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的基本框架与优先序选择构想——以“资源禀赋—行为能力”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禀赋论文,中国论文,行为能力论文,实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51-11
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时代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既是“硬实力”的较量，又是“软实力”的博弈。在国家(地区)间“竞合型”互动关系中，以文化和制度为基础的“软实力”，在推动一国硬实力发展、提升综合国力、赢得国际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国家强盛与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谁占据了软实力建设的制高点，即赢得了当今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大国，虽然三十余年来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受发展起点较低、资源禀赋结构不合理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均远落后于美、英等西方原发性现代化国家，导致中国在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博弈中，往往受到诸多掣肘，严重妨碍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将提升国家软实力作为破解硬实力发展瓶颈，全面增强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对加快推进国内社会“善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1]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误解和偏见，增进中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信任与共识，有利于实现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将“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2]从而推动中国以和平方式成长为世界强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国家软实力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建构的层次，[3]成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与其大国成长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具体可行的软实力建设的清晰战略框架。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内在地要求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合理定位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及其推进的优先序，进而逐步构建体系完备、重点突出、着眼长远的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基本战略框架。
当前理论界对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框架的探讨，或聚集于国内软实力建设战略纲要的设计，或着重关注对外软实力建设战略框架的构建，而尚未从总体战略的高度全面思考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推进方略，因而具有明显的不足。本文采用“资源禀赋—行为能力”的分析框架，初步构建了涵盖软实力建设战略的目标定位、主要战略举措两方面内容的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的基本框架。并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国际软实力竞争的态势与中国大国成长的内在要求，探讨了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举措选择的优先序问题，试图为形成有效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战略、不断提升中国软实力水平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思考。
一、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战略目标定位
古罗马谚语有言：对于一艘盲目航行的船来说，来自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这一谚语，形象地道出了准确定位行为目标的重要性。同理，任何试图有效提升其软实力的国家，都必须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软实力建设的内在规律，合理定位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目标。一般而言，国家软实力建设目标可分为层次递进、相互作用的五个方面：一是减少威胁；二是增强凝聚力；三是支持国内动员；四是支持国际动员；五是观念和偏好操纵(如图1)。[4](P113-139)
图1 软实力建设目标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目标进行了各不相同的解读。柯兰齐克指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首要目标仅仅是维持其周边地区的和平”，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建设，“就像建国初期的美国，曾经在北美的所作所为一样，中国可以在其邻近的东南亚地区，实施中国式的‘门罗主义’，从而使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与中国利益相协调，并不再本能地寻求美国的地区事务解决方案”，“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是中国恢复其中央王国地位的运动”。[5]乔尔·伍思诺则认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目标，是保持和扩展其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6](P1-28)英格丽·德·胡克(Ingrid d' Hooghe)指出，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主要服务于四大目标：一是中国希望被看成一个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并努力为其人民创造光明前景的国家，以此寻求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理解和认可；二是中国希望被视为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和负责任的经济合作伙伴，一个正在崛起而不必担心的经济强国，这是中国睦邻友好政策、“和谐世界”和“和平崛起”战略的关键所在；三是北京希望中国被视为一个值得信赖和负责任、能够并愿意为国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的国际社会成员；四是中国希望其作为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大国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7]国内学者方长平指出，中国希望通过软实力建设在全球范围内缓解“中国威胁论”，取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并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8]田建民指出，中国软实力战略主要包括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培育推动硬实力发展的新动力，以及探寻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路径等三大战略目标。[9](P23-28)其他一些研究者指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努力使我国软实力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全面提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步入国际先进国家的行列.”[10]
从总体而言，上述有关中国软实力建设目标的分析尚显薄弱。且由于价值立场、知识背景与观察角度的不同，国外学者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目标的探讨，既有相对客观的结论，也有一些误判。前者有利于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目标的明晰提供有益参考，而后者则可能妨碍中国软实力建设。国内研究者虽抓住了中国软实力建设目标的核心，但多数停留于抽象、空泛的宏观分析，难以为国家软实力建设提供一个内容清晰具体并富有参考价值的目标体系。
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目标的合理定位，必须既着眼于国内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又致力于促进中国国际战略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加快推进的情况下，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战略目标的实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只有协调推进软实力建设内外战略目标，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根据当前中国软实力发展的现状，在借鉴国内外研究者对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目标有益探讨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不断推进软实力建设，形成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对称的软实力，为中国以和平方式成长为世界强国提供有力的理念支撑和制度保障，是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的总体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可细分为以下六方面的具体内容：
