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概要 本文借助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的图书资料，对我校历史系应用考证方法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了经验总结。首先，论述了考证学自古迄今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最终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其次，阐明了考证学的准则是“实事求是”。再次，就七个方面，举例概括了应用考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最后以“古为今用”为结语。全文构成了一个学术体系。
考证，一称考据，又云考订，或言考索，亦作考核，是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始于孔门，盛于宋，大盛于清，更盛于近世，而且被国际汉学家所共同运用。考证的内容，总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新陈代谢，它作为方法，也随着新材料、新科技、新观念的出现，而发展得愈益精密和完善。我国自古迄今的杰出历史家都长于考证。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也需要考证。
一、考证学的发展
清儒钱大昕为其先辈阎若璩作传云：“平生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1）]这说明了考证的基本功能是查明事实，释疑解惑。它包括订误、辨伪等方面。
《吕氏春秋》卷22的《察传》篇记孔门弟子卜子夏订正读史伪误的故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后出的《家语》也载此事。它是考证的萌芽。其方法是发现矛盾，查明事实，解决矛盾。
宋代学术超越汉唐。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言：“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2）]其最突出的成果为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撰的《通鉴考异》。
钱大昕《续通志列传总序》云：“司马光之《通鉴》，别为《考异》一书，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3）]《通鉴考异》采用比较法。由于历史事件虽只能出现一次，而记载却往往有多种，以故我们可以也必须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近真的结论。这是考证史料的科学方法。傅斯年《史料论略》说：“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了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4）]
最早应用石文考史的也是宋人，如欧阳修撰《集古录》，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盖即近世“二重证据法”的滥觞。
明中叶以后，考证之风勃起。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始把考证方法条理化，“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其后顾炎武采用此法，撰《诗本音》，探析古韵，开有清一代研究古音学的先河。
再后，戴震治训诂学，提倡以字书与经籍互证，所谓“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戴氏《尔雅注疏笺补序》云：“《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5）]其徒段玉裁即本此法，撰成《说文解字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言：“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这就是顾戴诸大师所倡导的考证方法。阎若璩、惠栋等以之辨《伪古文尚书》，钱大昕、崔述等以之考史，程瑶田等以之释古代名物，高邮王氏父子以之释经传虚字，清末沈曾植等又以之研究西北地理等。正如王国维为沈氏所撰的70寿序所云：“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之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广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6）]王氏所说的方法，即是考证。考证学遂成为清学的总称。《清代学术概论》又言：“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
但是，考证仅是治学的初级阶段，不是治学的终极。司马光如果只完成了《考异》，便不能通古今之变，资后王之治。朱熹《答吴斗南书》有云：“论为学，考证已是末流”。朱氏的根本之学乃是义理之学。原来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清代考证之学盛极一时，但其弊则为专事考证而弃义理；以复古为目的，与日新月异的人事脱节。于是就在乾嘉之际，即有较有远见的考证学者对此表示异议。
