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距离：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社会距离的实证分析_社会交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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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距离是一个内涵丰富、高度抽象的概念，它不仅仅具有一个维度或意义。郭星华等人将社会距离分解成三个层面，即向往程度、排斥预期和整体感觉。[1]本文使用的社会距离主要是用于描述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概念，倾向于测量主观社会距离。以流动儿童为主体视角研究社会距离的构成，一方面符合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基本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符合流动儿童自我归类和城市融入的主要过程。本文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探索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结构维度，从流动儿童的主体视角出发，对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社会距离的内在结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解析，以期客观地呈现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实际状况。

       当前对流动儿童研究的关注点仍然以东部地区为主，而中西部地区需要更为深入与广泛的研究。武汉作为中部发展的重要城市，逐渐成为继广东、江浙后农民工流动的新区域，因此将调查地点选择在武汉。我们在武汉市选取了武昌和汉口这两个典型区域的5所民办学校、4所公办学校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在2013年4月至6月间进行，考虑到问卷填答能力的问题，此次调查的样本是4年级到9年级这一年龄阶段的流动儿童。“学生问卷”当场填写，当场收回；“家长问卷”委托学生带回，由家长填写，次日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11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86份，有效回收率89.6％。在此次调查中，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占35.2％，民办学校占64.8％；在性别方面，男生占55.7％，女生占44.3％；流动儿童的平均年龄为12.24岁；平均来城生活时间为6.82年。

       一、结果分析

       (一)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因子结构

      

       由表1大致可知，流动儿童对与本地学生交往充满向往的占70.7％，真正觉得与本地学生有心理隔阂的只占26.4％，有约一半的流动儿童感受到了本地学生对他们的排斥。虽然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社会距离的大致倾向，但指标较多，且相互之间存在信息重叠，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有必要进行精简，保留最具有代表性且概括力较强的几个指标，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便于简化分析。本文拟对以上指标进行赋值，然后进行因子分析，探索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社会距离的内在结构。

       首先，本文对前述8项指标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对本地学生是否了解、与本地学生是否有一种心理隔阂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r｜＜0.3，因此这2项指标不适合作为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结构性指标，故在进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排除。其余6项指标相关程度较高，KMO统计检验值达到0.705，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值(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为1019.28(P=0.000)，这表明上述6项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表2的结果表明，6个指标被概括为两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内容，分别命名为接纳预期因子和融入意愿因子。两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877％，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

      

       (二)流动儿童社会距离的特征

       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函数系数为权重，计算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社会距离的综合得分。根据本文采用的赋分方式，每一指标的分值都是在[-1，1]区间的变量，因子得分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1，即该指标对因子的贡献率为100％。如果因子得分为正值，则表明在社会距离上倾向于融入，反之则倾向于排斥。统计分析发现，流动儿童接纳预期的均值为-0.437，小于0，表明流动儿童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遭遇了冷漠与疏离，倾向于认为本地学生对他们是排斥的。融入意愿的均值为0.238，大于0，说明流动儿童渴望与本地学生交往，希望融入其中，实现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融合。社会距离的均值为-0.112，小于O，说明流动儿童并没有真正融入本地学生中去。由此可知，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融入意愿与接纳预期表现出一种不对称性。一方面，他们对城市的向往程度更热切，融入的意识更强烈更主动，希望融入本地学生群体中，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更集中更统一。另一方面，相比融入意愿，流动儿童倾向于认为本地学生对他们是排斥的。虽然同处于一个地理社区，但他们在社会地位、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与本地学生的日常交往过程中也会遭遇到他们的歧视、偏见和看不起，这些差异无疑会影响到他们与本地学生的社会关系。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之间虽然可以共享地理空间，但主要还是生活在自己所属群体的世界里，从而形成一种共同地理空间中的“精神隔离”。

       (三)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讨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将流动儿童自身特征、家庭因素、社会交往、教育隔离、社会文化五类指标共计15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得到表3的结果。