第一，提高软实力资源的开发能力，优化软实力资源禀赋结构。一是充分挖掘历史性资源禀赋的潜在优势，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现代性转化，持续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大现实性资源禀赋和未来性资源禀赋的建设与开发力度，着力化解软实力建设的“短板效应”，使二者在我国软实力资源禀赋结构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实现三种资源禀赋的协调和均衡，努力提高软实力全面均衡发展的能力。
第二，持续提高软实力资源的运用能力和水平。一是促进软实力建设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运用软实力的工具、手段和渠道更加多样；二是软实力建设的主体更加多元，软实力资源运用的策略和技巧更加有效、能力不断提高；三是提高综合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技巧和能力，即不断提高生成和运用巧实力(Smart Power)的能力。
第三，推进国内“善治”，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通过以文化价值观现代性建构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软实力建设，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长期繁荣稳定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从根本上保护民众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努力提高国内“善治”水平，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尊严；努力推进十八大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并使之切实深入人心，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吸引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强化广大民众对基本社会制度的认同，从而增强国内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四，突破限制硬实力持续增长的瓶颈，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持续推进，一方面为以经济、军事为核心内容的硬实力的持续提升，提供强大的理念支撑和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为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硬实力快速增长的担忧和恐惧，为我国和平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并通过硬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为软实力建设的持续发展奠定“硬”基础。
第五，提升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通过软实力建设，有效提升中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有效性，及时回应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断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理解与共识，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战略互信关系的构建，努力实现中国与他国的互利共赢，努力塑造中国可信、可靠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信誉与声望。有效抵御其他国家软实力发展对中国软实力的侵蚀，不断提高中国利用和创造国际资源的能力，从而为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通过软实力建设，不断扩大中国优秀文化的世界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发展理念上的共识，有效提高全球治理能力，使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繁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进一步增强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能力，共同推动世界的繁荣与和谐，努力使21世纪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11]
概而言之，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对内推进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国内社会善治，切实保障广大民众的合法权利，有效增进公众福祉；对外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信，促进中国以和平方式成长为世界强国。中国试图通过软实力建设加强与各国政府和民间层面的沟通交流，增进互信，寻求和平发展和可持续繁荣的有效路径。[3]其目标更多地出于防御目的，而不是谋求地区性或全球性扩张。[12]中国软实力建设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利益，谋求实现互利共赢。正如温家宝指出的那样：“所谓中国软实力，我以为就是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尊重，就是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要尽力帮助它们。”[13]
二、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主要战略举措
软实力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和建设的艰巨性，决定了国家软实力建设必须多层次、全方位地推进。从“资源禀赋—行为能力”分析框架审视，一国软实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丰富的资源禀赋，也需要提高运用与创造新资源的能力。由此，可简单地将我国软实力建设方略分为资源开发和资源运用能力这两大战略举措集群，每一战略举措集群又包含若干具体的子战略。
(一)软实力资源开发战略
资源禀赋是软实力建设的基础。从总体而言，中国具有较丰富的软实力资源禀赋，特别是历史性资源禀赋更具比较优势。但我国也存在现实性和未来性软实力建设资源禀赋不足、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14]资源积累不足和后发劣势双重效应的叠加，决定了中国软实力建设现实性资源禀赋的短缺，并直接限制其未来性资源禀赋的开发潜力。努力提升中国软实力，应以软实力建设资源开发为着力点。具体而言，应重点实施以下战略。
第一，制度资源开发战略。良好而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也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指出，英法等原发现代化国家在近代成功崛起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保护私有产权、知识产权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有效克服了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内在缺陷。[15](P25)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来看，这些制度创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原发现代化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正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制度的先进与完善，才使美国在国际软实力竞争中独占鳌头。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但与原发现代化国家和中国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相比，其国内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治理领域的制度仍很不完善。同时，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制定国际制度的能力仍然相对低下。制度创新的不足和制度体系的不完善，限制了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不利于中国成长为世界强国。因此，中国应高度重视加强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制度创新，不断开发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制度资源，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国家软实力的持续提升提供支撑与保障，从而有效推动国际国内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二，文化资源开发战略。文化是软实力的内核。许多学者甚至将国家软实力直接等同于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源，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观，不仅是制度建构的观念前提，而且其本身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的比重日益提高。加大文化资源开发力度，对于提升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文化软实力资源的开发，可在四个向度同时进行：一是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开发文化资源，培育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键环节。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点在于，使十八大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并内化为广大民众的价值共识。二是积极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复兴和弘扬传统文化成为许多人的重要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软实力资源开发，绝非仅是简单复兴和弘扬传统文化。必须站在现代性的高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重点挖掘有利于中国现代性成长，有利于促进国际行为体之间和平共处、优态共生，以及有利于促进制约世界持续发展难题解决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三是加强现代流行文化资源的开发。流行文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草根文化，因其直接来源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更易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同，从而成为一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资源。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流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亟待加强。四是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全球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顺应和参与全球化的关键在于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有效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有利于加强文化交流，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智力资源和价值引导，是进一步丰富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资源的重要途径。
