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权利与声望：民营企业家行动的制度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望论文,民营企业家论文,权利论文,实证研究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中国非公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民营企业家迅速登上了经济和社会舞台。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以及日益改善的市场竞争环境都激发了体制外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热情。纵向地观察民营企业家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与发展早期相比，企业家越来越从关注企业内部管理转向关注企业与环境关系的处理，尤其是与政府关系和与社会公众关系的处理；同时，企业家越来越从经济、市场活动转向政治、公益、文化活动等。一言以蔽之，企业家从经济性的内部生产性活动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非生产性的外部象征性活动中。
基于这样的一种转变的事实，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企业家这种行动的背后动因是什么？什么因素影响了企业家的这类行动？企业家行动的转变应如何来解释？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企业家作为制度行动者的研究视角入手，在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等理论基础上，分析和检验制度环境对企业家政治身份、慈善行为等的影响以及企业家行动的主要结果。
二、理论与假设
(一)合法性的价值：资源获取与企业成长
在对企业及其环境关系的研究中，组织经济学和战略管理中盛行的交易成本理论、权变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大多遵循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关注的是企业环境中的技术特征。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逐渐成熟的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强调了环境中制度要素的重要性。[1]组织的制度化过程，即组织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也是组织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在制度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企业合法性的获取对企业的其他类型的资源获取和企业成长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对制度环境认知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战略性行动使企业获取合法性，既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而企业家作为企业利益的关键行动者，必然会采取行动为企业获取合法性，赢得生存和成长。在转型社会环境中，较高的不确定性要求企业家增强对制度环境的认知与开拓能力，以及增强对制度需求变化的预测能力，并要实施制度变革以促进企业成长。[2]
(二)企业家的政治身份
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取得了强劲发展，但它总体上仍是政策作用的产物，是政府和市场两种行为的结果。[3]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由于制度解释的模糊性，政府(政府官员)掌握着对制度合法边界的决定权和解释权。另外，转轨经济中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官员)有能力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4]因此，制度缺陷、市场不完善以及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缺乏等限制了企业采用内在成长和并购成长战略，而广泛采用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网络化成长战略，政府官员则是这种人际网络的重要参与者。[5]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表明，制度风险、制度约束等因素(如缺乏充分的产权保护、行业进入限制和融资约束)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企业家发展政治关联正是为了降低制度风险，寻求政治庇护，并从政府那里获得资源、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以促进企业发展。[6]下面将从行业和地区两个方面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影响。
1.行业规制。由于我国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许多行业的进入壁垒，获得政府的行政许可是民营企业进入相关行业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将有利于企业获得相关行业的许可资格。[7]同样，一旦进入这些行业，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来自政府的规制，在这种高规制环境中，企业发展所需的合法性和重要资源都更加依赖于政府。企业家政治身份的获取，不仅有助于企业与政府搞好关系，同时，参政议政的机会也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为本行业和企业的相关政策调整“进言和说话”，为自己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高规制行业中的企业家更愿争取政治身份。
2.地区差异。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很多研究发现，越是在市场制度和法律保护比较弱的地区，政企纽带的作用越强。自然，在市场化水平越低，政府干预越强的地区，企业家发展政企纽带的意愿就越强。[8]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各地市场化水平也不一致。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制度环境规制压力的行业效应也会因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企业倾向更多地获取政治身份。
假设2b：地区市场化水平在行业规制和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企业家更积极地获取政治身份。
