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的社会心理思考(专题讨论)--文化变迁研究的进展与展望_心理学论文

文化变迁的社会心理学思考(专题讨论)——文化变迁研究的进展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文化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4)04－0091－06

       文化变迁指的是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变化。文化变迁一直是一个多学科关注的领域，社会学、历史学，特别是人类学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而最近心理学研究则为文化变迁研究的跨学科融合提供了新的洞见。本文拟突出和侧重心理学视野下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首先回顾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变迁的一个新理论——文化生态学；然后，阐明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文化变迁研究的新进展：动态社会影响理论、文化传播的共识模型，以及有关社会结构限制影响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最后，本文对最近文化变迁研究的特点进行总结，指出该研究领域将延续多学科融合的发展态势，同时现实问题的产生则会成为促进该领域发展的动因。

       一、对文化生态学概念的理解

       人类学中有关文化变迁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是涵化研究，即当两个文化群体持续进行直接接触时引发的一方或双方文化模式的改变。在实际研究中，涵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西方化”或移民所持文化观念的变化。由于心理学领域已有对涵化研究的专门论述[1]，因此本文着重探讨有关文化变迁的第二类研究，即有关文化进化(culture evolution)的相关理论。文化进化理论将文化视为整体，注重研究文化系统的有组织的变迁。文化生态理论是文化进化相关理论的最新发展。1955年，斯图尔德(J.Steward)在其著作《文化变迁的理论》中将文化进化研究分成三种类型：19世纪的单线进化论，20世纪初的普遍进化论，以及他自己提出的多线进化论，或文化生态理论。

       文化生态理论的核心是适应，及研究文化作为工具如何帮助人们适应环境，如何帮助人类群体生存下来[2]。对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斯图尔德去粗取精，着重关心所谓的“文化核心”，即对生态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由此而形成一整套文化体系的文化集合体。显然，由于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其具体的环境适应任务便有所差别，由此而导致了不同环境下文化(核心)的差异。在环境改变过程中，旧的文化特质会根据环境改变的程度做出相应调整，产生出新的文化核心，进而形成一整套功能上相关联的文化体系。这就是文化演化(变迁)的基本规律[3]。可以看出，文化生态理论在取向上是功能论的。但文化生态理论不是环境决定论，因为核心文化变迁后不仅会促使其他层面的文化特征发生变化(如社会制度)，同时人们适应环境方式的改变也会反作用于生态环境。因此，文化生态理论认为环境和文化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

       文化生态理论创立后，其影响不止于人类学，其研究为社会学、地理学、文化心理学等借鉴，而逐渐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或许受到人类学重视研究偏远部落传统，以及斯图尔德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斯图尔德关心的环境更多地是指自然环境。对环境的适应也更多地强调了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然而，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人造环境。特别是在新的发明和技术以加速度的方式应用于人类生活之后，人造环境在环境使用中所占的比例更是大大增加了。比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文化生态学研究出现的一个新热点即是对“媒体环境”的研究[4]。

       媒体环境具有的全球化特征，其变化引发的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改变。比如，信息技术增强了信息的可得性(如通过查找计算机硬盘、网络、即时聊天、手机短信等)使人们总是在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从而让人们长期处于一种持续的不完整注意状态。而搜索引擎(如谷歌、百度)的发明和普及也已经使负责存贮人类记忆的已经从大脑转向了搜索引擎及其背后的互联网[5]。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是全球性的，因此可以推论整个人类的记忆方式可能都已经因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了适应性改变。文化生态学蕴含的适应、功能论、强调动态性，以及对全球化带来的人类环境变化的关注都为整个文化变迁研究的进展以极大的推动和启示。

       二、文化变迁研究的进展

       1.动态社会影响理论

       动态社会影响理论是在社会影响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mpact Theory)的关注点是他人如何对目标个体产生影响。根据该理论，个体受到他人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影响源的强度、接近性，以及作为影响源的他人数量。当他人越重要、越接近，数量越多的时候，对个体的影响就大[6]。然而社会影响理论是静态的，只能预测某时个体所受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是，影响是双向的，被影响者和所谓的影响源总是在相互影响着彼此。为了揭示这种影响的动态性，该理论后来发展为动态社会影响理论(Dynamic Social Impact Theory)。

       在动态社会影响理论中，文化被认为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社会中人们相互传播的一整套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实践的总和。这些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实践是构成文化(如宗教戒律和仪式、礼仪、烹饪方法、政治和话语方式等)的要素，因此对上述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实践总和的模式的研究，就是对文化的研究。动态社会影响理论认为让文化模式发生改变的是人们的日常交流以及人们所处的空间位置分布。人们最初持有的态度、信念等是杂乱无章的，但群体和社会具有自组织特性。随着人们之间互相影响的深入，地理位置接近的个体，其信念、态度等就会越来越相似，并与地理位置疏远的群体的信念、态度等产生差异，这样就形成了以地理位置为边界的不同文化模式[7]。

