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教育学科重建的路径回溯：教育交流的视野——对教育哲学和教育经济学的文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经济学论文,路径论文,学科论文,视野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6)01-0016-06
教育学科是研究教育问题的各个分支领域的总称，亦称“教育科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经历“文革”浩劫，我国教育学科将近代以来艰辛累积的资源消耗殆尽，学科园地一片荒芜、形同废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教育研究重获生机，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为拥有几十门分支学科的庞大学科群[1]。回溯我国当代教育学科的重建，一方面得益于国内社会变革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通过教育交流所译介的国外教育学科研究成果的启迪。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以研究介绍国外教育为特征的“隐蔽式”教育交流，是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的一条重要路径。本文拟以教育哲学和教育经济学的文本分析为个案，重点展示教育交流对我国当代教育学科发展的影响力。
一、教育交流成为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背景分析
(一)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可能性
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2] 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交流通过对异域教育资源多种形式的利用，能够对国内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教育交流的形式多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考察以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成果的译介为目的的隐蔽式教育交流的影响。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其可能性取决于如下三个条件：
1.国内教育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
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逐步陷入困境。“文革”前，受前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们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各门教育学科进行改造，只留下了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少数领域，其他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被取消。“文革”爆发后，教育研究更遭灭顶之灾，教育学成了“语录汇编”，外国教育史被视为“毒草”，中国教育史被斥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教育学科濒临绝境”[3]，形同废墟。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实践的变革呼唤理论指导，教育学科的重建势在必行。
2.国外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
与国内教育学科面临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学科在国外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单数”形式的教育学逐步解体，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教学论等分支学科产生，教育学“复数化”。二战以后，社会变革加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高度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科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新的教育理论如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全民教育思想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未来学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纷纷产生；在教育自身领域，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课程论、德育论等相继独立。这样，教育学科“形成为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特的、有50门之多的科学学科群”[4]。
3.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打开
由于政治的原因，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对外教育交流领域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主要同前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交流，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因此，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苏交恶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几乎完全关闭，研究和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已不可能，这使得我们对世界教育学科的发展隔膜甚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出国留学迅速扩大，多边及双边教育交流频繁，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局面逐步形成，国外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进国内。在此背景下，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能。
上述三个条件决定了隐蔽式的教育交流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
(二)教育交流为教育学科的重建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
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路径，主要是经由译介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外部思想资源实现的。
要在废墟上重建教育学科，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教育学科发展经验是学者们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初，在《教育研究》编辑部举行的“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的座谈会上，学者们纷纷提出：繁荣教育科学首先就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新的教育科学体系，发展了许多新的教育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工艺学、教育环境学、学校管理学”，但“我们缺乏对七八十年代世界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的了解”[5]，一些新兴的教育学科“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系统的科学著作，就是有分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因此，“对一些新兴教育学科的研究，则要解放思想，敢于引进，善于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研究和应用”[6]。为此，当时主要的教育刊物以及一些教育专著纷纷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发展资料，为国内教育学科的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域外思想资源。此处拟简略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教育研究》等主要教育刊物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资料的情况，展示教育交流为国内教育学科重建蓄积外部思想资源的状况。
1.《教育研究》对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介绍
