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的实践探讨--论赖日科夫“大国悲剧”的大理论倾向_苏联解体论文

苏联解体原因的实践探讨--论赖日科夫“大国悲剧”的大理论倾向_苏联解体论文

切实探讨苏联解体之因——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的大国主义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科夫论文,切实论文,倾向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这个强国为什么很快衰落并最终解体,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人们并未停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思考。2008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雷日科夫所著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曾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该书确实值得一读,正如阎明复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雷日科夫是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对彼时的真实景况和内幕有非他人能比的了解和洞悉,雷日科夫的著述因而就多了更深一层的价值和意义……由于雷日科夫当时身处最高决策层,因此对于历史关节点的把握就非常准确,对于此起彼伏的各种事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就叙述得更合乎逻辑,也更为清楚。这种系统、明晰、中肯、准确、全面并具有独特视角的叙述,对所有想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人,都将是莫大的帮助。”这一评价并不为过,该书确实对于我们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书中所暴露出来的大国主义倾向也值得注意。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大国悲剧》“悲”在何处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所指出的“悲剧”,主要强调的是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解体和消失。他在书中探讨的是“关于这个强大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关于出现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1]他指出:“我相信经过这次震荡,俄罗斯将重新奋起,占据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占据的位置。……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未来,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念,我写下了这些对祖国艰难岁月以及它未来命运的叙述和思考的文字。”[2]他对苏联这个大国解体的惋惜之情和对俄罗斯大国崛起的期盼溢于言表。

雷日科夫正确地指出,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其中有经济的、社会的、党和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3]关于内部原因,该书实际上主要围绕着苏联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这两条主线展开。作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直接导致苏联出现悲剧的原因,它在改革年代后期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并最终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苏联这个作者认为曾经是多民族国家“典范”的很多地方“兽性大发”,成为一支“苏联的攻城槌”,是在苏联开始衰败的大背景下,在时代遗留的民族问题基础上,加上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处理最初是区域性民族分离行为的不力,被诸如“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等一批“毁灭伟大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反革命势力所利用而导致的。“正是民族主义同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甚至同某些完全个人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那根带来厄运的火柴,而一些利害攸关的实力则用它点燃了干柴堆。”[4]

从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解体而言,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雷日科夫在分析苏联各地民族主义问题时,指出了苏共中央“不妥当的人事任命”、“中央盛气凌人的作风”、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的鼓动、西方世界的蛊惑等这些表面的原因,但对苏联民族问题形成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显然分析不够,而且有些观点暴露出了大俄罗斯主义情绪。

苏联的解体是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的。关于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众所周知,这是根据苏德秘密协定1940年被苏联强行吞并的,在并入苏联后,苏联政府的许多政策是侵犯当地民族利益的。对于这一历史事实,雷日科夫的看法是:“从世界历史和本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无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会利用秘密条约或协定来保护或满足本国的利益。这永远是政治上和外交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波罗的海三国是被苏联强行吞并的,对此,莫洛托夫有生动的描述,但雷日科夫却说:“苏联挽救了这些国家,挽救了它们的人民免遭德国纳粹真正的军事占领之苦,然后又尽其可能帮助被它解放的波罗的海三国加速发展。”苏联为了自己的防御建立“东方阵线”,吞并了罗马尼亚、芬兰、波兰等国的领土。雷日科夫强调:“如果苏联的疆界没有向西推移,那么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进程将更加惨烈。这也就意味着二战的过程将会更长,更加血腥,更具破坏力。”[6]这种说法完全是站在大俄罗斯主义的立场上,波罗的海三国并未免遭被希特勒德国占领的命运,反而是苏联扩大“东方阵线”的行为使罗马尼亚、芬兰等站到了纳粹德国一边,波罗的海三国也有许多人(“森林兄弟”)奋起反对苏联占领者。

