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左翼文学战争认知理念批判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认知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06.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1)03-0090-(05)
长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日本战后左翼文学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实际上，这是善良的人们阅读了那些所谓的进步文学作品后，自己想象延伸出来的一种思想理念。这种善良的理解掩盖了那些作品中包含的错误思想和观念。面对新世纪，很有必要对日本战后左翼文学运动进行重新认识。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左翼文学运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没有成为日本战后文学的主导力量，这就使极右势力尤其是极右文化势力失去了一个与之相抗衡的对手。从日本战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以文学为代表的日本战后左翼文化是经历了一个逐步软弱最终归于失败的发展历程。左翼文学运动的弱化及失败与日本战后左翼运动的政策、左翼文学的理论主张、作家的信仰理念、左翼文学对战争的认知理念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偏差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一
日本战后所谓左翼作家队伍的成份主要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战争期间为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而战争结束后摇身一变成为进步作家的人，另一部分是战争期间表示沉默而战后变得慷慨激昂的人，而无论战时还是战后都坚决同军国主义做斗争的作家几乎没有。
我们知道，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在战争之前曾有良好的发展，形成了比较优秀的文学传统，出现了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但是，由于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经不起严峻困难的考验。1928年前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政权开始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学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大批进步作家被捕，特别是1933年2月，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法西斯分子严刑拷打致死。在法西斯分子的酷刑面前，日本共产党及其作家软弱了，害怕了。在日共领导人佐藤学、锅上贞亲两人发表“转向声明”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的日共干部在狱中宣布‘转向’，狱中的绝大多数作家（据统计占总数的95%以上）都发表了‘转向声明’，于是在日共历史和日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转向时代’。”这里的所谓“转向”，实际上就是“叛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期间，这些“转向”作家中的许多人成为了法西斯的帮凶，他们用手中的笔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炮制了大量“战争文学”作品。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附属于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成员多达4000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战争结束后，摇身一变，又成为了所谓的“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左翼”、“进步”作家。如日本战后著名的左翼作家宫本百和子、德永直、谷崎润一郎、金子光晴等在战争期间都参加过法西斯的各种文化文学组织，曾为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服过务。
日本战后左翼文学阵营中还有一部分在战争时期参加所谓“艺术抵抗”的作家。所谓的“艺术抵抗”，是日本战后一些人为了美化日本文学艺术界在战争中的丑恶表现而杜撰出来的一个混淆视听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为了掩盖战争时期日本作家、艺术家的不光彩经历，就虚构了一个所谓“艺术抵抗”行为。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作家的创作只要不谈战争，不赞美侵略战争，不为侵略战争鼓噪呐喊，就算是进行抵抗了。1955年，日本京都三一书房还出版了一部《日本抵抗文学选》，书中所选作品的作者被认为是在战争期间进行所谓“艺术抵抗”的作家，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抵抗文学”的作者大多数在战争期间有为军国主义服务的不光彩经历。如书中所列的德永直、太宰治、广津和郎、汤浅克卫、阿部知二、金子光晴等所谓“抵抗作家”，实际上是作家中的“战争责任者”。
在日本战后左翼文坛上，起主导作用的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些曾经“转向”的作家。他们在战后突然笔锋一转，由服务侵略战争转而揭露批判战争了，其投机性、虚伪性昭然若揭。他们对战争越是慷慨激昂，就会让人们越发感觉到他们的虚伪性。更何况他们都曾为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过，所以对侵略战争的揭露批判也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当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后，一部分人又变成了极端右翼分子，如石川达三、火野苇平、佐藤春夫、尾崎士郎、岸田国士、林房雄、林芙美子等等就是这样一些作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坛上最进步的文学要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了。