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当前俄罗斯现实政治中的“悖论”？——评“斯大林热”和取消十月革命纪念日等悖论性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斯大林论文,俄罗斯论文,纪念日论文,性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所以被称为“难解之谜”，其缘由恐怕得从一位哲人那里得到解答。这位哲人说：“俄罗斯灵魂”有种“矛盾性”或“悖论性”，这是由“俄罗斯历史命运的复杂性、它内部的东西方因素的冲突”所决定的，也“是由俄罗斯全部历史、政府和强权本能与人民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本能之间的永恒冲突所创造的”。他认为，“对俄罗斯人来说，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立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只有用“矛盾”和“悖论”这样的概念才能“说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注：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这段话讲得相当精辟，用它既能解读俄罗斯的许多历史现象，又可以破解目前俄罗斯现实政治中的一些悖论性事件。近年来俄罗斯发生的一些事态，往往迷雾重重，让人迷惘不解，正可以透过这段话的哲理加以体悟和破解。
近几年，俄罗斯对斯大林的兴趣在升温，据说这股兴趣还相当广泛，每逢斯大林的诞辰或忌日，莫斯科一些地方总有纪念活动，除俄共是这些活动的倡导者外，还有不少其他阶层的民众参加。而且在民意调查中也显示出诸多怀念苏联时期的思想情绪。这表明俄共似乎是代表相当一部分民意的。然而，奇怪的是，在2003年12月杜马选举中，对斯大林多持肯定评价的俄共却遭到冷遇并落败，议会席位由原来占23％降至占11％左右。
在2004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125周年之际，俄罗斯又发生了类似让人困惑的事件。在这个日子里，大批俄罗斯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墓前，举行纪念活动。俄共代表发表赞扬斯大林的言论是很自然的，而政权党“统一俄罗斯”的领袖、该党杜马党团主席格雷兹洛夫的一番话却出人意料。他称赞“斯大林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说“时代改变着对过去许多问题的理解，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应发生变化”。俄罗斯《消息报》对此报道说：“俄政权党领袖呼吁重新审查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注：奥莉加特罗普金娜《政权党领袖呼吁重新审查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参见[俄]2004年12月22日《消息报》。）
可是，事情仅仅过了两天，在12月24日，这个政权党主导的杜马却通过决议，取消了持续近90年的国家法定节日——十月革命节。一方面是连续发生有关斯大林的纪念活动，呼吁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出现所谓“斯大林热”；另一方面却以议会通过决议的形式，取消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政治现实中的一大“悖论”。这种大相径庭的做法，这些相互冲突、互为矛盾的举措，是很让一些人感到错愕的。如果再加上其他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俄罗斯的事态似乎是一个纠绕难解的扣结，令人迷惘，也让人难以猜度和理解。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俄罗斯的事态？究竟应该怎样破解俄罗斯的这个“悖论”？如何才能说清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斯大林热”？
有的学者把上述现象解释为俄罗斯是在“重新肯定斯大林”，出现了所谓“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热潮”。（注：《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73页。）
果若如此，那又如何解释俄罗斯取消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做法？果若如此，那又怎样解读俄共在杜马选举中的败北？俄共领袖久加诺夫看来确实是主张“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据说，他把斯大林看作是超越列宁，比列宁更加伟大的历史人物，称之为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活动家”，由此看来，他仿佛是了解当今“斯大林热”这股民意的，可是，为什么他在大选中又不能继续做俄共的总统候选人，而让贤给了别人？这一系列疑问，是应当仔细、深入研究的，不是简单地匆匆用一句“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话语所能说清楚的。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解读俄罗斯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呢？我们认为，只有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出发，从分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近年的社会现实状况着眼，透过迷乱纷繁的表面现象，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进行仔细而深入的观察，才能透彻把握这一现象的本质。否则，只能抓住浮在社会表面的一些现象，而并不能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
