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与乡愁——试论张炜的道德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挽歌论文,乡愁论文,试论论文,道德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时期以来，社会经济的转型使文学的内在机制和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品经济日益挤压着文学的生存空间，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驱使，使文学逐渐趋向社会的边缘，并且影响着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创作追求。文学本身也逐渐显示出一种后退的倾向——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后退。
在充满诱惑和困境的社会现实生活中，视文学创伤为自己生命形式的张炜，一直坚持着自己对文学一贯执着的追求和个性。他认为，“要从事艺术，不如首先确立你的原则。要寻找艺术，不如先寻找为艺术的那种人生。”（注：张炜：《艺术和语言》、《精神的丝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人性是不可重复的，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张炜的艺术和审美追求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但属于他自己的那种艺术个性则是始终一贯的。无论是“童年的河”还是“成年的河”（注：张炜：《浪漫的秋夜·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贯穿其中的那份艺术执着。
一、理想人生的“人性——道德”维度
道德是张炜审美判断的一条须臾不离的标准。他认为，“从道德出发观察事物是艺术家的一个特点”（注：张炜：《艺术和语言》、《精神的丝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他的作品中，“道德”是人的“立身”原则，是人“存在”的各种关系的基本联系纽带。其主要是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和关怀，与其相关的批判精神则表现为对一切非人道丑行和罪恶的挞伐。前者愈是深切，后者愈是深刻。
张炜的小说素以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道德感引人注目。他紧紧追踪着时代，追踪着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历史生活，从“人性——道德”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历史与现实。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决定了张炜的创伤总是关注着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恪守着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美学原则，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道德性批判，也就是说，在他的作品中，批判精神和道德意识是一种双向统一运动的过程。它包含着理想与现实、冷与热两种情感色调，构成了他对当代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
在这种道德“乌托邦”情结中，张炜对纯美人性的关怀与守望，一如他对邪恶黑暗的控诉与遣责，深沉而坚定。作品中寄寓着理想的人物形象，都是以道德的高尚与人格的纯洁为显著的性格标记。在张炜看来，作为群体的人类可以依据其善与恶、纯洁与污浊、精神性与物欲性等二元对立的法码明显地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这咱尖锐的对立冲突中包含着作家明确的、直接的现实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批判那些对人类（人道与人性）共同的犯罪。张炜甚至认为，构成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基本冲突的核心内容，正是这种潜藏于利益冲突表象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冲突。这种道德冲突不仅存在于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也存在于充满平和气象的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充满追求、竞争的改革时代。张炜的这种“人性——道德”维度，既体现了作为文学家的张炜最为根本的人文情怀，在事实上又为我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立场和新的价值尺度。
二、道德“乌托邦”的渊源
张炜是一位有着沉重的道德感和忧患意识的作家。正因为他对现实社会矛盾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民族心理中的沉积忧患感太强，所以他更寓于理想主义色彩，希望消除这一切苦难和沉重的负载，构筑起一个美好和谐的道德理想天堂。
他清醒地看到，乌托邦在理想层面上确立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种种新的可能性动向。人类精神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无限地超越任何被给定的存在物，尽管这种超越在具体的现实中可能是极其有限的，但它能使人产生存在的“勇气”，使人们面对自身的困境能不断地产生希望，以维持自我发展的源泉。放弃了乌托邦追求，就意味着人失去了所有发展的可能性，人也就不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了。蒂里希在其专著《乌托邦的政治意义》中指出：“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实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强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对乌托邦的拒斥无异于对某种终极依托的拒否。乌托邦在人文精神建构和人类文化传承上，显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张炜道德乌托邦理想蓝图的构想中，既有道家“返朴归真”的影响，又可看出儒家“中和”思想的一定影响。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流露，如《古船》中的抱朴、见素、含章等人物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老子《道德经》。特别是庄子“重自然”、轻“人事”的人生态度，“回归自然”、“回到原始”是出于对早期奴隶制社会崩溃，物质文明带来“人为物役”异化现象的憎恶；张炜的“回到童年”，回归大自然怀抱的向往又何尝不是对复杂、紧张而冷漠的人际关系光怪陆离的城市文明的厌倦和烦恼呢？从《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到《古船》、《慧柏》，我们可以看出，张炜不喜欢争斗、对峙、剑拔弩张，而是希望和平、友爱、宽容、和谐。这实际上是儒家“中和”思想的潜在表现。尽管张炜和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崇拜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在他的意识深处，儒家传统中“仁爱”、“忠怒”、宽容处世、息事宁人等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张炜的理想选择与其个人内在因素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炜自小生活在闭塞而安静优美的农村，在那里陶冶了热爱乡村、热爱自然的天性，他那文静、内向的气质似乎不适应城市环境的拥挤、狭窄、繁乱，却能够与乡村田园的静谧、恬淡相交溶，因而张炜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老庄哲学及其美学思想的深厚影响。张炜的思想中总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道德化倾向，作品总是趋向于道德乌托邦理想的构筑，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文化保守主义情结和“反现代性”立场
