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形势下的上海合作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新形势下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合作组织第二次国家元首会议于2002年6月7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圣彼得堡宣言》等重要文件，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正式的国际合作组织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国际法地位的确立，也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由政治宣言时期进入了机制完善阶段。
一、“疑虑”的产生与化解
自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后，特别是"9·11"以来，整个世界、尤其是欧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势力进入中亚与外高加索、俄罗斯与美国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俄罗斯与北约签署《罗马声明》等事实，直接引起了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间的互信基础的怀疑，以及对这一新生合作组织发展前景的担忧。
的确，"9·11"后的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亚各国为消除威胁其政权巩固和社会安定的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积极配合国际反恐联盟，接纳美国等西方军队进驻。就中亚国家一贯奉行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而言，目前各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与"9·11"前努力营建全方位合作、多支点平衡的做法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从实现与美国和北约的一系列军事合作、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中亚维和营，到允许美军使用领空和基地、请美国特种部队训练本国军队，仍然是一种在量的范围内的变化。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目前中亚各国采取的这些措施并不违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的合作原则，理论上也与“共同促进和巩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主张相符合。同时，中亚各国依然十分看重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与中、俄各国在政治立场上的协调与合作。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于今年4月1日宣布了将许可美军使用阿拉木图近郊和吉姆肯特州、江布尔州三座机场的决定后，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又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我们的外交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合作组织发展关系上”（注：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а"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2003 год",ГазетаСНГ,29,04,2002.）。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国际机场已成为北约在中亚驻军最集中的基地，然而与包括中、俄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协调立场，仍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不容忽视的内容。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今年5月7日向议会作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指出，“如果没有北京对我们立场的理解，吉尔吉斯斯坦就不可能如此积极地参加反恐联盟的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江泽民主席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巩固了吉中双边合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开拓广泛的外交活动提供了重要空间”。（注：Президент Киркизии:Росия,США и Китай—основные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оюзники КР,Кабар,07,05,2002.）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曼诺夫5月17日在中国访问时表示，塔吉克斯坦十分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相信这一地区合作组织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不仅将对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还将造福于所有成员国人民。（注：“江泽民主席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曼诺夫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02年5月17日。）
关于近期俄罗斯在对美国和北约关系问题上的调整，更有许多国内外学者断定，这一举措是普京开始彻底倒向西方的标志，甚至认为这意味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内部分歧已对其存在和发展构成了威胁。（注：张临涛：“普京迟早将加入西方阵营”，［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5月27日。）如果我们联系俄罗斯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和俄罗斯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实际地位稍作深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种判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普京总统上任以来，将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心放在了国内的稳定与发展上，致力于恢复国力，维护社会政治上的平衡稳定和经济领域的恢复发展。对外则采取务实外交，不图大国虚名，从古巴、越南撤出基地，认可美军进入中亚、外高加索，实施了一系列的外线收缩政策，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维持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宽松外部环境。冷战后，美国不断强化自己的超强地位，并为防范俄罗斯再次成为对手而不断施加战略压力，使俄罗斯的外部活动空间逐渐缩小。俄罗斯领导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的形势下，无论为了缓解安全上面临的战略压力，维持国家政治稳定的外部支点，还是为了减轻西方债务压力，赢得国内经济发展的喘息机会，与美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将是俄罗斯外交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居于首位的重要战略方向。