       动态社会影响理论又进一步将文化的组织类型分为四种：(1)聚类：个体与地理位置接近的个体比地理位置疏远的个体交流更多，最终相近区域就会产生相似的观念和行为；(2)关联：随着时间的推演，相近区域个体不仅会在核心观念和行为上接近，而且在其他无关联的观念和行为上也会越来越相似；(3)合并：由于持少数派意见的人在概率上受到的影响总会多于多数派，因此多数派的意见总会影响少数派，从而使少数派个体的数量逐渐减少；(4)多样性的持续：尽管存在“合并”，但少数派如果在数量太少之前已经聚类了，那么聚类就会为少数派建立屏障，保护少数派的持续；而如果少数派在合并之前在空间上是分散的，则最终会完全消失[8]。

       动态社会影响理论常用的方法是计算机模拟和实验室模拟。并辅以现场研究和追踪研究，其中以模拟法为特色。诺瓦克(A.Nowak)等人设计了一个专门的计算机模拟程序(SITSIM)[9]。在SITSIM中，个体通常在设定好的分布限制内被随机赋予一个初始属性值，包括他们的空间位置、说服强度，以及相对目标属性的位置。然后SITSIM计算出整个群体对每个个体的净社会影响，该净社会影响来自两个方面：说服影响(

)，即彼方意见的总强度；支持影响(

)：己方意见的总强度。

与

的大小取决于s/d的值。其中，s指说服者或支持者的强度；d指说服者或支持者与目标个体的距离。目标个体是否改变自己的态度取决于

与

的相对强度。随着模拟过程的进行，每个个体的态度都会根据上述公式进行算法迭代，直到系统自动达到平衡状态或达到研究者预先设定的迭代次数。在整个计算机模拟中，每个个体既是被影响者，也是影响源；既能被周围的个体影响，也能影响周围的个体。另外，考虑到个体还有可能受他人的间接社会影响，研究者还可以在

前加上系数b(取偏见，bias的首字母)，用以模拟个体的兴趣和经验等社会影响之外因素的作用。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可以自己添加类似变量，以反映所模拟过程的具体环境和具体内容。动态社会影响理论提出的四种文化组织类型得到了SITSIM计算机模拟的有力支持[7]。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实验室模拟法。在该研究中，192名被试被均分成8组(24人/组)。小组最初的地理空间几何结构被随机分成四种情况：巡回式、家庭式、彩虹式和随机式。前三种结构见图1，在每种几何结构中，个体均只能与距离最近的四个个体交流[10]，随机式结构作为控制组，个体位置在每轮沟通前都是随机分配的。

       巡回式 家庭式 彩虹式

      

       图1 三种地理空间位置的几何结构

       结果表明，所有三种有结构的组都出现了“聚类”——每个小组自发形成一致意见的群体，且小组成员在对之前没有关联的问题的态度上也达成了一致(“关联”)。由于被试被告知如果模拟结束时自己的观点与组内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可以得到奖励。因此整个小组呈现出大多数人意见的一致性(“合并”)。但直到模拟结束，仍有少数派聚类坚持自己的观点，显现出“多样性的持续”[10]。

       2.文化传播的共识模型

       摩佳久(Y.Kashima)与他的同事发展出文化传播的共识模型(Grounding Model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以揭示所谓的文化动力，即文化的形成、保持，以及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该模型认为，文化的传播是流者在具体情境中协同合作的结果。虽然目的明确的交流行为在文化传播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该模型的旨趣却在于揭示人们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共同活动(如日常的人际交流)对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人际交流的前提是双方在“我与对方在××等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然后以此为基础。根据具体情境需要调整交流内容[11]。日常交流能够满足交流者两种需要：关系需要和真实信息需要。在熟人之间，交流目的更多是为了维系交流者之间的关系，即关系需要占主导，此时信息发出者就会更多地发送与文化中普遍接受的共识(比如刻板印象或传统知识)一致的内容；而在亲密个体之间(如夫妻)，维系关系并非首要目的，传递真实信息的需要占主导，此时信息发出者会更多地考虑发送与文化共识相悖的新信息(比如与刻板印象和传统知识不一致的内容)。但是，在文化传播中，与熟人甚至陌生人的交流更多，与亲密个体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因此文化中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共识会获得更多的传播机会，最终保留下来[12]。