张炜对道德乌托邦理想近乎固执的留恋与表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在更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将其划归于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而产生的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思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价值关怀（“价值理性”、“乌托邦冲动”等）的消退、丧失、耗尽，人们在与物（“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已丧失了自身的全体性。正如弗洛姆所说，现代人“努力地工作，不停地奋斗，但他朦胧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会是无用的。……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办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罗网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注：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版，第25页。）面对这种情形，学者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思考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价值失落问题，试图重新找回人自身的尊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坛曾普遍展开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也可以划入这种重建人文价值关怀世界性的总体思潮中来。
以青年学者郁建兴、王小章的看法，关于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关怀）的重建，存在着两种相对的取向，“一种是要到既往的传统中去寻找这种价值，也即寄希望于传统价值的复归；另一种则主张非理性的自然本能的勃发，希望借此来建立被现代化工业文明中理性机器所扼杀了的生命的价值的意义。”（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张炜显然是两种取向中的前者，也即认为“传统是人文价值唯一可能的源泉，要重建现代人文精神，要为现代人重新找到一种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唯有到传统中去才可能找到”。（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我们之所以把张炜划归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行列，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衷情向往、坚定守望的道德乌托邦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紧密相关的渊源承继关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对以孔子为杰出代表的儒家文化而言，道德问题又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早在孔孟的论著中，就已经把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结合在一起。“仁政论”如此，“性善论”如此，孔子“德治主义”的精义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君子”和“小人”的范畴内容，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区分，又是道德品质的界定标准。海外学者林毓生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秩序是远古圣君与圣人有意建构的，而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社会中领袖人物道德之实践。反过来说，社会的不安与混乱也因此要多半诉诸领袖人物道德之败诉”（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变》，三联书店版，第213页。）。大而言之， 社会秩序的维持，甚至社会现实中种种人生悲剧的幸免，都依赖于领袖和作为美存在的“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其道德情操的具备。
张炜对这些问题的关怀与批判，不同于现代派或后现代派作家以悲观主义思想，从人的生存本质意义上去嘲讽、否定、怀疑，而是出于“理想主义”和伦理道德的观念去拷问、去自省，从而使作品始终弥漫着浓郁的传统道德气息。在张炜的作品中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他厌倦都市街巷的拥挤、嘈杂和喧嚣，眷恋乡土自然，钟情于质朴、宁静、美丽的田园生活。“人们早已厌倦嘈杂的、充满烟尘的都市街巷，渴望到田野河边，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注：张炜：《为了那片可爱的绿色》，载《江城》1984年第3期。）身在繁华的现代都市， 却神往宁静恬淡的乡野田园；感受领略着现代文明，却又从内心产生天然的排斥情绪，这就是张炜现代主义的矛盾心理。
对传统的深情留恋。对道德乌托邦理想的坚守，使张炜逐渐走了一条反技术的道路，并且由对技术的反对逐渐转化为对现代化趋势的拒否（这一点通过张炜对乡村文明的依恋和对城市文明的诅咒表现得十分明显了。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也都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一种反现代化的立场。出于消除黑暗和龌龊现象的理想化的急切心理，张炜的小说创作逐渐显露出了一种无法克服的现代主义式的焦虑。《柏慧》所表现出的对于“现代性”的绝对否定正是张炜狂热激情的一部分。“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阻……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那一天，‘现代化’来了也白来，我可不愿这样等待。”（注：张炜：《文学是生命的呼唤》， 载《作家》1994年第4期。 ）这种偏激的情绪有其正当的一面，有着对于“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十分锐利的批判。这也说明“现代性”经历了“五四”以来的实践业已显露出了它的局限与困境。
有趣的是，张炜反“现代性”的激进立场，无疑与当下许多狂放地追寻“现代性”的理性活语划出了界限，也与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与“理性”的冲动划出了界限，也是对于他自己在《古船》中的那种“现代性”立场的彻底否定。具体反映到作品中，则是张炜大量地构筑农村与城市间的尖锐对立和鲜明对比。对农村乡土人生极端浪漫化的描写和对于城市的厌恶与恐惧，使他成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冲动的一部分。
然而，从社会现实发展的层面来看，现代化却是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进程，它绝不会如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能改变自身的行进方向。正如“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沈从文，尽管在他的笔下，传统文化（主要是湘西文化）有着田园牧歌式的迷人光彩，终究还是无可奈何地化为历史的尘埃，成为美丽的往事。他显然已经认识到了工业化对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威胁，也只能录下这段历史，做“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
在这个意义上，坚守精神家园的张炜的道德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张炜所奏响的只能是一曲日渐远去的传统的挽歌，只能是一份文化乡愁的抒发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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