第三，社会资本开发战略。软实力建设的目标有“高”、“低”之分。“高”的目标是精英，“低”的目标是大众。[5]在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16]面向的对象也主要是别国政府与政要，而针对国外普通民众的软实力建设则相对不足，影响软实力建设社会资本积累，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短板”。社会资本的不足，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软实力建设“低”的目标的实现。为改变这一现状，应更加重视培养民众公共外交意识和素质，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加强“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月”等公共外交平台的建设。重视发挥海外侨胞、海外留学生、国际知名人士，海外友人、来华留学生等人群在促进公共外交、加强交流合作与增进普通民众间理解与信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优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逐步构建有利于中国软实力建设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网络。
第四，未来性资源开发战略。未来性资源的开发直接关乎软实力发展的潜力，对软实力的可持续成长至关重要。未来性资源开发战略的重点在于观念、知识、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的培养，“只有持续的创新力才能造就持续的成长力”。[17]近年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科技和制度创新力度，但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低下，限制了国家软实力的发展潜力。重要表现之一在于中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70％，美国已达到80％，而中国仅为40％左右。实施未来性资源开发战略的关键在于，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建设，促进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积累型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18]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步伐，不断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同时，应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为基础，切实推进人才观念的转变与培养模式的改革，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充分利用海外高端人才引进计划的契机，进一步落实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与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二)软实力资源运用能力提升战略
提高既有资源运用能力，是促使软实力资源由潜能向现实力量转化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交往过程中，逐渐提高了其资源运用能力。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当前中国运用和创造软实力资源的能力仍然较低。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水平，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提高中国运用软实力资源的能力：
第一，提升中国全球传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的强弱，关乎一国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国际形象塑造的效度，以及对重大国际事务议程的设置能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提高软实力资源运用能力的重要途径。受既有传播理念滞后、传播技术落后、传播渠道狭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全球传播能力与其国际地位极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其软实力的投射。以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传播为例，尽管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对“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推广做了大量努力，但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之外，仅有少量的受访者(9％—25％)知晓这一外交理念。[19]近年来，中国日益意识到加强全球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并加大了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等官方传播机构建设的资源投入，以提高其国际传播能力。但客观地讲，受传统报道方式、报道风格和报道内容的影响，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传播机构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其传播的有效性必然大打折扣。为改变这一现状，应加快中国主流传媒机构在传播理念与传播方式等方面的转变，提升传播话题与议程设计的能力，增强国际传播的客观性、时效性、预见性与吸引力；应高度重视Twitter、Facebook、微博等新兴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及时跟踪国际主流媒体的最新变化，进一步提升对国际国内舆论的引导力；善于发挥国际著名传播机构，如BBC、CNN和NHK等媒体，在改善中国国际形象、消除中国威胁论等不利国际舆论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二，进一步提升软实力投射机制建设能力。只有借助必要的投射机制和平台，软实力建设资源禀赋的潜能才能转化为现实。如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软实力资源，但由于缺乏完善的文化市场、强大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支撑组织，其文化资源的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优势。[20]进一步提升中国运用软实力资源的能力，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软实力投射机制的建设：一是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兼具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双重特性，其发展有利于提高文化创新力和文化生产力，既可为传播优秀文化提供必要载体，也可有效增加“中国制造”的文化内涵和产品附加值，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从而更有效地突破国际贸易壁垒的限制，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效益；同时也有助于潜移默化地传播中国文化与价值观。二是加强文化传播平台建设。进一步加大对孔子学院的投入力度，在增加海外孔子学院数量的同时，赋予孔子学院更多的本土特色，发挥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努力促进孔子学院的持续发展。[21]此外，还应重视其他文化传播平台的建设，加大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步伐，逐步形成非营利性和商业化运作机构优势互补、更加完善的文化传播网络体系。三是增强适应与运用国际机制的能力。进一步熟悉国际制度的游戏规则，研究运用现有国际机制处理复杂国际问题的技巧和能力，以提高中国外交政策的效度，有效提升中国的“巧实力”；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要求，应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承受能力，承担与中国发展阶段、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增加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积极推荐和协助中国公民担任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主动参与双边和多边外交机制建设，重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G20、中非合作论坛、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在软实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赢得更多国际支持创造条件。
