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族长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族长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当一段时间内，清代宗族族长都被视为宗法专制者，是欺压族人，能够致死族人的穷凶极恶之徒。将族长宗法性质概念化之后，学术界对族长的实际情形，诸如产生、职责、权限及其制约习俗、族长行为实况，均未作深入研讨，仅停留在“封建宗法”概念层面，从而对族长的行为、宗族活动中族人的作用，乃至族长的性质，产生严重的误解、误评。本文将从遴选族长及其条件与实际人选，族长的职责，对其要求和自律，族规祖训、合族会议与族长行事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粗略的讨论，论及族长的社会属性。
族长的遴选、条件与实际人选
宗族必然设有族长，主持一族事务。直隶宁晋张氏康熙三十二年(1693)族规《睦族十事》，首先言明设立族长的必要：“族之立长者何，盖一国总于君长，一邑总于官长，一宗总于族长，理也势也。不然族人众多，无长者管摄之，人持己见，事无统御，相争相压，吾未见其相睦也。是故，欲睦族者，当先于族中择齿德俱尊立为族长。”①设置族长，也是各个宗族的惯例。四川铜梁周氏宗族《规训·尊族长》条则云：“尝考之他省，一族之中，设立户长、分长，户长者长一户，分长者长一房，轮立之日，谋族告庙，以表一家之楷模。”该族认为“齐家之道，莫善于此”，模仿实行，族内六房，“一房各立房长，六房总立族长”。②嘉道间江苏举人张履说“今俗专族长”，而宗子制不能实行③。这些事例共同说明宗族由族长进行管理。族长的称谓，各地习惯不一，亦有称作宗长、户长、家长、宅长的。在族长之外，因宗族的结构状况不同，有的还拥有一套管理人员，分管祭祀、财务、教化诸种事务。
族长如何产生？在周代实行大宗法时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大宗嫡长子承袭宗子地位，族人无有争议。而清代，大宗法早已消失，虽然仍有人相信小宗法的二重性，拥护小宗中的大宗嫡长子为宗子，成为宗族的名义领袖，然而实际上并不能主理宗族事务，至多只是一种摆设，如，清代有的宗族主张按照小宗法二重性实行大宗法，设立宗子首脑，主理宗族事务。如江西清江龚氏族规：“本宗一应事务，俱要禀白，不许辄擅，违者议罚。”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宗子制行不通，因为长房宗子可能既贫穷，又无见识，无能辖众，亦不能令族人宾服，纵或勉强立之，他亦难于理事；而其他房可能会出现具有功名、职官身份的子弟，他们既有社会地位，又有财富、能力，可以服众。在实践上，实行宗子制的，也只是让其主持祭祀，其他则无能为，而不论房分的强人出任族长，则为通常的情况。④是以此法不能通行。普遍实行的是族长制。族长既然不能由血缘房分地位来决定，就得有其产生的方法，人选也得具备相应的条件，否则就无法确定。
1.充当族长的德才年龄条件
关于族长人选，湖南零陵龙氏《家规·慎族长》从正反两方面讲解族长应具备的条件，颇具典型性：
慎族长。……而族长之立，必择齿德兼优者以为之，庶足以胜任而无弊。盖优于齿则谙练多端，事无轻举；优于德则端方自处，品自超群。以正己者，正人于礼乐则讲明之，于邪淫则切禁之，纲常之体不失，义利之辨必严，使子弟有所效法。而且族中有事不平则鸣，鸣则冀其平也；无理必斥，斥则归于理也。事无大小，一皆秉公直剖；人无论亲疏，绝无徇情庇纵，庶曲直攸分，真伪立判。贤者得以奋兴，行为归于正道；愚者益加畏惧，言语出于本心，家规以振，讼狱不兴。族长之幸即合族之幸，而合族之幸皆族长之力也。……凡我族人必慎简正直明决老成可法者，以树族中坊表，或释疑难于庭内，或讲礼于祠堂，俾子孙久仰仪型，则族长之为益，岂有穷哉？⑤
对设立族长的原因，族长人选的条件，族长的事务以及如何处理好族务，这一规则既概括又细致地作出了说明。龙氏要求合格的族长，集中在年龄和品德两方面。年长，经验丰富，处事明达，不致有误。有德，能正己而后能正人，因以礼律己、律人，乃能服人，令贤者振奋，愚者畏惧，宗族振兴；而贪图私利的族长不能用。龙氏族长的年齿、品德衡量标准，为许多宗族的共识，只是有的宗族另有解释和偏重。宁晋张氏《睦族十事》，谓于“族中择齿德俱尊立为族长，使宗子尊且贤，即立宗子为族长”⑥，即以齿德俱高为原则。甘肃兰州颜氏制定遴选族长规定四条：“德才兼优老成练达，若矜才使气者不与焉”；“德长才短厚重自持，若轻浮佻达者不与焉”；“端严正直内外如一，若口是心非者不与焉”；“清廉宽慈小心谨慎，若刻责疏忽者不与焉”。⑦颜氏的族长，以德才兼优为上，清廉宽厚亦需具备，即使才有所短，而德高亦可考虑，但傲气、浮躁、刻薄、表里不一，即德不佳者，虽有才亦不能用。武进城南张氏于道光间定议：“族长虽序行序齿，以有德为主，若分虽尊而德不足以信于人，即强为武断，众共摈之，弗听命，焉可也！倘信义足重，品行端方，即非尊长，当共推为族贤，凡事必资禀而听命焉。”⑧表明族长由有德者出任。浙江绍兴柯桥杨氏族长、房长、司事等在光绪十七年(1891)呈请县衙文中说：“族长有故，系应分尊者为之，非尽年高有德，是以祠规另举，司事协理。”⑨强调以分尊者为族长。综观族长的条件，以德劭、公正为主，才能为辅，房分、辈分又次之。虽有主次之别，然为有效办事，才能是绝不可少的选择要素，长房辈分的因素亦不可完全忽视。
