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讲话》中的“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话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曾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放到突出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迄今仍有不同解读与评价。我感到，要从《讲话》本义上正确理解这个关系，不妨先就其所说的“政治”作些必要的考察。
一、“政治”的实质、功能与两种形态
《讲话》对“政治”是作了明确界定的，但分为一般与特殊两个层次；同时在论述中实际上也表明了它们的实质、功能与两种表现形态。
（一）作为一般的“政治”
《讲话》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1]。又说，“只有经过政治， 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1]。据此可知，在《讲话》中：（1）不论何种政治，在阶级社会都是“阶级和群众的需要”即利益的反映，都是阶级与阶级的矛盾斗争，不是缺乏“阶级”、“群众”整体性意义的、主要属于个体独特性表现的“个人行为”，如同等条件下有人手不释卷、嗜书如命，有人更爱垂钓、散步之类。这是阶级社会中政治的实质与核心。（2）政治是“阶级”和“群众”“需要”的“集中”反映， 满足这种“需要”的必由之途，亦即“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要求才能得到最充分、鲜明的表现与最有效的实现。这是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基本的功能与特征。（3）政治实际表现为两种形态：作为“集中”表现的整合态； 作为分别存在于被“集中”对象中的零散态，即阶级矛盾在各社会关系中的渗透、融合式存在，如大豆中的油脂、海水中的盐分。因此，《讲话》中的政治，不仅指通常所指的政治革命、国家机器和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要求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及其在国内外关系中的路线、方针、政策、活动等边界清晰的领域，同时亦指除此之外隐含于各社会关系（领域）并必对其起着制约、调控作用的那种基于阶级利害关系的因素与力量。这也是为“集中”与被“集中”的关系规定好了的。“集中”与被“集中”者之间，自不能画等号，但亦犹豆油之与大豆、海盐之与海水，具有同一性；不然，所谓“集中”，便成无源之水，或根本无须“集中”。
但因此亦可说，《讲话》所讲的政治，实有广狭两义，即自成一统、直接、显在、实体性存在的狭义政治和寓于其他社会关系（领域）、间接、潜在、非实体性存在的广义政治。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提升、整合、“集中”表现，不仅显得鲜明、尖锐，且具全局性、整体性；亦即狭义政治不仅是一定“阶级和群众”维护、实现其切身利益的必经中介，而且是连通其物质与精神等全部“需要”之神经末梢的神经中枢，在感受、满足其“需要”的活动中（一定意义上也是）最敏锐、最活跃并作出最有力的反应（反映）的最高机制与最高形式。后者广泛内含于“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方方面面，具有原发性、普泛一特殊性（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显现为千差万别各个不同方式），是前者发生、存在、变化的基础，但也只有通过前者，才能最终、最充分地得到实现。因而无论前者、后者，均相互制约，不可缺一，但后者又统制于前者，并不对等，而实质都在于对谁有利，即一定政治都是一定“阶级和群众”的利害关系。
承认政治互有联系的广狭两义，是否将政治“泛化”了呢？未必。定要说“泛化”，那也是由于“泛化”的客观存在。语言、文字，似只是人们的交际工具，与政治无涉，但日寇侵华时期，在其占领区内一边进行血腥杀戮与疯狂掠夺，一边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学校中强制学习日语。然连我们的小学生也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面对凶恶的鬼子“教员”机智勇敢地与之展开斗争[2]。如今人们也都知道，几乎每一国家、民族，都在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其语言、文字的“纯洁性”。有媒体披露，美国中情局曾颁布一个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它不仅要求其下属特工想方设法搞乱、搞跨中国的政治、经济，而且还要求他们采用包括影视、书刊等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鼓励”他们“性的滥交”，“不以肤浅、虚荣为耻”，甚至“要利用”“举手投足、一言一笑”等所有“资源”去“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并认为，“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3]。什么是他们的“成功”呢？ 西化、分化，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他们的世界霸权！这不是十分清楚了吗。作为思想、理论的政治的“泛化”正由于事实上存在着无孔不入的“泛化”！这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指出：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在当今，则不仅一国，在全球范围内亦可作如是观）。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定要在狭义政治以外领域实施其统治关系，才能保障、强化自己的阶级统治；否则便意味着这种统治不全面、不完善，犹待进一步发展与巩固，或仅表明此种统治已基础不稳，出现裂缝，甚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这在中外历史上几为常规。上述《十条诫令》即堪称一例。旨在“治国平天下”、从君臣父子到鸟兽草木无不论及的孔孟儒学，也是一例。但也不是单向的。与作用、反作用同，有统治阶级的统治关系，必同时产生它的对立物，被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反抗斗争即其政治的普遍存在。当然，这时的社会虽分化为阶级的对立，却仍是统一的。对立与统一互为条件；对立的阶级各以实现自己“需要”的那种方式映现包括与对立阶级在内的全部社会关系于自身，就像沼泽之于水草，直至阶级消亡时止不能游离于其之外——此即最准确意义上的统一或联系、同一性、共同性。然因此，社会关系也就表现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社会关系一般实际实现（寓）于一定阶级“需要”这种特殊。人也仍是一切现实关系的总和，具有“类”共性，但已是基于一定阶级“需要”的特殊总和，“类”共性实际实现（寓）于阶级性，社会人表现为阶级人，为一定阶级利益所支配的一定时代、国家、民族、个性的个体人。正是这样，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各阶级人们的种种“需要”，莫不受其所属阶级的利益的制约，烙有阶级的印痕。纵是皆为人所需的饮食男女、风花雪月等等，由于阶级“需要”的规定，亦必以各自的方式来实现与满足，显出其质的差异与对立，并必与作为其“需要”之“集中”表现的政治相一致。这就是鲁迅曾指出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以及同样面对风月既有“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又有“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深刻根据，也是孔子所以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以“事君”、《十条诫令》所以称“成功的一半”的主要原因。广义政治的存在，是必然的、难以否认的。