       文化传播的共识模型虽然也使用计算机模拟法(如基于行动者的模型)，但其专门的研究方法，系列再生法却更具特色。系列再生法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F.Bartlett)对记忆的研究。其具体做法是邀请系列再生链上的被试a阅读或听一份材料，然后让其去回忆，由此产生的回忆内容再制作成实验材料交予被试b阅读，余下被试一一复制该方法，就得到一条记忆链。这样，研究者就可以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发现信息在被试间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变形，进而去发现在这些信息变形背后的意义和规律中所揭示的问题[13]。文化传播的共识模型视角下的系列再生法研究通常分为四个步骤：(1)“共享文化”的实验室环境再现；(2)呈现用以系列再生的刺激(一般简化为与共享文化一致或不一致的信息)；(3)进行实验程序；(4)数据编码和分析(包括定量与定性方法)。其中，“共享文化”在实验室环境中再现时，既可以是现实生活中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共享现实，也可以是研究者杜撰的文化。前者的优点在于其理想的生态效度，后者的优点在于实验材料与现实无涉，能够保证研究的因果推断免于混淆，并因此更具普适性[14]。

       与共享文化一致的信息的传递更为文化传承研究者感兴趣，而与共享文化不一致信息的传递才更能凸显文化变迁的意蕴。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才会愿意传播与共享文化信息不一致的信息呢？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选定的共享文化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刻板印象：阿拉伯男士一般不负责照看婴儿。用以进行系列再生的刺激故事被分为三个版本：在控制版本中，需要传递的信息是一个阿拉伯男士在公园里照看朋友的两个婴儿。联合归类版本在控制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让人感到意外的归类组合信息：此阿拉伯男士是幼儿园教师。因果解释版本在控制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此阿拉伯男士为什么照看婴儿的因果解释信息。在实验中，每个故事版本都由三名被试一组，形成一条交流链。首先，第一名被试阅读两遍故事后将故事默写下来。然后，第二名和第三名被试依次只阅读上一名被试重写的故事，并同样将故事默写下来。对被试重写的故事编码后的方差分析表明，与控制组相比，阅读了联合归类版本和因果解释版本故事的读者传递了更多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两个实验组都增强了被试的认知精致化所致。该研究的启示是，从长远看，如果促进个体的认知精致化，或许就能减少文化中消极刻板印象信息的传承，使文化内容发生改变[15]。

       3.结构限制对文化的影响

       动态社会影响理论与文化传播的共识模型的共同点是将文化视为共享知识，因此人际交流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可以看作从个体微观互动角度考察宏观文化变迁的尝试。而另一个思路是考察宏观社会结构对个体微观文化认知的影响，即有关社会结构限制对文化产生影响的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居所流动性和工作流动性，即在某一特定时期和某一区域内人们更换住所或工作的频繁程度，开始凸显成为社会结构性限制的重要指标。研究者发现，居所流动性的变化能通过影响个体心理(如焦虑，对熟悉性的需求)进而在社会和文化水平上产生影响。比如，在启动流动性生活方式后，被试会降低他们对未来亲密好友数量的预期，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从而更有动机去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最终改变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网的形态：当居所流动性较低时，整个社会的关系网的特点是每个人的朋友数量有限，但交情深；但当居所流动性提高时，每个人的朋友数量增加了，但与每个朋友的交情却变浅了[16]。

       再如，助人为乐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人品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氛围。居所流动性减少社区助人行为，这是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但是居所流动性降低了助人氛围，还是因为社区助人氛围的恶化使社区居民提高了流动性呢？摩佳久等人通过实验室实验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因果机制[17]。被试被随机分派到流动或稳定的“社区”中。流动社区中的被试需要在三个组完成三次群体任务，而稳定社区中的被试则在同组中完成三次群体任务。最后一次任务要求被试玩十分钟“打破砂锅问到底”游戏。群组中表现最好的被试能获得十美元购物券。被试不知道的是，每组中都有一个实验者安排的助手，这个助手被没有直接求助，但却总是叹气，看起来很为难的样子。被试对待研究助手及其他组员的行为被摄像头记录下来，后续分析表明，稳定社区中的被试对研究助手和其他组员都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居所流动性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减少个体社区认同感为中介的。

       还有研究者探讨了工作流动性对工作场所文化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考察了对于低工作流动性的知觉和经验如何塑造出具有文化特性的判断和行为模式。该研究关注的重点是角色人格[18]。角色人格是角色期待的一种，指人们期望在拥有特定社会或职业角色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研究表明，亚洲人比美国人更强调拥有角色人格的重要性。但即使是美国被试，当他们亲身体验到低工作流动性时，也会提高角色人格对绩效重要性的评估。因此，可以预期，随着工作流动性的变化，对角色人格重要性这一与工作有关的文化价值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除了考察居所与工作流动性两种典型的社会结构限制对文化的影响，格尔凡德(M.Gelfand)等人受到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启发，构建了松—紧文化理论[19]。该理论提出了一个理解文化的新维度：松(tight)—紧(loose)。紧文化的特征是强规范以及对越轨行为的低容忍；松文化的特征则是弱规范和对越轨文化的高容忍。松—紧文化的概念并非简单的文化特质；相反，上述核心特征在宏观上还伴随着一系列宽泛的或生态，或人为环境的特点，在微观上则影响着当时当地的情境以及个体心理(见图2)。