第三，提高全球治理能力。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共同应对影响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的突出问题，是承担中国大国责任，赢得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不断增多，能力不断增强。但与欧美等传统大国相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仍然较低，由此限制了其软实力建设能力的提高。进一步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恰当的角色定位，是确定行为目标、方式与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前提。当前国际格局与中国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只有将自身既定位于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新的国际秩序的倡导者和建设者；既谋求本国利益，又尊重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利益；既追求符合人类“类伦理”和发展趋势的价值目标，又尊重自身文化传统、保持自身发展特色。而绝不能将自己定位于反对现有国际体系、片面追求自身利益、否定国际主流价值的挑战者，甚至破坏者角色，只有这样，才能“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信与共识，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提高中国国际议程设置和重要国际制度调整创新的参与能力。中国只有逐步从现有国际体系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重要国际议程设置和国际制度创新的倡导者、重要参与者，才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应以“和谐世界”外交理念为指导，及时把握全球治理内容和方式的深刻变化，充分利用当前全球治理力量对比关系重大变化所提供的重要机遇，逐步提高其在经济、非传统安全治理等领域的议程设置和制度创新能力。特别应善于同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倡导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念，努力提高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对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的接受度。三是在解决当下全球突出治理困境中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应对欧美债务危机、饥饿与贫困、核扩散、全球极端气候等影响人类基本生存安全的重大问题，共同防范恐怖主义、“海盗”、艾滋病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概括地说，有效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自我外交理念和国际规范之间的平衡，为摆脱世界经济衰退，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提高非常态化条件下软实力资源的运用能力。当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风险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和重大自然灾害，常常诱发一系列突发性公共事件，并严重威胁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如果政府应对失当，甚至可能导致重大政治与社会危机。提高非常态化条件下运用软实力资源的能力，对化解危机、维护社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既有成功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案例，如汶川特大地震中政府的救灾和灾后重建能力，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有举措不当而损害国家软实力的教训，如2011年7月，铁道部在应对甬温动车追尾事故时的表现就广受社会诟病与质疑，并引发对中国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安全的发展模式的反思。进一步提高中国在非常态化条件下运用软实力资源的能力，应加强对国内外重大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研究，加快建立健全处理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加快构建非常态化条件下软实力动态变化的信息反馈机制，并寻找化危为机的有效途径，以有效避免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对政府信誉和国家软实力的损害。
三、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的优先序选择
国家软实力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一定时期内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软实力建设不可能平衡推进。只有在明确中国软实力建设战略重点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竞争格局与中国大国成长的内在要求，合理选择软实力建设战略举措的优先序，才能有的放矢、“扬长补短”，降低软实力建设的成本，有效突破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瓶颈约束，推动我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根据系统论、控制论等方法论原则，在客观分析中国软实力建设资源禀赋结构、行为能力比较优势与约束条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优先推进以下软实力建设战略举措：
第一，以文化软实力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执政党、政府和民众的价值观转型，为中国大国成长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和精神驱动力。近代以来，英美等世界大国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的成长必须以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为引导、驱动和支撑。近年来，中国也日益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在实现民族复兴和促进大国成长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战略上将文化软实力建设置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首位，力图逐步构建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快速转型背景下，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要从“形下”层面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提供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有效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和权益，同时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应从“形上”层面促进执政党、政府和民众价值观的与时俱进，以对内强化民众对执政党与政府的认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有助于中国在价值观上与国际社会交流对话，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执政党和政府在将软实力资源转化现实竞争力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执政党和政府的价值观念转型，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具有优先性和基础性。而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大国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其政治价值观、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或共享性。[22]因此，就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当前其价值观念转型的重要向度在于培育与现代政治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组织文化，努力寻求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在价值理念方面的“最大公约数”，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而就民众而言，其价值理念和精神风貌，是一国文化软实力最直接的体现和最深厚的土壤。在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式微、西方价值观的冲击、资本逐利的本性，以及主流价值观建设的滞后，使部分民众陷于价值迷失和价值冷漠的困境，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与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因此，必须利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契机，着力推动广大民众树立以平等、法治、责任、权利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从而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二，“扬长补短”，以政治制度建设为重点带动经济、文化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全面创新，为国内软实力的整体提升提供制度保障。从实现中国真正和平崛起的角度来看，我国软实力建设中的某些关键性不足，既绕不开、也躲不过。如果刻意回避，就会错过我国软实力建设的有利“窗口期”，这不仅制约软实力本身的发展，也势必阻碍硬实力的提升。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克服软实力建设的“短板效应”。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大国，其现代化建设任务还远未完成，作为中国发展进步根本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仍不完善。以制度软实力为核心的现代性资源禀赋的不足，正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短板”。如果不能及时补齐这一“短板”，必将限制中国软实力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制度是文化外化与固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文化软实力建设成果的巩固必须以制度为保障。