今年5月24日，普京与布什总统在莫斯科共同签署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不仅是倍受世人瞩目的两个核大国裁减核军备进程中值得欢迎的重要步骤，而且也是俄罗斯在当今国情和军力条件下的明智之举。至于5月28日俄罗斯与北约签署的《罗马声明》和俄罗斯—北约联合理事会的建立，已有明眼人看到，在这个理事会中，俄罗斯方面所获得的发言权仅限于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武器扩散和军事改革等方面，而在北约重大决策方面俄罗斯并不能共同参与，“西方所宣扬的友谊仍是虚幻的，真正的伙伴关系还远没有建立”（注：法新社莫斯科，5月28日电。）。与北约这个对抗了半个多世纪的军事联盟改善关系，是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经过成熟酝酿作出的决策。今年4月18日，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我们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是全球的战略稳定。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参与建立新的安全体系，坚持与美国的持续对话，致力于改变我们与北约的关系。”（注：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ъ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ГазетаСНГ,18,04,2002.）更加值得关注的是，4月19日，普京总统在与来访的冰岛总统会见之后，向俄罗斯新闻界首次提出了“稳定弧线（Дуг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的重要概念。普京总统认为，“为了使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人道主义行动实施得更加有效，必须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所有参加者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此，俄罗斯和北约构成的20国机制将具有重要作用”，而“俄罗斯同地域广阔的亚洲地区各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正在与中国发展着的良好关系。这样，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包括许多国家的稳定弧线，在这个框架下的互动合作，将有可能推动新的、发挥更大作用的国际安全合作组织的产生”。（注：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Мы можем создатъ дуту стабилъности в мире",СтранаＲｕ,19,04,2002.）对于普京总统的这一构想，俄罗斯学者作了详尽的描述：所谓“稳定弧线”实质是针对美国总统布什提出“邪恶轴心”概念构成的战略压力而言，它起自北约各国，经过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与中国相连，形成西部有北约、中间有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各国、东部有上海合作组织的这样一条宽阔而漫长的缓冲带。在普京总统这一构想中，这条由三个安全合作机制对接而成的弧线不仅托住了所谓“邪恶轴心”所代表的西方意念上的冲突区，而且每个组成部分中都有俄罗斯参与，通过更大范围内的互动构成多个战略稳定支点。（注：Андрей Милозовров:"Согнем осъ зла а дуту стабилъности",Утро,27,05,2002.）在这个“稳定弧线”的中部，是俄罗斯最倚重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5月14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六个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各国将以俄罗斯武装力量参谋总部为核心，建立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联合司令部，以俄罗斯驻塔吉克斯坦的驻军为主体，建立多国军事基地，以此“强化弧腰”。（注：Виктория Панфилова,Владимир Георгиев:"Россия возвращает себе правофлангового",ГазетаСНГ,15,05,2002.）普京将“稳定弧线”划向东方，可见他对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合作基础的坚定信念。就连与布什总统在圣彼得堡会晤时，普京仍不失时机地强调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作用。（注：Ннтерфакс,24,05,2002.）5月26日，普京在与芬兰总统会谈后又一次向新闻界强调，“俄罗斯的巨大利益还集中在东方，中国是俄罗斯的‘关键伙伴之一’”。而今年6月的圣彼得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本身，也正是俄罗斯东方政策的重要体现。俄罗斯媒体在圣彼得堡峰会前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于当今形势下的利益一致，对地区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参加这一次峰会是今年俄罗斯外交活动中的一件大事，借此可实现俄罗斯的欧美、中国、中亚政策互补，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注：“Боръба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станет системообразующим элементом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ｒ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РИА,05,06,2002.）。
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成员国曾首先明确了加强地区政治合作的主张：“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将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行动，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和巩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人民日报》2001年6月15日。）此次圣彼得堡峰会签署的一系列重要文件，更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间建立在求同存异原则基础上的政治互信提供了法律保障。六国领导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中郑重申明，“本组织成员国希望加强内部及同别国的合作，探索驾驭全球化进程，化解全球化进程中的负面因素和可能的风险，保持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发展的多样化形式。全球化和各国的国家利益不是相互排斥，而是正在发展的世界格局中的相互补充的因素。国际社会需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相互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这有利于彻底消除安全破坏因素和新威胁的根源”（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新华社圣彼得堡，6月7日电。）。
二、地区安全是重心