选择族长助手的条件，同样要求德才俱佳，然偏重在才能方面，而财力亦在考虑范围之内。山东牟平曲氏建立义庄，于捐建人子孙中“择贤能者一人为总理，于族中择贤能者二人为董事”⑩。武进庄氏公举“有身家、能干办、励廉洁者”为宗族公共经济的“经管”。(11)湖南宁乡南塘刘氏设立总管一人及分管四人，轮年办理祠中银谷出入，四年一换，如有簿账不对，即系侵蚀，彻底根究赔偿，决不宽贷。(12)管理经济者要求自身拥有财产，是为防止贪占家族公共资财，如一旦发生，能够责令其赔偿。
2.族长的遴选方法
族长的产生，通常是实行遴选。前述四川铜梁周氏族规所说的立分长，“轮立之日，谋族告庙”，是说设立新房长，族人参与，决定人选之后，要到祠堂报告祖宗，以昭郑重。族人参与的办法是“遴选”。兰州颜氏宗族定于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房旧家长以及老成并青衿与懂事之子弟，辰刻齐赴祠堂，公同商议。有合上条（指《遴选家长规则四条》）者举之……若遴选时，不言贤否，而背面讽议者罚；不到者罚”。参与遴选族人相当广泛，有各房房长、老年人、读书有功名者以及已经懂事的年轻人，涉及面广，应能反映众多族人对族长人选的意愿。故乾隆二年(1737)颜穆如说他“谬为诸父昆弟委以族长，经纪家政，不敢不尽心勉副众望”。同治十三年(1874)，族众以颜勉斋“端严正直，才识练达，公举（为）族长”(13)。湖南湘乡匡氏《家规》：“倘户长有私，通族合议重罚；择房长中贤而有德者更立之，房长有私，通族合议，择本房中之才而有能者更立之。”(14)经过通族合议，匡氏从房长中择立族长，从族人中择立房长。安徽绩溪南关许余氏的管理祀产者，“必由公举，不得恋霸”(15)。江西浮梁郑氏祠堂每年元旦、冬至两次祭祀，“主祭、陪祭、通赞诸司事推斯文老成”。主祭者即族长，由推举产生(16)。南昌的豫章黄氏公祠，系合省黄姓公建，其首事人员定期轮换，采取签举办法：“公议，签举首事限定二人……每届签举，必须该府公正数人保举方准交接，以端人之取友必端也。”(17)意即保人端方正直，才能举端正之人。
综上，依据各个宗族的规则，族长以及房长由遴选产生。规则中所说的“遴选”、“选举”、“举”、“推”，是同义词，就是由众人协商选拔出合意的宗族首领。这里特别需要注意“选举”一词，不是近代意义的民主选举，而是与遴选同义。
在遴选族长过程中，族尊、房长、官员和有功名的族人起主导作用，但是众多族人的意愿也被容纳进去。
3.族长的社会身份
族长的出任条件、遴选方法已如前述，而实际产生的族长又是些什么社会身份的人？史籍中明确记载某某身份的人是族长的情形，并不多见，而代表宗族进行活动的一些人，则身份明显，即使他们不是族长，也应当是宗族的实际主事人，从中也可窥视族长的社会地位。
载籍揭示族长身份者，笔者见到的有：江苏徐州人、雍正朝浙江巡抚李卫，“身系大宗嫡长，平素家居族内诸事，例得主之”，在浙江任内，因家乡族弟李怀瑾、信枝“任意放纵，不循礼法”，遂将他们“拿解赴浙，以家法惩治，圈禁在署”。(18)可知他在家乡是以长房而为族长，到浙江仍是族长。直隶雄县何氏宗族嘉庆间的族长何珠，系监生，族人与外族人打官司，他到官厅作证。(19)乾隆五十五年(1790)，江苏溧阳史一沅讹诈族人史受六，被告到官厅，族长史其凤出庭作证，事后被史一沅挟仇杀害。(20)史其凤，本身无功名。进士许一清是族长，故在家族“主宗政，修宗谱，定礼制，别嫌疑，严赏罚，抑强扶弱，置祸福于度外”(21)。宜兴篠里任氏宗族有多种管理人，其先后任宗正者有任烜，直隶通永道道员；任绳隗，举人；任允淳，四川夔州知府。宗相，任惇典，其父朝铨有田五万亩。(22)浙江萧山田氏宗族田邦俊，务农兼经商，晚年为族长，该族族谱在其传记中谓之为“耕氓”(23)。前述兰州颜氏族长颜穆如，自云“穆不敏，粗知章句”(24)。可知他知书达理，但没有取得功名。颜氏族谱记录有好几位族长的活动，或者收录他们写的谱序，他们均无功名。
一般来说，兴建祠堂，纂修族谱，代表宗族打官司，多有举贡生监和官员参与；主持制定有关族长遴选方法的族规，也多系有功名者。如四川云阳县是移民区，祠堂多建立在清代中期以后，在民国《云阳县志》登录的二百余个宗族中，刘、王、冉、曾、谭五姓宗族的建祠人有功名，即贡生刘选梅、王师位、冉云鹏、曾锡光，廪生谭兆兰。(25)宁晋张氏康熙三十二年(1693)族规《睦族十事》，由十二世孙庠生国楹抄录，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十四世孙庠生真达编辑。(26)山西平定州《晋氏族谱》雍正九年(1731)的序言，由该族十一世孙、郡庠廪膳生员晋德撰写。(27)嘉庆二十二年(1817)，安徽绩溪城西周氏请求知县发布告示保护祖茔，具呈人有生员周荣、周邦镇、周宗燮、周宗柜，监生周广辉、周槐堂、周玉章，廪生周启锦，以及其他族人等。(28)咸丰五年(1855)山东莱州赵氏得到知县屠道彰保护该族祖坟的布告，这是知县回应举人、候选知县赵华琳等人的申请所为。(29)光绪三十三年(1907)绍兴汤浦吴氏告状，起诉人是族长吴秀墀、族董监生吴羹墙等。(30)这些宗族申诉人，除一般人员外，重要者是候选官员、举人、生员和监生，他们无疑是宗族的实际主事人。这类人员是不是族长及其助理，虽不明确，然而可能是合一的。云阳的五位贡生、廪生，就是建祠人，疑是族长。
黄爵滋说福建泉州、漳州的族长，“多系生监或行辈居长者为之，力能钳束”(31)。民国《龙岩县志》也记载当地宗族祭祀，“主以宗孙，或以族之官达子姓”(32)。广东佛山冼氏家族于光绪中重修大宗祠，竣工刻石立碑，署名即为“诒燕堂绅耆”(33)。可知官绅和平民耆老均有作为族长主理家政者。