       1.人口特征

       由表3可知，在人口特征方面，性别对流动儿童的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是否是独生子女显著影响着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年龄并没有对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以男生为参照，女生的融入意愿更强烈。性别差异一方面可能源于男女生本身的差异，相比较而言女生更灵活，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男女性别地位的差距在城市文化中不断弱化。在农村，重男轻女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念表现突出，教育的优先权往往是在男童身上，女童处于劣势地位，而迁入城市后，由于同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性别的地位差异不断缩小，男生可能会觉得自己在老家的优势地位下降，转而更加认同老家，而女生对城市的向往程度更热切，融入的意识更强烈和主动。

      

       以非独生子女为参照，流动儿童是独生子女的，在与本地学生的接纳预期、融入意愿方面更为显著。社会交往补偿理论认为，由于独生子女缺乏兄弟姐妹这一客观的家庭条件，使得在幼儿时期他们的社会交往实践机会少于非独生子女，到了青少年时期“被迫”更多地与同学和同辈群体往来，从而更好地习得了与“他群体”交往的规则，提高了社会交往能力。[2]因此，独生子女的乐群性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更乐于和善于与人交往，社会交往能力更强。独生子女流动儿童在与本地学生的交往中建构同伴关系的主动性要高于非独生子女，他们更主动渴望和向往融入到本地学生中去，与本地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由于其交往能力比较强，自我感受预期也比较好，因此也更能获得本地学生的认可，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就比较小。

       与周皓、章宁的研究不同，年龄因素并没有对流动儿童的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探讨其分歧产生的原因发现，周皓等人的研究中，流动儿童在城市居留的时间普遍较短，53.8％的流动儿童在城市居留时间低于3年，[3]而本文中低于3年的流动儿童只占20.7％，因而本文中年龄大的流动儿童在城市居留时间也可能更长，乡土生活背景的负向影响与在城市居留时间的正向作用相抵，故年龄因素没有对流动儿童的融入意愿和接纳预期产生显著影响。

       2.家庭因素

       由表3可知，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越高，融入意愿越强烈。这种影响体现在家庭的月收入、居住空间上。家长感知的社会距离对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影响不显著。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在城市生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除了经济收入，居住状况被认为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指标，因为拥有房产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标志。[4]家庭的经济收入越高，意味着其经济支付能力越强，更有能力选择居住在较好的社区。这一方面，能够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见世面”的机会，让流动儿童接触到更多城市特有的文化，这无疑增加了他们与本地学生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拥有住房和良好的居住环境便意味着为流动儿童打开了接受城市公办教育之门，而家庭租赁房屋居住的流动儿童不具有这种优势。通过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并能进入公办学校读书，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部分流动儿童的城市化过程，使他们更主动融入本地学生中，降低预期感受的排斥程度。

       家长感知的社会距离没有对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实现社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早期社会化的过程。早期社会化即从幼儿到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化的主要场域从家庭转向学校，尤其是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以后，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方面更多受到本地学生的影响，而这一时期流动儿童的人格尚未完全形成，可塑性强，学校同辈群体的影响超过了家长，家长感知的与本地市民的社会距离并未实现代际传递。

       3.社会交往因素

       由表3可知，社会交往网络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会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具体而言，流动儿童社会交往网络的规模越大，接纳预期就越高；经常交往的本地学生越多，其接纳预期越高，但两者均未对融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一般而言，流动儿童虽然离开了原有的“熟人”社区，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以及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挤压，在构建自身社会交往网络时，仍然依靠原有的血缘、地缘等关系。调查发现，流动儿童所依赖的强关系基本上都是亲属、老乡、有着相似迁移背景的流动儿童等。要想实现与本地学生的整合，融入城市社会，不仅需要扩大社会交往网络规模，而且异质性程度要好，蕴含的社会资本总量要丰富。[5]从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网络规模和关系构成来看，显然他们的社会交往网络并不足以支持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流动儿童社会交往结构的“内卷化”使得其内部整合程度高于他们与本地学生之间的整合程度，因此造成其对城市社会融入意愿并不强烈。

