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东盟关系
刘 喆1，2
(1.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93；2.南京大学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93)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展对话以来，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完善，合作机制也渐趋良性。然而，随着国际格局体系的变革及地缘政治的复杂化，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双边关系既充满广阔前景，又存在现实的挑战。在“大变局”的今天，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及其背后的战略对接比任何时候都受到大国博弈的冲击和影响。
一、“大变局”对东盟的冲击及其影响
国际权力结构、国家之间权力的再分配进程使得当今国际力量的对比相对于冷战时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逐渐增强。“东升西降”是“大变局”下显著的趋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区域政治经济体成为当前全球权力、财富和利益分配中的关键环节，并且由此产生了广泛的地区秩序的建构和竞争。“区域”在国际角色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东盟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属性也因此随着国际动态格局变化而变化。
(5) 血小板GPⅡb/Ⅲa类受体拮抗剂国内目前使用的GPI主要为替罗非班。应考虑在PCI过程中使用GPI，尤其是高危(cTn升高、合并糖尿病等)或血栓并发症患者(Ⅱa,C)。不建议早期常规使用GPI(Ⅲ,A)。
在中美、日韩等经济体贸易冲突的背景下，既有的WTO多边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了挑战，WTO的“非歧视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不断受阻。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角度而言，区域合作是贸易受阻后进行贸易转移的重要方式，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经济共同体，东盟具有新兴市场、原材料、劳动力、港口航运等方面的优势，自身经济潜力突出，在吸纳投资和承载产业链上利益明显；另外，其一直强调的区域中心性原则将会给东盟自身在贸易上带来可能性的体量增大并且与其他经济体形成更为牢靠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在当前世界变局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资源贡献网络由于地缘政治、权力碎片、宗教民族问题等因素呈现了分裂的倾向，强国会在资源分配中不断加大介入，力求以此缓和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的结构性危机；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是巨大的，它迫使区域体系更注重抱团应对。因而合作发展依旧是大势所趋。从地区安全等因素上考量，东盟国家由于一直看重主权的独立性，并未形成一种类似于欧洲共同体的超民族国家权力，在地区经贸秩序中，其行使的间接权力以过程主导为主，强调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及区域规则的建构。此外，东盟具有的资源整合优势区别于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主导”模式，在东亚地区，由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历史因素，始终无法达成一个以大国为核心的经济主导模式，从“权力中心”到“制度中心”，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国家安全角度，东盟逐渐的机制化和网络化发展及未来RCEP的进路，都会给全球及亚太地区经贸壁垒一个缓释的空间，其经济纽带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因此,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我们要立足于中华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孕育的优秀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6],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培育中国的文化自信,为社会提供价值向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物化的社会中坚定自己的主体本质,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自觉统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东盟在制度上的建构及其发展的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会向纵深层次的政治、安全等领域发展。在东盟的关系网络中，一是东盟成员国之间互不干涉的政治安全和东盟共同体的整体安全保障，以避免战争和冲突，这是其合作和发展的共识性基础，东盟国家随着实力的增强及对自身地缘优势的认知，其对规则的主动构建可能会由非正式性意味较强的“弹性原则”跨越到更多具有执行力的协议框架，以此争取在政治及安全问题的自主性，如东盟版“印太展望”的提出，即是东盟在战略上的主动；二是现实国际环境下由于大国的安全竞争所主导的整体地区安全秩序，东盟力图处在中、美、印、澳等外部国际环境博弈的平衡点，外部力量的安全竞争会直接决定东盟自身安全空间的大小。东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其作为共同体的政治特征，但是由非权力因素构建的“自由制度”，受现实实践的制约明显。