“耕氓”族长田邦俊、史其凤、吴秀墀之类虽然记载中不多见，但是笔者在族谱、刑事档案中查阅到许多族长的名字和活动，均不提他们的身份，乃因有功名、官职、封赠必定有所记录，不注明者，则系平民，由此可知农民族长很多。可以设想，多数宗族没有仕宦之人和进学者，它的族长只能是平民。黄爵滋所云“生监或行辈居长者为之”，道出有功名者和平民共同担当族长的实情。
从上述事例可知，族长及管事者的身份有官员及其致仕者、取得功名的读书人以及热衷于家族建设的有钱的田主、商人和一般的农民。在有身份者中，高官少，中下级官员和有生监小功名者多；不论是什么官，他们对宗族的经营和掌握，多半是在做官前或致仕后，即为绅衿时。族长中平民与有身份者的比例，应当是平分秋色的，毋因记录中多见有身份的人，而忽视大量平民族长的客观事实。总之，绅衿和平民是宗族的主要管理者和建设者。
族长的职责及对其要求
宗族设置族长，有其管理职责，同时亦对其有要求。兰州颜氏宗族要求族长“上体祖宗历世垂训，下教子弟各归善良”(34)。绍兴王氏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议定，“家长为一族之长，上承继述，下殿贻谋”(35)。都是为着让族长实现祖宗遗训，教导族人，谋求福祉。
1.族长事务
族长所管的合族事务，以执掌祭祖最为重要，而繁杂之处在于管理族人，行施教化。兹分项说明其治理诸事。
甲.祭祀祖先。关于祭祀，此处仅从祭祀行政方面说明族长的管理，而不涉及祭祀礼仪。族长关注的是按时进行祭祖和维持祭仪中的纪律。绍兴中南王氏祀事仪制本来完备，然因太平天国战争，祀田地租难于收交，因而多年不能举行祭礼，族长王绍锡认为虽有客观原因，但也是执事者不肯齐心，同治三年(1864)邀集各房，点定执事，达成恢复祭祀的共识，书写议约，各一书名画押。光绪十四年(1888)族长世贵因六房轮流值年管理祭祀事务和地租，每年赢余，各房执事往往拖欠不归祠堂，恐怕将来祭祀难于正常进行，乃会同各分执事，秉公议规，嗣后如有拖欠之家，不准值年，保证祭祀按时进行。(36)直隶东光马氏族长检查祭品是否合格，务要粢盛丰洁，如或仍从俭啬，族长同公责罚；四季与忌辰应祭之日，凡十五岁以上者，须整衣冠至家庙瞻拜，不衷之服不得进入，如有不拜庙不谒墓者，享惠之时，族长责罚不恕；祭祀中如有不循礼法，互相喧哗以及恃酒乱嚷者，族长立即责罚。(37)坚持祭祀的严肃性。
乙.训导之务。族长平时以宗法伦理教导族人，宣讲圣谕和圣贤、祖宗人生格言，予人启迪，不生事端。安徽婺源（今属江西）长溪余氏族规：每岁正旦族人团拜，族长“开读祖训，幼辈拱听于阶下，实有益心身之语也”(38)。湖南湘乡匡氏每岁正月十五日，各房房长约集子侄，将家规、家训一一告诫。(39)四川铜梁周氏清明祭扫后，族长“躬率合族人众，将谱内所载圣谕规训，为之讲解劝导，俾共知守法”(40)。直隶南皮侯氏在每年祭祖时，族长择族中之贤者讲解家规，以为警惕。(41)
丙.调解族内外纠纷与送官惩治。族人细小纠纷，族长排解调处。湘乡匡氏《家规》赋予族长、房长调解纠纷的职能：本房族人有争执，房长开释；如不服房长，会集各房房长理断；再不服房长，一齐告禀户长（族长），唤纠纷双方入祠听户长公处。(42)宁晋张氏族规，族人争竞，族内调解，不得告官。族人赴官投递状词，就是有理，亦为不守族约，事后族长唤之公所，斥其不奉约束之罪，以为后来之戒。(43)绍兴汤浦吴氏族长处断坟山争执，并立禁约。该族祖遗坝头山坟山，历年已久，相安无异。宣统初族人某在山造坟，另有族人某妄认公山为己山，致酿讼端，族长吴瑞经邀族众公理，理屈词穷者挽中情愿服礼。(44)对不法族人，族长执送官府。如兰州颜氏宗族倘遇刁顽族人，不遵启迪者，族长呈官惩治。(45)
丁.管理宗族公产。宗族有无公产，或经营善否，关乎宗族的祭祀、兴建大事，所以公产的经营、维护与扩充是族长的重要职责。绍兴柯桥杨氏宗族拥有祀田，出佃收租，上供课赋，下延祭祀，而族中不肖之辈，将田产觊觎盗卖，当经族长开明户号，呈报知县，注册禁止。(46)
戊.主持编修族谱。修谱是宗族重大事务之一，族长以此为己任。洪洞刘氏族长殿凤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自云，族谱已三十六年未修，“余忝为一族之长，责诚在我”，故而约集族人，筹集经费制钱一千余，在祠堂设立谱局，延用能文的族人修辑，四年后竣工刊刻。(47)刘殿凤纂谱，是族长修谱的典型。
在族长理事中，一般宗族都有一条原则，即遵守国法，不得残害族人。安徽绩溪南关许余氏的规约就反映此种观念并阐述其中之理：“作奸犯科，国家有例，犯国法者鸣官治之，非家法所当治也。家法祗以祖宗前杖责为止，杖责以上非宗祠所可预。闻乡蛮宗党往往有活埋活葬惨情，妄谓家法尔尔，不思治人家法，自己已罹国法……即家法杖责、跪香、革逐亦必悖伦逆理，盗卖祀产等，有关宗祠乃可。非关宗祠者，宗祠为之排解，不得妄施家法，开宗族以强欺弱之衅。尤有事关宗祠，非家法所能预定，又非家训所能备载，不得不另立一则以定准绳，谓为规约。有背约者，阖族阻止之，阻之不可，再议拟家法以治之可耳。”(48)
2.宗族对族长权威的维护和约束
宗族对族长，既要维护其权威，又要对其有所约束。族规、祖训就是族长的行为准则，只有遵守准则，族长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