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以来，欧亚地区内不断出现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武器贩运等有组织犯罪活动，对各国独立后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这些势力的活动带有明显的跨国性质，刚刚完成了边境地区军事互信措施和裁减军事力量的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随即把通过有效国际合作打击“三股势力”作为机制发展的首要任务。1998年7月3日，第一次以五国各为平等一方的元首会晤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此次会议发表的《阿拉木图联合声明》明确指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各方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不允许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五国中任何一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活动”，首次把解决各国社会稳定和地区共同安全的问题，提到五国首脑会晤的议程中。同时，对来自毗邻地区的动荡因素影响（阿富汗战乱、印巴冲突等），上海五国的元首们也予以足够的关注，并提出了负责任的倡议和方案，“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吸收有关国家参与，加紧努力，促进和平解决阿富汗内部冲突，同时考虑卷入阿冲突的各个民族、宗教集团和政治势力的利益”（注：“中俄哈吉塔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8年7月4日。）。
20世纪末欧亚地区形势的发展，证实了五国领导人的担忧。1999年2月16日，宗教极端势力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同时在六处制造了针对卡里莫夫总统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车臣反政府武装在莫斯科等地制造数起爆炸事件；8月8日和22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武装分子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劫持人质，胁迫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无条件释放五万名在押的伊斯兰兄弟”，并叫嚣要借道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推翻专制的卡里莫夫政权”；国际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遥相呼应，提出在中亚多国交叉的费尔干纳谷地建立一个“独立的大哈里法国家”；毒品走私、贩运军火等跨国犯罪活动也随着宗教极端势力的活跃在中亚地区猖獗起来，他们企图用暴力手段开辟一条中亚各国政府无法控制的“自由地带”，作为从“金新月”地区进入俄罗斯和欧洲各国的毒品运输走廊；苏联解体后就活跃在中亚地区的“东突厥斯坦”分裂势力也随着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而蠢蠢欲动。（注：何希泉：“世纪之交的中亚形势特点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第56页。）
1999年8月的上海五国元首比什凯克会晤，对地区形势的发展达成了共识，而且重点就应对威胁各国及地区安全的因素形成了共同的决心。五国领导人在《比什凯克声明》中再次强调，“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非法贩卖毒品和麻醉品、走私武器、非法移民及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行为，遏制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并决定，“五国主管部门将采取措施开展实际协作，包括举行磋商并在1999至2000年间制订有关联合行动计划”（注：“五国元首发表比什凯克声明”，《人民日报》1999年8月26日。）。同年12月，五国执法部门领导人安全合作与协作会议也在比什凯克举行。这是上海五国机制形成以来，在元首级会晤之下举行的第一次部门领导人级别的会晤。各国执法部门领导人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在安全领域中进行具体合作的事宜，会议提出的合作领域有：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打击非法贩运武器、毒品活动以及制止非法移民等。在会议结束时还决定，成立由五国执法机关领导人组成的“比什凯克小组”，每年定期举行会议以具体协调五国同行间的合作，解决五国面临的最紧迫安全问题。（注：“‘上海五国’安全、执法部门领导人会晤签署‘合作和相互协作备忘录’”，《法制日报》1999年12月4日。）从此，以“比什凯克小组”为主体的上海五国安全合作成为整个机制中最积极、也是最有成效的部分之一。在各国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下，五国执法部门以情报交流和司法协助等方式为主，建立起通畅的跨国合作渠道，联手遏制和打击地区内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使威胁各国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受到了空前的遏制。到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时，安全领域中的高效合作成为最受各国重视的内容，从而也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曾经提醒国际舆论，早在"9·11"之前，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地区反恐机制。（注：Президент Киркизии:Росия,США и Китай—основные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оюзники КР,Кабар,07,05,2002.）。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及西方各国组成的反恐联盟在阿富汗采取了直接的军事打击行动，基本结束了在南亚与中亚之间持续多年的冲突热点，也使长期影响中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外部因素得到控制。这一行动对欧亚地区的地缘形势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因而也得到了中亚各国的欢迎和配合。但是，由于构成中亚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多次作乱的社会原因极其复杂，单纯的军事打击行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且，美国进入中亚地区的根本战略目标与各国的安全利益并未完全吻合，其在反恐问题上一贯坚持的双重标准，与各国早已形成共同定义的“三股势力”有着相当的差距。除阿富汗战场的军事成果之外，美军进入中亚各国后的确对地区内的恐怖主义势力造成了强大的震慑。年初时，美军中央军区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曾宣布，包括主要军事领导人纳曼加尼等人在内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主力已在阿富汗境内被歼灭。（注：HTB,24,01,2002.）但数月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踪迹及其领导人的名字又在各国媒体中出现。5月21日，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发表的《2001年度全球反恐形势报告》的欧亚部分中也承认，“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虽在昆都士战役中受到重创，但目前仍具备向乌兹别克斯坦发动武装袭扰的能力。（注：State Department Terrorism Report-Eurasia overview,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02052111.htm）最近，普京总统再次强调，恐怖分子拉拢了近4000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武装分子，训练他们去推翻中亚地区的世俗政权，同时也构成了对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的威胁。（注：“普京接受本报专访，高度评价俄中合作成果”，《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而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首领哈塔卜虽被击毙，但残余势力尚未根除。他们渗透到车臣周边地区，继续制造恐怖事件。