И.Д.科瓦里钦科院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科院论文,科瓦里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万·季米特利叶维奇·科瓦里钦科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享誉国内外。科氏治学兴趣广泛，在史料学、史学史、史学研究方法和俄国农业史方面建树颇多，①其中科氏博大精深的创作遗产首推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尤其在科氏生命的最后10年，当苏联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范式遭到诋毁之时，科氏却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方法论立场。作为唯物史观坚定的拥护者，他在自己已获得广泛认同的《历史研究方法》②一书中揭示了苏联历史理论方法的得失之后，对其发展进行了总结，并通过一系列深邃而独到的见解寻求新的历史范式。
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联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评不绝于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境遇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这方面的著述颇多，无法一一罗列，为简单明了，借用当时几位俄罗斯史学家的观点。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A.H.萨哈罗夫1994年撰写了题为《国内历史编纂学：西方的评价和我们的现实》③一文。萨哈罗夫的基本评价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史学状况不容乐观，苏联史学长期脱离历史现实，史学严重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苏联史学的发展反映了当前社会发展水平，摆脱革命—极权主义观念的社会使全人类价值观回归。在这些新条件下，我们的史学获得了真正的研究力量，意味着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书写客观的历史。”④萨哈罗夫在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自序中指出，1991-1993年俄罗斯反共产主义革命达到顶峰，迎来了宏观历史叙事、重新评价以往数十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积习的黄金时代。此时社会给予史学家自由评价这些革命变化的可能性。⑤
按萨哈罗夫的划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史学家分为三派：一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但与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简单化和歪曲原意分道扬镳。这部分史学家对戈尔巴乔夫坚持回归列宁主义的改革兴高采烈，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改革失败后，仍然忠实于共产主义学说。第二派是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严格界定的阶级斗争范畴，不认同自由派、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解释。第三派是反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主张回归革命前的史观，或者向当代西方史观趋同。上述三个派别集中体现在研究方法和阐释苏联时期的历史上。⑥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历史系Ю.Н.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其观点具有代表性。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诸如形态、过程、阶级、政党、革命、规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这些词成为苏联时期史学的通用语。而从苏联史学家首批著作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历史编纂学最常用最普及的术语大概就是“斗争”一词，由此俄国革命史、革命运动史、阶级斗争史和政党斗争史、布尔什维克史成为苏联史学研究的主线，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列宁生平史置于首要位置。政权用一切手段逐渐使学术加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史学著作阐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各种问题。由于史学高度政治化，苏联史学家研究以往历史时严格按照党的文件和决议行事，结果史学失去了创新，史学著作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理论和方法论的贫乏导致史学研究不许谈相对性、可变性和或然性。⑦阿法纳西耶夫将苏联史学完全视为伪史学，得到了一些苏联史学家和西方同行的喝彩。⑧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长期担任《苏联历史》（1991年改称《祖国历史》）杂志主编的С.В.久久金认为，学术商业化，不负责任和粗制滥造，为向过去的罪恶悔过而热衷于诋毁自己的历史。研究革命运动史的史学家心态变了：一部分人明哲保身，保持沉默；另一部分人声称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并迫不及待地要准备重写历史；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学者继续按学院式方式著书立说，将立言立行高于眼前的利益。⑨追求把苏联时期所做的一切连根拔起，迫使俄国革命史方面的专家匆忙转向其他课题，用空论作品代替学术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的逻辑就很简单了：因为1905年革命为1917年革命铺平了道路，1917年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极权政治的胜利，那么20世纪初俄罗斯的所有革命理应受到指责和遗忘。久久金很自然就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君主制难道比共产主义更好吗？⑩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Г.А阿列克谢耶娃的观点值得一提。(11)她认为，目前很多俄罗斯史学家比西方人走得更远，全面否认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发生的巨大变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公正的，对俄罗斯史学的未来发展十分有害。
二
科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不断责难的情况之下，非但没有退缩，而且继续留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同那些过于简单地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论战。同时号召人们克服马克思学说中的教条主义和绝对化，克服它同世界学术史的脱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何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观？我们只能从科氏的生平、学术生涯和社会活动，科氏逝世后俄罗斯同行对其为人为学的评价上寻找答案。
1947年9月，科氏步入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1952年大学毕业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1955年他顺利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被留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任教，从此时起到1995年他与世长辞前一直在这里执教。1957年晋升为副教授，1960-1962年任副系主任负责科研工作，1966年出色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晋升为教授。从1966-1995年近30年时间主持由М.Н.季霍米洛夫院士创立的俄国史史料学教研室。在科氏主持该教研室期间，该教研室既从事史料学的教学与科研，也从事历史编纂学的教学与科研，尤其是将计量方法和史学研究方法论引入教研室的历史研究中。在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运用计量方法实验室，邀请数学家和程序编制员来实验室工作。现在该实验室即以科氏的名字命名。在他的努力之下，教研室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团队攻关意识、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强，提出和解决了史学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饮誉当时的苏联史学界，自然确立了科氏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科氏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莫斯科大学学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苏联教育部教学法委员会和科技委员会的成员，还是列宁（后改称国家）奖金委员会成员。