宗族要求族人尊敬族长，服从其指导，以便有效处理族务。宁晋张氏有一套礼敬族长的仪式：其一是每月十五日族人聚会，向族长致敬，如同对待严君，族辅邀集族人到祠堂迎候族长，“卑幼迎于大门首，照行次成列，族赞先行一鞠躬礼，导引族众同行一鞠躬礼，族长行至堂内，南面立，众皆北面排班，齐向上一揖，族长答礼，众复东西对面一揖，俱用族赞赞之。侍立行礼，俱整齐严肃，不得纷扰笑语。如无事议，族长命回”。其二，要求族人对族长，必须事事禀命，勿得率意妄行。“凡婚丧等急事不拘朔望，竭诚造族长之侧，请教方行，不准行则罢；如自以所见为是，异日再请教族长”。(49)铜梁安居乡周氏也有尊重族长的规训：“合族之人，当谨遵族长约束，不得以分高凌之，以力众排之，以巧诈乱之。不遵者群起而公讯之，庶体统一严、家法肃而争端泯焉。”(50)通过礼敬族长的仪式、规则，维护族长的权威。
族长理事有其准则，就是祖训与族规。宗族立有族规、族约，多系出于众人之集议，非一人之规；宗族还有共同遵守的祖训、宗训，开始拟自一人，然非一次形成，往往是多人言论的汇集。族规、族约、祖训、宗训，是宗族的公约，有类于国家的法规制度，得人人遵守。乾隆间兰州颜氏宗族“条约”的制定就反映这种过程：“惟是家有条约，犹国之有令典。令典之设期于无犯，条约之陈岂必相厉。今谱中所载典礼懿训，悉采先辈成规。而条约数事，则自吾远祖以来立为家法，经三百年如一日者，不敢妄有增损而轻重出入。随时小变之处，亦尝会同合族细加商酌，而后载之于谱。惟望我族本尊祖敬宗之心，为持身保家之计，不干条约，则人人能修己，人人能治人。”(51)族规是众人合议而成，而且“人人能修己，人人能治人”，族长亦应遵从。绩溪邵氏原有族规，光绪三十三年(1907)“公议重订祠规”，形成《祠规合议》。其办法是“集族众将祠规公同核定，缮列粉牌，悬挂祠内，俾有遵循，用垂久远”。并立合议一样四纸，三门各存一纸，祠堂存一份，永远存照。(52)有条约、合议、祖训，族长处理宗族事务，既有规可循，又不得任意妄为，不能独断，需要会同房长、家长共治。
明确了族长的行事准则，也就触及到对族长的要求。宗族对其族长的职权、为人行事都有规范和严格要求，主要是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不徇私情，不畏强凌弱，如有违背，施行处罚，以至撤换。乾隆间直隶东光马氏、丰润毕氏、湘乡匡氏等族规莫不作出同样的规定。如东光马氏祠堂规约：“族长并诸办事者务要秉公，如有不公处，无论尊卑长幼皆得指摘，倘有大不公处，从众另立一人。”族长有任期，届时去留由族人决定，故族规又云：“凡族长与诸办事者年终即各自请求告退，或去或留，族人自有公议。”(53)丰润毕氏家训“举族长”条，要求宅长、族副、族察“各宜秉公持正，明大体，服人心”。为了实现公正，绩溪华阳邵氏祠规特设族长回避条目：“祠中公事必须同心协力，秉公办理，不得偏执异议。至私事禀祠，祠中议事者必与两造无嫌疑，方得与议，否则当回避远嫌。”(55)
宗族作出规定，要求族长行为端正、自律，为人表率。宗族此种规范的目的是在用人得当，令族众佩服、听命，而族长能够将宗族事情办理妥善。直隶交河李氏对族长的要求就谆谆以此为言：“族长必须品端心正，性情和平，乃可服人，亦可拿事；族长必须恪遵家训，方可约束族人，训教子弟，如行止有愧，触犯规条，合族齐集公讨其罪，如稍有改悔，聊示薄惩以警其后，不然则削去族长名字，永远不许再立；不许恃族长名色做事不端，处事不公，以至家法紊乱，凡族人有犯训者公议明白，按事定罪，秉公处断，不得妄出己见，致令人心不服。”(56)绍兴吴氏家规，要求族长应循分守职，必谨守礼法，以群御子弟；毋贪财，毋狗情，抑豪纵，惜孤寡，敦风化，谨祭祀，庶几卑幼率服，风纯俗美。(57)前述宁晋张氏族规要求服从族长，同时要求族长以身作则，成为道德的楷模：“为族长者，要见得责任宏钜，务以道义礼法持身，务以公平正直存心，务以天地沧海扩量，视一族事如一身之事。”(58)康熙六十年(1721)，经理上海曹氏祠堂产业的南曹巢说：“余自念忝为众举司事，倘外托公平，内怀欺诈，假仁假义，作法于凉，则上蔑祖宗，下辜群望，族之人安赖有余，而余亦何面目以对族之人乎！(59)以对天祖负责的精神，严格自律，要为族人谋求福利，令曹氏在上海发扬光大。
族人会议与族长权限
宗族的事务，族长最有发言权和处断权，然而在其行施权力以前，需要有族规、祖训的依凭，另外常常还有族人会议、房长会议的议决，族长不便也不得违碍。族人会议是宗族生活的普遍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以“合族公议”、“集众合议”、“族众公约”、“祠规合议”之说屡见于清人文献。如零陵龙氏分成瑛、璋、瑄三房，房内事务房长管理，族长不能过问，全族事务共议解决。(60)浮梁郑氏祖训，族中所有之事，应认真公议，所谓“宗事于众，无小大俱集庙，从长公议”(61)。山西离石于氏宗族在康熙间公议以城南祠堂为合族公所，“遇有族中大事商议者，俱群集此祠议行”(62)。族人会议，族长、房长是当然的参加者，一般的族人亦可出席，与所议事务相关的族人更不可缺少。每房都有发言权，族长不能专断。凡涉及宗族的重大事务，如造祠堂、编族谱、修祖坟、订宗约等事，往往要族人会议同意，才便于族长推行，于此可见族人与族长双方的权利。族人的与议族政，乃因切身利益所致，族长不得不考虑族人的意愿，否则难于实行。族人会议主要管理的事务有：