翁方纲《考订论》（上）之一云：“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辩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者，是即畔道之渐所由启也”。[（8）]
汪廷儒《广陵思故编》辑焦循与王引之书云：“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名目，以时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许郑一言必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词。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即失之伪。”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知识界奋起发动变法图强的救亡斗争，对钻研故纸堆的考证学日益不满。《汪康年师友书札》（二）辑梁启超于戊戌维新时与汪氏书，严词斥责：“考证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
也就在列强政治文化的冲击下，知识界把古老的考证学推向前进。受欧洲进化论的刺激，康有为等开始断定经籍所载的唐虞盛世乃是孔子等思想家所假托的，并非事实。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云：“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9）]。
西方新技术的输入，也推动考证学的改进。例如我国虽已绘画了多种地图，但对面积等的计算都不精确。《汪康年师友书札》（二）录高凤谦与汪氏书云：“胡文忠地图为中国最详之本，惟当时测量之学未兴，纯仍旧本，不免错误”。至是，始用新法测算，改订旧图。
最早引进外文资料以考证中国历史的是洪钧。光绪间，洪氏任驻外公使，得利用波斯、阿拉伯、俄、法、英、德、土耳其诸国的资料，撰《元史译文证补》30卷，“证中国所未确”，“补中国所未闻”，李思纯《元史学》谓：“此方法实为中西交通后无论何项学术皆可应用，而洪氏能首开先路，独辟新途”。
民国初年，罗振玉、王国维等对殷墟甲骨等实物资料的研究，成为吸引知识界的新事物。试检《鲁迅日记》所附“书帐”，便可看到他从1915年至1921年期间，对新出的古物图录和考释，几乎是见书即购。
叶恭绰《汉晋木简序》云：“自斯坦因入新疆，为大宗之发掘，于是我国竹木简之见于世者顿增数百事，罗叔言氏首辑印若干为《流沙坠简》，我国学术界惊为破天荒之一事。”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追叙从民国十年春起，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图书馆看了许多书，而“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顾氏说：“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二十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像……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
民国十四年（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讲《古史新证》，对这一时期由于地下实物的出土而促使考证学发展作了总结。王氏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0）]
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代表考证学主流的是王国维。在1922年8月28日《胡适的日记》里，把当时的考证学家章炳麟、叶德辉、罗振玉、王国维4人作了比较，胡氏说：“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兹略举前人对王氏学术的评述，以表明其时考证学发生的蜕变。
1.从以经学为中心转向史学。
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即使如钱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强调以史翼经，以史附经，考史须折衷于《六经》。这是束缚考证学更新的枷锁。但到王国维便不同了。王学的中心已转向史学。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云：“先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的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先师之推证古史，其主要根基系统乃在小学”。“先师之治小学，从金石甲骨以证合《说文》，其目的亦在古史”。“先师之治宋元戏曲，亦主旨重在整理其已往之史料”。“先师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史事”。[（11）]王国维把考证学的中心，从经学转向史学，这是近世学术史上的大突破。