也是由于广狭两义政治存在的实际，《讲话》不仅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指出当时文艺界“更成为问题的”“还是在政治方面”，即不能从与政治的联系中去看问题，而且将“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等视为“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的“各种糊涂观念”，并对此分别作了论述，揭示了它们与历史实际相悖的主观性、抽象性和在实践中“脱离”、“反对人民大众”这个政治性本质。例如“人类之爱”。《讲话》简洁明快地阐明了它在心物关系上头足倒置等一系列谬误之后，就一针见血地写道：“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并这样诘问：“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的吗？”显然，《讲话》的这种论述，是实事求是、极有说服力的。它不但指出了被作为创作“出发点”的“人类之爱”在思想理论、思维方法上对是非真伪、善恶美丑、具体抽象等关系的模糊与扭曲，而且切实无疑地揭示了它在政治上对敌我关系的混淆、掩盖或其虚假性。而所以如此，则不仅由于实践中的经验事实，而且由于《讲话》彻底贯彻了政治是“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集中”表现这个基本原理，在政治的广狭两义的联系中来进行具体考察的结果。因此，它并未将“人类之爱”之类与政治等同起来，仍作为“糊涂观念”即一种缺乏“政治常识”、与事实相悖的思想理论来加以评述，但又深刻、尖锐地暴露了这种“观念”的政治性内涵与后果。同时也再次表明《讲话》中所确认的政治，不论狭义、广义，实质都在“从客观实践出发”对谁有利，亦即所指皆为社会实践中阶级利害的关系。
（二）作为特殊的“革命的政治”
《讲话》在对一般“政治”作了界定之后，又说，“革命的政治家们”“是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是将“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他们不是那种“闭门造车，自作聪明”、“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并指出“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无须赘述，这里讲的“革命的政治家”与其“任务”，实际就是跟“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其政治等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与无产阶级政治。这个政治，仍是“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集中”表现，仍有“集中”与被“集中”的关系，因而同样含有广狭两义（作为被“集中”、“提炼”对象的“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意见”本身就是“千千万万”群众在生活实践中发生的种种“需要”的表达）。但更有它的特殊性，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千千万万”群众的“需要”共生共存、相辅相成。因此又有如下特点：（1）“革命的政治”须是实践中“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意见”的“集中”、“提炼”，又须回到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看它是否适应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所“接受”。亦即在这里，“千千万万”群众是真正的利益主体、思维主体。因而，（2）这种政治必与历史的要求相一致。“千千万万”群众从来是社会实践的现实主体，是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与其运动变化的最新鲜、最切实的感受者与表达者，他们的情绪、愿望、“意见”，正是社会实践中生息不已、变动不居的种种矛盾的生动体现，尤其在为“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集中”、“提炼”之后。（3）同时也就能达到现实性与理想性的高度统一。社会实践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发展；恰似日落预示着日出、黑暗孕育着光明，既成社会存在与其必含的自身否定面即超越既有关系的可能性、理想性，便是根本矛盾之一。作为社会实践现实主体的“千千万万”群众的“意见”，就是根源于社会实践自身的矛盾、统一着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要求的具体反映。当他们的“意见”得到“科学”的“集中”、“提炼”，上升为更高一级的理性具体后，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现实与理想的有机统一，充分满足“千千万万”群众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个人与集体的“需要”。由于与最广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对立，“腐朽了”的任何剥削阶级的政治则必与之相反。他们总是将“千千万万”群众当作“群氓”、牛马，欺压与役使的对象，总是将代表他们一己私利的政治图式当作人类历史行程的终点，因而结果必是颠倒黑白、倒行逆施，既无作为现实关系合逻辑发展的理想可言，亦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路！上述种种，自非两种对立政治不同之全部，但不论怎样，“革命的政治”作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集中”表现，应是显而易见的。