甲.宗祠的修建、祭祀与管理。常州庄氏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合族公举”，建成始祖祠堂。(63)绩溪周氏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重建宗祠，与事的骨干人员，称作“能干”，计四十人之众，可见族人的参加建祠工程之踊跃。(64)陕西邰阳马氏于道光三十年(1850)创建衍绪堂宗祠，至同治二年(1863)，以丁盛族繁析居五分，并订立规约，“祠事议定轮流典守，每届清明更番交代，一切器物如或遗失，管者赔补。倘有不遵，五分同究”。恐日久不克守成，特立碣以志之，碑的署名为“五分同立”。(65)
乙.维护祖坟。为了祖茔的修缮、祭祀以及看坟人工费用，宗族成员要合力进行。直隶丰润董氏宗族的祖坟房屋毁损，树木干枯，乾隆十七年(1752)，族人为缅怀先泽，捐资修茔房，而备祭、培树及看坟工费尚无着落，次年“公议一堂，皆有同心，各出资财共襄厥事”(66)。江苏宜兴篠里任氏九世祖澹菴的墓被人伐木，侵占坟地，任成俞委托其弟景龙出面，联络守桥、惺韦、鸣岐、学鲁诸人，“遍谋于族，而族之欣然和者十之五”，捐地、捐资，终于拓展祖茔地亩，随后“集族之长幼相与要言曰：‘凡我澹菴公子姓，毋伐木，毋坏垣，毋侵地，尤毋得入，以懈越灵气。’”(67)
丙.编纂族谱。一般宗族修谱，有倡首和热心人，合族会议赞同，推举理事人员，修谱始得蒇事；即使不能立即修谱，为此而做的准备，也要族人会议来决定。修谱因此成为合族行为。嘉庆十年(1805)，绩溪周氏编写祠谱，五房分长与阖族斯文，共同厘定章程，分为八卷，颁之同族。参与“斯文”者有畿、荣、廷桢、礼等138人，总理刊刻的有绍成、廷辉等五人，编辑周荣，“同订”为宗杭、启运二人，校对廷璋、镜等六人，核查宗族田产者广煜、广煐等四人。(68)参与之众多达一百数十人。同治间，山东黄县王氏宗族的十五世孙敷传倡议续修族谱，赞助者不乏其人，旋以他故中辍。光绪三十二年(1906)“阖族会议”于始祖茔房，佥以族谱未续为憾，乃公推十六世基鸿、志澄、澂基、基楹、阜基，十七世慕曾、慕韶，十八世常奎、常师，十九世衍陞、衍韶等十一人为首事人，获得捐款二千余缗，编次粗成，但仍有疑难未决之事，“不得已而复开会议”，定出有关事例，要求以后办理合于“阖族之公议”。并于宣统元年(1909)作成谱序，谓为“阖族公序”(69)。
由谱序署名透露宗族修谱是全族事务及众人出力的事实。沧县于庄于氏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修谱，谱序署名“合族”(70)。不凸显族长、总纂，表示修谱是合族之事。该地刘氏光绪九年(1883)修成族谱，作序者十五世孙奉璋、十六世孙毓鑫、十七世孙庆斌等九人联合署名(71)，亦反映修谱系众人之力而成。同地李氏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修谱事竣，编纂者希莲作序，东支族长生贵、西支族长榯附属，表明族长不能攘夺族人之功(72)。
合族会议修谱，族人是主动的参与，亦有被动者，然仍系参与。乾隆六年(1741)，直隶乐寿陈兰在族曾祖令尹支持下独力修谱，为搜集资料，“博访族姓，远历邱坟，恭阅神主，审察碑文”，对族人一一了解。撰就，请令尹审查，“更质合族共为参酌”(78)。所以谱虽成于一人之手，族人接受调查，予以核实，是参与其事了。
丁.处理族人纠纷与不肖族人。族人纠纷与不肖族人之事，族长往往会同房长、家长以及有关人员共同商定。第二节所述绍兴吴氏坟山争执，房长吴瑞经“邀族开祠公理”，对无礼一方，“经族众理斥，伊等理屈词穷，挽中情愿服礼”。为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情，经派内“公议”，情愿将是山永远禁止，遂定立“公禁坟山议约”，“除联名禀请邑尊，给示勒石谕禁外，特立合同议约一式六纸，每房各执一纸，并存案一纸，永以为据”。立禁约房长吴瑞经，“仝议”者有瑞高、瑞云、瑞珠、金鼎、金安、金檀、金才、金瑭、玉振，“议中”宋芝轩、董子琛、王和德，“代字”吴凤笙。在整个过程中“族众”“公议”，形成的是“公禁”“议约”，族人与族长共同发挥作用。
戊.制定奖励进学规则。铜梁安居乡周氏的族产收入，在祭祀用度之外有盈余，为鼓励子弟进学，于嘉庆七年(1802)，经由“合族公议”，定出“奖赏条目，惠子弟以励厥志”。(74)奖学规章系合族公议而定，非族长一人所决断。
此外，族长与族人共同商订族规，在第二节已有所交待，这里从略。
宗族会议所议的修祠堂、编族谱、营建祖坟、处断纠纷等事，是宗族最主要的事务，是家政之荦荦大者，由族长和族人共同会议来处置，可以认为：
其一，会议，是族长、族人的共同行为。会议由族长出席与主持，所以此种会议，绝不是近代的“议会”，排斥政府首脑，它还是传统社会的家长会议，族长在会议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应当看到，族人出席宗族会议，可以发表意见，房分的看法更会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表明族长尊重房分观点及族人意愿。否则，族长就可以独断独行，不必召开族人会议了。是以宗族会议的举行，证明族长与族人相互认可，达成一致的行动。
其二，会议，是族长、族人的共同认识。共同的行为是在共同的认识前提下产生的，共识，则是利益一致所致，就是“尊祖敬宗收族”的统一目标所致。如若族长理事不公，自私自利，违背大目标，族人自然不会听命于他；族人也会因自身的难处，或房分的私利，影响宗族意见的统一。族长、族人，任何一方，或因客观条件所限，或因私心作祟，都会使宗族要办的事办不成功。“合族同心”即族人有共识，而此共识，尤其难得。只有合族同心，即族长与族人达成共识，才能推动宗族事务的开展。
