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镇密集地区人口变迁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密集论文,城镇论文,特征论文,人口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03-(2009)01-0027-07
人口分布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映，而人口时空变迁则是人口发展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式[1]。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分布与变迁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对单个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人口分布变迁的研究较多[2-4]，而对城市群人口变迁的研究较少；二是以行政区为对象的研究较多，如大量关于省内或省际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5-6]，而以经济区——如城镇密集地区的研究较少；三是关于城市化初中期阶段“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较多[7-8]，而关于城市化中后期阶段“城—城”人口迁移的研究较少；四是关于人口分布现状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静态关系研究较多[9-10]，而关于人口变动趋势是否有利于人口分布向合理方向转化的动态关系研究偏少。国际城市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结构一般按照“单个城市——城市圈——都市连绵区、都市带三大阶段发展演进。扎林斯基的“人口移动转变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口迁移呈现出由前工业社会阶段的很少迁移，到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乡村向城市迁移，再到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基本以城市之间或城市内部迁移为主的人口变迁规律[11]。
中国已进入了都市区与都市带快速发展时期。以“十一五”规划纲要为标志，城市群已在国家战略层面作为我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城镇密集地区人口变迁的时空规律、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等问题正成为人口地理学家需要密切关注的课题。长三角城镇密集区域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经济最具发展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研究这一区域人口分布及其时空变迁，对于揭示我国发达地区人口发展规律，制订合理的区域战略，有效迎接与面对当前快速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提升长三角服务全国和竞争国际的能力，促进该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及弥补城镇密集地区人口迁移研究不足的理论现状，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的长三角城镇密集区范围特指“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十六会员城市”，即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8个地级市，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7个地级市，共110216平方公里的空间范围。研究基于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及2006年的常住人口数据，通过对该区域人口分布及时空变迁分析，试图揭示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发展的特征规律与动力机制，并提出未来发展的策略。
一、长三角人口分布现状特征
至2006年末，长三角16个城市区域常住人口总数为9470.4万，其中上海1815.1万，浙江七市3252.5万，江苏八市4402.8万；加上流动人口——已占到常住人口10％以上，该区域实有人口规模已突破1亿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223.3万，城市化水平高达65.7％。①平均每180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建制镇。该区域以占全国1.1％的土地和7.2％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8.9％的国内生产总值，吸收了约占全国45.5％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均GDP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②同时，这一区域以占江浙沪省域层面51.5％的土地，吸纳了其65.8％的人口数量，集聚高达82.9％的GDP产出。②长三角区域已成为我国人口分布最密、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
(一)人口与经济发展高度耦合，圈层梯度格局显现
从长三角16城市各项主要发展指标来看，人口与经济发展高度耦合的同时，区域发展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空间圈层：第一圈层城市上海，作为区域中心，各项指标遥遥领先，具有强大的磁吸效应；第二圈层包括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等5城市，以占区域37.6％的人口创造了区域43.4％的GDP规模，是长三角重要的人口载体与经济支柱；第三圈层包括绍兴、南通、常州、嘉兴、镇江、扬州、泰州、湖州、舟山、台州等10城市，各项指标与一、二圈层差距明显，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仍具有较大的优势。