2.从抱残守缺转向吸取新事物。
清儒称考证学为“古学”，其倾向是“好古”，即使注重贯通的高邮王氏，也插架无唐以后书。但王国维已大量吸取新事物。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的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
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12）]
3.从古籍整理转向探讨古代制度变化的轨迹。
清儒考史，局限于整理古籍。王国维也有对《竹书纪年》的考证等，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其考证古史的最可贵的成果，乃是对殷周制度变革的探讨。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云：1917年7月，“撰《殷周制度论》成。按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叶，实为近世经史之学第一篇大文字。盖先生据甲骨及吉金文字，兼以《诗》、《书》、《礼》参之，以证殷之祀典及传统之制，均与有周大异。而嫡庶之别，即起于周之初叶，周以前无有也。复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具体之解说，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殆视为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之归纳的结论可也。”[（13）]从琐碎的史籍考证发展到探讨制度的演变，这是王国维把考史之学推进到新境界的主要标志。
1927年，王国维沉渊而死。嗣后，陈寅恪、陈垣等继续为史学考证作进一步的建设。
之前，从司马光到钱大昕都善于对史料进行比较对勘，考证异同，如近人俞嘉锡《黄顾遗书序》所言：“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14）]但是，区别历史记载正确与错误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学术界从经验得知，必须是时间、地点和人事的综合。钟琦《皇朝琐屑录》卷16留给我们一个典型的事例：
雍正十年，以绥远将军马尔赛纵寇伏法。赵翼《皇朝武功纪》谓策凌急檄马尔赛出归化城邀击准噶尔，闭关不出，故上命杀于军前。魏源《圣武纪》谓此战在漠北不在漠南，何由绕二千里之归化城乎？按《朔方备乘》，是时马尔赛在拜达里克城，不在归化城也。
这里把三种记载作比较，判定赵翼误记。其方法是把时间、地点与人事作综合的考核。基于积累的经验，陈寅恪发明了考证史事的公式。据其门弟子所记：“先生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和‘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陈氏把“时”和“地’的交叉点，比喻解析几何之Gartesian Point。[（15）]
为建设史料考证的各种辅助科学，陈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乐素《〈陈垣史学论著选〉序》说：1925年以后的几年里，陈垣“着重于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的研究”，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名作，都撰成于此时。其后，在抗日战争中，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其中有《校勘篇》、《考证篇》、《辨误篇》等，也都是总结史学考证经验的续作。
在本世纪的最初30年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老一代人，为我国史学考证的科学方法完成了建基的工作。
然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这一步。“史学所以经世。”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迫切要求史学界把精密的考证成果升华到理论高度，从而帮助政治家们揭示现代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之路。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反映当时的史学动态说：“以前所谓史学只达到事实的表面，现在应该探求它的核心了”。这是得到唯物史观启蒙的结果。
唯物史观给中国知识界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理论：（1）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3）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们开始用这些原理观察和解释王国维等的考证成果，通过现象看本质，把历史学推上了高峰。其主要代表是郭沫若。1930年，透氏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是把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的先驱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我国东北的炮声，激起我国的知识界奋起救亡。1934年，陈寅恪发表《李德裕归葬传说辨证》一文，据洛阳出土碑版，考实李德裕之所以得从贬所归葬，是因唐宣宗追叙其积粟以备西北边患之功。由此兴叹：“此点关系唐末五代及宋辽金元之世局颇巨”，启发读者关切民族盛衰，反对“粉饰敷衍苟安一时之下策”，含意深长。[（16）]与此同时，曾受乾嘉考证学严格锻炼的吴承仕、范文澜等一批志士仁人，率先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鼓舞爱国群众抗日救亡的斗志。