其三，宗族会议是对族长权力的制约。宗族会议，由族长主持，族人因利害攸关，必然会发表意见，并要求意愿的实现。族长对不同的意见需要考虑到族人意见背后的利害所在，不能不有所关照，否则协商破裂。族人不乐意参加宗族活动，效果反而不好。有些宗族出现修祠堂、修家谱经过几代人努力才能实现，这固然有宗族与族人财力不济的原因，而所谓“人心不齐”，也是重要因素。族长要想把事情办妥，就必须经过协调，各自有所妥协，取得共识，让族人与族长的意愿都能有所实现，这就是现代话语的“双赢”。这种协调本身，就是对族长权力的某种制约，同时并不影响族长的权威。
族长不能恣意违背族人的意愿，还因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族人出钱让族长办事，族长不能不考虑这种因素。有些宗族规约给族长些许酬劳。宜兴任氏宗族规定：宗子每岁给米三石六斗；宗史每人每岁给米一石；宗课每岁总给辛力十六千八百文。(75)绩溪南关许余氏的管理祀产者，“若系殷实之家，不取薪资；若平常之家不能不取薪资，给以祠堂出息的十分之二。凡有事，火食人功另支。”(76)绍兴王氏给胙，优待族长之外，每节另给胙肉四斤，分长领胙肉一斤，执事亦每人一斤(77)。豫章黄祠，道光间议定给首事身俸，由原先的每人每年给钱三十千文，外加伙食钱二十千文；首事二人每月各给火夫工资钱六百文。(78)有的宗族给予族长精神奖励，允许其神主进入有限额的祠室。绩溪南关许余氏规定，理财的祠董，如其诚心经理，使公堂丰足，合族受惠，死后于报功祠立神主以祀之；倘或侵公肥己，无功有过，虽终身管理祠堂，没后不许滥入。(79)
族长宗法成分的消弱
宗族，周代宗法制与分封制破坏之后，宗法性沿着消弱的方向在减少，越往后宗法成分越少。清代宗族活动的现实，更加鲜明地显示宗族宗法因素的消弱及其程度。
1.从族人会议到“族会”，宗法成分严重减弱
宗族时或举行族人会议，是为某种习俗，然而不是固定的，极少形成为宗族族规，多因临时临事而召开，因而族人的与会权并没有保障；族长遴选法，表达了族人的意愿，但究竟与选举制不同。清末出现了宗族正式组织形式的“族会”，使选举族长、定期开会“制度”化了。
光宣之际清廷表示改革政体，宣布预备立宪，议会制、选举法被引入政坛，影响及于民间宗族。个别宗族摒弃推举法，采用选举法。绩溪华阳邵氏光绪三十三年(1907)即率先使用这种方法，规定：“本祠首事人等宜仿国家新定选举法，由族众投票公举，以得票多寡为去取准绳。一经选定，不得推诿，一年一次，善则留任，不善则不举。如肯任劳怨而公直者，谓之善；如毫无建白而诡谲者，谓之不善。其被选者只论公正，不论有无功名；选人者，必平日省事正派方准列名投票，以防弊端。至被大众留任至五年之久者，其为正直勤劳可知，应列入纪善籍，以表劳勩，异日修谱当立传以表章之。”(80)有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以票数多寡定人选；有任期，可以连选连任；有劳绩者奖励；选举人亦需懂事正派。虽实行选举法，邵氏的宗族组织仍习惯上称为“祠堂”。
而上海则出现“族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地方政府宣布实行“地方自治”，社会上议论纷纷，议会政体已为一些人所知，朱氏、王氏两个家族按照议会、自治会的精神，“集族人为‘族会’，从事家族立宪”，分别成立自家的族会。早在康熙年间就建立祠堂的曹氏宗族，鉴于宗族组织形式的发展，意欲模仿朱氏、王氏的建立族会，于宣统元年(1909)十月，由族人曹润甫于宗祠崇孝堂两次邀集族众会议，决意仿行，拟具简章。十一月冬至祠祭，族众通过简章，公举职员，正式成立族会，推润甫为议长。待至民国十三年(1924)由临时大会修改简章，使组织完善。因曹氏一般以谯国为郡望，故其族会定名为“谯国族会”。(81)
族会的宗族组织以及实行选举法的宗族，大不同于传统的具有宗法因素的宗族，成为宗族走向民主管理的近代性社会组织。它基本上实行民主管理原则及方法，由选举的执事人员依照会议的决议处理族务，族人是“会员”，有明确的权力和义务要求。所以族会成为近代社会的宗族组织，与“祠堂”、“清明会”一样，是宗族的组织名称，与族人有事临时召开的族会不是一回事，它是晚清社会的新生物，是宗族的新型组织。族会及其名称，在清末政治改革的社会背景之下得风气之先的一些地方，如上海首先出现。此事实系凤毛麟角，不能反映清代宗族组织的普遍状况，但是它的出现，表明宗族发展的方向是议会制和选举制。在这种组织原则下，族人权力上扬，宗族负责人类似于职员。选举法、族会组织法虽不完善，然民主选举、民主管理之意业已充分表达出来，大大破坏族长产生和族长管理中的宗法因素，甚至可以说宗族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表明宗法性宗族已走到末路，具有宗法因素的宗族管理人族长也走到尽头。
2.遴选法、族人会议和轮管法产生的族长权力有限度
以贤能为条件、以遴选为方法产生族长，其方法本身就表明族长权力的有限，与因血缘房分地位自然继承大不相同。族长的出任，是部分、甚至较多族人协商产生的，若行事不端，宗族会进行处罚乃至撤掉。与遴选法并存的宗族会议，商定宗族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族长自身地位尚在他人掌握之中，又有宗族会议的议定意向，族长不可能独揽大权、为所欲为，必须留意族人的意愿和宗族会议的意见。