先从俄国的历史传统来看，它曾长期是一个高度集权和崇尚强权专制的国家。在历史上，各公国诸侯的分裂和割据，曾使它孱弱不振，遭受外族入侵和连年战祸，而中央集权和强权专制却给它带来了统一、稳定和强大。这是俄罗斯民族从其几乎整部历史中得出的一条至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俄罗斯人不曾忘记，12、13世纪，在现今俄罗斯的广大版图上曾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封建公国，互不隶属，相互争夺，内战不已。鞑靼蒙古、日耳曼骑士团和瑞典利用它们的纷争，一个从东，一个自西，一个从西北，三面而入，各个击破，给罗斯人民带来了连年战乱之苦。最后，罗斯各公国被鞑靼蒙古所征服，各族人民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了两个半世纪。只是由于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以它为中心形成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才打败鞑靼蒙古，赶走侵略者，才有了相对安定与和平的生活。
16世纪以前，像马克思所说，蜗居东北罗斯一隅的小小的莫斯科公国还不为世人所知（当时它只有43万平方公里），而半个多世纪后，这里却突然冒出、兴起一个在欧洲幅员最大、面积达28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让欧洲和世人大为震惊。它的君主号称“全罗斯沙皇”，统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首都莫斯科号称“第三罗马”，自命肩负“救世使命”。从此，俄罗斯一天天强大，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二三百年间开疆拓土，疆域扩大近八倍，一举成为君临欧洲的宪兵、赫然而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帝国。
这样一部勃然兴起的辉煌立国史，是俄国人铭刻心扉的一种念念不忘的自豪和荣耀。在俄罗斯人看来，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一切；而惟有集中于中央而强悍的权力，才能有国家的强大和繁荣。所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就任代总统前夕，在他那篇表述其施政纲领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向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俄罗斯人并非反常……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注：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参见[俄]1999年12月30日《独立报》。）这是普京对俄罗斯历史传统和国家意识所作的一个深刻而精辟的表述。
再看看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心理和意识。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和欧亚大陆的交接处。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便于同各民族交往和接触。在东方和东南方同鞑靼蒙古和游牧的突厥民族相邻，在西方和西北方同日耳曼和北欧民族相接。从东方接受的是东方宗法家长制和专制统治的传统，从西方吹来的是欧风西雨和基督教文明。由于鞑靼蒙古两个多世纪的野蛮统治阻挡了当时正在西欧发生的文艺复兴向俄罗斯的东渐，俄罗斯受影响更多的是东方文明和专制制度的传统。包括别林斯基和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在内的许多俄罗斯学者和思想家都深刻地指出过这一情况。后来彼得一世的改革虽倡导向西欧学习，在其后的200 年里使俄罗斯受到西欧的巨大影响，但同在制度、心理、性格和意识层面受到东方文明塑造相比，西欧对俄罗斯的熏陶主要停留在军事、教育和艺术等等的层面上。西欧文明主要影响的是俄罗斯的社会上层，而东方文明则主要扎根于社会的下层，即广大民众之中。如果说西欧文明是织就俄罗斯文明的纬，那么东方文明则是织成俄罗斯文明的经。俄罗斯文明实际上是以西欧科学文化为形式，以东方制度、社会心态和风俗习惯为内容的一种交合式文明。而其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意识就是这种交合式文明的反映。
几百年来，俄罗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屹立在欧亚大陆之间，而东正教“第三罗马”的思想，苏维埃时代“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又使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中渗透着拯救全人类的使命。这塑造出了俄罗斯人尤为强烈的大国情结、大国意识和大国主义。这在过去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十分明显地凸显了出来。