(二)城市化水平发展不平衡，内部差异明显
长三角城市化总体水平(65.7％)高于两省一市水平(58.2％)和全国平均水平(43.9％)，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内部差异明显。从集聚轴带看，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两条城市密集轴带上，即上海—苏锡常—南京城市走廊、杭州—宁波—舟山—台州的浙东及沿海城市走廊；从集聚面上看，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分别是：以上海为核心的上海—苏锡大都市圈，以南京为中心的宁常地区，以及以杭州、宁波为中心的浙东地区。这三者之间及边缘是城市化水平的“低谷地带”。
(三)城镇等级体系呈强首位型，区域人口分布密度差异显著
从城镇规模等级来看，长三角人口分布呈现强首位型体系格局：上海以近1800万市区人口规模雄居城镇等级体系金字塔顶端，并占据了40％的总市区人口规模；南京、杭州以500万左右的市区人口规模居于第二等级，其规模与极核城市上海差距悬殊，可见上海在该区域中具有的主导性地位；其余城市组成金字塔的底端层级。人口分布密度一方面与城市规模相关——如上海人口密度是二、三圈层城市密度的近4倍；另一方面与地形地貌有关——如由于浙江山地丘陵较多，长三角人口分布存在明显的“北密南疏”特征，表现为南翼(浙江部分)人口密度较低、城市规模偏小。
长三角人口分布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区位条件具有较好的契合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因圈层发展差距过大而导致的一些人口分布不合理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核心城市上海人口密度偏高，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滞后。相关研究表明，上海与世界主要城市相比，存在着人口密度偏高而就业人口密度、人均GDP偏低等特征[12-14]。二是第三圈层发展滞后，区域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不协调。比如，紧邻上海南北两翼的嘉兴与南通，虽然自然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强——地处沿海与平原，人口密度高，但受上海辐射力度小，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二、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人口时空变迁的特征、规律与趋势
现状静态的人口分布格局是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能否向合理方向转化可从人口变动趋势中得到判断。根据第三、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2006年的人口数据，建立起长三角区域人口变迁的时空分析坐标(表2)。该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变迁呈现如下特征、规律与趋势：
(一)宏观区域加速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16城市地区人口持续加速增长，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人口集聚中心，人口迁移呈现出明显的以长三角为指向的“大区域集中”态势。一方面，由于机械增长逐渐替代自然增长，外来人口成为长三角区域人口增长的主要部分，长三角人口比重占两省一市乃至全国人口比重呈现先降后升趋势，2006年16个城市区总人口占到两省一市地区的65.80％，全国的7.2％，较1982年分别增加了12.9％和1.5％；另一方面，长三角16城市区域的城市化发展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热”、90年代的“开发区热”之后，新世纪以来普遍都进入了“大都市化”阶段，城市人口加快集聚，区域人口年均增长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0.6％，90年代的1.5％，上升到新世纪以来的2.2％，表现出持续加速特征，与全国及两省一市层面的增速趋缓形成鲜明对比。
(二)中观区域圈层扩散
在“大区域集中”背景下，长三角16城市区内部人口分布却经历了一个圈层扩散的过程：第一圈层上海的人口增势逐渐趋缓，第二圈层城市人口加快集聚，第三圈层正蓄势待发。从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区域人口分布正处于空间结构剧烈重组、多中心格局加快形成时期。
1982年-1990年各地区人口增长相对均衡，空间差异性不明显，南京(2.1％)、南通(1.5％)、杭州(1.4％)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相对较快；1990年之后，区域核心地域“杭州湾—上海—苏锡常—南京”的Z字形区域人口增长最为显著，人口增速的空间分布呈现由核心上海向外围地区“圈层式”递减特征。
1990年-2000年间整个长三角区域中第一圈层上海人口增长最为显著(2.8％)，第二圈层中的上海周边城市苏锡、杭甬以及江苏省会南京增长较快。其中杭州(1.8％)、宁波(1.7％)、嘉兴(1.3％)的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浙江省其他城市，但增长速度不及苏锡和南京。第三圈层中的南通、扬州、泰州、湖州、舟山等作为长三角16城市区中的外围地区，其人口的年增长速度较1982年-1990年明显减缓，南通甚至出现负增长(-0.3％)。可见，1990年-2000年间，长三角地区人口变化表现出外圈层区域迅速向以上海为核心的Z形城市密集区集中的基本趋势。