考证学为爱国主义服务，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为未来的中国新史学行奠基礼。
二、考证学的准则——“言必有据”
考证重在证据。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强调说：“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之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判狱，责任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他要求“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于本题的相干性”。[（17）]只有证据确凿，才能作出绪论。
从事考证的老前辈都提倡慎于下笔，严于取证。如汤用彤撰《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这样。《胡适的日记》：1937年1月17日，“读汤锡予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1月18日，“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刘文典撰《庄子补正》也是这样。“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陈寅恪为作序，叹为“天下之至慎”。陈垣《〈俞嘉锡论学杂著〉序》言，俞氏“下笔不苟”。“他引用史料一定要穷源究委，找到可靠的根据，才写在论文里”。
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里举几个名家失误的事例，以供借鉴。
一是顾炎武以意揣度之误。钱大昕《跋〈金石文字记〉》云：“昆山顾氏论《开成石经》缺笔之例，自高宗至明皇，以祧庙而不讳，信矣。至文宗讳涵而不缺笔，则引古者卒哭乃讳，以证生不当讳。此考之未审，而强为之词也。秦汉以后，御名未有不避者……文宗本名涵，及即位，改名昂。既有改名，则旧名固在不讳之条。《九经》无昂字，设有之，亦必缺笔也。亭林偶未检《唐史本纪》，以意揣度，遂有此失。”[（18）]
二是孙诒让粗心举证之误。陈垣《关于〈四十二章经〉考》一文有云：“考证史事，不能不缜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孙仲容为清末大师，其所著《〈牟子理惑论〉书后》据《牟子》以证《老子河上注》为伪，谓《牟子》多引《老子》，而篇末云所理三十七条，兼法《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今所传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而《汉艺文志》载《老子》有《傅氏说经》三十七篇。彼此互证，知汉人所见《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尔，足明其为伪本云云。夫《河上注》之真伪，另一问题。然因《河上注》分八十一章，遂谓与牟子所见《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不合，遽指为伪；不知《河上注道经》何尝非三十七篇，所谓八十一篇者，与《德经》四十四篇合计耳。”[（19）]
三是王国维凭孤证判是非之误。王氏曾指责戴震不敬其师江永，不尊之为“先生”，而称为“老儒江慎修”。胡适于《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中指出，此说不能成立。胡氏查阅了全部《戴氏遗书》，其中称江永为“江先生”或“江慎修先生”的凡32次，而称“老儒江慎修”的仅见于《声韵考》与《〈六书音韵表〉序》。这两文追叙郑庠、顾炎武与江永发展古音研究的历史功绩，有郑庠分六部，近昆山顾炎武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有三部”云云。联系上文看，戴氏并无对江氏不敬之意。[（20）]
上举三例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导致失误的原因则一，即立论无据，违背了考证学的准则。
另有两例更须引以为戒。
一是凭记忆恍忽命笔，竟致大谬。
章学诚《丙辰札记》云：“李百药撰《高齐书》矣，其子延寿撰《南北史》，叙述高齐，岂能徒藉父书，无变例欤。”这里，章氏把李百药、李延寿误为父子。俞嘉锡《书〈章实斋遗书〉后》云：“按：李百药定州定平人，子名安期。延寿，相州人，父名大师（均见《唐书》一百二，列传第二十七）。二人如风马牛之不相及，盖因百药《北齐书》系用其父德林《齐史》重修而成（见《史通》《正史》篇）。章氏恍忽记其父子修史，而忘却德林，遂使百药谓他人父矣。”[（21）]
二是削足适履，引文失实。
《清代学术概论》，为梁启超得意之作，但其中有些引文失实。柳诒征《顾氏学述》云：