       布劳曾提出这样一个核心假设，与其他群体和阶层的交往能推动和促进向这些群体和阶层流动，[6]这在本研究中再次得到验证。流动儿童社会交往网络规模的扩大和与本地学生交往的增多，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可接受性。通过与本地学生的交往，流动儿童接触到更多的现代性理念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断向本地学生的生活方式趋近，努力缩小与本地学生的差异，试图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这种差别悬殊的异质性交往可能影响他们身份意识的确立和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在无形中不断消解他们的乡土惯习和集体意识，使其社会认同增加城市性元素。而且在互动过程中，彼此交流着意义，通过可以相互理解的意义框架，实现沟通的目的，建构彼此的社会认同，这也有利于产生帕森斯所说的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和整合。频数分析表明，30.8％的流动儿童表示，在其朋友构成中，本地学生的数量超过了同为流动儿童的数量。尽管在和本地学生的交往中，双方的互动还没有达到亲密和深入的程度，有本地学生做好朋友的比例也不高，但至少可以说明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对象不再局限于同质性高且身份类似的同为流动儿童的范围。随着社会交往对象异质性的不断增强，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交往愈加频繁，能够拥有较多的本地学生做朋友，有助于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减少拒斥感和疏离感，增强他们在本地学生中的可接受度。

       4.教育隔离

       由表3可知，不同性质的学校会显著地影响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与融入意愿。具体而言，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接纳预期更高，融入意愿更强烈。

       教育隔离主要表现为学校隔离，在不同性质的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之间就处于一种空间隔离的状态。[7]学校作为流动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域，是相对制度化、正式的交往空间。不同类型的学校蕴含了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不同社会交往逻辑。公办学校是一个重要的“熔炉”，在此就读的流动儿童，一方面要承受可能会产生的自卑感、孤独感和被歧视感，很多流动儿童在发展同伴关系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局限；另一方面，公办学校毕竟为他们开启了一扇了解城市的大门，流动儿童有更多的机会与本地学生接触，交往的频率也更高。他们往往把本地学生作为参照群体，更可能将自己视为城市社会的一员，从而主动地向本地学生靠拢，在交往过程中也更有可能冲破身份制度的藩篱，其交往的结果便是划分出了与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截然不同的内、外群体，从结构上实现与城市的社会融合。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其社会交往文化显著地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更容易迷失在城市现代化的“铁牢笼”之中，[8]更易融入城市社会。而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在其独特的制度空间和其他生活空间中建构了一种与城市社会迥异的交往文化。流动儿童的同质性较强，社会交往多限于本群体内部，与本地学生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这种人际互动区域的局限使得他们感受更多的是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本地学生成为真正的“外群体”。他们在压缩的学校时空中，与外群体展开资源的争夺，他们只能“在这里”“把握现在”。[9]因此，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正在经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他们建构出特殊的文化对抗城市社会，却潜伏了底层阶级社会再生产的危险。[10]由于缺乏社会交往的机会，流动儿童接触的大部分是相同身份的同学，与本地的学生几乎处于隔离的状态。

       5.社会文化因素

       由表3可知，能讲本地方言有助于增强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与融入意愿；遵守风俗习惯有助于增强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长，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越高，融入意愿越强烈。

       语言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渠道和标志，方言作为辨识祖籍地的明显特征，其形成的区隔性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壁垒，从而形成内群体认同。[11]族群语言认同理论认为，向主流群体的社会流动是一种个体的策略，人们渴望进入到支配群体中，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要使用支配群体的语言，而本族群语言的言语标识则被弱化，因为个体已经习得了支配群体的语言。[12]这在我们的研究中再次得到验证。是否会说本地方言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具有显著影响。在流动儿童所处的情境中，他们知道城市方言代表着主流、高地位，它成为城市认同的对象。家乡话则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是一种被礼貌社会排除在外的语言，家乡话通常等同于不标准或次标准，而且带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这种自卑的含义也会传递到那些说家乡话的人身上。[13]诚然，能讲本地方言有助于加强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沟通，减少与本地学生之间的误解，本地学生也更愿意与能听懂、会讲本地方言的流动儿童进行交流。只有主动开口讲本地方言才能体现出流动儿童对本地文化的认同，降低流动儿童的排斥感，缩小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

       风俗习惯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或模式，作为共享的符号系统，是形成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依据。按照原生论的观点，文化上的同化和保持族群性是两条平行线，没有理由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14]对本地风俗习惯的了解和熟悉，是一种文化仪式上的认同，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提高，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与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但是，遵守本地的风俗习惯有助于流动儿童理解本地学生的行事，对于增强其接纳预期，减少排斥感有一定的帮助。