自从苏联解体，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独立以后，俄罗斯的版图实际上又退回到了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时代。它失去了气候温暖而又富裕的南方，用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苏联解体又把俄国人赶入了冰冻的寒带。不仅失去了大片国土，还丢失了一亿多人口。在西边失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在南方，丧失了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这两个天然良港。这使俄罗斯几百年打开出海口的努力化为乌有。加上经济大滑坡，工业衰败，俄罗斯一下沦落到了二流国家的地步。这是所有俄罗斯人过去连做梦都想不到、更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灾变，更是心灵的无限创痛。这也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悲哀，民族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对苏共的垮台，苏维埃制度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终结，从诸多资料看，俄罗斯人倒较为冷漠，而国家的解体、民族的沦丧，却使俄罗斯人民有剜心之痛。
俄罗斯当前社会也危机重重。近十多年出现了灾难性恶化局面，其表现是：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酗酒、吸毒和卖淫成为社会的痛点，精神病人、流浪儿童和无家可归者大增。据统计，目前不计算酗酒和吸毒者，俄罗斯心理病人总数达400万，流浪儿童达200万—300万，无家可归者也有数百万之多。20世纪90年代末，妓女总数为300万人，其中每年有25 万人以上甚至更多的人到国外从事卖淫。俄罗斯学者痛心地说：“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国家在历史上还没有过。”（注：В.И.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状和前景》莫斯科2003年俄文版第7、8页，第14页。）
国家权力削弱，法制体系松弛，社会犯罪严重，恶性杀人案逐年攀升。什么人都可能遭杀害：院士、政治家、新闻记者、国家杜马代表、企业家和普通百姓。现在俄罗斯每年有20多万人被杀。人人无安全感，天天为自己、为家人和亲朋的性命担忧。社会调查显示，在1995—2002年间，有89％—92％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不能保障他们的个人安全。（注：《改变中的俄罗斯：挑战和可能》第1卷莫斯科2003年俄文版第219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社会安全危机，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使国家权力遭到了很大削弱，他们不断削减国家职能，向寡头廉价拍卖国家财产，造成国家在遇到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
人口减少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不断攀升；由于生活质量降低，平均寿命由1990年的69.2岁，降到2001年的65.3岁。由于妇女平均寿命较高，实际上男人特别是正值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平均寿命甚至下降到58岁。这属于名列世界上寿命最低指标的行列。根据人口专家推算，以2002年10月俄罗斯人口普查结果为依据，尽管俄有大量移民，目前的1.45亿人口，已比1989年减少了200万。按这种人口减少的趋势，一些学者预测，到2050年人口就会缩减到1亿。那时候，“俄罗斯就将不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对控制自己幅员广大的领土已无能为力。国际社会将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多半会是在保持法律体面的情况下，力图建立对俄罗斯的控制。那时，俄罗斯据说可能事实上成为一块由外来势力管理的类乎委任统治那样的领地。”（注：В.И.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状和前景》莫斯科2003年俄文版第7、8页，第14页。）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使俄罗斯国力大为降低，目前俄联邦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影响力也急剧丧失。它不仅不再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且降到了二流国家的地位。西方现在常常是故意作出尊重它的样子，实际上已不再认真看待它了。西方在一步步让俄罗斯认识到，它已不能以实力强迫西方接受它的什么条件了。俄罗斯近些年在所有方面都在退却。它在独联体中的地位在削弱，同阿拉伯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渐行渐远。实际上，俄罗斯现在对它目前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既不习惯又很无奈。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促使俄罗斯民族在探寻一条出路：怎样才能重振国威，恢复大国地位？怎样才能振兴经济，让人们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并获得必需的社会保障？如何才能整顿社会秩序，让人民不再在出门时担心被杀被抢，具有安全感？怎样才能像以前那样，让俄罗斯人抬头挺胸，傲视于人，而不像目前这样感到屈辱？
试想，以俄罗斯这样的历史传统，以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性格、大国主义情结，20世纪它又有过对斯大林体制刻骨铭心的记忆，90年代以来又有盖达尔、叶利钦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改革的痛苦经历，面对近些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它会怎么选择出路？千条万条，答案归到一条：要有强有力的铁腕人物，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以，俄罗斯人呼唤强权、呼唤铁腕，这成了近十年来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呼声，也几乎是发自俄罗斯全民族心底的强烈呼声。