许多宗族对某些事务实行轮管制度，按房出入管理，轮流替换，都有管理权，也都尽责任。前述郃阳马氏五房轮流主管祠堂祭祀，每届清明更番交代，主事人任期只有一年。绩溪黄氏分三大房，负责祭祀的人员司值，是“轮挨”，管祠三年，司值系每房“公举殷实老成者”，“不得推委强霸”。遴选法的族长，尤其是轮值的主事人，都不能久任，无形中限制了他们的权力。
拥有有限权力的族长，是否无恶不作、穷凶极恶？此种人有之，但不普遍。前述绩溪许余氏规约反映，有“乡蛮宗党往往有活埋活葬惨情，妄谓家法尔尔，不思治人家法，自己已罹国法”，反映有的宗族族长活埋族人的罪行，不过也为许余氏等宗族反对。乾隆帝于五十四年(1789)谴责安徽南陵刘姓族长刘魁一“起意将缌麻服弟刘种活埋毙命，并致刘种之母因子碰死”，因而说“各处族正，鲜有奉公守法之人”(82)。族长刘魁一案件载入《清高宗实录》，可见事情的重大，不是特例，然而极少见。乾隆帝说这种话，是为取消族正制，其实有很强的倾向性，所说是否客观，不便骤行认可。然而族长杀族人，系犯法行为，要受惩治，一般的族长也不敢以身试法，故而致死族人是罕见现象。族长挟有私心、贪图私利并不乏人，但从前述遴选法和宗族本能要求来看，族长难于恣意妄为和长期作恶。
3.缺少公共经济的宗族族长权力自然有限
清代宗族有的拥有较多公共产业，族长权威相对较大，如收入除公用之外，尚能赈济贫困族人，族人若违反族规宗约，就不能领取救济，因此不得不秉命于族长。但这类宗族极少，大多在设有义庄的宗族才能实现。多数宗族只有少量的产业，出息有限，仅能维持宗族祭祀，无能帮助族人。至于毫无公共经济的宗族，连清明祭祖都是临时凑份子，仪式草草了事，族人与祭与否，族长难于过问。宗族不能在经济上给族人以实惠，族长就控制不了族人，只有从宗法伦理来约束之，对于穷苦人，这种道义的说教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族长影响力实在有限。
至于宗族的各项活动，都需要经费。如有富裕的族人捐献固然很好，但是多数宗族没有这种条件。缺少共有财产的收入，各项事务的开展，需要向各户敛钱，然而有的族人凑不起份子钱，或不信任主事人，不乐意交钱。众人出资出力的宗族事务，不能像政府那样强行征收，必须族众商议而后定，所定事项，是族人意志的表达，族长遵行乃情理中的事情，自然成为对族长权力的制约。
写到这里，似乎该对清代族长作出总括说明：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自然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宗族会议（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他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祀祖宗、建造祠堂、修葺祖茔、编修族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只有双方配合得好，族人作用得到发挥，宗族事务才能开展得好；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他振兴族务、遵守国法和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此种条件下行事的族长，一般地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试想可以撤换的族长，不是宗族的化身，怎能凌驾在宗族之上，怎能对族人任意施为；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有专断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在演变，宗族及其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注释：
①⑥(26)(43)(49)(58)宁晋《百忍堂张氏增修族谱》，同治十二年本。
②(40)(50)周泽霖纂修铜梁《安居乡周氏宗谱》卷一《训规》，光绪十年刊本。
③张履：《答陈仲虎杂论祭礼书》，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礼政十一·祭礼》，光绪十四年上海图书集成局版。
④龚克刚清江《龚氏十四修族谱》，《族约》，民国三年刊本。
⑤零陵《龙氏六续家谱》卷首下《家规》，民国十年敦厚堂木活字本。
⑦(34)(45)《金城颜氏家谱》，《敬拟遴选家长规则四条》，光绪十二年本。
⑧民国《毗陵城南张氏宗谱》卷二《宗约》。
⑨(46)杨惟春等修绍兴《山阴柯桥杨氏宗谱》卷二《县案》，光绪二十年敦伦堂木活字本。
⑩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九《海宁曲氏义庄规约序》，同治十三年注经堂重印本。
(11)民国《毗陵庄氏族谱》卷一五《旧定经理祠产各条》。
(12)《宁乡南塘刘氏四修族谱》卷二《族规》，民国十年存著堂木活字印本。
(13)《金城颜氏家谱》，《敬拟遴选家长规则四条》、乾隆《重修家谱序》、光绪《重修祠堂记》，光绪十二年本。
(14)(39)(42)湘乡《匡氏续修族谱》首卷《家规》，道光八年解颐堂刊本。