从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军事和经济手段的延续依旧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态度和立场。美国明确了“印度—太平洋地区是美国未来最重要的战场”，并且会以“联合行动的互通性”及对盟友的军事输出加强美国安全和国防区域目标的实现，以此构筑出更为稳定和跨幅更大的美国“网络化安全架构”。在规则上，美国奉行的是东盟的中心性原则，注重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积极推行三边、四边等机制，退出和忽视如TPP等多边规则，这使东盟在印太地区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东盟的中心性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排他性存在潜在的矛盾。此外，在政治上，美国强调了东盟国家中的“治理的软弱性和狭隘性”问题，力图在局部地区内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秩序，输出美式价值观念和治理模式，并且辅以经济手段，实质意在多维度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权力转移。
波埃修举了一个例子：看到马车夫领着车队掉头，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时，并没有必然性迫使它们发生。当其正在发生的时候，并没有使之受迫的必然性；而这些事情在发生之前，也都属于未来，并无必然性可言。他认为这个例子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排除必然性的情况下事件也可能自由发生。
二、大变局视野下中国—东盟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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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在曼谷举行的第34届东盟峰会上，东盟正式通过了《东盟印太展望》，这是以东盟为主体构建印太地区秩序的倡议，意味着东盟在概念上接受了“印太”作为新地缘框架的主张，原有的亚太秩序逐渐开始了重组，对此美国表示了强烈的欢迎。这对于美国而言，“印太”的地缘概念在传播上迈出了更为实质性的一步，东盟多层次的对话平台将非常有利于今后其战略在执行层面的展开。东盟版的“印太展望”强调其不变的中心性原则和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新机制，在东盟国家内部，对于围绕其间的中美博弈一向十分谨慎，并且也力图在中美的较量中达到均衡态势，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峰会上就重提了“大象打架，草坪遭殃”的隐喻。对抗性思维显然对东盟自身的发展不利，“印太”对于东盟而言，注重的并非是其蕴含的对华制衡成分和向美国的站队，而是以“搭便车”模式扩大东盟的影响力，继续加大主导地区对话议程，借助东盟的地缘红利和已有的机制开展更泛的地区合作。但是，“印太”在概念上的重叠及美国对东盟的不断示好，加上美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间拥有的传统盟友关系，在安全和规则的持续性等问题上，东盟与美国仍然具有抱团的可能性。
美国“印太战略”是其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式价值及意识形态，使亚太地区重新回到冷战结束时期的单级化，并且在秩序上听从美国。2017年12月，特朗普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视作“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在东盟国家和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并且与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加大了军事交流，如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40年内首次访问越南，并增加对越南的军备援助等。此外，2018年，特朗普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创制案》，在资金方面每年投入15亿美元，用于印太地区的军事、外交等领域，以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地位，同时还有2.9 亿美元的“国际军事援助计划”，加大对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军事基地的布局等。这都是在东盟为地区秩序的架构下“美国优先”原则的体现，意在东南亚以绝对的安全控制掣肘中国乃至印太地区。
在观念层面，也随大变局下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发生转变，一方面表现为区域文化的支离，反传统现象屡见不鲜，不断割裂固有的情感沟通纽带；另一方面则是由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功利主义等要素煽动起的文化价值观问题，甚至由此而演变出新的意识形态之争。近些年来，东盟国家在文化价值链方面的变迁也呈现出分散和西化趋势。东盟国家内部的文化转型是巨大且持续的，传统价值链被不断解构，如深受儒学影响的越南在被殖民后文化上彻底改革和西化，加上领土、战争等因素影响，对华一直存在较强抵触情绪。东盟的多民族国家在文化情感取向上差异较大，加之国家权力结构的复杂性，由民族问题导致的地区问题变得日渐突出，如缅甸民族认同导致的罗兴亚人问题、民族武装问题及其他国家伊斯兰化导致的穆斯林恐怖问题等，都反映出文化和价值的离散现象。在观念的更替中，东盟国家民众对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现代文化价值认同颇高，教育上也倾向于现代西方理念的价值培养，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观念渐入人心，在现代文化软实力上，西方的技术主义和科学主义在东南亚地区拥有较大市场，人的工具化和功能化明显，深刻影响舆论和意识形态导向。