《清代学术概论》：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固炎武所自创也。盖顾氏《音论》中卷《古诗无叶音》一篇中，尝引陈第《〈毛诗古音考〉序》及《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序》，其下方为顾氏自为之论。顾氏明言之曰：“已上皆季立之论。”梁氏读其所引陈氏之说，不知何以不顾前后，第节取中间数语，误为顾氏之说。[（22）]
谢国桢氏早年所著《顾宁人学谱》也有此失。按顾炎武《音论》中卷照录了明陈第字季立《〈毛诗古音考〉序》全文，其中有云：
晚年独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读之，惧子侄之学诗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
谢氏于叙述顾炎武传略时，引此一段，上加“宁人云”三字。宁人，顾炎武字。于是陈第所言便被改为顾氏语矣。其实，顾炎武晚年往来华北，终老华阴，何尝有“独居海上”之事？谢氏不察，竟致此失。[（23）]
要正确对待前贤考证的失误。钱大昕《答王西庄书》：“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伪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24）]
要严肃对待自己从事考证的得失。陈寅恪《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有云：“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25）]
诸如上述，集中到一点，考证工作者必须遵守“言必有据”的准则。这就是实事求是。
三、考证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服务
研究中国古代史，需要考证，研究中国近代史，由于资料丰富，情况复杂，更需要考证。十几年来，我与研究生讨论近代史，做了一点考证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意见，请同行指教。
（一）必先建设目录学
目录是治学的门径。考证近代史，也必先建设资料目录。
还在本世纪的40年代，郭廷以发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引用书目”（包括中英文）600余种。自50年代起，中国史学会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共11种，分别附录有关“书目解题”，其中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单行出版。对此，学者称便。
我与诸生讨论太平天国文献，从目录入手。拙作《太平天国经籍志》，就是讲课的产物。
对旧的近代史料目录，需要增补。以“日记”一类来说，不能停留在曾国藩、翁同和、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的“五大日记”阶段，而要包罗近期问世的郭嵩焘、曾纪泽、王文韶、赵烈文、张謇等多家牵涉朝章国故的日记。有些尚待出版的重要日记，也该列目。如《郑孝胥日记》（稿本）68册，起光绪八年，迄民国二十六年。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有的要籍虽已出版多年，但以后出现的有关版本等资料却为旧的“解题”所漏记，也须补辑。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于民国十九年石印之前已于《中国学报》发表，见鲁迅《壬子日记》。而蔡元培《刊印〈越缦堂日记〉缘起》等皆未言此事。按，《鲁迅日记》云：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鲁迅时任教育部佥事。
对旧的“书目”的错误，应予订正。如高枬《庚子日记》，因作者官至都察院给事中，故又题《高给谏日记》，而《义和团》（资料丛刊）所附“书目”误以“给谏”为人名，为吴湘相氏所讥。见吴著《近代史料举隅》所辑《史料与史学》一文。
（二）继续发展辨伪学
1.辨伪书
清儒揭露了不少伪造的思想古籍，有些尚有利用价值。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言：“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26）]。但近代史料中的伪书却只能起淆乱视听的坏作用，必须加以揭露和清除。
辨伪的方法，是将伪书的内容与真实记载相对勘，发现破绽，抓住铁证。罗尔纲从胡适那里学到此法，用以识破《江南春梦庵笔记》是太平天国史料中的一部大伪书。其经验尤为突出。
按，此书出笼于光绪年间，伪托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的亲信沈懋良所作，作者自称其资料皆得自蒙得恩。所记太平天国的官制等都古怪离奇，欺骗了不少读者，包括朱希祖、谢兴尧等著名学者。但它留下了作伪的马脚，终于被罗氏所揭露。特别是蒙得恩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死去，有洪秀全的文书为证，而此书却记甲子十四年蒙得恩在天王宫值宿，岂非见鬼！至于对蒙得恩的年龄、家庭等情形，沈懋良也是下笔即谬。由此判明，作者并非真是蒙得恩身边的人，所写的资料也决非得自蒙得恩而是捏造的。
在罗先生的启发下，我于80年代揭露了太平天国史料中的又一部伪书《磷血丛钞》。