(15)(48)(76)《绩溪县南关许余氏惇叙堂宗谱》卷十《宗祠规约》，光绪十五年刻本。
(16)郑培先修浮梁《郑氏宗谱》，咸丰十一年刊本。
(17)黄祖络等修纂《豫章黄祠四修主谱》，《道光庚戌公议条规》，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18)《朱批谕旨·李卫奏折》，雍正六年七月十八日奏折，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3085包。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4588、4603包。
(21)潘天成：《铁庐集》卷二《乡贡先生传》，《四库全书》本。
(22)(75)任承弼编《宜兴篠里任氏家谱》卷二，民国十六年一本堂刊本。
(23)萧山《欢潭田氏家谱》第二本《鼎和公行述》，光绪三十年刻本。
(24)(51)《金城颜氏家谱》，乾隆《重修家谱序》，光绪十二年本。
(25)民国《云阳县志》卷二三《族姓宗祠表》。
(27)晋荣如修平定《晋氏族谱》，同治八年刻本。
(28)《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卷十九《禁碑》，同治八年刻本。
(29)赵琪等撰《东莱赵氏家乘》，《坟墓附保护坟墓布告·清咸丰五年二月九日知县屠道彰保护坟墓布告》，民国二十四年永厚堂铅印本。
(30)吴金璠等续修绍兴《汤浦吴氏宗谱》卷三十六《谕禁友竹公坟山碑寅大房》，民国五年孝思堂刊本。
(31)《黄爵滋奏疏》卷一四《会议查禁械斗章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0页。
(32)民国《龙岩县志》卷二一《礼俗》。
(33)宣统《岭南冼氏宗谱》卷三之六《重修大宗祠碑记》，转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461页。
(35)王大泉修绍兴《中南王氏宗谱》卷首《宗祠条规》，民国三十一年三槐堂木活字本。
(36)王大泉修绍兴《中南王氏宗谱》卷首《议约》，民国三十一年三槐堂木活字本。
(37)(53)东光《马氏家乘》，乾隆《马氏建立祠堂约》，1999年十一修本。
(38)余章耀等修《婺源长溪余氏正谱》卷首《祖训》，道光二十八年宝善堂刊本。
(41)民国南皮《侯氏族谱》，《家规十条》。
(44)吴金璠等续修绍兴《汤浦吴氏宗谱》卷三十六宣统《禁止坝头山造冢议约》，民国五年孝思堂刊本。
(47)刘殿凤修《洪洞刘氏宗谱》卷一《重修宗谱自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52)(55)邵俊培纂绩溪《华阳邵氏宗谱》卷首《祠规合议》，光绪三十三年叙伦堂刊本。
(54)丰润《毕氏宗谱》，《毕公裔家训》，民国十九年排印本。
(56)交河马连坦睦族堂《李氏族谱》，《谱例》，民国八年七修本。
(57)吴金璠等续修绍兴《汤浦吴氏宗谱》卷一《吴氏家规》，民国五年孝思堂刊本。
(59)曹浩等续修《上海曹氏族谱》卷四《祠堂祭田记略》，民国十四年崇孝堂排印本。
(60)零陵《龙氏六续家谱》卷首《五续谱序》，民国十年敦厚堂木活字本。
(61)郑培先修浮梁祁门《郑氏宗谱》，《祖庙训》，咸丰十一年刊本。
(62)于准纂修离石《于氏宗谱》，《垂训·族规》，康熙年间刻本。
(63)民国《毗陵庄氏族谱》，《仿鹤公谱序》。
(64)(68)周赟等修《绩溪城西周氏宗谱》卷首《刻祠谱记》，光绪三十一年敬爱堂木活字本。
(65)《郃阳马氏宗谱》，《南渠西马氏宗祠记·衍绪堂规约》，民国二十五年增订本。
(66)丰润《董氏家谱》，《石碑十三·文附》，民国十五年刊本。
(67)任承弼编：《宜兴篠里任氏家谱》，任景龙：《祖墓记》，民国十六年一本堂刊本。
(69)王次山修《黄县太原王氏族谱》，《重修族谱序》，宣统元年刊本。
(70)于兴泉整理沧州《于氏分谱》，乾隆合族《序》，2002年印本。
(71)沧县《刘氏族谱》，光绪《序》。
(72)交河马连坦《李氏族谱》，乾隆《序》，民国八年七修本。
(73)乐寿《陈氏族谱》，乾隆《序》，光绪十五年本。
(74)周泽霖纂修铜梁《安居乡周氏宗谱》卷一《祠堂碑记》，光绪十年刊本。
(77)王大泉修绍兴《中南王氏宗谱》卷首《酌议领胙并收租条欸》，民国三十一年三槐堂木活字本。
(78)黄祖络等修纂江西《豫章黄祠四修主谱》，《道光庚戌公议条规》，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79)《绩溪县南关许余氏惇叙堂宗谱》卷八《惇叙堂家政》，光绪十五年刻本。
(80)邵俊培纂绩溪《华阳邵氏宗谱》卷首《新增祠规》，光绪三十三年叙伦堂刊本。
(81)曹浩等续修《上海曹氏族谱》卷四《族会缘起》、《续修族谱记》、《樵国族会简章》，民国十四年崇孝堂排印本。
(82)《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五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十七册，第1101/1-1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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