让我们以芬兰为例看看苏联是如何推进其防线的。早在1938年4月,苏联就以保护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安全为由,多次向芬兰政府提出割让、租借或交换领土等方案,力图使列宁格勒的防线向前延伸,因为列宁格勒离苏芬边界仅32公里。从1939年10月起,两国开始谈判,无结果。苏联便单方面废除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1月30日苏联发动苏芬战争,经过近三个半月的激战,芬兰战败,只好接受苏联的宰割,1940年签订苏芬和约,苏联把芬兰的雷巴契半岛、斯莱特尼半岛的一部分、贝柴摩、萨拉地区和卡累利阿地区划归己有,租借汉科半岛及附近的岛屿为军事基地,期限为30年。这样,苏联总共获得了4.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卡累利阿地区的苏联国界线向西北方向移动了150公里。苏联虽然取得了苏芬战争的胜利,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在道义上是失败的,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苏联对芬兰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讲,声援芬兰,宣布在贸易上对苏联实行道义禁运,向芬兰提供援助;英法两国除向芬兰提供军事援助外,还准备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援助芬兰,后因瑞典和挪威害怕卷入战争而未能成行。1939年12月,国际联盟把苏联开除。苏军伤亡近20万人,其中有6万人是在战场上牺牲的。50万芬兰人失去家园,他们的反苏情绪很高,为了雪耻,芬兰政府倒向了德国一边,苏联的行为促进了反苏联盟的扩大,这在军事上也是不合算的。

苏联的行为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在评价这类行为时说过:“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可能用兼并邻国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7]列宁在为苏维埃政权起草的第一个法令——《和平法令》中明确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不管哪个民族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内,也就是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8]斯大林以有利于苏联的防御为借口扩大自己的领土,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留下了许多历史隐患,在二战前后他迫迁了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人数众多的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和违法的,但是,雷日科夫认为这是国家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做出的,不是“庸人自扰”。在解放了克里米亚半岛后,把整个鞑靼民族作为与德国人的合作者进行处罚,强迫他们从世代居住的领土上迁出有多少合理性?雷日科夫认为“对历史不能报复”,苏联的民族分离主义恰恰是对历史的报复。

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离运动源于对苏德秘密协定的否定,苏联政府完全可以坦诚对待历史问题,努力消除历史错误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多少工作,苏联最高领导人一直隐瞒苏德秘密协定,加盟共和国的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大型企业都归中央所有,波罗的海三国开始只是要求给地方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但没有成功,后来民族情绪高涨,逐渐向民族分离主义发展,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里,中央行动的迟缓、热衷于行政手段、不能坦诚面对历史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斯大林曾向世界和苏联人灌输这样的逻辑: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一切有利于苏联的都是进步的。在扩大社会主义影响的名义下,俄国扩张主义的传统被继承。恰恰是这种扩张伤了苏联的元气,也加剧了苏联国内的矛盾,遗憾的是,俄国人至今不能从过度扩张中吸取教训,还在为大俄罗斯扩张主义唱赞歌,让人吃惊和不理解。应该说,苏联的大国悲剧“悲”在过度扩张上,更“悲”在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上。

如何看待和接受苏联解体的后果

苏联解体确实给原苏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痛苦,一些新独立国家表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俄罗斯族人也有失公平。但是,俄国人惯于盛气凌人、以势压人,苏东剧变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强烈要求加入北约,以寻求西方对其独立地位的保护,与历史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和对现实中俄罗斯的不信任不无关系。在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加入北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也在谋求美国的庇护,力图加入北约。对此,俄国人很恼火,雷日科夫认为:经济严重困难的格鲁吉亚“难道不应该向历史上的邻国——首先是俄罗斯去寻求相互理解,去发展同它们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但他们的做法完全相反。在政治方面,格鲁吉亚新领导的行为是极具挑衅性和无法预料的”[9]。格鲁吉亚曾是率先独立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源于苏俄1921年对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占领和苏联并未使格鲁吉亚变得富裕和繁荣。

乌克兰独立于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二战中被兼并的西乌克兰人努力的结果。乌克兰独立后,俄罗斯联邦承认了他们对克里米亚的拥有权,并与之签署协议,俄罗斯舰队可以驻留到2017年。但是,雷日科夫却认为:“塞瓦斯托波尔作为黑海舰队主要基地的特殊地位,已为文件所证实,它从未交付给乌克兰,而苏联的继承人则是俄罗斯联邦。因此,有一切根据可以证实,俄国对以1991年塞瓦斯托波尔市占有土地状况为界的黑海舰队主要基地拥有主权。”[10]雷日科夫强调:“就整体而言,俄国不仅必须坚定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且还应当考虑到黑海地带出现的崭新军事政治形势。通过土耳其和乌克兰,西方和美国正在一步步实现把俄国从黑海地区实际上挤出去的目标……目前俄国南方直接与北约擅自划分的责任地带相毗连,这种情况十分严重地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对俄国极为不利,使欧洲裁减军备的成果化为乌有。同时还要考虑到,没有黑海舰队及其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的密切配合,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步兵军团便无法保证俄国国家利益得到可靠的保卫。”[11]雷日科夫列举历史上俄国为打通出海口与土耳其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强调“这段历史表明,在任何条件下俄国政府均不能低估黑海战略方向对国家民族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12]俄国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要保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强大,反对它撤出塞瓦斯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经常成为俄乌两国关系中的制约因素,将来也还会起作用。历史证明,民族极端主义和大国主义同样都是产生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因。