2.辨伪物
伪造的近代文物不少，我们必须细心鉴别，以免上当。1956年春，我在扬州见一“汉砚拓本”，砚侧有太平天国大将赖文光题字，即作为“新史料”发表于《光明日报·史学》。感谢荣孟源前辈，立即撰文诃正。荣氏用“内证”法指出“题字”种种破绽，肯定是赝鼎。其一，“题字”与太平天国制度不符，如赖文光自署“平天贵”，太平天国从无此爵。其二，“题字”与太平天国史实不合，如杨秀清早于丙辰六年死于内讧、赖文光怎能于己末九年还向东王献汉砚呢？
我终身铭记荣氏的教诲，并经常与诸生讨论，引以为戒。
（三）辨误
1.辨笔记资料之误
陈垣《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有云“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27）]。近代的笔记资料尤多，必须核其史源，辨其错误。
如清末宣统年间在上海发行的《刍言报》，陆续发表了该报创办人汪康年谈掌故的短文，其后汇辑为《汪穰卿笔记》。其中有一则赞胡林翼云：
胡文忠病，尝饮王远仲药而愈。已而治兵黄州时，军事方急，前病复发，或劝迎王，文忠曰：“安可因己求生，置人危地。”
这里，汪康年弄错了为胡林翼治病的人名和胡氏病危的地点。按，为胡林翼治病的是湖北道员张曜孙字仲远，不是王远仲。此次胡氏病危的地点是安徽太湖县，不是湖北黄州城。兹以《胡文忠遗集》（86卷本）与之核对的结果如下：
胡林翼于咸丰十年春间在黄州发病，由张曜孙为之诊治而暂愈，是年三月二十八日，胡氏《复荆州府唐荫云》：“弟请假一月，仍在营调养，现服张仲远方，颇有成效。”旋移驻太湖。冬春之际，病又大发，官文拟遣张曜孙从武昌前往诊治，胡氏于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复官中堂》云：“林翼大病五月……前闻仲远之病而不敢请。继因太湖虽守备皆完，而以烽烟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情。今则病势危笃，一日不如一日，来亦无及矣。”汪康年的这则笔记，就是从以上故事附会而来的。
又按，张曜孙仍即日赶到太湖为胡氏治病。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十日，胡林翼《复官使相》：“仲远初九日到营，其言病状甚悉，仲远必已另函致省中矣。”十三日《致官揆帅》：“仲远之药已服三帖，亦尚相安。”由此可见，汪康年的短文不仅疏误，而且有断章取义之嫌。
2.辨社会传说之误
近代的社会传说甚多，必须核实，订正讹误。如义和团运动时，清廷顽固派杀不附己之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一时社会传诵袁昶所撰与许景澄合奏忤慈禧太后之三摺稿。著名学者俞樾据以写入许景澄墓志铭。但经民国初年清史馆同人查档，发现此三摺并未入奏。章梫《一山文存》卷三，《袁昶传后》云：
三忠授命后，海内传袁忠节三摺稿甚著，俞曲园先生撰《许文肃墓志》亦采之，谓许与袁合奏者。予在史馆复纂《许文肃传》，即据以辑录。迨复纂《袁忠节传》，初辑者备录三摺，顾亚遽前辈瑗复纂其后二摺，签云：“实未入奏”。予又遍查军机、内阁、奏事处各档，五月以后，七月初三日以前，实无袁忠节摺件。许文肃有二摺，亦均言他事，则袁之第一摺亦未入奏者，因并删之，兼删《许文肃传》与袁合疏之事。
由此可见，对近代的社会传说，不可轻信。
（四）利用人证
考证古代史，只能利用纸上和实物的资料。考证近代史，又可从当事人获得确据。兹举两例：
1.王国维逝世后，清华研究院师生误以为王氏于清末曾在学部所属图书馆任编辑，经推荐王氏至学部供职之罗振玉驳正，谓王氏所在单位不是图书馆而是学部图书局。
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图籍艺风充馆长”之句，罗振玉见而致书陈氏云：“此篇中间叙图书局，似误混为图书馆。图书局直隶学部，主编译教科书及审定等事，其局长以丞参兼之。至图书馆，庚辛间始开创，馆长为艺风。忠悫未尝任馆事也。”[（28）]艺风，缪荃孙。忠悫，清逊帝溥仪予王国维谥。
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推论太平天国革故鼎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被五四当事人胡适提出反证。
《胡适的日记》：1937年2月21日，“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一三二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也载此事。其中引胡适语有云：“你又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
上举两例充分说明，人证对考证近代史料的重要性。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在对《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的编辑过程中，曾及时发挥了人证与书证、物证互证的作用。
（五）重视调查访问的资料
近世较有政治头脑的文人留下了一些调查访问的史料，弥足珍贵，值得重视。兹举两例：
1.张佩纶《涧于日记》：
（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与蔡辅臣告士、容舫侄出都，辅臣同载至八里桥，顾辅臣曰：“此可守也，僧邸何以致败？”舆者曰：“君不见某公墓树乎？僧邸将战，先期命农家皆割新禾，守冢户皆刊林木，于是千里之内一无障蔽，意欲便骑兵驰逐，反为英人所乘，遂致败绩。”今他冢均植新树，惟某公墓树皆截顶，望之惨然！
