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20年实践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20年的实践，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这场伟大实践的倡导者和指挥者是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实践的成功，不但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有重大贡献，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有着伟大而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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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来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看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当然目标和必然结果，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国民经济曾经出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由于当时客观上只能从社会主义老大哥那里搬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我国国民经济“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一开始就把经济特区作为实践，实践的首要目标就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体制创新中寻求经济的较快发展，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深圳在20年的实践中，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体制创新中获得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20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1980年到1999年的20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32%，被誉为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增长最快的10年是被称为“经济起飞”的70年代，在这10年中，新加坡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4%和24.8%， 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本地生产总值分别为18%和19.3%。与“四小龙”相比，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是快速的。如果说深圳的头10年增长快是由于基数低，那么第二个10年即90年代，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也达到24.3%，相当于“四小龙”中最快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快速发展，在深圳的实践中得到初步证明。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很猛，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999年已经达到40.5%，加上政府积极推动技术进步，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投资环境对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甚具吸引力，因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产业自动升级机制已经初步形成， 预计未来5年中，深圳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仍将保持两位数增长。实践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快速发展。
深圳的实践初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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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实践初步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成功结合
根据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要求，深圳20年来的实践，自始至终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深圳从传统计划经济的深刻教训中，从世界市场经济特别是香港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认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一开始就提出并一直坚持改革的目标是“以市场为取向”，要跳出原有体制之外。
经过10多年披荆斩棘的探路，从重点突破到配套改革、整体推进，到90年代中期，深圳已基本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初步形成以“十大体系”为表征的市场经济雏形。这十大体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以资本为纽带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系；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以商品市场为基础、要素市场为支柱的市场体系；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和企业财务会计体系；以中介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监督、服务体系；以社会共济与自我保障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体系；以间接、宏观手段为主，面向全社会的经济管理调控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以说，目前深圳这十个体系的发育还不够完善，但已经基本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并新生成市场经济模式，则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又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之内，实现了两者的成功结合。1997年3 月—5月， 国家体改委对深圳和上海进行深入全面考察后，在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评价，“在新体制建设方面，两市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深圳“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点较高，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实践区，提供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范例，值得借鉴学习。”
众所周知，把市场经济体制等同于资本主义，说市场经济必定以私有制为基础，曾经长期成为理论上的顽固偏见。改革开放初期，当体制鸿沟横在国人面前时，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以及上海浦东新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践的初步成功，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论断完全正确，也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蓝图准备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从理论上证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相容性，从而带动全国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加快了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进程。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发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对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创新方面给予充分肯定，并赋予对全国“示范”的伟大使命。
深圳通过探索、实践，初步证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成功结合，这是中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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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虽然地处中国南部沿海，属于中国东部经济带，但在建立经济特区以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低，全国工业总产值1979年比1949年增长32倍， 而深圳市（当时的广东省宝安县）的工业总产值1978 年仅比1950年增长8.2倍。1979年的工业总产值6061万元（当年价格），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足1／3，而且所谓工业，也只是一些为农业服务的的小化肥厂之类；而全县31万人口中，城镇人口只有2万多。总之， 建特区前的深圳，可谓典型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深圳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按当年价格计算，1999年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已达2025.73亿元， 农业总产值仅有30.07亿元；三次产业结构已变为1.2∶50.5∶48.3。值得指出的是，深圳农业产值比重的急剧下降，并不是农业萎缩，而是吸引外资、兴办工业，工业经济迅猛发展，造成农业经济的相对下降。深圳的农业总产值20年间增长20多倍，而且正在向出口型农业转型。根据广东省和深圳市联合课题组1999年的研究分析，深圳已由农业经济经过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工业高度化阶段而达到工业化成熟阶段。1999年末深圳市的农业人口（农村户口）24.8 万， 只占全市户籍人口119.85万的20.7%、常住人口405.13万的6.1%。就是说， 从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看，深圳已经达到工业化；而且由于特殊条件，深圳的人口城市化程度已远远超过一般城市化、现代化的标准。
像深圳这样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在农村广泛发展加工工业，使一大批农民转而从事工业、商贸，在我国许多地区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深圳利用国家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作为股本，在农村实践和推行股份合作经济，为农民“洗脚离田”和“农转非”创造条件，同时又使农民可以“离田不离村”；注重村镇的规划和建设，使一批村镇有序地发展成为卫星城镇，以小城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的现代文明意识；特别注意城市规划中的城乡一体化和防治环境污染，等等。这些做法对我国许多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会有启示，有些做法可以借鉴。
发达国家曾经付出“羊吃人”、农村经济萎缩、生态环境先严重破坏然后治理以及迄今尚未治愈的“城市病”等沉重代价，耗费漫长岁月，才使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有所改善。深圳的实践预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与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并进，有可能避过或减少先期现代化的国家所走过的弯路，这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深圳的实践初步证明，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协调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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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闭关政策，拒绝吸纳西方的文明成果，以为这才是纯洁的社会主义。其实，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列宁的判断也一样：“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时代的特征是在走向开放，各国之间已经很难再有围墙，“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众所周知，列宁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极其严厉，而号召学习“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也最积极。甚至就在1918年初德国帝国主义者公然向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发动军事进攻，已经占领了苏维埃领土上的许多城市的情况下，列宁仍然坚定地说：“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而外，同时还体现了纪律、组织和在最新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合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原则。”而这些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外开放，吸收、利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一系列英明论断。在第二次（1992年）亲临深圳视察后，邓小平同志总结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饱含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不但“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相应地创造和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法律、制度、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文明成果，其中有许多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人类共有财富，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何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利用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这是连资产阶级人士自己都承认的。邓小平同志的论点，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既要与资本主义竞争，也要向资本主义学习的辩证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重新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道路。
深圳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指引，自始至终贯彻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一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既敢于与之竞争，也敢于向它学习，大胆吸收和利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回顾起来，比较突出的有：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在建筑工程中实行招标投标制度；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有限期转让；建立劳动力市场乃至于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逐步发展市场经济；运用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按照宏观、间接管理模式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培育和发展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借鉴西方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来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法规；运用企业文化的形式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在吸收和利用的过程中，深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有扬有弃，保持了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由于大胆并且成功地吸收和利用了人类共同文明成果，深圳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方面进展较快也较顺利。
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有力地说明，吸收、利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可以有效地、较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深圳的实践初步证明，吸收、利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可以有效地完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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