正缘于政治的这种本性，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从来没有高过政治或与之相平行。巴尔扎克的“君主立宪”政体，诚然大大超越了他加入的那个正统派保王党的政治，托尔斯泰主义也同样高出于沙皇专制统治，30年代的鲁迅，不说别的，仅较之“所知甚少”、只会“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文章的当时“指导者”们的政治[4]，其高明亦不啻天壤。但纵在他们自己，也不是以他们所从事的创作本身视为最高标准，相反，他们仍诉诸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作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一种适宜手段与组成部分。巴尔扎克就说过：“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当代发生的种种事故都强调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这两条大道上去”[5]。托尔斯泰、鲁迅等等，就他们的政治与文艺的关系言之，亦皆如此。文艺可高于某种现实政治，但又必隶属于一定政治。也是这样，即由于作为寓有政治一般之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的本性，“革命文艺”非但必“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而且可使文艺的现实性和理想性、“政治性和真实性”“完全一致”；虽如《讲话》已表明了的，这个“从属”并非其所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全部（详另文）。
政治，总是包括文艺在内的“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集中”表现。
二、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
有一种说法认为《讲话》对于政治、政治与文艺关系的论述，受了列宁的影响。言外之意是：那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应当“回到马克思”。因此，还需进一步弄清：关于政治在包括文艺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怎样看待的；列宁、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矛盾等等。
无疑，毛泽东的论述与列宁的有关思想，关系较为直接。一个显例就是，毛泽东的《讲话》不仅重申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明确指出的党的文学事业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 由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6] 这个论断，而且实际上将它贯彻、体现于自己的所有论述中。
但列宁作这样的论断，决非仅出于个人之见。他在1921年1月写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曾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7]。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既然“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那么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还有什么不如此呢？作为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又怎能有脱离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机器、不成为其“齿轮和螺丝钉”的别种关系呢？显然，那是不合逻辑的。
自然还须追问：列宁为什么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
现在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8—1859）中，马克思曾对他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表述”，其中谈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如“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8]32。但这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式”对于它的“现实基础”，不仅仅是消极的适应，更是积极能动、强有力的保护，如同蛋壳之于蛋体。亦即它们一旦形成，特别是其中直接以政治形式出现的国家政权组织，便反过来成为保护既有关系的强制性力量，因而也如不破壳即不能有幼仔的出生，不去掉这种强制性力量的束缚，断难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一般而言，人也决不会轻易放弃已经获得的合乎其需要的东西。正由于政治的这种本性与作用、现实革命斗争的惨痛教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断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9]675，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表明了“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与“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早已有过“叙述”与“分析”之后，又这样写道：“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0]547
这就可以看出：（1 ）“现代社会”中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与经济的关系，连资产阶级学者也都“发现”与承认了的，而这种承认事实上就有了一种把阶级斗争视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因而也是以之为“基础”的一切社会关系集中表现的意味。何以会出现阶级与阶级斗争？直接的原因就在决定于一定经济关系的经济利益的分野与对立，就在为了保持或改变决定于一定经济关系和与之联系着的经济利益关系及全部社会关系。（2）马克思的“贡献”则在揭示了阶级、 阶级斗争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那就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9]115。（3）由此， 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了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前景，亦即无产阶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创造、发展出新质新水平、足以克服原有矛盾、建立新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为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社会铺平道路。