此是实地从群众中得来的真实史料，它具体地反映了1860年僧格林沁骑兵部队于八里桥抗击英国侵略军之所以失败，乃是由于指挥官对世界近代战争的无知。
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七日）未刻，至仪征……申到纱帽州，大雨如注，街市为皖南镇刘松山兵占满，无可落足……闻刘军索饷，住此不肯前，渡江甫一营，尚有五营在江南螺丝沟、东易一带，在在皆满，行旅为之断绝。
（初八日）同趁船彭姓副将道刘镇松山之谬。初发皖南，绐士卒至芜湖领饷，至芜湖后云须至金陵，至金陵领得五万，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独兵勇无有，复云须过江发饷，且云江口不过三十里，士卒行至螺丝沟不啻百余里，己拥大舟粮运中流而进，士卒终日不得食，故怒甚而哗，连日来往南北岸调停解说，则已晚矣。又其平时各勇告假，以须偿欠，皆坚勒不许，至勇丁耐苦不得自去，则此款领到后全归乾没。旧制勇丁须五百人一营，今则三百人已为满数，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
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已非一日云云。予昨见中堂原奏，皖南之勇如愿北行，则全军赴徐，否则只令统将前往。以自霆军哗变，不敢强多勇北行。其札刘镇亦如此。乃婉转诳诱，不知所居何心！又在扬见随身之勇，行役甚劳，而统将提督张诗日绿轿红伞，无复从军之概。自古吏治患在中饱，今军中亦然，危哉危哉！
按，刘松山被官书公牍粉饰为湘军最朴诚的大将，所部老湘军是未腐败的劲旅，但与其实际有天壤之别。赵烈文的目击记，正暴露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真相。
（六）理清历法
阅读和排比近代中国史料，往往涉及几种历法的交错。清朝沿用的农历与民国改用阳历的交错；清朝“时宪书”的干支与太平天国“天历”干支的交错；西历的星期与天历星期的交错，等等。稍不审慎，即致谬误。
近世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死后，其长子虚白为作《年谱》。《曾虚白自传》：“这份《年谱》虽然供给了研究父亲生活的作家很多资料，但因我只凭父亲所遗《日记》等零星手稿与平日闲谈可能的记忆，在短时期内仓卒写成，经热心读者指摘错误者已有多处。特别不可恕者，当时为求民前民后纪年统一起见，概用公历纪年，而计算疏忽，竟先后差了一年。”
我初读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据手稿印行的《鲁迅日记》时，因见从民国元年起九年间，纪年都用干支，遂误以为仍按农历计算。但随后读到他的《乙卯日记》：2月14日，“晴，旧历乙卯元旦，星期休息。”于是始知其月日都已改阳历。
近年我与诸生排比近代史料，充分利用了郭廷以、荣孟源等前辈对历法的考证成果。吴子善中补前修之未密，撰成了《太平天国历法研究》一书。
（七）熟悉制度与地理
钱穆老前辈经常叮咛门弟子，研究历史必须有两只脚：一是制度，一是地理。兹举一失误的事例，说明这二者是考证近代史料必下的工夫。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载光绪十八年（壬辰）会试报罢后闻闱中事云：
（四月十二日）子培来，为述子封语，为之增感。盖常熟师于江苏卷上堂时，无时不谕同考细心校阅……旋四川施某荐刘可毅卷……力谓此系张季直卷……尝问爽秋，以文气跳荡辨其非。填榜之先，子封请观其卷，以孟艺及诗秦字韵，力决及非。常熟叹为无可如何。拆封时又于红号知为常州卷也。卒乃见此卷果刘可毅。于是常熟、寿阳及子封亟查予卷在第三房冯金鉴所……早已以“词意宽平”而斥落矣。
按，张謇称会试正副总裁人名都用籍贯地名代。常熟，众所周知指翁同和，此次会试的正总裁。寿阳，指祁世长，山西寿阳人，此次会试副总裁之一，其事迹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影印的《寿阳祁氏遗稿》中的《祁太府君行述》。查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清代朱卷集成》第73册，光绪壬辰会元刘可毅卷，翁同和评“奇才奇才”。祁世长评“通才也，国器也”。他们是共同把它揣作张謇所撰而定为会元卷的，不意误中了刘可毅。于是翁、祁与同考官沈曾桐一起追查张卷下落，始知已被第三房同考官冯金鉴所斥落。爽秋，袁昶。子封，沈曾桐，曾植（子培）之弟。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翁同和传》第391页用白话译述了这段张謇的《日记》，有“事后，翁同和、孙家鼐、沈曾桐等四处寻找张卷，结果发现在第三房冯金鉴（心兰）那儿”云云。这里，作者把“寿阳”误混为“寿州，遂把孙家鼐顶替了祁世长。查安徽寿州人孙家鼐不在此次会试考官之列，怎能擅自入闱，参加追查张謇试卷的下落呢？此事告诉我们，对制度与地理的考证，不能不密。
我对这两方面的工夫也很浅薄，但门人中已有注意及此的，如华强撰《太平天国地理志》、周新国撰《太平天国刑法研究》，等等。
四、结束语——古为今用
在陈垣老前辈逝世时，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写了一副士林传诵的挽联：“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仇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考证中国近代史，离今不远，关系密切，尤其要重视古为今用。