今年1月19日，达吉斯坦的恐怖分子哈奇拉耶夫制造爆炸事件，致使7名俄军士兵丧生；1月22日，达吉斯坦首都马哈奇卡拉市的副市长阿利耶夫被恐怖分子杀害；5月9日，车臣恐怖分子又在达吉斯坦卡斯皮斯克市庆祝胜利节时制造恶性爆炸事件，造成42人死亡，107人受伤。持续活跃着的恐怖主义活动，威胁着欧亚地区各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的和平生活。各国领导人和政治家已逐渐认识到，彻底清除恐怖主义因素，只靠军事打击和单向的大国合作是很难奏效的，而更广大范围、更众多领域、更高信任度的国际合作，才是从根本上遏制和铲除地区恐怖主义的最佳途径。因此各国积极参加“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中亚联盟等具有不同构成特点和工作重心的跨国组织活动，力求为防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势力的侵扰，建立起多支点、多体系的国际合作保障。当阿富汗战事和美军进入中亚各国对欧亚地区力量平衡形成冲击而引起的震动效应渐渐消退，各国政治家们也逐渐就地区地缘形势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着反思，并对上海合作组织对维护地区长期、持续安全与稳定的作用做出客观的重新评估。随着对地区安全合作共同需求的不断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今年以来积极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力求把这一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推向更高、更有效的程度，甚至包括考虑在地区内与美国实现在反恐方面合作的可能性。今年4月24日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边防部门领导人会议上，俄罗斯联邦边防局长托茨基上将指出：“我们不断地解决着许多与边境有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与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威胁中亚地区安全的主要问题相关。我们与有着共同边界的邻国——中国、哈萨克斯坦——采取最积极的、建设性的交流与互动，从而与他们共同解决这些问题。”（注：РИА,24,04,2002.）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机制，建立比什凯克反恐怖机构的计划也在各国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的关注下开始启动。今年4月26日，上海合作组织外交部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时，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伊马纳利耶夫强调，“由于这一地区曾经出现过多次的恶性事件，建立这样的组织对地区内每一个国家都是具有现实和重要意义的”。（注：РИА,26,04,2002.）5月30日，普京总统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强调，“在全球规模的反恐斗争中，所有的国家都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合作形式及合作的程度。我们并没有为地区外武装力量的临时驻守而产生反感。但是，我们充分认识到，恢复中亚地区的平静与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决不能允许国际恐怖分子重新在该地区集结并重新企图破坏中亚国家的稳定。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指出，俄罗斯把上海合作组织看作中亚安全和发展合作的主要机制之一”。（注：“普京接受本报专访，高度评价俄中合作成果”，《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
三、合作领域需要扩大
进入21世纪的欧亚各国，均将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内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并把新世纪前30年视为关键期。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突出，发展经贸领域的合作已是上海合作组织渐渐加强的亮点之一。各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领域中实现合作，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部环境，为同属于转型阶段的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前提；而区域经济的不断繁荣和发展，又为各成员国加强着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也为巩固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积累潜在的条件。世纪之交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明显加强，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在国际关系中成为两个并行不悖的条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利益更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安全与经贸合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推动区域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两个轮子。”（注：江泽民：“弘扬‘上海精神’，促进世界和平”，2002年6月7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8日。）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也都意识到，由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增加，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能源、水资源、环境保护等跨国问题日益增多。中亚各国地处内陆，要在经济上与世界接轨就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在同中国、俄罗斯等国保持良好的睦邻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可靠的经贸走廊；中国、俄罗斯为了振兴本国经济，也需要与地区各国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开拓广阔的能源、原料和产品市场，保持足够的外部经济活动空间。因此，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协商与协作，建立起有效的经济合作机制，合力解决地区性经济问题，尽快推动本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不仅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共识，也将是这个组织增强凝聚力和发展潜力的根本途径之一。（注：Е.Иванов:Экномиц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1,Ｎｏ 11,С.47.）