与1990年-2000年人口增长状况相比，2000-2006年整个长三角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的“核心—外围”圈层递减特征逐渐模糊，主要表现在第一圈层城市上海的人口增长趋缓——年均人口增速从2.8％降至1.8％，以及上海周边城市苏锡、江苏省省会南京、环杭州湾地区杭州、宁波、嘉兴、沿海城市台州人口的迅猛增长。这一现象表明，整个第二圈层，以及第三圈层中的部分区位条件较好的城市，如常州、嘉兴、台州等开始替代第一圈层上海，成为长三角区域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改变了先前人口增长的圈层递减格局，人口增长的区域结构由“Z”形进一步向由“南京—苏锡常—上海—杭州湾—浙东沿海”所构成的“侧卧W”形区域演进。与此同时，第三圈层中那些区位或交通条件相对较差的城市，如江苏省的南通(-0.6％)、扬州、泰州(-0.5％)却仍然呈现负增长态势。
可见，整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人口分布经历了一个由核心至外围逐层扩散的过程，表现出“区域城市化”的基本态势。在第一圈层增速放缓、第二圈层增速可能趋近峰值拐点的态势下，第三圈层乃至更外围区域，正面临着来自长三角核心区的经济人口扩散机遇。那些准备充分的城市，无疑会在下一波的增长中抢占先机，从而改变自身区域地位。
(三)微观区域日益扩展
在“中观区域圈层扩散”的同时，长三角的不同圈层城市目前虽然处于人口城市化空间结构发展的不同时期，但却表现出日益扩展的“城市区域化”趋向。
第一圈层城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显著的郊区化与逆城市化过程，人口持续、渐次地从中心城核心区向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乃至远郊区转移扩展，人口分布的多核心格局已经形成(图1)。③
第二圈层城市杭州等正处于集中城市化与郊区化并行阶段。虽然杭州的老城区人口增速趋缓，但地处中心城区的西湖、江干等区域由于新增大片土地，使杭州中心城区人口的增速一直领跑于近郊区与远郊区，中心城区规模不断扩展，城市郊区化显现；作为近郊区的余杭、萧山两区与富阳、临安两市人口增幅变化不大；而桐庐、建德、淳安等远郊区人口在2000年-2006年间出现负增长(图2)。④相比上海，杭州尚未形成明显的多中心人口分布格局。
图1 上海不同地域层次人口增速变动情况
图2 杭州不同地域层次人口增速变动情况
图3 绍兴不同地域层次人口增速变动情况
而第三圈层城市绍兴等则仍然处于显著的集中城市化阶段，突出表现为人口向市区单极集中的基本态势(图3)。⑤可以预见，伴随着上述区域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作为第三圈层城市的绍兴，其微观区域的人口分布同样会经历一个日益扩展的过程。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人口时空变迁呈现“宏观区域集中、微观区域扩展、中观区域圈层扩散”的基本特征与规律，表现出“区域城市化、城市区域化”的发展态势。展望未来，宏观区域人口仍将快速向长三角转移集聚，从而持续提升长三角在全国的人口比重；圈层递次扩散之势更加明显，第三圈层崛起并将成为人口增长的主导区域，多中心城市区域加速形成；更多城市进入郊区化甚至逆城市化，多中心巨型城市区相继形成。这种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长三角的圈层差距，改变目前人口分布不合理格局。同时，这种发展特征与发展趋势也印证了国外发达城市密集区域的人口变迁过程，符合人口发展的时空规律，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15]。
三、长三角人口时空变迁的动力机制
分析长三角人口变迁的动力机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人口分布与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宏观把握事物变化的内在规律性，更好地提出优化人口分布的策略建议。
(一)投资与就业的持续增长是长三角宏观区域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
长三角区域自然环境优越，地理区位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投资、就业与生活的理想之地。虽然资本家在投放资本时会考虑各地劳动力的供给状况，但从根本上说，劳动力总是随资本这根指挥棒的移动而移动，就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新世纪以来，长三角优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引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使长三角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由2000年的27.5％，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45.5％，同期财政收入比重由7.9％上升到9.7％；相应的，就业机会大为增加，就业环境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的绝对差距，分别由2001年的3272元(城镇)与2520元(农村)，持续拉大为2006年的6665元与4089元。正是这种“投资增加—就业增长—收入提高”的循环累积效应，构成了长三角宏观区域人口集聚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产业生命周期演进及其空间布局变化是长三角中观区域人口扩散的根本机制
人口时空变迁的背后是区域产业生命周期的演进和空间布局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内部持续地发生着产业结构与区域功能关系的激烈调整，一个以价值链为纽带、以产业的扩散重组为机制的区域分工网络正在形成。表3是以长三角16城市中前四位(CR4)和前两位(CR2)城市的产值份额计算的长三角十大制造行业的空间集中度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行业的集中度——无论是用CR4还是CR2衡量，都有所下降；但从整体上又呈现出“第一位(主要是上海)比重下降，二、三、四位城市比重普遍上升”的趋势，表明产业在由核心向外围扩散转移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地方化聚集特征。另外，从发展态势看，后三位城市位次的变动更加集中于第二圈层城市，这与目前区域人口的迁移趋向是一致的。可见，长三角人口“中观区域圈层扩散”的根本机制就在于产业生命周期演进的内在规律。
