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儒道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儒道论文,学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作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研究的一位，从19世纪80年代起经常研读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等人的著作，亲自翻译《道德经》并写了评论孔子、老子的文章。在20年当中所撰写和编辑的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思想理论的著作有近十种。他承认所受到的影响，从孔子来的是“很大”，从老子来的则是“巨大”。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就有从儒、道学说中汲取的成分。
关键词 托尔斯泰/儒学/道学
享年82岁的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其创作生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可谓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对于他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历来有各种解释。主要的当然是民族的根源，即贴近民众生活，了解俄国社会，有高度的民族文化素养，其创作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民族文化之中；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加以发扬光大。
有的人认为，托翁系得益于欧洲文化的滋养，尤其是西欧近代文明的启迪。在中国也有人从其作品在我国的流传和影响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断定他对东方文明情有独钟。我则认为，应该从融化东西方文化的高度来看待托翁与中国儒道学说的关系。
一、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东西成分
托翁对自己的思想有过许多论述，这里无须赘述。我们想仅就其创作思想的探索方面概括出一个主要的脉络。
他属于俄国大贵族阶层，出生于一个伯爵家庭，长大后承袭了爵位，有一处很大的田产——图拉省的田庄（“雅斯纳亚·波良纳”）。不过早年他接受的是西欧启蒙主义的影响，思想倾向于民主。1844年入喀山大学，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教育的落后如思想的保守感到不满，三年后退学在家。面对农民的赤贫和困苦，极表同情，他便从自己的田庄开始农事改革。接着赴西欧旅行考察，本想为俄国封建落后的社会寻找解救的办法，没料到在法、意、德等国所见到的资本主义的文明也令人失望，上下阶层对立，贫富悬殊依然是社会的顽疾；特别是在瑞士风景城卢塞恩时，目睹了一场“文明人”欺侮“下等人”的情景，这更使他从此对资本主义嫉恶如仇，怒不可遏地发出谴责：“你们的共和国真是糟透了的共和国！……这就是你们的平等！”（小说《卢塞恩》）
尽管如此，托尔斯泰还是崇奉民主、平等和博爱的信念。封建的落后和资本主义的不文明并未终止他的探索。他仍然在追求“人生的真谛”，为此既曾想到诉诸高加索山民社会的生活，设想在那里可以接近自然，返朴归真，摆脱人类社会的痛苦；也曾想过求助于社会调解的方案，削减贵族富足和农民贫困的不公平，劝告富人放弃财产，关心穷人并接近人民，调和矛盾，实行合作经营，“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互相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先从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俄国，以至遍及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
在俄国小农经济遍布全国、生产极不发达的现状中，想实现人人平等、富足民主的生活，仍然是一种空想，其来源还是西欧当年流行过的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过在托尔斯泰的理想上已经变形，成了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无论早年的启蒙主义，还是中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托翁走的都是西欧先哲的道路。
俄国并不存在这种转变的条件，社会探索未获成功，托尔斯泰才转向内心，即灵魂的改造。这是从中年开始，大约在上世纪70 年代未、 80年代初，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说：“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从内心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忏悔录》，1980年）。他由自身做起，走平民化的道路。从此时起一直到晚年坚持的平民化办法就是：持斋吃素（“我不吃肉了，只吃米粉团子”、“喝茶也不加糖了，只吮着方块糖就茶喝”），从事体力劳动，耕地、挑水浇菜、制鞋，穿着农民的长衫和树皮鞋；并且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因此和夫人意见冲突，家庭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他曾经找来出版商谈判，表示要放弃稿酬和版税，但不要以此让书商得利，而降低书价，让老百姓用几十戈比（即几分钱）就能买到他的书。最后，为表示弃绝贵族养尊处优的生活，他秘密离家坐火车出走，可惜在严冬恶劣的气候之下，途中感冒，一周后便去世了。
