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视角下的转移支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转移支付论文,委托代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外部性的存在往往导致供给的非效率，当公共产品存在地区间外部性的时候，对于各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的划分并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即使各地方政府具备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但大量“免费搭车者”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很难或者不可能有效地供给，中央政府必须通过转移支付体系扩大外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给予地方政府附加的资金，实现更充分水平上的公共产品供给。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政府本身也存在激励机制，因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意愿不一致，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而这主要缘于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本文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效率损失。
二、模型分析
为了简化，假设只存在两级政府，一级是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另一级是地方政府，是代理人，且地方政府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效率，一种是低效率。假定地方政府的投资边际成本为Θ=
，其中投资效率高的地方政府的边际成本为
，投资效率低的地方政府边际成本为
，其概率分别为v和1-v。这是因为即使是对相同数额的投资于相同公共物品来说，地方政府在实施投资时所需要的边际成本也是不一样的，高效率的地方政府将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效率比较低的地方政府只会提供较少的公共物品。我们假定作为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S=(S)q-(1+r)t，其中q为公共物品数量，t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即地方政府的投资额，r为寻租率，S′(q)＞0，S″(q)＜0。对中央政府来说，公共物品数量和转移支付都会对它的效用函数产生影响。另外，地方政府考虑到自身利益，必然有寻租行为，这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
假定地方政府的成本函数为：以概率V，C(q，)=q+F，以概率1-V，C(q，)=q+F，其中F为固定成本，＞，令△θ=-。由于固定成本对讨论的问题没有影响，所以可以令F=0，C(q，θ)=θq。地方政府的拟线性效用函数为U=(1+r)t-C(q，θ)=(1+r)t-θq，并且假定地方政府所获得的报酬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于相当于转移支付的一个比率。
1.无寻租，对称信息，r=0，U=0
此时，
。在一个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识别地方政府的类型，所以中央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完全契约满足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
，所完成的投资是，提供公共物品为
；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为
，完成的投资额为，提供公共物品为
，即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一组契约г=｛(
)，若θ=和(
)，若θ=｝给地方政府，高效率的地方政府选择第一个契约，低效率的地方政府选择第二个契约。由于S′(q)＞0，S″(q)＜0，得＞。由于中央政府能识别地方政府的类型，所以它提供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将刚好等于地方政府完成的投资额。
中央政府的决策就是要最大化其收益：
max：
。
求解这个无约束最大化问题，得到一阶条件为：
；在完全合约的情况下，这两个式子就给出了最优投资水平，
，投资水平不存在扭曲。
2.有寻租，对称信息，r≠0，U=0
考察在一个对称信息但是存在寻租的环境下的投资水平决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信息充分，也不能排除有寻租的假设。因为这两者根源于不同的假定，信息是否对称来自客观约束，而寻租是否存在却来源于制度性约束，正是这两者不同来源的假定，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即使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做了有害于自己的行为，但是还是会在一定限度内容忍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由于本文主要分析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因此，将存在寻租与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契约作为最优契约，以便同时对存在寻租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契约作比较，以下用*表示最优解，SB表示次优解。
与对称信息情形下一样，中央政府能准确地识别地方政府的类型，并支付其相应的转移支付。U=0，(1+r)t=θq，
。此时中央政府的行为就变成了最大化下列效用函数，max：，即max：
。求解这个最大化问题，我们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r＞0，与无寻租时相比，公共物品的提供数量有所下降。同时，对两种类型的地方政府转移支付都产生了向下的扭曲，而且这个扭曲会随着寻租率的增大而产生进一步的扭曲。由于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中央政府也能预计到这一点。它会本能地收缩转移支付，只有收缩转移支付才能提高投资效率。随着寻租活动的进一步严重，中央政府对转移支付的收缩就会进一步加大，最极端的情形就是收缩所有的转移支付，致使投资额为零。但是，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会预计到中央政府在无法容忍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时将停止所有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所赖以进行寻租的提供公共物品活动就会完全停止，地方政府的收益也会趋向于零，所以地方政府会取一个适当的寻租比率。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转移支付会收缩，但是不会完全停止。
3.有寻租，不对称信息，r≠0，U≠0