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团体是新日本文学会，其机关刊物是《新日本文学》。这个文学团体成立于1945年12月，主要参加者有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德永直、秋天雨雀、江口涣、壶井繁治、藤森成吉、洼川鹤次郎、宫本百和子等人。这些作家在战前都曾是无产阶级作家或共产党员，战争时期也都“转向”了，战争一结束，他们又成了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这些缺乏坚定信仰的作家领导的日本左翼文学运动其进步性不由得让人产生怀疑。新日本文学会成立大会报告中规定：“新日本文学会不是无产阶级团体的简单恢复，它是适应新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展，必须为一切民主主义文学的前进而斗争的文学运动。”在这里，他们不再称自己是“无产阶级作家”，他们为“一切民主主义文学”而“斗争”，而我们知道，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是美国占领军推行的“美国式的民主”。新日本文学会领导的这种所谓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吸引了以“近代文学派”为主体的战后派作家、战后成长的工农作家和传统派老作家200余人。那么，这些战时曾“转向”的作家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不光彩经历呢？作家佐多稻子的表白就很有代表性。
佐多稻子是在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位作家和共产党员。就是这样一位无产阶级作家，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不仅从军入伍，还到入侵中国和新加坡的日本侵略军中作战地慰问，表现得十分卖力。可战争结束后，她却这样说：“战争结束了，我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只有解放感和做好了今后对待占领军的精神准备。我对自己在战争时期的行为并不感到怎么可耻。”“并不感到怎么可耻”，这就是日本作家对自己不光彩经历的认知态度。
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战后左翼作家群体大多在战争时期“转向”了，有过不光彩的经历，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在表现先进思想方面，尤其是在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上显得底气不足。
二
日本战后左翼文学运动最突出的成就可以说是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展。可是，日本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则表现为文学团体内部不团结，文学派别之间、作家之间充斥着缺乏深刻意义的、脱离时代和现实的论争、辩论，甚至是相互敌视的攻击。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导致了本应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的左翼文学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当然也就决定了日本战后左翼文学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不正义战争态度的暧昧。
日本战后文坛上最先出现的左翼文学团体是1945年12月成立的新日本文学会。参加这个团体的人主要是一些在战前就已经成名了的无产阶级作家，如宫本百合子等，这一团体的机关刊物是《新日本文学》杂志。就在新日本学会成立不久的1946年1月，平野谦、本多秋五、荒正人、埴谷雄高、山室静、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7名文艺评论家联合创办了《近代文学》杂志。这7位评论家各自在思想上和文学上都与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或革命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按理说，《近代文学》和《新日本文学》之间存在着互相支持、共同推动左翼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健康发展的思想基础。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这种应有的逻辑发展下去。这些作家评论家分别以《近代文学》和《新日本文学》杂志为阵地，围绕着“政治和文学”、“战争责任论”、“主体论”、“世代论”、“转向论”、“知识分子论”等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没有结果的论争。在论争的过程中，围绕着这两家杂志形成了两个派别，即近代文学派和新日本文学派。
新日本文学派（也被称为无产阶级派）认为民主主义文学的核心应该是继承和发展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以无产阶级作家和工农作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结合大众的民主、独立要求开展文学活动。当时任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宫本显治明确指出：“社会发展的动向——文学、艺术从属于新的民主主义政治——这是文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一种新的、自觉的姿态，于是作家和文学就能认识社会的必然性，也就能成为最自由、最充满真实、最有价值的东西。”
近代文学派的多数作家则坚决反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主义至上和宫本显治的“文学从属于政治”论。他们认为，日本战后文学最重要和首要的问题应是确立自我、恢复文学的主体性，民主主义文学不能成为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修订版”。他们对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传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本多秋五认为，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充满了政治主义性偏向，道路又窄又浅，处在无法发展下去的僵局，要使无产阶级文学获得更大发展，就必须从头开始，脱胎换骨。荒正人认为，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家庭保姆”式政治幻想忽视了“人的物质存在”。