应该肯定，仅以上所引，亦已明显包含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思想了。何况人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曾有一个著名论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9]281；人们也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一个著名论断：“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9]283 这就充分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凡是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实际都是“政治斗争”的种种表现，并必上升到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掌握国家权力即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整个上层”中展开的斗争。而无论在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意义上（实际也就是《讲话》中互有联系的广、狭两义）的“政治斗争”，无不是“经济”或“阶级和群众的需要”在不同层次上的表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通过这种广狭两义的政治斗争，才能真实地而不是虚幻地、全面稳固地而不是局部暂时地实现自己的“需要”，即才能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也正是这样，对于无产阶级政治与无产阶级文艺关系的论述，列宁、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亦完全一致。综观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文艺的论述，人们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文艺和由物质生产所引起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或“内在联系”，即前者不同于后者，又必随后者而发生相应运动变化，并能动地反作用于后者。同时还显然可以看到如下一个基本原则：文艺应历史地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私有制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场空前深刻革命的有机组成。上引“摧毁构成社会的整个上层”的论断中，其实就已规定了这种关系。而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物质的批判不能代替精神的批判，精神的批判须以精神的方式去进行，亦即从实践实际出发，根据诸精神领域的固有规定去加以甄别、扬弃、变革、出新，从而取代作为“官方社会”“整个上层”“构成”的诸精神领域，这岂不也在表明无产阶级文艺须以文艺的方式协同无产阶级“摧毁”旧世界的“整个上层”的关系吗？无产阶级文艺最高、最根本的历史使命，即在它是无产阶级实现其伟大理想斗争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此人们又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热情赞赏反映“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处境的文艺[11]222，而且强烈要求文艺以其固有的方式“正确表达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11]226，“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1]230，使工人阶级“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10]683，在文艺中占有自己的地位；不但悉心关注来自工人群众或同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诗人、作家，而且要求文学艺术家“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1]222，甚至热切期望有新的但丁来“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11]231。也是这样，他们又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歪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把工人阶级描写成“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10]683 的消极群众，或将文艺作品当作单纯的时代精神传声筒等等的错误倾向。很明显，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恩格斯所说的“为了党本身的利益”[10]561，即都是为了使文艺与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相一致，成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政治为“经济”或“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集中”表现的又一生动体现！
在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后直到“消灭一切阶级”的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政治的这种作用与地位是否改变了呢？否。“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293《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论述清楚表明，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需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政治仍是“经济”或“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集中”表现，并转过来深刻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是：打破桎梏，使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在合规律的同时又注入新的合目的因素，使它的性质得到某种改变，内含不断克服既有社会矛盾、直接满足无产阶级与最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和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特殊规定性，是新质新水平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及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时，紧接着指出的“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并在“运动进程中”“变革”原有的“全部生产方式”[9]293 就是说明。