3.政治身份的获取。经济与政治互动理论认为，资源的分配决定“事实的政治权力”。可以预期，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凭借企业的经济实力而拥有更多的“事实的政治权力”。[9]而且，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税收贡献更大，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培养与政府的关系。有人指出，企业家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其组织技能和公共关系的一个积极因素。[10]企业家的教育水平既可能是作为能力的信号而积极影响企业的发展，同时，教育背景在中国社会中也是一种文化资本，有助于企业家被选举而获得政治身份，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经济权力效应。大型企业的企业家更易获得政治身份，由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b：个人背景效应。教育水平高的企业家更易获得政治身份。
(三)企业家的慈善行为
对企业家慈善行为的动机研究不一而足，内外部因素都有学者分析。从制度理论的视角看，制度因素也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家慈善的解释因素。[11]在一个规范性要求较强的制度环境中，企业更有可能表现出“道德”行为以获取规范合法性。正如萨奇曼(Suchman)所说，企业家慈善是“提供象征性的展示”来获取合法性：企业可以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准确、可信地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其积极改善社会表现的努力，提高自身行为的某一既成制度、规范、价值或信仰情境中的适宜性，从而获得各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支持。[12]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是在国家体制外自我抚育生长起来的，是在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情况下，通过自我资源的积累过程实现的。在中国特殊的历史与制度背景之下产生的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在今天仍然受人关注。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民营企业面临的规范性压力就更为强烈，民营企业的慈善公益则是规范体系中的“义务”，许多慈善行为都是为了“服从”环境要求而维持合法性。
1.可见度。企业面临的合法性要求与企业从社会获得的注意力密切相关。[13]“注意力”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可以从中获得知名度和广告效应，但同时，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可见度越高，它所面临的合法性压力就越大。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可见度具有多种评价指标，一个就是企业是否上市，即上市企业会面临更多的一般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另一个是企业规模，社会对大企业的期待同样认为“大企业”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大企业也就面临更多的规范性压力。这些类型化的特征越显著，它们的行动就越会受到影响。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看，大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可以“改变它们所处的环境”。所以，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有可能通过企业家慈善来回应制度环境的规范性压力，从而获取合法性。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上市企业的企业家会更多地从事慈善活动。
假设4b：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会更多地从事慈善活动。
2.经济制裁。企业家的慈善活动常常能够给企业带来广告效应，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了企业的产品销售。[14]反过来看，正是由于企业家慈善与企业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也通常会衍生为一种“经济制裁”权利。如果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不满意，完全可以用“钱”投票。因此，这种经济制裁权利实质上放大了企业所面临的规范性要求，影响了企业家在慈善方面的投入。一般而言，与B2B之类的企业相比，产品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企业，预期的广告效应更显著，消费者的经济制裁效果也更显著，因而企业家会更多地从事慈善活动。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产品与消费者接触水平高的企业，其企业家会更多地从事慈善活动。
3.网络学习。网络联系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学习的工具。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企业常常通过模仿来进行战略决策，而企业家的网络联系则提供了这些信息和想法的来源。网络联系可以帮助企业家了解适合企业的创新机会，也可以让企业家了解什么是合法性的行为，并可能向其施加导致遵从的标准化压力，从而引起模仿性同构。网络中的信息，规范地传递和流动，既为企业家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新想法，同时也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压力。有研究指出，如果企业决策者与有类似行为的其他企业领导者有联系的话，企业就更可能向特定的慈善组织捐款，参与慈善活动，或对企业战略和管理架构做某种调整。[15]因此，笔得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参加了行业协会的企业家会更多地从事慈善活动。
(四)政治身份与慈善行为
企业家政治身份同样是一个符号性的标签，对这样的企业家，社会的期望更高，认为他们更应该具备利他主义精神。在这种规范性压力下，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可能出于要起到表率作用的压力而更多地从事慈善事业。另外，企业家政治身份与企业家慈善行为是一个双向作用关系。如果企业家更多地从事慈善公益，对社区和当地难题慷慨解囊，那么他就更容易树立良好的企业家形象，获得社会赞誉，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也会得到提升，这样的企业家也更容易获得政治身份。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家为了维护和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也会更多地从事慈善公益。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企业家政治身份与企业家慈善行为正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6年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一次工业企业调查。该次调查涉及全国12个城市。每个城市随机选择了大约100家工业企业，总企业样本为1 268家。原有样本数据包含国企、民企、外资等多种所有制企业，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笔者选取了其中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共794家。
(二)变量测量