在晚年，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种思想，即托尔斯泰主义，其中已经不仅仅含有西欧（西方）的因素，而且还汲取了东方的哲理，成为东西兼容的思想体系。简言之，要点有三，但每一点都含着两重性。第一点是“博爱”，同情下层，关怀贫民，爱一切人，包括“宽恕”，勿记仇，并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爱仇敌、帮助敌人、为仇敌效劳”。第二点是“勿抗恶”，尤其“勿以暴力抗恶”。他特别反对政府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暴虐，认为这是一种莫大的恶。纵观托尔斯泰之一生创作，其核心都是反对这种恶，所以说托翁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另一个极端是他呼吁“禁止任何暴力”，主张“勿抗恶”，因为反抗的结果必然也要损伤统治者，那也是一种恶。如果人人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矛盾得不到消解，社会就永无宁日了。第三点应是“在道德上自我完善”。如果社会上人人都独善其身，认真自我内省，重视修身，恶人将不复出现，自然可以达到天下太平。这套哲理最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复活》中。然而，无论托翁自身还是后世的论者都一再指出：这套哲理内已经融进了东方的，尤其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因而，人们也一再地对他所受的东方影响进行探源。
二、翻译研究儒道著作
1.研读“四书”托翁在晚年说过：“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向使我极为关注。我曾经尽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生活中的事物，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 ”〔1〕的确，他对这些著作做过认真的研读。1891年11月，彼得堡一位出版家写信询问：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的影响最大，他回答说中国的孔子和孟子对其影响“很大”，老子则是“巨大”。〔2〕1884年3月27日，他在日记中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
托尔斯泰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接触儒学著作。1882年6 月他曾致信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感谢后者给他寄去有关孔子的书。不久他便着手研读。1884年2月末， 他写信给好友切尔特科夫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3〕这一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他研读儒学的心得，在3月30日的日记里还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接着在这一年里写出了《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他盛赞“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4〕，由此我们可以发现， 孔子的著作给了他对中国多么好的印象。
托翁接触《四书》系从英译本开始。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莱格，1814——1877）翻译了《四书》、《五经》（分成28 卷）于1861——1886年间出版，在西方广为流传，也传入俄国， 英译本总名为《中国经典》。理雅各原为伦敦布道会派驻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39），后于1843—1873年长驻香港，返英后在牛津大学开汉文讲座。《中国经典》很有影响，托翁正是从该书中转译出孔子的《大学》，并于1904年出版。尽管《大学》的俄译本早在1780年就已在彼得堡出版（系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列昂季耶夫所译，他同时还译出《中庸》），但并未传开，不如托翁后来的译本影响大。
1904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的那个译本书名为《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并附有托翁写的《中国学说述评》，均系他的草稿经布朗热整理而成的，所以后来的版本中也有以《列夫·托尔斯泰阐明的孔子学说》为该文的标题。
同时，托翁也研读理雅各英译本中的《孟子》。在1884年4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开始研究孟子。非常重要，非常好。”〔5〕
稍后，他又读到墨子。1893年11月5 日他在写给好友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说“开始读墨子”，又说“我重新阅读了老子，现在开始阅读理雅各书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问题的讨论……”。〔6 〕他很欣赏墨子“兼爱”的思想，在1910年还出版了他编选经布朗热整理的一本书：《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
此外，他还研读、编选过不少中国古代经典的资料。据戈宝权先生查证和统计，托翁“在1884年到1910年20多年当中，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10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在他编选的《每日贤人语录》和《阅读园地》中，还引用了大量中国的格言、谚语，以及老子、孔子等人的箴言。之后他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和编辑的工作，直至最后逝世时为止。”〔7〕
2.翻译《道德经》托尔斯泰亲自翻译《道德经》，并且加以热情的评介。这件事近年来已经成为研究托尔斯泰的热点之一。
