元注重天文地理、农学、水利、医学、军事等自然学科的教育，实行分科设教，丰富了唐宋以来的某些实科教育和分科教育的实践，其分科学习的方法也类似于现代教育中的综合性大学。此外，颜元对专门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也蕴含有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促进了实业人才的兴起。目前中国大学所欠缺的以创新为精髓的科学精神恰恰可以在颜元那里找到源头，其对自然学科的重视也为现代科技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可以说，颜元的教育思想实开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先声。
作为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书院以其不同于官学的教学手段，广开自由讨论和勤思好学之风，伴随着理学的演变而发展。然而，理学本身固有的弊病却又扭曲了书院教育的本意，禁锢了书院教育的深入发展。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颜元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力图将当时空疏无用的学风扭转过来，提倡学以致用，主张学习切实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其充满实学特色的书院教育可以说是书院教育史上的一大革命，成为 “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6]，体现出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收稿日期：2004-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