       流动儿童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长，其接纳预期越高，融入意愿越强烈，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越小。美国社会学家肯老奇对不同族群社会距离进行研究时发现，居留时间对于族群之间的社会融合具有一定的影响。[15]居住时间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具有文化上的更多相似性，另外，相互接触的群体之间具有更多的交往接触的机会。社会交往的机会越多，感知的社会距离就越小。居留时间的影响作用则可能与城市生活背景的积累有关，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的延长，流动儿童脱离农村生活空间的时间也就越长，对于他们来说，回到农村中去是一种文化的“逆流旅行”，其造成的不适应是可以想见的，这表征着他们的融入意愿更强烈。流动儿童对城市社会更加了解、熟悉，所积累的城市生活阅历会更多，行为举止也更城市化，越可能建立与本地学生较好的社会关系，加快了他们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更容易建立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同时，居留时间本身也可能是流动儿童形成身份认知判断的依据之一。

       二、结论与讨论

       (一)流动儿童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由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两个因子构成

       以往社会距离的研究运用评判异类的标准表现大族群的优越性，将小族群视为拒斥在外的“他者”。但小族群并非完全“沉默的他者”，他们是拥有自我构建能力的自主生命。[16]他们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自主意识和判断上，也体现在他们对强势群体社会态度的对应反馈上。因此，从小族群视角出发去研究社会距离，需要将小族群的意愿和小族群对大族群的感受预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本文从流动儿童的主体视角出发，强调了他们在与本地学生融合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在结构上由两个因子构成，即接纳预期和融入意愿。

       (二)与接纳预期相比，流动儿童的融入意愿更强烈

       城市新移民中出现的“反移民化”倾向值得关注。相关研究也发现，随着移民进入城市居留时间的延长和移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移民化”的程度反而会越来越弱。[17]本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进程并不是如以往研究所言，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同化和适应过程”，在当前“结构-制度”背景下，更有可能出现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精神隔离”。表现在社会距离上，就是流动儿童对城市的向往程度更热切，融入的意识更强烈和主动，希望融入本地学生群体。但是，相比强烈的融入意愿，流动儿童倾向于认为本地学生对他们是排斥、疏离的，即使居住在“都市里的村庄”这同一空间下，两者仍然是“两张皮”的关系，各自生活在各自的情感世界中。

       (三)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融合之路——社会交往网络

       流动儿童的人口特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网络、教育隔离、文化差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流动儿童的接纳预期与融入意愿。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本地学生对流动儿童的态度也发生着从拒斥到接纳的变化，但这种不对称的社会距离带有极为明显的社会空间痕迹，制度惯性依然影响着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社会交往网络受限于制度和结构，但制度和结构造成的空隙正在逐渐修补。[18]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在文化层面上，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不只是依赖文化和媒介，而是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同时传递和更新文化的知识；在社会层面上，此沟通行为不仅会调节不同意见或社会行为，而且会促进社会整合和人们的归属感；在人格方面，沟通行为达到了社会化的过程，促使个人自我观的构建。[19]布劳指出，社会整合不取决于强有力的内群体纽带，而取决于来自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个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如果双方建立起跨群体的社会交往网络，彼此密切接触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表面的互动，将促使彼此接纳对方，进而产生社会认同和融合。[20]由此可见，社会交往之于流动儿童城市社会融合的重要性。本文的结果对缩小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进而促进城市社会的融合有如下几点启示：第一，继续完善公办学校接收流动儿童的机制，逐步将流动儿童全部纳入城市公办教育体制中来。[21]第二，目前民办学校仍是接收流动儿童教育的重要机构，要重点探讨促进民办学校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机制。第三，与本地学生的交往与沟通对于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往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接触机会，可以通过学校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增加流动儿童与本地学生接触的机会，促进彼此间交往。随着社会交往的异质性不断增强，有助于消除误解、歧视和“污名”，减少在生活方式、日常交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增强彼此间的认同，以此缩小群际社会距离，继而促进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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