托翁早在研读孔子著作之前就已先接触到老子。他的一位寻检书籍的助手斯特拉霍夫（当时任彼得堡图书馆馆员）在1878年1月20 日写信向他介绍法国汉学家于连的《道德经》法译本。信中提到：“我从斯塔尼斯·于连的《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中援引了老子。根据若干词句判断，我觉得这本书很深刻，但我还来不及很好地研究。”译者是正执教于法兰西研究院的著名汉学家，译本自然有一定权威性。托翁很快阅读完这个译本，立即圈定了拟翻译的章节，对某些句段还写了批语“玄学极妙”、“非常好”、“好”等。
1884年是托翁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发现”的一年。从文献资料看，他在该年里研究的不但有老子， 而且还有孔孟等“中国的智慧”〔8〕。翻译《道德经》则是从1884年3月开始的。在3月6日和9日的日记里分别记载“翻译老子，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种结果”，“……读了老子，可以翻译，但无法全部翻译”。
应该说，从1884年起托翁是把老子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思想的整体来接受的。他在谈到这类话题时往往是两者并提。例如2 月他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在读孔子著作，这已是第二天了。真难想像，它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精神高度。”〔9〕3月再次给后者写信：“我正沉湎于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精神上的裨益。”〔10〕3月15 日又一次给后者写信：“我认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由于阅读了孔子和老子著作的缘故。”同时在信中首次提出了为读者的道德修养急需专门划定的“读书范围”。他认为其中应列入福音书、佛教经典、罗马人马可·奥勒留和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著作，以及老子的著作。4月10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读孔子著作，他们更深刻、 更优美。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便是不完全的；而没有福音书，孔子学说也就没有意义。”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如此推崇孔老著作，竟至将其置于与福音书互相补充的地位，足见其醉心于“中国智慧”的程度。
托尔斯泰能这样充满激情、满怀信心地去钻研儒道学说，这同他寻找信仰的急切心情有关。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他由旧信仰向新信仰的过渡时期，即如他所说“信仰是生活的力量”，“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下去”（《忏悔录》）。
但是，他毕竟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接受儒道学说的，由此才认为“老子学说的实质与基督教是相通的”〔11〕。说“两者的实质都是以禁欲的方式显示出来的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神圣精神因素。因此，为使人类不成为苦难而能成为一种福祉，人就应当学会不为物欲而为精神而生活，这也正是老聃所教导的”〔12〕。依照托尔斯泰的理解，“道”这个字既是上帝的标志，又是通向上帝的道路。那么，与基督教义相通的地方便是“上帝就是爱”，而爱别人正是通向理解上帝之路。〔13〕
自然，这种理解未必正确，俄国当代汉学家李谢维奇就表示怀疑：“我为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解释感到担心，明显的理由之一是：人们总是先入为主的。”同时他又肯定其精神：“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托尔斯泰从比较的角度去处理全然陌生的文化材料，这种对属于极其相异的信仰传统之神圣文本所作的文化比较，能使作家如此成功地克服语言障碍，从而深入到文本的实质中去，对此我们唯有表示惊叹。”〔14〕
托尔斯泰第一次试译《道德经》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1886年7 月他还在因材料不足而急切地写信问切尔特科夫：“除了我手头已有的，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老子的书籍？”〔15〕他曾告诉后者自己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我不仅忙于研究佛教，还有婆罗门教、 孔子和老子。 ”〔16〕到1888年，他已经用懊丧的心情给鲁萨诺夫写信：“我早就具备翻译和出版它们的条件，但我却什么也没有去做。我可以举出孔子、老子……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名字，但这些书的俄译却一本也没有。”〔17〕。
事情延缓到1893年终于有了转机，他和年轻的助手波波夫一起翻译。他9月21 日写信给妻子描述“怀着喜悦而紧张的心情”反复校订译文的情景：“波波夫在替我抄写手稿。我和他在重读和修改深刻的思想家老子作品的译文，我每一次都怀着巨大的喜悦，聚精会神地去理解和用心地翻译，我是参照着法文译本和更加出色的德文译本进行翻译的。”还摘引老子的语句赞叹道：“这不是太美了
！”〔18〕翻译工作继续到1894年5月。但译作直到1910 年才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列·尼·托尔斯泰编选：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主要部分系老子言论摘选，共选入64段语录，附有两篇论文，一篇是托尔斯泰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篇是伊·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写的短文《关于圣人老子》。