这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的真理性，亦已、并将继续为历史所证明。苏东剧变的一个根本原因，即在于其愈来愈远地离开了这种辩证关系。诚然，它“利用”了“自己的政治统治”来迅速发展经济，甚至热火朝天、蓬蓬勃勃，在相当程度上却又按西方工业化的路向来提升物质生产力（作为追赶目标，实近重复），模糊、忽略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应有的特殊性质，未能创造出时代意义上的新的生产力。因而也就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中保持、恢复并日益发展了先前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社会关系。① 亦即此时的它，优势主要在政治层面（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经济，则如云霓、似薄冰，虽然短视的旧世界仍视之为洪水猛兽、严重威胁。然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有哪一种新的“政治统治”不是新质新水平的新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继而也是新的经济关系与新的“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集中”表现呢？有哪一种新的“政治统治”是保护了被推翻的“政治统治”所保护的那种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又加以或这或那的强化的呢？堪称一种历史悲剧的微缩，阿Q终于被赵老爷者流所害，不就在他不能从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中求得自己的满足，反而以赵老爷者流的需要（比如睡象牙床）为自己的需要么？历代农民起义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或成了改朝换代工具的根源，不也在这里么？生产力与“生产方式”毕竟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于是，日积月累，久而久之，不能不反过来深刻影响改变“政治统治”的性质，初步确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统治”，逐渐被架空、虚化，先前作为推动经济建设强大动力的政治的优势，缓缓消失；因而到一定时候，即它所发展的经济壮大到必须并有可能以自己的“政治统治”来保障之时，社会主义“政治统治”的倾覆与解体，也就势如溃堤，不可避免。这种异变与蜕化，实际早已反映在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中、早就是一定程度的普遍存在了。所谓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阶层或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所称的“红色贵族”等等，即其表征之一。而与之相应，社会主义意识在社会生活具体实践中，也愈来愈像红萝卜的外皮；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式”之一的文艺，则明白无误地渐渐演变为粉饰太平、掩蔽已改换了形式的深刻社会矛盾的手段与方式，失去了原先的勃勃生机与创造活力。所谓“无冲突”论即一典型例证。这就可以说明，在过渡时期中，背离无产阶级政治与经济或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的应有关系，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因此，不论在何种意义上看，列宁和《讲话》中有关政治、政治与文艺关系的论述，决非出于一时之需或个人的偏见，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科学概括，是对一种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认为列宁、毛泽东的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相觝牾，是没有道理的：它非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甚至也缺乏日常生活的最起码常识，或者，竟还是有意搅浑人们视听的谎言。
三、“集中”表现不等于被“集中”表现的一切
由于一定政治是一定经济关系、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一定“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集中”表现，是其总代表，因而又如空气之与其所必及的大地万物，阶级社会中的几乎任何领域、任何时候，均必与之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即使竭力逃避，亦仍是一种联系：出于某种利害关系而对现存政治的否定、对另一种政治的需求与期待，因而只要时机一到，便立即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表现。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认为只是有时（有的）有，有时（的）无，那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恰是一种切断事物自身固有联系的知性化思维方式。但这决不意味着政治可取代一切。“集中”是提升、综合，不是基于机械同一的简单相加。说政治是“集中”表现，实际上等于说政治与其“集中”对象有区别，“集中”与被“集中”的对象是一种辩证转化的关系；因而又如上所说，政治也映现、渗透在被“集中”的对象之中，政治实现自己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个著名论断时曾指出：这并非说“工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而是说“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因而也就是“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但既如此，所以“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亦即“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阶级斗争，变成一个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12]。这就至少说明：“政治斗争”与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如“一切经济斗争”、“反对压迫的自发斗争”、“宣传和鼓动”即思想理论与意识形态的斗争等等，是一种互有区别又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不是绝对同一、可相互取代的关系。