《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权威性刊物，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创刊于1979年，正当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的关键时期。创刊伊始就将开展教育交流、研究国外教育作为宗旨之一。在创刊号的《编者的话》中，编者明确提出：“我们要推动教育科学前进，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并使教育研究本身现代化，就必须打开关闭多年的门窗，流通流通空气，让外边的风吹进来。”
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该刊发表了不少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资料。据初步统计，1979年至1985年，《教育研究》共发表了13篇有关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论文，分别介绍了国外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情况。如1979年第3期，发表了张人杰的《教育科学中的几个新领域》，文章指出：“国外的教育科学，也已经突破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各科教材教法以及比较教育这一传统框架。就我们视野所及，近年来还有教育经济学、教育工艺学、教育人类学、教育未来学等。即便有些领域，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已有新的发展，国内除了偶有几本译著外，对此几乎不闻不问。”[7] 作者在文中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外教育工艺学、教育未来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状况。
有学者统计，从1979年到1987年，在《教育研究》所刊发的论文中，涉及到众多新的教育分支学科，包括：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工艺学、教育工程学、教育法学、教育评价学、教育卫生学、教育未来学、比较教育学、学科教育学、教育文化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语言学等[8]。这表明《教育研究》在研究、介绍新的教育学科方面，视野开阔，蓄积了大量的思想资源。
2.其他刊物对国外教育学科的译介
除了《教育研究》以外，其他的教育刊物尤其是以研究介绍国外教育为宗旨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文章。据笔者对当时的《外国教育》、《外国教育资料》、《外国教育动态》等三种主要研究国外教育的刊物所作的统计，1978年到1985年间，三种刊物共发表了39篇有关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情况的文章，涉及多个教育学科领域，包括：
(1)介绍国外教育社会学的10篇。如：新堀通也著、钟启泉译的《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外国教育资料》1979年第3期)；吴小平的《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概述》(《外国教育动态》1985年第6期)。
(2)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9篇。如：梁忠义的《西方教育经济学述评》(《外国教育》1981年第5期)。
(3)介绍国外教育哲学的5篇。如：R.D.范斯科特等著、蔡振生译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外国教育动态》1980年第6期)。
(4)介绍国外比较教育学的6篇。如：朱勃的《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外国教育动态》1981年第4期)；吴文侃的《比较教育学和它的研究方法》(《外国教育》1981年第1期)。
(5)介绍国外教育工艺学的2篇。如：高列夫译的《教育工艺学的课题与实践》(《外国教育》1980年第1期)。
(6)介绍国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未来学的各1篇。如：吴小平的《西方教育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外国教育动态》1984年第2期)；刘范等的《国外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外国教育》1981年第2期)；周南照的《西方“教育未来学”述评》(《外国教育》1983年第4期)。
(7)其他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文章4篇。如：托斯顿·胡森著、求实译的《最近二十五年教育理论概观》(《外国教育》1980年第4期)。
可见，以《教育研究》等教育刊物为阵地，通过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为我国教育学科的重建积蓄了大量的域外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在我们缺少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的了解而又急需重建我们的教育学科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的文本考察窥见一斑。
二、教育哲学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径
(一)我国教育哲学的重建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西方。1886年，美国教育家布莱克特(A.C.Brackett)将德国教育家罗森克兰兹(J.K.F.Rosenkcranz)的《教育学的体系》(1848年)译成英文，易名为《教育哲学》，标志教育哲学诞生。在我国，杜威1919年来华讲演后，“教育哲学”一时成为“显学”，高校普遍开设教育哲学课程；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编撰自己的教育哲学著作，教育哲学得到初步发展。1949年后，由于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我国高校教育哲学课遂告取消。当然，有关教育哲学的探讨并未完全放弃，比如，196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白恩斯(H.W.Burns)和白劳纳(C.J.Branuer)合编、瞿菊农译的《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一书，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内部发行”资料。不过，总的来看，在“文革”结束以前，我国的教育哲学实际上处于停废状态。
我国当代教育哲学的重建始于70年代末。1978年，教育部修订高师教育系课程计划，选修课中列入了教育哲学课程。1979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学者们提出了重新开设“教育哲学”的建议。从1980年开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陆续重开教育哲学课。在教材建设方面，1982年，黄济编著出版的《教育哲学初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此后，更多专著不断面世，我国教育哲学得到恢复和发展。
(二)教育哲学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径透视
1.教育交流对国外教育哲学发展资源的蓄积
由于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基本被取消，对国外教育哲学的发展又缺乏了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吸收和借鉴国外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是恢复和发展教育哲学的有效途径。为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报刊杂志刊发介绍国外教育哲学的论文，有关国外教育哲学的论著也陆续出版。论文已如上面所介绍，在著作出版方面，如：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陈友松主编《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罗伯特·梅逊著、陆有铨译《当代西方教育理论》(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通过论文和专著，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为教育哲学的重建提供了外部资源，奠定了影响教育哲学重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我国教育哲学的文本分析加以证明。
2.国外教育哲学的资料成为我国教育哲学文本写作的重要内容