托翁1910年去世以后，1913年又出版经别人整理的一个译本，但译者已有变化。书名为：《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列·尼·托尔斯泰编，京都大学教授丹·彼·科尼西译自中文，谢·尼·杜雷林增补并注释。
托尔斯泰以他的名望而使《道德经》在俄国得以广为传播，自然功不可没。虽然《道德经》也同《大学》等书一样早就有俄国汉学家译出（在19世纪上半叶有喀山大学教授西维洛夫译，1915年才发表〔19〕），但当时并未传开。
考察托翁对译介老子、孔子的工作如此热情，其原因并非全出于学术上的兴趣，更多的是出于思想家的责任感。他生当俄国社会急剧转变的年代，面对人民的苦难景况而忧国忧民，怀着“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受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20〕，要向东西方古代的思想家请教。他思考一切社会问题，力图从研究哲学、宗教、文化问题中得出解答。其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一方面作现实的调查，遍访教堂、修道院、贫民窟、监狱、流放所和农村；另一方面探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教义，包括关注东方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尤其诸子百家。而儒道学说只是他注意的一个重点而已。
托翁此项研究是如此的深入，以致于他晚年不无自豪地说：“……许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的注疏了（被孟子驳斥的墨子学说尤为令我折服）。”他同时满有把握地为解决中国社会出路而献策（尽管这并不是中国的救世良方）：“只要中国人继续过以前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主义（儒教、道教、佛教三者的教义一致，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一切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21〕
不过，托尔斯泰探求儒道思想的积极成果之一倒是在促进其自身的转变上体现出来了。他面对劳苦大众，已经耻于过贵族奢侈生活，从80年代起和传统观念决裂，由上层贵族的立场， 转到农民一边来了。 〔22〕
三、接受儒道思想影响
回顾托尔斯泰主义三要点，我们就能多少发现这种影响。
1.“博爱”托尔斯泰作为人道主义者，自然很容易理解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学”。“仁者爱人”，依孔子言论，仁学的实质就是“爱人”，把劳动者、普通老百姓当“人”看待，加以爱护。这个要点不难从托翁的创作中得到解读，从而看出两者的影响，或者两人的思想相通。
且看小说《复活》之为“人”、老百姓辩护。它全面暴露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法庭的不公正，法院的腐败，各级官吏的昏庸——处处拿普通人当儿戏，随时在草菅人命。沙俄政府以人民为敌，冤狱遍于国中，酷吏弹冠相庆。种种惨象促使托尔斯泰惊呼：“人吃人的行径不是在西伯利亚密林里，而是从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在这里，他的言论和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也如孔子一样劝告人要爱护百姓。孔子教导弟子的话有这样的意思：“一个人应该普遍关怀民众，并亲近有仁德的人。”托翁目睹贵族地主的奢华和民众的贫苦，看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糊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因而为民请命，大声疾呼：“土地不能成为私产，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它正如水、空气、阳光一样，应为人人所享用。”
这就是托尔斯泰所提倡“博爱”的要旨。他关怀的对象是百姓、民众。他的主张与孔子的“爱人”哲学，都充满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
2.“勿抗恶”有不少资料表明，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张，其来源之一是老子的“无为”思想。〔23〕
《道德经》认为“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三十八章）。“无为”就是最高的“德”。同时，“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就是说，按“无为”的主张行事，就无往而不胜。在这里，它不仅仅是一种德行，而且还是强有力的治世要术，所以说“无为而治”是老子的政治主张。
“无为思想”既是与托尔斯泰相通，又是影响托尔斯泰的重要因素。他在1893年也写出了《无为》一文。文中热切地论述道：“根据老子的学说，人们的一切灾难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因此，假如人们奉行无为，那么他们就能摆脱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一切灾难。”〔24〕可见托翁是全然接受了“无为”的思想。
在老子那里，“无为”还可以引申到退让、容忍，甚至不争，犹如水之无性格一样：万般柔顺、随和。那又是最大的善，即“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最上等的善像水一样，它善于造福万物，却不为自己争什么”）。
用水的性格来比喻“至善”或“上善”，这同样得到托翁的欣赏和赞叹，1884年3月10日他写下日记：“就应该这样，如老子所说， 应该像水那样。没有阻碍，它就流；一遇堤坝，它就停止。堤坝被冲垮，它又流；遇到方形容器，它是方的；遇到圆形容器，它就是圆的。正因为如此，它比所有的东西都更重要，更有力量。”〔25〕