然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及新日本文学会的作家非常讨厌近代文学派的这种观点，他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了攻击性的批判。中野重治在《新日本文学》杂志上撰文猛烈攻击，说对方是“想竭力阻挡在不利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是乔装一番后去向反革命的文学势力暗送秋波”。近代文学派则反唇相讥，双方的论战达到了白热化。但是，没等“政治和文学”的问题得出结论，论战的中心问题又转到了“如何评价小林多喜二”上来。近代文学派认为小林多喜二是“含有各种偏向和谬误的马克思文学运动的最忠实的实践者中产生出来的时代牺牲者”，新日本文学派则称对方是“用刺激人的语言造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谣言”，还说对方“是比倒在那里的一般人还要卑劣的小人”，甚至把近代文学派称为“反动文学”。双方又是一番激烈的论战，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论战话题又转到了如何追究“文学工作者的战争责任”上来。
1946年初，《文学时标》杂志创刊，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联名写了《发刊词》，宣称：“《文学时标》将以纯粹文学的名义，一个不放过地抓住和声讨这一些厚颜无耻的、冒渎文学的战争责任者，并和读者一起把他们在文学上的生命埋葬掉。这是为在文学领域确立民主主义的第一步。”《文学时标》杂志设立了文学检查专栏，点列了40名必须追究战争责任的作家名字，并列出他们的种种罪状进行声讨批判。本来，新日本文学派也是主张追究文学工作者的战争责任问题的，但现在是论战的对方领先一步了，他们便失去了无产阶级作家应有的胸怀，指责说“追究文学工作者战争责任的做法有错误”，“错误的根本在于：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主要作为良心问题、伦理问题，被抽象化和观念化了。”（中野重治语）继而，他们又把战争责任与日本天皇制的意识形态相联，可是，美国占领军（日本共产党称之为“解放军”）要保留天皇，因此，他们只好宣扬，日本人的当务之急是“确立一种取而代之的新的主体性”（三浦勉语）。结果，双方论战中心问题又到了“如何确立主体性”上来了。以后，以这两派作家为代表的日本文坛又围绕着“世代论”、“转向论”、“知识分子论”等问题展开了没有结果的激烈论争。正是由于双方这种不讲团结的缺乏理性的论争，使得日本战后左翼进步文学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批判反思半途而废和不了了之。
三
在这种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态度暧昧的文学理念的指导下，战后日本左翼文学创作在对法西斯的揭露和批判上也显得非常“暧昧”，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战争认知理念和历史观是需要批判的。
第一，日本战后左翼文学作品也是在不同程度地淡化、模糊侵略战争，企图弱化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宫本百合子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学最积极的推动者，是日本共产党员。她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是公认的“有力地控诉了侵略战争”的一部小说，可作品中所表现的战争观念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小说的第十七部分中曾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一辆坐满旅客的汽车因为道路崩坏不能前进，要让旅客步行十五六里路到下一个车站。有的旅客就埋怨有关部门服务态度不好，没有提前把这种情况告诉大家。当主人公宏子听到埋怨声后，作品中写到：“对于这话，宏子也抱同感。把前途的事情绝对不按照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只是把大家蒙在鼓里，然后用眼前的一点点东西勾引着人家走一段算一段：这种作风岂止是这里的从事联络的卡车如此！到处的官厅衙门、军队、监狱不也是同样的作风吗？日本人就被这种日本式的做法，一个一个地牵着鼻子带到命运的最后关头上来了。”在这里，作家借主人公的思想表明是日本政府的“作风”不好，才把日本国民带进了战争的深渊。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田宫虎彦的小说《画册》，被称作是“控诉军国主义累累罪行的一曲悲歌”。可作品中的主人公尽管生活艰难，对军国主义政府的黑暗统治却丝毫看不出愤恨之情。小说提到了“上海事变”，竟称侵略中国的日军士兵为“肉弹三勇士”，当主人公的老父亲听说儿子在上海“是因为被俘虏过才被枪毙的”，作家用同情、赞赏的情感写道：“老爹爹临死以前还不断地喊：对不起天皇呀，对不起天皇呀！”作品中还表现了对日共的仇视。井伏鳟二的小说《遥拜队长》被认为是“日本战后文学中揭露天皇制的一篇力作”。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在战后念念不忘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法西斯余孽形象，但作家把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归罪于法西斯统治，而是归罪于一个偶然事件。小说中还称侵华战争为“大陆战争”，故意淡化日军的侵略性质。如此战争理念的作品就是日本战后文学所谓进步思想的代表，这样的作品充斥着战后日本文坛。就连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同样的战争认知理念。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描写了日本战后“山脚村”里的居民与战争时期被日本法西斯强迫到这里进行森林采伐的“朝鲜人”的冲突，双方经常发生纷争。当地的日本居民非常仇视勤劳的朝鲜人，一个叫阿仁的人蛮横无理地叫嚣：“把那帮朝鲜人全杀尽才好呢！”在这里，作家以自认为公正的立场借主人公根所蜜三郎的口说：“阿仁，朝鲜人可是从来没有单方面地加害洼地的人们啊。战后的这些纷争，双方都有责任。”本来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后果，在这位进步的作家眼里，成了“双方都有责任”了。可以说，淡化、模糊侵略战争是日本战后所谓左翼进步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普遍的主导思想意识。