      

       图2 松—紧的系统模型[19]

       松紧文化(社会规范的轻度和对偏差行为的容忍)既受到远端生态和历史因素、社会进程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近端/当下时期的进程。比如，在图2最左列，如果某地区在历史上具有高人口密度、多冲突、多自然灾害、资源稀缺、人类疾病泛滥，就会催生出具有紧文化特征的社会—政治机构，比如严苛的政府和法律，高度统一的媒体和教育，人民也更笃信宗教。而这一社会—政治机构又会反作用于生态环境。生态和历史威胁，以及社会—政治机构的特点，既会影响产生松—紧文化，同时松—紧文化的产生也会对其产生反作用。另一方面，松—紧文化还会影响当下的社会进程和个体心理。比如，个体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如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在紧文化的影响下就有更多的关于在此场所中适宜行为的规矩，即具有较高的情境性限制。这种文化特征便对个体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于此种情境下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导向和自我调节能力，更高的结构性需要和自我监控能力。研究者通过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和这些国家中近七千名被试的自我报告问卷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初步检验。

       三、文化变迁研究的前瞻

       文化变迁研究一直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interdisciplinary)，但最近的研究进展则显现出该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多学科融合的领域(transdisciplinary)。

       首先，这种学科融合的特点表现在理论建构上。以往有关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视角可以说提供了诸多不同但有益的理智资源，在不同侧面丰富了人们对文化变迁的认识，各自对文化变迁研究做出了贡献。然而，传统的研究途径不是限于理论的宏大无法预测个体微观行为，就是太拘泥于研究琐细的个体心理，无法通达宏观的文化模式。最近的研究中多学科视角理论建构的融合，表现在研究者为关联文化变迁的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上所做出的努力。比如，格尔凡德提出的松—紧文化理论不仅考虑到宏观的社会—政治机构和生态环境，中观的个体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微观的个体心理适应，还吸纳了纵向的历史视角，并且生动地将四方面互动揭示出来[19]。可以说，多水平的视角和多层次互动是最近文化变迁研究在理论建构上呈现出的具体特点。

       理论视角的开放离不开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运用。比如，动态社会影响理论中的计算机模拟法是数学和统计学的典型方法；文化传播的共识模型中的系列再生法则是记忆研究的传统方法；对社会结构限制的研究采用了心理学实验的方法；而松—紧文化理论的验证则结合了国家层面的统计资料和被试的自我报告，可以说是社会学、经济学常用方法和心理学方法的结合。上述研究方法不仅比人类学研究文化变迁的典型方法，如民族志，更能保证理论的普适性(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特定文化族群)，而且也是对心理学传统研究方法的超越。这让文化变迁研究可以回答之前研究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再如，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特色，但该政策会对国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却很难获得具有强因果关系推断的理论。最近研究者通过结合博弈游戏为测量手段和断点回归为统计技术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答[20]。

       应该看到，即使是在最近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文化生态学的思想也清晰可见。这种元理论的传承在学科发展上奠定了文化变迁研究多学科融合的基础。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问题也正在不断地为该领域注入新的实践动力。比如，本文介绍的文化变迁理论的新近发展，其基本预设或元理论是将文化看成一种功能性的共享知识(functional shared knowledge)。然而，如果文化是具有适应性功能的知识，那么为什么在当今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某些文化要素迅速发生转变，进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而某些文化要素却似乎亘古不变？世界冲突并未因不同文化和地区中的人共享文化硬件(如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和文化符号(如好莱坞电影和麦当劳无孔不入)而减少。为什么文化的适应性功能在此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又如，除了新兴科技影响文化变迁外，有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工业社会组织方式的普及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盛行的影响[21]。如果把工业社会的经济组织方式看作一种新的生态环境，那么物质主义就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生态环境的适应。现有研究关注的大都是物质主义对个体基本心理需要的阻碍，对个体幸福感的损害等负面作用。但如果物质主义对个体的影响都是负面的，那么其适应性价值何在？它对个体适应现代工业社会有哪些方面的帮助？相信正是这些由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新问题才是文化变迁研究不断前进的动力。

       收稿日期：201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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