1.企业家政治身份。通过“企业主或总裁是否是全国/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担任当地政府的顾问或参事？”测量，“是”赋值1，“否”赋值0。
2.行业规制。通过“在你所从事的行业中，是否存在政府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测量，“是”赋值1，“否”赋值0。
3.地区市场化水平。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所报告的中国各省区的市场化指数，给身处各地的企业分别赋予相应的数值。基础指标评分是以2001年为基期，在0到10之间取值。
4.企业规模。本文主要是测量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的“大小”，考虑到不同行业的企业差异，本文采用企业主要产品在全省①同行业的市场份额作为测量指标。“0％～1％”赋值1，“1％～3％”赋值2，“3％～5％”赋值3，“5％～10％”赋值4，“10％～20％”赋值5，“高于20％”赋值6。
5.企业家教育水平。1～5分别代表“初中或初中以下”、“高中或中专”、“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6.企业家慈善。本文选取了7个测量项目，主要测量企业重视和参与慈善公益的程度。7个题目答案处理为“0”(代表否或没有)和“1”(代表是和有)两种。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7个题目分为两个因子，结构清晰，如表1所示。笔者采用此因子结构，分别命名慈善意识和慈善表现，共解释方差的52％。在具体操作中，笔者将7个题目相加，得到一个8点量表。另外，本文也选取了“近三年捐赠相当于人民币数目”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慈善捐赠的一个指标。企业家慈善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家对慈善和社会责任的重视和涉及广度；而捐赠数目则是一个更具有可见度和比较性的指标。
7.上市。虚拟变量，该企业上市，则赋值1，否则为0。
8.产品与消费者接触水平。借鉴山立威、甘犁、郑涛的分类，[14]如果企业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则赋值l，否则为0。
9.参与行业协会。虚拟变量，该企业参加了行业或商业协会，则赋值1，否则为0。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其中，企业家政治身份与行业规制、市场化水平、企业规模、企业家教育水平均显著相关；企业家慈善与企业上市、企业规模、企业参与行业协会显著相关；慈善捐赠则与企业上市、企业规模、产品与消费者接触水平、企业参与行业协会都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基本支持了假设。
(二)回归分析
对企业家政治身份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显示，在单独放入制度规制变量时(模型1)，行业规制效应显著(p＜0.05)，对企业家政治身份有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对企业家政治身份有显著负向影响(p＜0.001)，但其调节效应不显著。在加入其他变量后(模型2)，行业规制效应不再显著，经济权利效应显著(p＜0.01)，企业规模正向影响企业家政治身份。个人背景效应不显著，企业家教育水平对企业家政治身份没有影响。企业家慈善对企业家政治身份有显著正向影响(p＜0.05)，而且慈善捐赠的影响更为显著(p＜0.001)。
分析结果提示我们，虽然地区差异影响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但是企业家因为行业规制而去获取政治身份的这种积极性或意愿强度在各地区或许并没有显著差异(调节效应不显著)。陆铭、潘慧认为，企业家参政议政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并不是相互替代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本身就是市场制度的一个部分。[9]所以，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政治身份关系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检验，不能简单认为是一种制度不完善的“替代”机制。
为更具体地分析企业家慈善行为，笔者区分了三类慈善因变量：慈善意识(内部重视)、慈善表现(外部活动)、和慈善捐赠(捐赠数额)。回归结果(见表4)显示，在慈善意识和慈善表现的回归模型中，制度规范效应、网络学习效应以及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影响都显著存在，而经济动机效应却不显著。比较而言，这些变量对慈善表现的解释能力要高于慈善意识。而在慈善捐赠的模型中，经济动机效应变为显著(p＜0.1)，而网络学习效应的显著性由0.001水平降低为0.1水平。笔者认为，相比较参加、组织公益活动和加入公益组织等慈善形式，捐赠具有更大的可见度；同时，由于数字之间可以简单比较，而且公众也常常通过这种捐赠数目的比较来评判企业社会责任感(如在汶川大地震中，网友们根据公布的捐赠数额对中外企业进行评判)。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家自然会更直接地通过捐赠来体现社会责任，从而使得慈善行动在获取广告效应和企业声誉方面也更为有效。这个结果揭示了现实中对企业慈善的评价机制影响了企业的慈善方式。
五、讨论与结论
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笔者对企业家经济权利、政治身份和慈善行为关系的假设：三者之间显著正相关。企业家以财富为经济资本，通过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提升了其获取政治身份的机会；而企业家对慈善公益的投资，则会提升其社会声望，继而也会有助于其政治身份的获取。而政治身份和社会声望的获取，都会通过一定的路径“反哺”企业的经济目标，增强企业财富。在互动、一体的思路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6]认为，经济是嵌入在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主体。由于企业所处环境的日益复杂，企业更广泛和深入地嵌入到社会领域中，企业家越来越多地要迎接来自各个领域的环境要求和挑战，而他们也会越来越多地借助其他社会系统的资源(如政治、文化等)来实现经济目标。其实，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社会系统是互动和相互嵌入的。经济制度以财富和收入为主要媒介，政治制度以权力为主要媒介，社会控制系统以影响或感召力为主要媒介。企业家以财富、权利和声望(社会影响力)为媒介，可以战略性地调动多源的资源来应对环境规制，推动企业成长。第二，就企业家本身而言，财富、权利与声望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中，从财富积累，到政治地位的突破和社会形象的改善，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提升。财富、权利与声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管理学意义上促使我们关注企业家战略性行动的深层意义，同时又在社会学意义上启示我们关注民营企业家这样的社会阶层。
注释：
①采用全省而不是全国市场份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选举是按省划分的，企业经济权利主要体现在省及省以下的行政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