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处于关键时期，改造旧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虽然双边的经贸活动早已开始，但由于经济基础、运行模式、生产水平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各国间经济合作的水平并不高，规模有限，领域也较单一，投资环境差、贸易结算难等问题，也障碍着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1998年7月的上海五国《阿拉木图联合声明》即提出了发展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相互提供国际通用的贸易条件，以扩大贸易额；鼓励和支持各种形式的地方和边境地区经贸合作以及五国大企业和大公司间的合作；改善各自投资环境，为增加对各国经济项目的投资创造条件”，依据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必须大力加强和鼓励所有经济领域，包括油气管道基础设施，以及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领域的大规模长期合作”，“首先致力于改造和使用现有的相互之间及通往其他国家的交通、管道基础设施，并将优先考虑现有和新建项目的盈利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应照顾到途经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注：“中俄哈吉塔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8年7月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各国充分肯定了上海五国进程中对地区经济合作的共识，继续重申将“利用各成员国之间在经贸领域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泛机遇，努力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双边和多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合作的多元化”。（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人民日报》2001年6月15日。）
辽阔的欧亚地区为上海合作组织开展深入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广袤的空间；资源的多样性与需求的互补性奠定了各国经济合作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可靠保障。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已不仅是成员国领导人对各国乃至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深谋远虑，也正在成为各国学者、企业家们的迫切愿望。俄罗斯学者认为，中亚地区向来是俄罗斯传统的棉花、粮食产地，中亚地区的动力、能源和矿产资源，也一直是俄罗斯经济发展最相近的外部市场。“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俄罗斯可以与中亚地区各国建立更加巩固的多边合作机制，促使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共同发挥能源和运输领域中的潜力。”（注：Д.Трофимов:Шанхайский процесс—от"Пятерки"к"Орｒ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итоги 1990—х,пробр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2002,Ｎｏ 2,С.99.）2001年末，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在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晤后向俄罗斯新闻界披露，在这次会议上各国外长达成共识，认为很有必要尽快建立起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专门讨论解决经贸问题的部长级协商机构。今年5月28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届经贸部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代表集中表达了加速开展和深化地区经济领域合作的愿望，并共同确认，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间经贸发展首先应致力解决的，是加强投资和贸易便利化问题。（注：“上海合作组织首次经贸部长会晤在上海举行”，《人民日报》2002年5月29日。）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副部长莫尔多库洛夫说，吉尔吉斯斯坦年贸易额的50%以上是通过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实现的，推动这一组织内的经贸合作对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副部长苏哈帕洛夫表示，发展交通运输领域中的合作是俄罗斯最关注的方向；哈萨克斯坦经贸部长叶先巴耶夫认为，各国同行之间的沟通形成了合作的重要基础，这对哈萨克斯坦进一步拓展海外石油市场将有关键性的帮助；塔吉克斯坦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部第一副部长博尔托夫强调，对于塔吉克斯坦的经济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开辟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深信上海合作组织将会帮助塔吉克斯坦走向世界市场。（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希望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新华社上海2002年5月28日电。）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相互间的经贸往来正呈增长态势，各国都有加强组织内经济联系的强烈愿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具有良好条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会晤机制建立，使区域经济合作有了组织上的保障，相信六国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对推动经贸合作在更广大范围中的实现持积极态度，并将努力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加入世贸组织（注：“石广生：中国重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人民日报》2002年5月29日。）。
西部开发是中国21世纪发展的重要战略，而西部乃至中国经济的腾飞需要广阔的外部市场和良好的周边合作环境。有限的油气资源储备与日益扩大的能源需求，要求中国必须制定外向型、多渠道的能源战略。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依托其丰富的油气储备，将能源开发战略作为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本国策之一。最近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向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已是当今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第一位因素，考虑到所有的可预测因素，俄罗斯2002年经济增长率将浮动于4.3—3.1%之间。（注：НовостиМосква,29,05,2002.）哈萨克斯坦计划到2005年时石油产量达6000万吨，到2012年将达1.1亿吨，到2015年将达2.7—2.8亿吨。（注：Панорама,14,12,2001.）而哈萨克斯坦预计2005年国内石油消耗量为1400万吨，2012年为1500—2000万吨，也就是说这两年分别将有4500万吨和8000万吨石油需要出口。（注：赵常庆：“中亚油气工业与中国发展对外合作”，《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2年第五期，第31页。）中亚各国加速能源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就是油气输出通道问题。目前，哈萨克斯坦只有经俄罗斯的一条管线。而俄罗斯也需要保持相当的石油输出量，仅此一条管线对哈萨克斯坦的能源经济发展显然构成制约。几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一直努力寻找合作伙伴，希望建立起多向的油气输出体系。尽管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能源、交通合作受到了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困扰，但中国所具有的西接欧亚、东临太平洋的地缘优势一直被哈方看好。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要致力于解决缺油的问题，哈萨克斯坦则须通过合作克服石油输出的困难，这两个改变不了的事实已使两国领导人和专家、学者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实现中哈之间的能源和交通合作不仅是共同发展的良好机遇，也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四、新的指向