在中国与东盟未来关系的发展中，除了机制化的合作之外，其受到的掣肘也是多方面的。从目前来看，南海问题和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中国—东盟关系在现实领域的核心问题，这二者并非孤立。在内容上，“印太战略”将南海问题影射为印太地区安全秩序中的焦点，是维护美国地区规则的重要抓手。在结构上，遵从“东盟的中心性”是“印太战略”维护的原则，而南海问题又是中国—东盟之间最重要的安全和互信问题，其构成的问题域会直接影响中国—东盟关系走向。
传统的东南亚国家在安全合作上，自1971年《吉隆坡宣言》开启后，主要以自主和不受干涉原则为基础，贯行“中立化”策略。柬埔寨战争后，随着中越、越泰的冲突和中南半岛等问题，东盟已经成为大国之间博弈中的相互制约点，其地区内部的安全和外交战略不平衡问题也日益突出。冷战结束后，东盟安全合作进入了全新的时期，暨与大国的政治安全关系均衡以及构成相对稳定的东盟安全防务体系。在当前大变局的国际局势下，东盟内外部的格局较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一是海洋权益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升级，随着南海问题的突出化和域外大国的介入，传统安全范畴内的实践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海权和海洋附属经济效益带来的政治和安全冲突依旧没有完整的协议性约束；二是由于东盟所处的印太地区位于战略要冲，守成大国会在对其规则的制定上争夺主动权，特别是在对中国的制约层面，东盟是西方国家会极力占取的政治资源；三是在世界新旧格局逐渐交替的进程中，现有的地区秩序和东盟体系内部本身具有的不稳定性，东盟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复杂和权力结构的多元，以及部分国家对于中国地区战略的警惕，这给东盟在政治安全上的平衡带来危机，其中，以安全和权力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和传统安全观念可能再度支配东盟和亚太地区，在实践上也会表现为经济、政治、安全问题相互交织。
这七绝逍遥阵由侠客岛北斗七星阵变动而来，方乾在侠客岛穷海之边，夜参北斗，由星辰运转之中，悟出内力变化，得七七四十九变，可由七人、十四人、二十一人，一百四十七人，直至七百人形成大中小北斗七星阵，以门客家丁席卷来攻侠客岛的敌人，实是侠客岛第一防守奇阵。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和东盟保持友好的关系始终符合双边共同利益，在大变局下拥有良性的机制及危机处理策略，对区域的协同发展及中国的大国形象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建设始终是命脉所在，东盟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等一系列问题，应该说在利益上，中国与东盟充满着广阔的共识点。在面对发展机遇和守成大国的挑战时，妥善处理国家战略和安全等相关问题，以及共同维护区域秩序的稳定，是中国在发展与东盟关系时需要坚守的原则。
在南海问题上，《印太战略》的提出会使美国海军及其同盟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给中国构成更大的威胁，美国在印太地区更多军备投入和与东盟国家在海上的军事合作，会加大南海问题的不稳定性。此外，南海问题渲染的不仅仅是中国—东盟在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的问题，而是对中国一系列不同负面影响的集合。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南海的海洋开发及油气开采对于中国和东盟沿岸国均具有广大的前景，直接牵涉到国家的资源储备和经济转型；在舆论上，美国大力叫嚣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及印度洋的港口开发，并以此影响东盟国家对中国安全观的认知，使得“中国威胁论”在东盟重新抬头，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等，甚至暗中操控个别国家在南海直接挑战中国主权，引发地区冲突，其实质和香港、台湾问题一样，意在充分利用可抓的问题入手，遏制中国的崛起，破坏中国形象及与他国的合作。
三、处理中国—东盟关系，应对大变局的对策与建议
从美版《印太战略报告》可以看出，美国强调的印太秩序和东盟的中心性与东盟版《印太展望》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其强调合作、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及以规则为主导的地区框架，以及在安全上美国倡导的主权独立、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等符合东盟的利益。此外，鉴于南海问题在东盟国家的长期影响，在实践上首先美国可能利用对“印太”的话语权和东盟复杂的地缘特征加大对东盟国家内部的政治干涉，并且利用关岛和樟宜海军基地加强对南海及马六甲的军事存在。从国家发展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发展增速，但军事和政治具有一定的滞后特征，这是美国在策略上的重要落脚点。而且，美国还可能对东盟的规则以经济手段和“软干涉”加以影响，比如以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操控及派遣“咨询专家”介入规则和贸易的谈判，并以此影响中国在东盟的“一带一路”及互联互通建设；另外，在软实力上，美国对东盟的公共外交和NGO的扩散及新闻媒体的宣传，会促进东盟国家在观念上排华亲美，起到制造声势的作用。在安全领域，美国通过和东盟的深度合作及在东盟南海声索国的军备力量对南海进行离岸制衡，这会使得东盟与中国在地区的平衡被打破。