进一步放松假定，假定信息不对称，而且还存在寻租，考察在这种情况下的转移支付决定情况。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有信息租金出现了，因为高效率的代理人总会有积极性模仿低效率的代理人，从而获得超额好处。
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来说，信息租金为：
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来说，信息租金为：
定义参与约束条件为：
即要想使地方政府都参与到投资活动中来，那么它从此项投资活动中得到的好处至少要能覆盖掉成本。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总是有积极性模仿低效率的代理人，从而获得一个正的信息租金。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此条件确保了给定类型的地方政府模仿其他类型的地方政府所得到的好处不会多于不模仿的好处。表示如下：
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1+r)
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1+r)
用信息租金表示高效率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约束为：
(3)
低效率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约束为：
(4)
此时投资的决定水平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最优化问题的解。即：
max：
整理得：
max：
(5)
s.t.式(1)至(4)
式(5)前面一项说的是，在考虑到寻租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期望收益，后面一项说的是两类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的均值。
考察约束条件：
首先，保留低效率地方政府，即＞0，由于高效率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模仿低效率地方政府，这表明高效率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条件总是严格成立的。由式(2)和式(3)以及△θ≥0也可推出式(1)。如果中央政府提供的一组契约保证低效率地方政府达到它的保留效用水平，则对于高效率地方政府也应该如此。
其次，由于高效率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模仿低效率地方政府，因此，当中央政府最大化效用时就要使低效率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为0，因为假如信息租金不为零的话，高效率地方政府总是会模仿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从而获得一个超额好处。因此，只要中央政府减低对低效率政府的投资量，就能规避这一额外损失。
即参与约束条件为紧，
(6)
最后，把式(6)代入式(3)，就可以化为：
≥△θ。由于中央政府要最小化各类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而言也不例外，因此，式(3)也是紧的，即高效率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为△θ，
即=△θ(7)
把(6)和(7)代入(5)，得到
max：
求解这一最优化问题，我们先求解无约束条件下的解，再检验是否满足式(4)。
三、结论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地方政府存在不对称信息，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上达成的协议次优于对称信息下的协议。首先，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上看，低效率地方政府提供数量减少了，
＜*，因为高效率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
是的增函数，减少虽然会减少中央政府的效用，但同时也会减少信息租金的支出，当通过减少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超过了降低信息租金的收益时，中央政府便会停止减少。高效率地方政府提供数量没有改变，
=*，因为信息租金与无关。
其次，高效率地方政府获得了严格正的信息租金=△θ，因为即使中央政府可以令低效率地方政府的保留效用为0，高效率地方政府能够以较少的投资完成同样的公共物品数量，因此如果没有激励相容约束，高效率地方政府就会模仿低效率地方政府中获得效用△θ，为了使高效率地方政府显示自己的真实类型，中央政府至少要支付△θ，而低效率地方政府无论多么低效，都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物品，所以高效率地方政府能够得到信息租金。
最后，从转移支付上看，对高效率地方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由于寻租的存在，
与*的差距小于信息租金的额度。而对低效率地方政府来说，中央政府最优决策就是缩减转移支付。随着高效率地方政府的比率v的进一步增大，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将会降低。最极端的情况就是v趋向于1的时候，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将会倾向于0。另一方面，如果高效率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大于低效率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中央政府的效用，中央政府就应该停止对低效率地方政府的投资。即当v△θ≥(1-v)(S()-
)成立时，中央政府应该停止对低效率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是无论地方政府是多么低效率，中央政府也不可能不提供转移支付，因为它要维持当地居民对中央政府适当的满意度。而地方居民对中央政府的适当满意度的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央政府对当地的投资，因此，中央政府在面临这个刚性约束时，就不得不提供适度的投资给地方政府。
假定就全国而言，有一个居民最低满意度所要求的最小投资额，即低于这个投资额的时候，居民就会非常不满，对社会稳定会带来威胁。假定这个最小投资额为t[0]，如果在向下扭曲的投资量都还大于社会满意度所要求的最小投资额的时候，中央政府没有激励去提供额外的投资给地方政府。但是如果中央政府预期到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而导致均衡的总投资量向下扭曲，使其小于t[0]，即如果+≤t[0]，则中央政府将会追加t[0]-(+)的额外投资给地方政府。
这里产生了公平问题，往往高效率得到高额转移支付，低效率得到低额转移支付，如此便使前者步入了良性循环，而后者陷入了恶性循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和地方公共物品水平就会越拉越大。因此，消除或弥补中央与地方的信息差距就显得十分重要，应该采取一些制度约束，如提高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明确财政受托责任、控制自由裁量权、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信息公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