托翁由赞叹“无为”是“上德”和“上善”，进而赞扬水的“不争”那种性格的高洁（即老子的“善行无辙迹”——真正做好事是不落痕迹的），本来言之成理，无可厚非，但他把“不争”引申到“不抗争”，直至“不抗恶”，就引起非议了。特别是他反对以暴力抗恶，说那“就如同以火灭火，或者以水止水”，是恶上加恶，造成恶的循环，“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弃绝暴力”〔26〕。这非但离开老子的原意，而且屡屡被后代论者指为荒谬。因为如若按托翁的这个思路走下去，那么专制制度、暴虐的政府如何才能被打倒、被根除呢？
不过，托翁受老子的启发，用水的品格来比喻人，又发展到比喻人性格的优越丰富，这在作家中却是独创。他说了一段关于描写人的性格的话：
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化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27〕
这一段论述人性的丰富多采、复杂多变，却又万变不离其宗的话，历来广受重视，无论哪一种论者，或者赞同，或者反对，都一概要加以引用。
3.“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托翁和孔子主张的修养，其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前者提倡“自我完善”，努力向善，目的是为了改善社会；而后者主张修身也是为了服务社会和人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可见前者是师法后者。这样讲并不过分，我们有确切的资料证实，托尔斯泰这套“道德上自我完善”的理论系来源于孔子。请看布朗热整理出版托尔斯泰编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1904）一书中所附的《列夫·托尔斯泰阐释的孔子学说》一文（系据托翁文稿写成）。文中写道：“中国学说的核心是这样的：真正的学说教育人具有崇高的善，这种善改造人，使人臻于至善。”〔28〕以下列出七点来具体解释如何达到那种境地：
为了具备这种善，就需要（1）全民族尽善。而为了全民族尽善，就需要（2）整个家庭尽善。要使整个家庭尽善，就需要（3）本身尽善。为了本身尽善，就要（4）心灵纯洁、返真。而为了心纯、返真， 就要（5）有真诚和自觉的思想。要达到这种思想的自觉性，就要（6）有高深的知识。要有高深的知识，就要（7）研究自我。〔29〕
这七个要点，我们都可以在《大学》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
治国平天下—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由此也足见托翁的思想正是对《大学》的接受和阐释。如前所述，他不但从理雅各的英译本《中国经典》转译了孔子的《大学》，而且还写过《论〈大学〉》一文，显然他对此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托尔斯泰是一位思想家，他毕生都在进行思想探索，广采百家之长，容纳东西文化之精华。在漫长的探索历程中，钻研儒道学说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他生平传记中光辉的一页；同时，他也通过孔子老子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他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夙愿。反过来也正是由于有了托翁的研究和评价，才使得中国的儒道学说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正如托翁所期望的：让儒道学说有可能也在俄罗斯成为“公共的财富”〔10〕。
注释：
〔1〕〔21〕《给一个中国人的信》，《全集》第36卷，第300 、 300页。
〔2〕《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66卷，第68页。
〔3〕《托尔斯泰全集》第83卷，第30页。
〔4〕《托尔斯泰全集》第25卷，第532页。
〔5〕《托尔斯泰全集》第49卷，第80页。
〔6〕《托尔斯泰全集》第87卷，第236页。
〔7〕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第108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
〔8〕〔10〕《托尔斯泰全集》第85卷，第37、37页。
〔9〕《托尔斯泰全集》第85卷，第30页。
〔11〕〔12〕《托尔斯泰全集》，第40卷，第350、350页。
〔13〕《托尔斯泰全集》第25卷，第351页。
〔14〕李谢维奇：《托尔斯泰与老子》，《国外文学》1991 年第4期。
〔15〕〔16〕《托尔斯泰全集》第85卷，第320、356页。
〔17〕《托尔斯泰全集》第62卷，第152页。
〔18〕《托尔斯泰全集》第84卷，第197页。
〔19〕《敖德萨图书志学会通报》，1915年第4卷第5—6册。
〔20〕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16卷，第331页。
〔22〕参阅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370页。
〔23〕参阅任子峰：《托尔斯泰与老子学说》，《国外文学》1990年第1期。
〔24〕《托尔斯泰全集》第16卷，第125页。
〔25〕《托尔斯泰全集》第49卷，第65页。
〔26〕《托尔斯泰20卷集》，第16卷，第562页。
〔27〕《托尔斯泰全集》，第32卷，第167页。
〔28〕〔29〕《托尔斯泰全集》，第25卷，第535页。
〔30〕另据佩列洛莫夫：《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价值标准》，《远东问题》1986年第2期， 及其陈敬毅中译文：《儒家人性观对欧洲和俄国文化名人的影响》，《孔子研究》1988年第2期，第100—102页。
标签：托尔斯泰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经典论文; 儒道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国学论文; 大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道德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