亦即一方面，作为其他形式“阶级斗争”的整合、“集中”表现的“政治斗争”与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在斗争的性质、构成、发展程度及其目标与形式等等上，有自觉与自发、直接与间接、低级与高级、整体与局部的不同；另一方面，与摩擦起火同，结果是原因的展开，“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8]23，原因中隐伏着结果，“过去的形式”中潜含着“最后的形式”， 其他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必然要汇总、上升、转化“成为政治斗争”，因而可以、也必须自觉地将“政治斗争”贯彻、体现于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使两者“紧紧地结合”起来，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统一“政治斗争”自身。换言之，在列宁的论述中，作为“集中”表现的直接的“政治斗争”与其他“阶级斗争”形式，各有质的规定，是不能混同的，但两者又往返流动、相互转化：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必“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亦必潜在的包含于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之中，并且还是它们的最高本质与必然发展，因而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也是间接形态的“政治斗争”。
但这不仅再次表明政治实有直接、间接或狭义、广义两种形态的存在，与《讲话》一致，而且也表明狭义的“政治斗争”与广义政治范围内的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表明作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革命文艺对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的“服从”关系，有着极为丰富、深刻的内涵，不应作简单、直观的理解。例如，由于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革命政治本身与其实现形式亦为它的对立面所制约，必以时间、地点、条件或“阶级和群众的需要”为转移（如尚处于经济斗争阶段或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的南泥湾，就得以经济斗争、反抗日寇侵略、全力进行大生产为主，同时还得顾及必与之有联系的广大群众的其他需求，不直接就是或不是一律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推翻三大敌人统治的斗争、抗日战争），具有历史具体性、几与生活一样的无限多样性，作为“齿轮和螺丝钉”的革命文艺当亦随之而变动，以几与生活一样的无限多样性去加以映现；虽然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仍是它们的最高本质，仍应显出其基本趋向与基本格局，恰似一首规模恢宏、绚丽多彩交响乐中的基调与主旋律。机械刻板、单一单调与之无缘。又如，由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在承认革命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机器“齿轮和螺丝钉”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政治（无论狭义、广义）与文艺的区别，承认文艺自身固有的规定性（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毛泽东的《讲话》等有关论述中，是早已明确了的），继而又须承认两者达到对立统一的必经中介：相互扬弃、相互转化，化合反应般地在文艺审美形态中融为一体，使政治自然而然地渗透即辩证包含于文艺，而不是跳过这个中介，使文艺简单同一于政治，只是政治的传声筒、复制品。再如，由于两者对立统一的实现须以相互扬弃、转化为中介，因而对立统一的达到就成了发展政治与文艺的一种强劲驱动力。文艺被政治所扬弃，须相应改变自己的实现形式（不是改变自己的固有本性），因而必有开拓与创新，显出新的气象与活力；政治被文艺所扬弃，且因此“受到损失”（已非现实中的政治之原型、全部），这“不可避免”，但也是源于生活实际，从一种个别与偶然的角度，以文艺独有的方式与魅力具体展开了的，因而能比生活实际更具典型性与理想性的文艺中的政治，从而又极大地扩展、强化了现实政治的影响力，甚或有所发现、丰富或推进（一般不能完全包括个别：偶然既是必然的一种实现形式，也是它的一种“补充”）。政治和文艺就在这种互动互补中相得益彰、相互得到提升。这也是中外文艺史上的基本经验之一。
显然，凡此种种，都是作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机器的政治与作为其“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应有之义，认为文艺“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必导致其枯燥、单调或概念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束缚其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扼杀”它的“审美本性”，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纵有此类现象出现，那也是由于各种原因（如作为文艺审美主体其实并未真知他所拥护、追求的政治，或尚缺必要的生活积累与艺术素养等等），没有也不能在文艺实践的具体感性层面上达到两者的对立统一，而不在对立统一关系本身。因而结果自然是这样；革命政治未能进入文艺，在文艺中实现自己，文艺亦外在于革命的政治，不能将其辩证包含于自身，即仍是一种有区别的双方坚执对立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讲话》在提出“服从”的同时，又明确要求“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那么，政治与文艺究竟可否以及如何达到对立统一？在这个对立统一过程中，文艺与政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否仅是通常认为的前者对后者的“服从”？再者，是否任何政治皆能与文艺达到这种统一，原因何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另外再来讨论。
注释：
① 以收入分配为例。在苏联，“一个雇佣劳动者的月薪过去往往不到300卢布”，“一个大企业的厂长或一个部长的月薪可以有好几千卢布，极少一部分特权者的年薪高达几万卢布，还不算以实物形式获取的优惠，如别墅或汽车。收入或者待遇的等级从一至三十或四十，与人们在美国看到的差距类同”。（见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第80—81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去世前的列宁也早有察觉，并深感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