在近代中国，最大的是非，是爱国还是卖国？这是史学考证必先分辨的头等大事。例如围绕英国侵占我国香港，史学领域曾激起一些旋涡。其一为对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评价问题。按，在中英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部有反抗和投降的两种人。林则徐千古流芳，琦善万年遗臭，这是在清季即已有定评的。然而世界上却有极少数史家想对此翻案。他们罗列当时英强我弱的史料，论证中国必败，说什么林则徐侥幸在临战罢官，否则必将在英国炮舰面前损兵折将，身败名裂。由此推断琦善的对英投降，割地赔款，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外交政策。但是，对照考证学的准则，这种想当然是不能成为结论的。因为林则徐统兵抗英，是胜是败，未见事实。怎能凭揣度作为对琦善卖国政策喝彩的根据呢？清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直隶总督曾国藩与幕僚闲话：尽管林则徐也有缺点，琦善也有优点，“然至今有讥林公为非者，天下必从而唾骂矣”[（30）]。由此可见，对林、琦二人的功罪，广大人民已有公论。谁想要把它颠倒过来，必遭天下的唾骂，他们企图以推论取代考证，是不科学的。
注释：
（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8。
（2）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最早发表于清华研究院编《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赵万里辑《王静安先生遗著》。
（3）《潜研堂文集》卷18。
（4）《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版。
（5）《戴东原集》卷1。
（6）《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观堂余墨》（下）。
（7）《朱文公文集》卷59。吴仁杰，字斗南，著《两汉刊误补遗》等考史之作。
（8）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7。
（9）《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版，本文所引顾氏的几篇《古史辨》序，都据此册，以下不再注明。
（10）《古史新证》，最早发表于1927年10月出版的《国学月刊》第8、9、10期合刊。1935年，北平来薰阁据手稿影印单行本。此据台湾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王观堂先生全集》第6册。
（11）（13）《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
（12）（16）（25）（26）陈寅恪《金明馆丛编》二编。
（14）（21）《俞嘉锡论学杂著》下册。
（1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17）《胡适选集》（考据），台北《文星丛刊》106号。
（18）《潜研堂文集》卷30。
（19）（27）《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0）按清儒尊先师为君，如许慎为许君、郑玄为郑君。戴震晚岁《与段若膺论韵书》尊江永为江君。可见其于江氏，绝无背师之意。
（22）《柳诒征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3）《顾宁人学谱》第13页，载台湾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荟要》。按，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之校勘学》云：“顾炎武《音论》自言据《诗经》通古音之方法，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亦未言顾氏本之陈第。似受梁、谢诸氏影响，未检《音论》原书。
（24）《潜研堂文集》卷35。
（28）罗振玉的这封信附见于《国学论丛》第10卷第3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后。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也误学部图书局为图书馆。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已订正。但近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史》下册第1241页，叙王氏简历仍有“一九○九年充图书馆编译”云云。
（29）见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30）曾国藩《手写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酉正至幕府一谈”。未叙所谈内容。此据《桐城吴先生日记》卷5“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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