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加速、RCEP的谈判以及中美等国在东盟的博弈加剧，中方首要的做法是找准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点，如积极与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规划”、越南“两廊一圈”以及印尼“全国海洋支点战略”等进行合作和呼应；其次，以中国为主的亚投行应该加大对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的支持，以澜湄合作、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等为契机，促进其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东盟国家的获得感和中国政府的公信力，确保“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战略在东盟国家高效的运行，保证中国在东盟区域经济中的参与度和关键地位，加强和东盟国家的经济纽带作用。
在国际贸易壁垒的背景下，东盟是中国进行贸易转移的重要区域。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在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复杂形势、自由贸易受到冲击的背景下，RCEP对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应主动推动RCEP的谈判进程。在2019年的34届东盟峰会上，作为轮值主席国的泰国总理巴育也向成员国发出公开呼吁，敦促加快RCEP谈判进程，认为这将有助于东盟应对未来该地区将发生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尤其是东盟重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中国应该以RCEP谈判为契机，推出全球与区域治理的中国方案，以更明确、开放的态度支持全球化进程，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浪潮。
在东盟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对华经济和政治政策的不统一。如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一方面十分依赖中国经济给其发展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与中国的政治互信却十分低下，特别是海权之争的背景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形成了“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固有观念。有鉴于此，中国应该努力推动相关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系列功能合作化解分歧，推动安全互信。在具体操作层面，为避免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抓手并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应该保持克制和冷静，在排除外力的干扰下努力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COC)谈判的进程，这与中国及东盟的利益是一致的。东盟虽然提出了其“印太展望”，但现有的大国平衡主义原则依旧是其在地区事务中践行的标准，并且包容和合作是东盟“印太展望”中重要的共识，在美国“印太战略”对东盟的影响并未完全实心化的阶段，东盟也希望能够构建加强谈判、化解分歧的解决机制。在34届东盟峰会上，东盟成员国领导人于2019年6月23日发表声明，宣布东盟正在以务实的方式与中国进行谈判，并认真努力完成对COC的磋商，并认为“这可以缓解紧张局势，减少事故，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还应该注重与东盟在海上更加多元的秩序合作及广泛的民事功能合作，如加强渡轮规范、环境影响评估、油气开发职责框定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以中国为主导，以海洋要素为导向，形成一系列海洋合作协议。中国与菲律宾政府于2019年8月底所签订的《油气开发谅解备忘录》就是很好的示范。在此基础上，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对形成稳定的海洋经济具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如海洋气象、救援救灾、海洋危机预警等。中国应该利用现有的科技资源，在海洋合作上以科技为导向，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海上公共保障，并且在战略层面助力南海蓝色经济的同建，成为南海经济及海上公共产品的主要力量，对南海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起到切实的推动。
中国在处理东盟问题上，不仅要注重国防安全战略的高层政治空间，同时也应该对底层政治空间释放影响，塑造中国在东盟国家良好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形象。这对于东盟提高与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内的共同体意识，判断西方价值链的弊端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给今后中国与东盟的发展留下更多的空间。很多东盟国家了解的中国是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美国等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宣传大多是负面的，包括贬低和抹黑，这对于东盟国家对南海问题的看法，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是一个重大的制约。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南海各方行动宣言等外交话语及政策文件实际上都需要东盟成员内部理解和接纳，特别是“一带一路”中的第五通，也就是“民心相通”格外重要。中方应注重发挥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作用，拓展民间外交渠道，促进中国优秀文化在东盟的传播，使中国和谐参与到东盟诸国的文化语境中，让周边国家能够理性地去认识中国和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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