早在1993—1994年，笔者在俄罗斯就不断听到有这样的呼声，当时《俄罗斯报》上（1993年11月9日）就曾发表过《人民期盼强权》一文，呼吁采用“铁腕”，呼唤强权人物的出现。这些年，这种声音更加强烈。1999年3 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一次圆桌会议上公布的社会调查透露：由于社会经济危机带来了人们的怀旧情绪，有80.7％的被调查者认为，斯大林时代拥有纪律和秩序，因此，有44.6％的俄罗斯人主张，今天的俄罗斯需要“第二个斯大林”。当然，也有47.3％的人坚决反对这一点。（注：《祖国史》杂志2000年第1期第142页。）人们在这里“需要第二个斯大林”，主要是把斯大林同纪律和秩序联系在一块的，把他看作铁腕和强权的代数符号，并不是别的其他什么原因。
近些年，俄罗斯在继续呼唤“铁腕”和强权。这集中表现在2004年3月总统大选普京当选“无悬念”上。在评论普京为什么能以如此悬殊的优势当选这一问题时，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日本一教授的文章说：俄罗斯“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国民支持强权”，“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主义的要素，国家就难以有凝聚力”。他还引用叶利钦执政时期一位俄罗斯高层人物的话说，“普京的目标是成为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建立一个权力强大，而且对美国具有自主性的体制。”（注：[日]2004年3月7日《朝日新闻》。）这表明普京的目标是要建立强大政权，欲以强权、权威主义治理国家。
俄罗斯呼唤“铁腕”和强权，在2003年3月5日纪念斯大林去世50周年的一系列报刊和网络言论中，也同样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这些言论中，不管是喊“斯大林先生万岁”也好，称斯大林为“伟大历史人物”也好，都是把斯大林同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同俄罗斯的“国家强大和有秩序”联系在一块，都是把斯大林同俄罗斯“应当有一双强有力的手”，同俄罗斯的“民族复兴”联系在一块。所以在这里，评价斯大林某些音符的提高，甚至呼唤“第二个斯大林”，其实质是在呼唤“铁腕”，期盼强权。
如此看来，有学者把上述一切解读为“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中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注：《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73页。），是不够准确的。
俄罗斯民众和学界并没有出现这一“重评”思潮。2003年12月俄议会选举中俄共和久加诺夫的惨败就是有力佐证。如果一定说俄罗斯有人要“重新评价”斯大林，那就是俄共及其领导人久加诺夫。但这一点在民众投票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俄共由原来20％—30％的得票率猛降到11％左右，证明在俄罗斯“民众”中并不存在“重评”斯大林的思潮，因为选票是最能体现人们的情绪和思想倾向的。
说俄罗斯学界也不存在这一“思潮”，这可以从近些年俄罗斯学术界出现研究斯大林“大清洗”的热潮看得出来。1998—2003年，俄罗斯学术界发表了几十部专著、上百篇文章，都是专门研究、深入清理30年代大清洗的。利用解密档案研究斯大林体制及其后果的著作、文章，也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至今没有发现，在这些论著中有对斯大林反“右派”斗争、农业集体化、30年代大清洗、芬兰战争失败、战争初期的失败、战后清洗、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等作翻案文章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个别的，也称不起“思潮”。因为这些均是评价斯大林的基本史实，这些史实无变化，就无法称做“重评”斯大林。
俄罗斯官方也没有“重评斯大林”，更未见为他恢复名誉的“完全有组织的行动”。倒是近些年俄罗斯出现了这样一种动向，各地区普遍由“纪念大清洗受害者”协会各地区分会负责，编写和出版了有关他们本地区30—40年代大清洗的研究和统计专著、回忆录或受害者纪念册。出版规模不小，有些地区的这类著作为多卷本，甚至达到5—6卷之多，而且装潢漂亮。笔者手头有1998—2003年间这方面的大量资料，可以举出几十种这类出版物的名称。其编辑出版地区，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西伯利亚、普斯科夫、阿尔汉格尔斯克、萨马拉、鞑靼斯坦、加里宁格勒、托姆斯克、彼尔姆、喀山等等。其中，有个电子出版物总汇各地区受害者名单，列出名字达134万之多，据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这至少十倍多的受害者名单等待发表。（注：该出版物取名《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画册》，共函两个光盘，参见www.intersax.ru.）上述这些各地的出版物甚至成了各地区领导人的“形象工程”。如果说是官方“有组织的行动”的话，这倒实实在在是有组织的行动，有组织地继续清理、研究大清洗及其后果。
