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性中领导创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创新发展是在大量的未知领域，在前人没有涉足的地方拓展成功的通道。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在一个基础薄、起步晚的国度实现现代化的确定性探寻。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会遇到大量不确定性问题，可以说“不确定性是我们当前环境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变化莫测的金融，还是社会矛盾冲突，都意味着稳定性、精确性、可预测性，已经日益被变革性、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代替。”所以，要将不确定的问题转化为确定性的思路，就成为进一步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不冲破不确定性的困扰，就难以有确定性目标的实现。不确定性是事物发展运作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它表明了事物发展的复杂性与挑战性，也反映了在创新中求发展的常态性。认识不确定性的表征与价值，对探寻确定性的创新思路极为重要。
确定性包括有序性、必然性、精确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等。约翰·杜威说：“寻求认识上的确定性的最后理由是需要在行动中求得安全。”从不确定性角度来看，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发现和把握住确定性，保证发展安全到达目的地。在对复杂发展系统的理解中，当实践主体不能说明高水平的确定性时，发展过程就会有焦虑和混乱的潜在倾向。杜威认为，寻求行动中的确定性必须“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的方法，通过思维人们却似乎可以逃避不确定性的危险”。他表示应该放弃纯粹理论的自以为是的确定性，面对偶然世界的各种挑战必须改变自我，“改变自我”是一种确定性的认识。如何改变？就是要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探索这样一种认识上的确定性，才能指导行为实践，否则“单纯的活动、盲目的奋斗是不能促进事物的进展的。”但如果是有理智指导的、掌握条件和有顺序关联的，能根据正确认识来计划行动的，那么通过行动才可能控制结果，即实现了从认识的确定性到行动的确定性。
一、接受“妥协让步”的确定性
要与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环境和谐相处，人类必须作出妥协。妥协是一种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以获得安定的方法，即与决定人类命运的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作出让步，以实现在向复杂世界进行妥协中达到与之和谐共处。妥协不是无奈，而是认识了事物的真相对自己所做的改变，我们与其抗拒自然的不确定性，不如接受它们提供的诸多可能性。改变世界、征服自然仿佛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人类希望生活的环境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认为“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不断地征服世界。尽管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损害环境，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规则已经完全确定。到那时，我们具有完全的控制权，万事大吉。我们拥有热核能，没有环境污染，能呼风唤雨。我们能在一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收获到一蒲式耳的麦子，我们能将沧海变为桑田，我们能自如地操纵天气——不再有暴风雨，不再有龙卷风，不再有干旱，不再有霜冻……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历程都恰在其位——正如众神所安排的那样。”由此人们就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与天、与地作斗争，就可获得所需要的一切，人类是能够掌握世界“钟表模式”万能钥匙的，能准确掌控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世界的趋势必定可为人类所掌握和征服。在这种确定性思维的支配下，人类以主人的姿态对待周围的一切，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征服力量，不顾一切地挖掘开采，不计成本地研发与预测，可是却逐渐发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人想通过征服自然造就福地，却招致自然的惩罚。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海平面上升、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使整个人类在宇宙中消失。所以，承认或认识不确定性的思维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更正确地对待自然、对待未来，有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对自然的破坏，以正确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客观不确定性面前决定不做什么，是对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有时决定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人类渴望确定性，其实决定能做什么是确定性，决定不能做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确定性。梅多斯提出的增长极限观点，也是这种妥协确定观的体现。她说：“增长的极限是‘吞吐能力’的极限——维持人类、汽车、房屋和工厂持续所需要的能量和物流的极限。这些极限是人类在不超出地球的生产能力和吸收能力的情况下，消耗资源(粮食、草、树木、鱼类)和排放废气物(温室气体、有毒物质)的速度的极限。”所以告诫人们要防止“过冲”，即行为不要走过头，不能超越自然的界限，要知道人类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混沌系统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测、操纵并控制的。混沌意味着，我们与其抵制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还不如包容它。这正是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创造——切入点。”可见，承认客观的不确定性，明确自己的行为界限，决定与变动不居的环境和谐相处，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而是需要更宽广的眼界和更深邃的创新智慧。
二、实现“不对称性”的确定性