因此，中国软实力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选择“扬长补短”而非“扬长避短”的战略思路，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战略重点，以文化软实力建设为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使制度创新与文化建设相互支撑、相得益彰。从中国制度建设的现状来看，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既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健全，也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导致中国的改革无法向纵深拓展，造成改革中的利益分配失衡、社会冲突加剧，甚至造成部分民众质疑中国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的改革共识面临破裂的危险。当前制度创新梗阻所造成的严重政治社会问题，极有可能使中国陷入“转型陷阱”。如果不能大力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全面转型与制度创新，民众的改革共识有可能进一步丧失，中国的改革也可能半途而废。其结果不仅使改革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而更大的威胁在于使中国迷失发展方向，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造成中国丧失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这种结局是中国执政党和广大民众所不愿看到的。而有效避免这一不利结局的唯一办法，在于知难而进，深入推进改革与制度创新。因此，持续、快速推进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关键，在于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经济、文化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从而为中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奠定坚实的制度软实力基础。其原因在于：政治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权力和权利的分配格局。经济、社会利益的分配，不过是政治、社会权利分配的表征。[23]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的居民收入分配悬殊、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等突出社会问题，是制约中国国内软实力发展的核心瓶颈，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造成这一系列突出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治、社会权利在社会各阶层、不同区域与城乡之间的非均衡配置。因此，当前我国制度软实力资源的开发，应以民主政治建设为突破口，通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以政治上的赋权与均权推进经济上的平衡，以更有效地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长治久安。从现实可行性来看，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应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为重点，以党内民主建设为突破口，以党内民主的扩大，示范带动人民民主发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同时，应协调推进经济、文化与社会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不断提高国内社会的“善治”水平，从根本上推动国内软实力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以提升经济影响力为纽带，以全球传播能力建设和公共外交为突破口，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为重点，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软实力。一是注重利用经济影响力柔性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与维护国家利益。在世界各国都致力于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交往，不仅是权力生成的重要基础，还是文化和观念传播的重要平台。[24]一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有助于更柔性地维护其利益，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因而是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应善于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形势，调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视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发展难题，实现互利共赢，从而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二是将加强中国全球传播能力建设，发展公共外交作为赢得国外普通民众理解与好感的重要突破口。信息化时代全球传播能力和公共外交在增进一国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全球传播能力的低下和公共外交的不足，决定了必须将其作为我国对外软实力建设的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掘公共外交资源，努力推动公共外交，有效增进国外普通民众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与改善民生方面的显著成效的了解，减少国外民众因信息不对称对中国的误读、误解，甚至偏见，增进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强化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努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声望。三是将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作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高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当前，中国应利用欧美债务危机继续蔓延、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的契机，提出进一步完善国际机制的合理化建议，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危机的解决，为摆脱国际经济衰退、促进世界和平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构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长效机制。中国软实力资源开发与运用能力提升战略能否协调推进，关键在于能否从软实力建设的整体与全局高度，着力构建促进国家软实力持续提升的长效机制。从软实力建设的现实情况与内在要求来看，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组建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牵头，中组部、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文化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组成的国家软实力建设统筹协调小组，以及时解决软实力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减少内耗，逐渐形成软实力建设的合力。二是构建软实力建设重大战略计划的联动机制。加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管理领域重大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协调推进；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以及内外软实力的协调推进，有效避免软实力建设的片面性，克服区域软实力建设中的“狭隘地方主义”对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危害；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和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等重大战略规划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三是动力机制建设。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软实力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增强社会自组织力量，促进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关系的合理化，充分开发不同主体在软实力建设中的潜能，形成推动软实力持续快速发展的合力。四是强化保障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在软实力建设战略规划、组织协调、资源投入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形成软实力建设资源来源多元、投入充足、结构合理的供给保障机制。
四、结语
软实力建设对现代国家成长至关重要，但运用不当也可能使一国走上侵略扩张之路，导致国际社会陷入一国软实力发展的“安全困境”。软实力建设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良好国际秩序。本文以“资源禀赋—行为能力”为分析框架，力图以新的视角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目标定位、战略重点与优先序选择进行全面、系统思考。在我国软实力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坚持资源开发与行为能力提升并重、软实力与硬实力协调发展、国内软实力与对外软实力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25]并根据国际竞争态势与中国大国成长的内在要求，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地区)有所侧重地选择软实力建设的具体战略，以提升中国软实力战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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