检视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教育哲学著作，国外教育哲学的发展历史无一例外地成为文本写作的重要内容。(1)黄济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章“绪论”对教育哲学在国外的产生以及“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进行了简介，作者还将乔治·奈勒(George F.Kneller)的《教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1967)中的部分内容以《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简介》为题收为附录，介绍了现代西方主要的教育哲学流派。(2)傅统先、张文郁著的《教育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导论”对教育哲学在西方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了简单介绍，第三编以“当代西方教育哲学的新发展”为题，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新趋势，评介了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教育哲学流派的基本观点。
3.国外教育资源为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这一点可以从教育哲学著作注释中的国外文献引用情况进行分析：(1)黄济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213处注释，国外文献有60处，占28％。外国文献比例虽然不太高，但作者在文本中对教育职能、人的发展、教育目的、知识与教学、道德与德育、美学和美育等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都立足于评介国外的相关主张之上。(2)傅统先、张文郁著《教育哲学》，全书共有278处注释，国外资料123处，占44％。另外，在每章后面所列参考书中也包含大量国外教育文献，如：伯克(Clive Beck)的《教育哲学与理论》，杜威的《价值论》、《教育中的道德原理》，柯尔伯格和梅耶的《发展是教育的目的》，赞科夫的《和教师谈话》、《教学与发展》，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奥苏伯尔的《教育心理学》，加涅的《学习的条件》，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等。注释或参考文献大量引用国外教育资料，这表明国外教育资源成为作者思考教育哲学问题的路径之一。
4.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体例受到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启发
以黄济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1982年版)为例，作者通过考察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体系后，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
(1)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
为了明确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作者首先考察了国外的四种观点：第一，德国的泡耳生(Paulsen)、克里克(Krieck)以及美国的巴格莱等认为教育哲学是综合教育科学的知识而成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学问；第二，德国的梅瑟耳(Messer)、波德(B.H.Bode)等认为教育哲学是根据价值论来讨论教育价值的学问；第三，德贺夫(De Hover)等认为教育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论教育，更从教育的观点论哲学的学问；第四，奈勒认为教育哲学是寻求从总体上去了解教育，并协调各个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分歧很大，共同点是把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当作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
在分析国外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各种观点后，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作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9]。作者的这一结论，当然不是对国外观点的照搬，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域外观点的不同程度的吸纳与借鉴。
(2)教育哲学研究体例的确立
作者首先对国外教育哲学研究的两种体例进行分析：第一类，以讲教育哲学流派为主，讲流派时兼讲教育中的主要问题；第二类，以讲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为主，讲问题时兼述各个教育哲学流派的主张。第二类又分为两种：一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而论及教育；二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上升到哲学，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价值、课程与教材、教学法等根本问题，提到哲学高度加以分析，如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就系此类体系。
在进行上述考察后，作者明确提出：“我们也主张采用第二种体系，就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到哲学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去做一些根本的探讨。”[9] 为此，作者提出《教育哲学初稿》要讨论教育的社会职能、人的发展与教育、教育目的论、知识论和教学、道德论和道德教育、美和美育等基本问题。在此，作者有关教育哲学研究体例的确立无疑受到了国外教育哲学的启发。
对教育哲学的简单文本分析可以肯定：隐蔽式的教育交流通过引进国外教育哲学的相关资料，在我国当代教育哲学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外教育因素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有学者批评我国的教育哲学“引进介绍国外的东西多，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少”，因此，更“应该立足于我们今天的时代，从现代化建设对人的发展需求出发，以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为目标，去进行理论的创新和探索”[10]。
三、教育经济学建立的教育交流路径
(一)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建立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如何适应并促进经济建设的要求为教育经济学的生长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译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国内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共同体逐步形成
库恩(Thomas Sammal Kuhn)认为：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培养自己的接班人”[11]。共同体是科学知识增长和科学革命的基础。在我国教育经济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教育经济研究会筹备组成立；1980年9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召开教育经济学研究交流会；1984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宣告正式成立，初步搭建了库恩意义上的共同体，成为教育经济学建立的重要标志。
2.教育经济学研究专著出版
教育经济学研究专著出版是该学科建立的又一重要标志。198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出版我国当代第一本《教育经济学论文集》。1983年，杨葆焜等编写的《教育经济学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是我国当代第一本教育经济学专著。据统计，1980年到1992年，我国学者编撰写作的教育经济学专著达30余部[3]。1992年后，又有一批教育经济学著作陆续出版。主要有：厉以宁著《教育经济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王善迈主编《教育经济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靳希斌编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范先佐著《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等等。
共同体形成、专著出版，表明教育经济学在我国初步建立。回顾我国教育经济学科的建设之路，教育交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教育交流对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源的蓄积
由于教育经济学是在国外首先发展起来的，因此，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成果是建设我国教育经济学的重要途径。