创新发展本身就具有艰巨性、复杂性、易变性等特点，在创新发展中对那些模糊的事情予以精确的描述，立即提出确定性的行动方案，可能导致牵强附会或不切实际的结果，而这并不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塔勒布认为“不对称性”可为复杂的不确定性问题提供方法。他说：“我永远不能知道未知，因为从定义上讲，它是未知的。但是，我总是可以猜测它会怎样影响我，并且我应该基于这一点作出自己的决策。”这说明，在现实大大超越我们可知的范围时，在实在的复杂性超越了我们对它的认知把握时，可以凭借切身的感知警觉现实的行为，思考原有的路径难以为继时如何推出新举措。即我们虽然无法避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学着接受它，对它作出大致的判断。但是，因为对不确定性事物在认知上是不透明的，还不能把该事物全面看透，所以作出的决策可能是“不对称”，即通过多预案、多视角，不追求完美和绝对并保持高度警觉的境界，在追踪事态变化中随时予以调整。它的运作步骤是：首先区分哪些事情在不需预案下可直接行动，哪些事情在无退路、无余地下行动是极其有害的，在将正面事件的影响最大化的同时，保持对负面事件的警惕；其次，不寻找精确和绝对的东西，即不试图准确地预测不确定性事物，防止受那些不可预测结果的影响；再次，抓住一切机会或是各种有利的条件采取行动，以取得局部的突破。创新发展活动中不确定性是必然，确定性是偶然，是在不确定性为常态的环境中推进的。从不确定性中发现和把握的确定性，对不确定性问题作出大致的预测，根据不确定性在不同时段上的变化展开创新活动，并注意随着任务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总结与概括，使发展目标与方法步骤逐步明朗起来，这样就能够有效地超越不确定性。从暂时和局部的不对称，达到长远与全局的对称，将不确定性的领域逐步打通，在前人没走过的路上获取效益，这也是创新发展的真正内涵所在。
三、用“新发展目标”寻找确定性
认识的直接对象是经验的、有限的，世界却是超经验的、无限的，改变世界要成为可能，就有一个如何由经验进而超越经验、由有限进而达到无限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转换目标，能否确立新的发展目标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新目标帮助克服了逻辑上的从经验到超经验、从有限到无限的困难。由于新目标来自新理论与某些信念的力量，它不必也不能用现存物的直接经验，这样就可跨越主观不确定性的局限和逻辑的双重鸿沟，直接用新的目标的标准进行认识与行动，从而达到改造现状的目的。邓小平设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目标，就是这样一种方法。他超越了过去的传统模式与经验，对遇到大量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和问题，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通过顺势应变对策予以解决，在“走一步，看一步”中探索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新路径。这里，我们可以将“石头”看做是要趟过改革开放这条惊涛骇浪大河的确定性因素，只有看到或抓住了确定性因素或有关条件才能在极其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取得突破。中国改革开放的不确定性来自各方面：在国际上，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和所谓的“制裁”，亚洲金融危机等诸种不确定的影响；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痼疾、陈旧的观念，严重的政治风波，地区间的重大差异，社会的二元结构等。在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不确定环境中进行改革，各种不确定性的问题都有可能产生。但因为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所以虽然在前进道路上不断遇到河中湍流的旋涡，但也有河床上的各种石头等条件，“这些石头可以让你落脚并告诉你方向。你也许还要在某些石头上停留一下，以积聚力量继续前行。还有一些石头可能会迫使你改变前进的方向。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走不通了，就得退后几步，重新探路。”不确定性领域是个全新的领域，前进的道路上没有确定性的路标，也难以凭借过去的经验认知来确定条件，而如能始终如一地坚持用现代化与科学发展的目标牵引，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地不断探索过程中，在趟险滩与不确定性中抓住机遇，定能稳步且有效地达到目标的指向。
四、注重“实际效果”的确定性
在不确定性中捕捉定性的规律，突出实践中的实际效果，而不是套用现成的框架与规定。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创新发展活动富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创新发展极具风险与挑战。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创新发展难以马上产生清晰、规则的逻辑结构以及具体的运作程序，很多问题是在朦胧的或黑糊糊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的。此时，非逻辑思维和非程序化决策所生成的非正式规则，与固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结合，一些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凸现，如果把握和运用不当，很容易出现随意性倾向，导致发展活动失控或动荡，甚至出现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所以，在实践中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采用灵活方法，特别是要注重用实际效果进行验证，只有经得起效果验证的事物才能成为认识和行动所需的确定性。效果是可观察到的、可辨别的客观存在，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民众生活的实际提高与创造力的提升。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一些长期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的西方政治家总结出中国“纵向民主”体制的价值，认为中国“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也看到了中国“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这样一种客观判断标准。确实，创新发展行为是否合理，关键看效果。如尼克松所说：“在评价一位领袖时，对于他的行为特点，关键不是看它们是否得人心或令人讨厌，而是看它们是否有用。”这里讲的“有用”就是实际效果。效果就是通过实践将创新发展的各要素联系起来，在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中架起的逻辑桥梁，是从模糊到清晰，最后形成有效结果的状态。创新型的实际效果既是对不确定性抽象的超越，也是对原有显示的具体确定事物的超越，追求动态的效果才能在不确定性中，使非模式化行动中有正确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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