第二，日本战后左翼文学作品所谓批判揭露战争主要是强调和描写战争给日本人本身造成的伤害，特别是着重表现战争给日本人的心灵带来的严重创伤。在日本战后左翼进步文坛上，“战后派”的文学作品以“深刻揭露和批判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著名。果真如此吗？被日本战后文学史誉为战争文学代表作的梅崎春生的小说《樱岛》反映的是战争结束前夕，驻守在樱岛上的日本士兵无奈地忍受、等待死亡的痛苦心理状态。作品中的士兵即使处在那样困苦境地，也没有表现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野间宏的小说《阴暗的图画》反映的是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知识分子无法确立自我的无奈心情，《脸上的红月亮》描写的是主人公想起战争时期没有去救护自己的同伴而产生的内疚和自责，《真空地带》反映的是日本军队内部的争斗。武田泰淳的《审判》表现的是杀害无辜中国老人的日本士兵战后所受到痛苦自责。大冈升平的《野火》描绘的是日本士兵在菲律宾的自相残杀，等等。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感到的是战争最大的受害人是日本人和日本军人，而不是被法西斯侵略的各国遭受屠杀、欺凌的人民。
第三，日本战后的所谓左翼进步文学还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为题材，把日本描写成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我们知道，1945年8月，为了促使仍继续向被侵略国家人民施加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尽快投降，美国空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近30万人顷刻间失去了生命（我们当然坚决反对使用核武器）。战后，针对这一惨痛教训，日本文坛产生了“原爆文学”。代表作品有原民喜的小说《夏天的花》、《毁灭的序曲》、阿川弘之的《恶魔的遗产》、大田洋子的《尸体狼藉的市街》、井上光晴的《土地群》、井伏鳟二的《黑雨》、佐多稻子的《树影》、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等。这些作品的确深刻地揭露了核武器爆炸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战倾向也是值得赞赏的。但是，这些作品只是孤立地反映核武器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并以此极力夸大日本在二战中所遭受的伤害。这些作品没有从根本上探讨日本为什么遭此灾难，没有真正反省日本作为侵略者的责任。
第四，战后日本左翼进步文学所表现的一个主题是“反抗战后”。即反对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不满战后美国的占领。左翼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日本战后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虽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不是建立在对军国主义深刻反思和对先进思想的弘扬传播基础上，因而并不能给日本国民带来正确的战争认知理念。德永直的小说《来到农村的工作队》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了。作品中的“我”和“川岸工会文工队”到农村宣传，让工人家属支持罢工，可宣传的斗争目的仅仅是“打倒德田内阁”，还要让已经处在极端困苦境地的工人农民“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命运”。这样的宣传根本得不到工人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从作品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战后左翼力量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们没有什么统一可行的奋斗目标，所谓的革命斗争，也就是对现实不满而已。正宗白鸟的小说《战争受害者的悲哀》、广津和郎的《幽灵列车》、安部公房的《神奇的粉笔》、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与《知风草》、佐多稻子的《我的东京地图》与《泡沫的记录》、长谷川四郎的《鹤》与《阿久正的故事》以及日本“战后派”、“第三新人派”、“无赖派”中的所谓进步作品等，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态度表现对日本战后社会现实的不满及反抗，而没有对造成这种混乱现实的军国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另外，像小岛信夫的《美童学堂》、《在火车上》、《星辰》、《步枪》等作品还表现了日本国民对美国军队占领的不满情绪。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所谓的日本左翼进步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战争认知理念。这种对待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态度和认知理念实际上是一种狭隘自私的带有极端日本民族主义性质的战争历史观。日本的所谓左翼进步文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大量的极端右翼文化艺术作品中的战争史观和认知理念是何等的反动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日本战后文学中存在着良心未泯、富有勇气和正义感的作家及作品的存在。如20世纪50年代堀田善卫的中篇小说《时间》、50至60年代五味川纯平的长篇小说《做人的条件》与《战争与人》、70年代本多胜一的报告文学《中国之行》与《天皇的军队》、80年代森村诚一的小说《恶魔的饱食》与《新人性的证明》和小林宏的《长江啊，莫忘那苦难的岁月》等三部剧本，90年代的东史郎的《战地纪实日记》等，这些作品真正地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反动的侵略战争，这才是真正的进步作品。可是，这样的作品在日本战后文学中所占的比例太少了，没有成为日本文学艺术的主导力量，而且这些优秀作品的作者还不断地受到日本极端右翼反动势力的威胁、恐吓。2000年1月日本大阪当局批准极端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集会和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东史郎的上诉等事件足以证明真正的进步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生存环境是何等艰难。我们将永远记住那些真正富有正义感的日本作家与作品。
日本的经济早在50年代就医治了战争创伤，结束了“战后时代”。但是，如果日本进步文化艺术界不能真正认识和反省那场侵略战争，那么，日本人的战争认知理念和战争历史观将永远是“战后时代”，日本的国际形象将始终是不受欢迎的。
收稿日期：200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