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哲学(笔谈)——从哲学中分离出应用哲学的根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形态是哲学的理论内容与其表现形式的统一。古今中外哲学派别繁杂林立，哲学形态色彩纷呈，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但从宏观上看，归结起来人类哲学不外存在两大基本形态，即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基础哲学一般是指人们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应用哲学则是运用基础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特定对象(科学部门或实践课题)的哲学反思。人们对基础哲学是普遍认同的，但有人对应用哲学则存有歧见。殊不知，从宏观上看，把哲学区分为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乃是哲学存在的基本方式，这早已是客观的事实，有其充分的理论、历史和学科的依据。
首先，把统一的哲学区分为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建立在两种理论观——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我们所说的两种理性，是指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哲学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理性形式，其内容、特点、表现方式及作用方法都是有区别的。理论理性是以世界整体为对象，其主要内容是总结、概括整个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运动规律；其表现形式为制定一系列概念、范畴，形成理论观点，揭示普遍规律，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作用是通过总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引，对人们实践活动和科学发展从根本上起指导和推动作用。实践理性是人们在总的、普遍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引下，揭示特定对象，即特定的实践活动或具体科学部门的普遍本质，揭示世界的一般规律在特定对象中的展现。它的表现形式不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范畴、原理，而是普遍的一般概念、范畴、原理与特定领域的具体表现(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特定形式。它的对象总是与某种具体形式、特定内容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和作用是为直接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实践课题或科学部门问题)服务。它不是以抽象的哲学理念体系的形态存在，而是通过对实践、科学某领域的哲学分析研究，以对自然、社会及人们实践的哲学思考等无限众多的具体形态存在。综观人类的认识史、哲学发展史和实践史，人们的哲学思维总是通过理论理性或实践理性两种形态而表现出来。有的表现在一个大的哲学理论体系中，由专门哲学家或政治家构建，明显地表现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有的不表现在统一的庞大的理论体系中，而是以各种具体形式单独存在。如某种部门哲学或对实践的哲学思考，这是部门科学家或具体实践家们的哲学思维的主要形式。两种哲学理性的划分，扩大了哲学的视野和研究对象，二者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的理论理性属于基础哲学研究，处于元哲学的地位；而实践理性属于应用哲学研究，对元哲学来讲属于亚哲学，是元哲学在特定对象中的应用与展开，因而是元哲学的派生物和延伸，是元哲学在特定对象中的运用、展开、实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是对立的统一，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统一，互补互动地贯彻于整个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中。
其次，把哲学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基础哲学和应用哲学之划分，实际上是与整个哲学发展史相伴随的。西方哲学发展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贯穿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的基本划分。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的哲学的博大、深邃不必赘述，其突出贡献之一是第一次对学术(科学)分类问题作了相当系统的探讨；他把理论学术明确地区分成两部分——“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即专门研究宇宙本原的理论，又称“形而上学”，意即有形物体之上的思辨学问；“第二哲学”又称自然哲学，主要包括物理学和数学及其自然观。“第一哲学”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的理论，为人们寻找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而“第二哲学”属于专门学术，它不是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而是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一段的性质”。他还在“实用之学”中，以政治(国家)为核心，探讨了政治—伦理学说的一体化，明确阐述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的思想。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有其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荒谬性，但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在经院哲学的鼻祖——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中，对“智慧”一词的理解，就分为“思辨智慧”和“实践智慧”。“思辨智慧”即神圣的教义，而“实践智慧”则涉及到人的行为规范。并明确指出：“思辨哲学与实践哲学还是结合在一起的”(注：雅克·马利坦：《科学与智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因此，要人们不仅在理性上，而且要在行动上遵守基督教道德。这里，在排除其宗教神秘主义之外，对于其强调理性精神与实践精神相结合，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到近代，从康德到黑格尔，两种哲学理性的划分就更加明显。以黑格尔为例，他的整个体系由三部分构成，这就是“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逻辑学”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和灵魂；其“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等分别是对“逻辑学”基本原理的运用和推广，是普遍规律的特定表现，是“应用逻辑学”，黑格尔自己说：“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似乎是居于应用逻辑学的地位”(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4页。)。黑格尔不仅阐述了其哲学体系中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而且试图分析哲学—自然哲学、法哲学—物理学、法学的关系。如上所说，前二者的关系是基础和应用的关系，后二者虽然都研究客体对象，但是是有区别的。黑格尔说：“把自然哲学同物理学区分开的东西，是两者各自运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物理学的局限性是“特定的内容在普遍的东西之外，从而……各自孤立，没有自身的必然联系”，因此“只是有限的内容”。(注：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16页。)而哲学思维则“超出知性反思”，把对个别事物的研究“还原为单纯的普遍性”，从有限性中看到无限性，即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这就是哲学范畴的含义，因而也是自然哲学范畴的含义”。(注：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16页。)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最后一章即“绝对理念”中，提出了“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相统一的思想。他还强调“实践理念”高于“理论理念”，“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性的资格”，对此，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但这并不妨碍黑格尔哲学体系(包括其对哲学学科的划分)的巨大意义。
其三，把哲学区分为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哲学不等于科学，但哲学要讲科学性和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的发展，在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趋势下，根据科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不同，从大的范围，特别是从其与实际的关系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即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当然科学中分出两大类型，不是在任何科学里都能立即出现的，而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化，在一个较大的科学部门中逐步分化出基础学科及其应用分支学科，这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均是普遍现象。例如，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化学与应用化学、基础数学与应用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等等，具体内容不必赘述，它有力地说明，在科学中分化出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两类早已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所有学科中最具高度概括性又有普遍适用性的学科，哲学基础理论与具体科学或具体实践相结合，必然出现众多的应用哲学分支学科。与科学分化为两种类型相适应，哲学也必然和可能分为两种类型。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哲学发展的规律。如果说，在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哲学自身分化的必要性和萌芽的话，那么，当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已具备了充分条件(如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大量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出现)，使哲学自身的学科分化成为可能与现实。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哲学的基础科学，把基础哲学应用于各学科研究，形成的众多的哲学分支学科，以及把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形成的实践课题哲学，都属于应用哲学。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的统一。这是完全符合哲学及科学发展规律的。当前国外(如英美等国)对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研究非常重视，日益繁多的部门(或领域)哲学的出现就是明证。
把人类哲学明确地划分为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两大基本形态，超越了以往把哲学划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大派别的局限，使哲学分类更具有时代性、概括性、普适性和现实价值。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经验，自觉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哲学与应用哲学相统一的大哲学系统，创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形态。这样，既可以推动哲学的理论化，又可以推动哲学的现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