从上海五国进程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各成员国本着平等互信、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通过协商合作解决现实问题，化解矛盾、预防冲突，逐渐完善和提炼出了以“上海精神”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这是上海合作组织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江泽民主席在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指出的那样：“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最根本的是必须抛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型安全观，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是解决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最重大课题的正确途径。我们六国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可以提供重要和有益的启示。”（注：江泽民：“弘扬‘上海精神’，促进世界和平”，2002年6月7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8日。）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差异、民族矛盾、宗教对立、国家争端等因素一直伴随着社会进步的全过程。以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组成的人类社会政治实体，为了永处不败之地，无一例外地尽可能运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营造于已有利的安全空间。随着人类科技和谋略水平的提高，军备竞赛、结盟对抗，几乎成为文明时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主题。正是由于这种将本国安全建立在对方、以及地区和世界的威胁前提上的旧安全观盛行，导致了20世纪前50年里接连发生了两次全球性的战争灾难，也导致了进入新世纪后的国际关系发展仍然陷于“冷战思维”的怪圈。人类需要摆脱这种旧式安全观的束缚，寻找到一种建立在利益共存基础上的双赢或多赢的国家关系新构架。“上海精神”的诞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即向国际社会宣示了这种可能性。上海五国机制成功地解决了在欧亚地区最长边境线上持续了30多年的军事对峙状态，更加证明了这种新型安全构想应用于确立良性国家关系的现实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陆忠伟教授以“5C”作为概括，将“上海精神”的精髓做了精湛的归纳：Confidence（信任）、Communication（交流）、Cooperation（合作）、Coexist（共存）、Common Interest（共同利益）。（注：陆忠伟：“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格局演绎及其前景与意义”，《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代序），时事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第10页。）正是由于对“上海精神”的认同在国际社会中不断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欧亚地区。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在今年4月26日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后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已不仅仅是地区的关键性组织，它将成为能够解决所有与这个组织各成员国相关一系列国际问题的重要组织”，“希望这个组织会具备与多极世界需要相适应的形式，并向其他地区的国家及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开放”。（注：РИА,26,04,2002.）
诚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上海精神”还面临着许多强大势力的挑战，同时也受到一些仍持旧观念的舆论误解。许多西方学者囿于多年来研究冷战格局的思维定式，主观地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中俄等国为抗衡美国对中亚地区扩张而结成了新联盟，甚至干脆称之为“东方北约”。（注：“‘东方北约’及其有当前形势下的意义”，法国《欧洲日报》2001年6月19日。）直到前不久，香港《华南日报》的林和立先生仍以美军进驻中亚和俄美关系接近等地区因素变化，证明“试图阻止北约东扩的‘北京式北约’的军事制衡组织已严重受挫”。（注：CNN,May 16,2002.）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上海精神”在地区合作及国际社会中的不断丰满和完善，这类缘于缺乏全面了解和深入思考的误解也将不解自释。当然，作为建立一种新型国家关系的构想，“上海精神”在地区合作实践中仍然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理想主义的成份。但它毕竟代表着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共同的愿望，代表着整个欧亚地区对和平与发展主流趋势的向往，也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孜孜追求。“上海精神”指导下的地区合作经历了“9·11事件”以来欧亚地区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变化的考验，也使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认识到机制自身尚存在的弱点。此次圣彼得堡峰会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等法律文件，无疑将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使“上海精神”在地区合作各个领域中的体现更加具有法律化、机制化的保障，从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仍以其特有的活力持续、稳定地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年来，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政治信任经受了世界和地区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考验，使地区合作基础更加巩固。正如在圣彼得堡峰会前江泽民主席与普京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会晤时所指出的，一年来的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去年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定是正确的、有远见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符合本地区现实需要，符合各成员国的利益，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因而它注定是有生命力的”。（注：“江泽民会见纳扎尔巴耶夫时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注定有生命力”，《新华每日电讯》，2002年6月6日；“江泽民与普京会晤”，《新华每日电讯》200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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