(三)乡村人口“压力”与城市功能“磁力”是长三角微观区域人口扩展的基本动力
200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43.9％，根据城市化发展的S形曲线规律，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按照建设部年均1个百分点的保守速度预测，至2020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7％，那么，今后十几年需要持续转移农村人口近1亿，相当于再增加50万以上的大城市200座。可见，中国乡村人口转移的压力是巨大的，而地处中国发展前沿的长三角，无疑将成为这种压力的主要释放区。与此同时，长三角城市目前都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心城区“腾笼换业”、向郊区或欠发达地区转移成熟产业，不断实现城市功能升级的“磁力”，成为长三角城市能够持续吸引和优化人力资源的又一基本动力。
四、长三角人口未来发展的策略
针对人口变迁的特征、规律与动力机制，提出以下优化长三角人口分布的策略：
(一)以市场为导向，以投资为手段，持续提升长三角的国内人口比重与国际经济地位
从发展基础和国际经验来看，长三角定当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承载区和人口导入区；与世界著名大都市圈相比，长三角区域人口规模明显偏小，大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尚未充分发挥[16]。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需要长三角充分发挥它吸引农业人口、优化人力资源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为此，应该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持续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不断提升长三角的人口总量与经济能量；唯有如此，长三角才能真正引领全国、竞争国际。
(二)优化空间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加快形成长三角人口分布的多中心格局
长三角经济圈的进一步腾飞和人口的集聚客观上要求改变目前过大的圈层差距，形成多中心的人口分布格局。首先，作为核心城市的上海，应该继续发挥区域性的资源再配置、要素再整合的作用，大力加快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向外疏散传统产业及相关劳动力，实现以强大完备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功能转型；其次，加强第二圈层城市功能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培育多个区域服务中心，与上海联手打造一个功能强大的区域分工网络，提升长三角整体服务全国、竞争国际的层次与能力，走出圈层内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恶性竞争陷阱；第三，通过公共投资引导，拓展更多的发展轴带，让那些“低谷地带”的城市——如嘉兴、湖州，“边缘地带”的城市——如扬州、泰州等第三圈层城市，乃至更外围的城市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成为长三角重要的产业与人口基地。
(三)建立区域发展基金，完善相关政策配套，促进多中心城市区域持续健康发展
产业的快速成长与空间结构的剧烈重组，必然伴随人口迁移带来的种种利益矛盾与冲突。因此，为了实现上述策略目标，一方面，长三角应该借鉴欧盟做法，通过提供结构基金和协调基金的做法来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需要完善一系列与城市化迁移相关的政策配套，如廉租公房政策、农村土地政策、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补贴政策等，这是长三角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根据2007年上海、江苏、浙江统计年鉴，2007年长三角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根据2007年上海、江苏、浙江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并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整理。
③上海分为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卢湾、静安区)、中心城边缘区(杨浦、虹口、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区)、近郊区(宝山、闵行、嘉定、浦东新区)和远郊区(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四个地域层次；各区数据的采取，以2006年行政单元为标准，对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变更均以此作了数据上的调整(以下杭州、绍兴同)。
④杭州分为中心城区(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近郊区(余杭、萧山、富阳、临安)和远郊区(桐庐、建德、淳安)三个层次。
⑤绍兴分为两个地域层次，即市区(越城)和郊区(绍兴县、诸暨、上虞、嵊州、新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