不管承认与否,在苏联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中,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俄罗斯都是率先走上民族独立、也就是脱离苏联的国家,这种争取自己独立主权的运动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签署的一纸别洛韦日协定,最终使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不再存在,尽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多数人赞成保留革新后的联盟,但在苏联不存在之时,并没有民众表示抗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终结联盟国家、各自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是苏联各族人民的选择,那么他们只能学会在新的条件下和平共处。

近几年随着俄罗斯实力的增强,俄国国内民族主义力量抬头,普京有意利用民族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在重构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国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历史再次成了政治的婢女,2007年出版的教师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该书与《大国悲剧》的共同之处是对“大国”的留恋与歌颂。声称:“苏联不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对全世界千百万人来说,它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13]战后,斯大林在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残酷镇压反抗者,推行集体化和工业化,制造克里姆林宫医生案,无中生有地给他们扣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帽子,但该书却说:“斯大林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既有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的政治支持,也有那些对加入苏联不满而可能构成政治危险的民族共和国的物资支持,在这两种支持之间保持平衡就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特征。”[14]俄罗斯现在也是一个大国,无论其领土面积、人口、工业潜力,还是军事力量,在世界上都不容人小视。但是,如果俄罗斯人还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歌颂斯大林的扩张和支配其他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做法,歌颂这样的“大国”,自然难以取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信任。

苏联的解体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损失很大,几百年扩张的成果、前辈流血得来的许多土地,已不再受其支配,俄国人心理失衡也是正常的。但对于现今的俄国来说,唯一的选择是承认现实,用和平、怀柔的政策获得其他民族的信任,新俄罗斯只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独联体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

要正确总结“大国悲剧”的教训

正如俄罗斯教师参考书所概括的:“斯大林内外政策的目标是重建俄罗斯帝国——在政治上和地域意义上的帝国。”[15]为此斯大林建立了与沙皇俄国一脉相承的政治体制,外加严格的计划经济,为了进行扩张,农民长期成为国家的奶牛,民族政策中的国家至上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明显,这种紧张、“赶超”的体制,“实行一切阶层对国家尽义务的原则”,自然难以发挥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最后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和苏联共产党的倒台。应该说,苏联的大国悲剧恰恰在于斯大林要把苏联建成帝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

当然,苏联悲剧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但贯穿其中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它既作为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存在,也作为解体的现实原因存在;它既是客观的,也因当事者对其的认识、把握和利用具有主观色彩;它当然是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内因,但同时又因其固有的弊端和漏洞,给西方这个外因提供了可乘之机。仔细研究苏联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苏联的每一个时期,其国内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当然,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是正常的,但关键是领导人和广大民众要对这些问题有所预见,并在发展过程中努力采取措施去化解。遗憾的是,我们在苏联历史上很难看到斯大林及其后的领导人对内紧紧团结和依靠民众,真正为增进人民大众的福祉迎难而上,而是看到了体制的日益僵化以及在此体制下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背离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体制的改革并非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苏共的领导层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雷日科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利加乔夫这些戈尔巴乔夫团队的主要成员,各有各的主张与看法,追求个人权力的因素常常被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最后国家也在他们的纷争中走向了解体,对此,戈尔巴乔夫当然要负责任,但其他人也并非可以置身事外。在此,俄罗斯人好走极端、缺乏耐心的性格特点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不管怎么说,苏联解体,是苏联人民的选择,是他们用选票通过了“主权宣言”,是苏共领导层脱离人民的结果。苏联时期成了一段历史,时间比罗曼诺夫王朝短得多,其教训更值得总结,这也证明在现代条件下,俄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和思维模式难以持久。对于当代俄罗斯而言,要真正实现振兴,放弃帝国的野心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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