1978年7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经济学》，率先介绍西方教育经济学。此后，报刊杂志相继刊发有关国外教育经济学的文章，影响较大的如：厉以宁的《技术教育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邱渊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教育研究(丛刊)》，1979年12月)。前者所提供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成为当时国内学者论证教育与经济关系的重要依据；后者则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教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体系的初步意见，明确主张“引进国外有关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资料，通过分析，设法掌握其中的基本经验，并尝试提出改进研究方法的意见，作为我国教育实践问题的参考——可能是大有裨益的”[12]。
除了论文介绍，翻译出版西方教育经济学著作，是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又一途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重要的如：日本文部省调查局编、梁忠义译的《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希恩著、郑伊雍译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舒尔茨著、曹延亭译的《教育的经济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E.科恩著、王玉昆等译的《教育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舒尔茨著、蒋斌等译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经济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Martin Carnoy著、闵维方等译的《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等等。
通过刊物介绍、译著出版等方式，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将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引进国内，为教育经济学的建立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提供了影响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可能性。
(三)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经济学建设影响力的文本考察
为分析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我国教育经济学建设的影响，本文以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为个案进行文本分析。邱渊是国内较早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学者，他于1979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论文。因此，教育交流通过译介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从而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他所著的《教育经济学导论》是可以理解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释大量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文献
从该书的注释来看，隐蔽式教育交流的作用明显。全书共有注释174处，其中，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资料96处，其他国外资料30处，国内文献资料48处，国外教育经济学的资料占注释的55％。另外，作者在该书每一章后都列有阅读参考文献，这既可以看作是作者向读者推荐的延伸阅读书目，也可以看成是影响作者写作的思考路径。从所列阅读参考文献来看，国内的著作或论文25种，国外的文献资料56种。可见，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内文献。
2.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料成为著作的重要内容
有关国外教育经济学发展的资料成为该书文本写作的内容。如：第一章“绪论”，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主要教育经济学著作进行述介；作者还将《国外本学科综述性著作内容大纲选录》、《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近况》作为该书的“附录”。
3.文本结构受到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启发
该书共12章，除“绪论”外，分别是：“教育的人力资源和实物资源”、“教育资源的财力条件”、“教育结构的经济效能(上、下)”、“教育的经济效力”、“教育的经济效用”、“教育成效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教育成效的分配和影响”、“教育成效与教育投资的比较”、“教育发展计划及其编制”。上述主题，主要围绕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效能、教育的效用、教育计划等展开。这种结构作者是怎样构思出来的呢？
首先应该肯定，作者结合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所作的独立思考，是上述研究结构提出的主要路径。同时，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证据有二：(1)作者在该书的“附录”中，列举了8种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的体例结构，以资比较。这种以附录形式出现的对国外教育经济学著作体例的不厌其烦的介绍，除了为读者提供广阔的域外视野外，也在不经意间为该书体例的合理性进行无言的辩护。(2)该书的上述结构，在作者1979年发表的《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及现状》一文中已基本确立。此文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文章，作者当时就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十分关注。他仔细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教育与经济》的结构、韦锥(J.E.Vaizey)为泛英大百科全书所写的“教育经济学”词条的结构、苏联教育界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意见。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他主张“在目前的研究过程上，不妨就以上的代表性材料，从求大同存小异中，看出目前比较公认的教育经济学的大致内容”。为此，他提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结构应该包括：教育的经济条件、教育的经济效能、教育的经济成就以及教育计划[12]。可以清楚地看到，邱渊在《教育经济学导论》中所采用的结构，同他在论文中的主张如出一辙，其思想渊源不证自明。
注释中大量引用国外教育经济学资料、文本写作中嵌入介绍国外教育经济学的内容、文本的研究结构受启于国外教育经济学的体例，这表明，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邱渊著《教育经济学导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四、结语
尽管教育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教育交流又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穷尽教育交流影响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的每个环节。但是，通过对隐蔽式的教育交流对我国当代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重建的个案考察，依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隐蔽式的教育交流是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的一条重要路径，没有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成果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介绍，我国的教育学科就不可能在废墟上得到迅速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拓展对外教育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及时地跟踪国外教育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仍将是促进我国教育学科在未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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