说官方没有“重评”斯大林，更可从2004年12月24日杜马通过决议取消十月革命节一事表现出来。如果是“重评”或“重新肯定”斯大林，那么怎么能同时取消十月革命节呢？斯大林作为历史人物的本质和主导方面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创建者；而十月革命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端和象征，“重评”斯大林和“取消”十月革命节这两个相互冲突、互不相容的事件怎么能协调起来呢？我们说，当今俄罗斯呼唤“第二个斯大林”，出现“斯大林热”，是呼唤铁腕，期盼强权，只表明执政当局和相当俄罗斯民众对“铁腕”、强权、强国论者斯大林的呼唤，并不表明他们是对斯大林作为苏联共产党领袖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创建者这一本质方面的兴趣，所以这同杜马取消十月革命节的决定并不相悖，甚至可以说这二者是相互统一、完全一致的行为。前者是为了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达到国家的强盛和繁荣，期盼民族的尊严和荣誉，后者是为了在人们的意识中抹去苏联时代的痕迹，消除对过去岁月的记忆。前者彰显的是大国主义、强国意识和民族感情，后者消解、去除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含义，二者一点也不矛盾。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合理地解释这两者的关系，而用“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这一说法，则不能对这两者的关系作出自圆其说的、合理的解说。
那么，可能有人会说，在2004年12月21日斯大林125周年诞辰之际，我国新华社12月24日《参考消息》上不是明明报道“俄政权党呼吁重新评价斯大林”吗？（注：参见2004年12月24日《参考消息》第三版。）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儿呢？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请允许笔者在此就这则报道作些澄清。
笔者全文对照了网上《消息报》这篇俄文原文与2004年12月24日《参考消息》依据该文所采写的关于斯大林的报道。对照结果发现，《参考消息》的报道有不全面之处，译文有关键处错误，对内容的概括也不太准确。首先，不应当讲“俄政权党呼吁重新评价斯大林”，俄文原文仅是“政权党领袖呼吁重新审查对斯大林的态度”。这里不当有二：其一，是呼吁“重新审查对斯大林的态度”，而不是呼吁“重新评价斯大林。前者内涵要窄得多，后者内涵要广得多。前者仅指人们对待斯大林的“态度”而言，后者则指对斯大林作为历史人物及其全部活动的评价。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这个差别是很大的。其二，原文中这句话的主体是政权党的“领袖”，而不是政权党。因为这个党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只是政权党领袖格雷兹洛夫持有上述观点，其党内同僚这天回避对斯大林问题表态，就表明他们对其领导人的观点并不一定同意。《消息报》俄文报道原文是这样说的：“格雷兹洛夫‘统一俄罗斯’的战友们，在星期二（注：这一天为斯大林生日。）这一天，都一齐回避了对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评论。”由此证明，《参考消息》报道中以大标题的形式把“政权党领袖”笼统改为“政权党”，是不准确的。
第二，从俄文原报道内容看，这个政权党领袖的观点也仅是认为，“各个历史时期和时代的片段改变着对过去许多问题的理解，因此，对斯大林的态度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而且在这里，主要是以斯大林在战争时期的表现为依据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之所以对斯大林的态度应发生变化，按照这位政权党领袖的意思是，因为斯大林“作为国家的领袖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做了许多事情，是一个在雅尔塔和德黑兰谈判过程中事实上的领袖，而这些谈判的结果是开辟了第二战场”。但“格雷兹洛夫又补充说，‘当然，我认为，毫无疑问，他在国内政策上采取的过火行动并不光彩’”。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政权党领袖对斯大林的肯定是有限度的，仅限定在卫国战争这一范围内，并不是整个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更不是从整体上重新评价斯大林。
第三，中文报道还有关键处的译文错误。在传达全俄未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库瓦耶夫一句很重要的话时，中文报道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译文错误。该政治局委员说：“目前许多人指责斯大林过分残酷。需要理解那个时代。当今俄罗斯处于悲惨局面，所以俄罗斯需要一个新的斯大林。”中文报道把其中俄文“плачевном”（“可悲的、悲惨的”）一词，错误地译成了“飘摇的”含义。这里请注意，“в плачев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悲惨局面”）这一用语正说明现在俄罗斯为什么需要“新的斯大林”。而误译为“飘摇状态”，就令人匪夷所思，不能了解其中真正确切的含义。原文“悲惨局面”一语，正重重点出了俄罗斯需要“一个新的斯大林”的理由。这里正说明俄罗斯目前需要改变对斯大林态度，需要一个像他那样的铁腕和强权人物来治理的原因。而译文所出的差错，便传达不出其中所包含的准确的含义。
其四，这篇中文报道没有报道或传达出《消息报》文章后半部分有关政权党其他议员、独立派杜马代表和学术界人士在斯大林评价上的不同意见。
鉴于上述情况，拿这篇报道来为“重评”斯大林的说辞作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当前俄罗斯最强大的民族呼声和政治思潮，是呼唤“铁腕”和强权，期盼恢复世界一流强国地位，重建昔日辉煌。只有用这个论断才能说明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现实，而用所谓“重评”斯大林云云，是难以解释上述这些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