科氏指导了一百五十多名本科毕业生和50名研究生，其中多人获得了史学博士学位。从1974年起，科氏为历史系学生开出全新的课程——历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从1975年起，他又为历史系学生开出另一门全新的课程——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科氏20年连续讲授的史学研究方法论课程由其弟子戈里科夫和谢伦斯卡娅教授轮流执鞭，并且不断推陈出新。(12)
科氏在繁忙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余，还热心于组织和协调学术活动。从1958年起，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定期召开的跨加盟共和国的东欧农业史讨论会，到1998年，这种讨论会共举办了26次，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1969年起担任《苏联历史》主编达18载，1972年科氏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后被吸收到历史学部常务委员会工作，从此他更积极地参与学术组织活动。1987年科氏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翌年担任历史学部院士秘书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开始全面组织和协调全国史学研究活动。科氏在科学院历史学部创办并领导了史学研究中运用计量方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围绕史学研究中如何运用计量方法组织了上百次讨论，1972-1991年以《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为题出版了7本论文集。从1982年起，科氏担任国际计量史委员会主席之一。在运用计量史学方法方面，科氏与美国同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他还同德国、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和意大利等国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在组织各种学术会议等方面通力合作，赢得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科氏标新立异的著作也博得了国外同行的广泛承认，他的若干著作和论文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中文和捷克文。从1966年起他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史联合会工作，1978-1990年成为该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科氏曾出席第14届和第15届国际历史学大会，还当选为纽约科学院院士。
1995年12月13日科氏病逝。1996年12月2-3日科氏逝世一年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部举办了纪念科氏的第一次学术报告会。(13)1998年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部将《历史论丛》第2(120)卷作为纪念科氏的专集。(14)1998年11月30日-12月1日，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部为纪念科氏诞辰75周年举办了第二次纪念科氏的学术报告会。(15)2003年12月1-2日，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哲学学部为纪念科氏诞辰80周年举办了第三次纪念科氏的学术报告会，(16)共有128位俄罗斯和国外同行与会，其中11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12位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发言缅怀科氏的业绩。他们对科氏的评价可归结为：他是大写的人，精神高尚的人，充满大智慧的人，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凡事认真，做事全心全意；具有学者的良知和使命感；平易近人，容易沟通，甚至与观点截然对立的同行也能平心静气地交流，与人为善；书生气十足，将学术追求高于一切，是真正创造型的学者。俄罗斯同行的上述评价可间接地回答科氏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俄罗斯史学的振兴孜孜以求的原因之所在。
三
苏联解体和马克思主义失去正统学说的地位后，所有在马克思主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又不愿与马克思主义分手的俄罗斯史学家都在苦苦地思索俄罗斯史学的现状和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定位问题。科氏是国内外公认的大家，威望甚高，且执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部，这一切都赋予其1991-1995年间的方法论探索以特殊意义和特殊影响。下面依次分析其思想演进、方法论探索的主要观点和意义。
第一，科氏的思想演进。根据科氏在1991-1995年期间发表的作品，我们有机会关注其思维进程，弄清作品中占优势的思想。先从其1991年撰写的一篇论文谈起，(17)这篇文章可以见证科氏史学方法论观点的转变，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转变。科氏继续留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同过于简单地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论战，同时号召人们克服对马克思学说的教条主义和绝对化倾向，克服它同世界学术史的脱节。
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上，这具有一定的新意。科氏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对待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一样，既要有历史性又要有客观性。这就要求全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站在辩解或虚无主义的立场上来评价。”在发现“马克思主义学说同其他重要学说一样，有着某种永恒的东西”的同时，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例如，针对欧洲19世纪资本主义的评价，具有短暂的历史性特点，它只相对于一定的历史阶段而言是正确的。自古以来，任何一门社会理论和具体历史思想都有一定的错误与偏差。马克思主义关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提法就犯了类似的错误。
在以后的方法论探索中，科氏开始研究历史认知过程中各种社会哲学理论整体化所面临的问题。1992年，科氏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在史学领域基础研究的状况及前景》(18)的报告中指出：“必须有一整套的方法解释历史认知的对象、认知方法和社会历史发展”，这种方法要求历史认识具有整体性。他把这种方法同曾经导致主观认识论的“简单化的多元论”进行了比较，强调真正的多元论包括“研究者的责任，研究者在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现象时，有责任把各种方法论、理论观点连成整体，使它们能够深入分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或那种现象”。格里科夫教授赞成这种观点。(19)
科氏指出，对于俄罗斯历史学家而言，“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在于摒弃那种一维的粗糙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曾立志把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归结为某种万能的通用的因素），研究它的多样性，并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找合力”。科氏坚信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发展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指出，这只是一种趋势，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任何一种因素（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某一重大事件的推动力。
因而，史学的理论、方法论应包含适合于以往现实各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科氏认为，“没有任何一门科学理论不含有一定的合理内核，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某些事物而言是无益处的，因此研究者在研究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时应寻求所有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合理内核”。可见，这些观点在许多方面同国际史学思想新趋势相一致，即拒绝任何极端的方法论，并寻求各种社会理论和方法的整合。在俄罗斯史学界，科氏是第一个不仅道出理论方法论整合是国际史学界的要务的人，而且还提出若干设想。近年来这一问题愈益受到重视，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科氏这篇报告里的未尽之言，在1995年他最后发表的一篇论文(20)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科氏在这篇论文中，坚持多元论和整体史观，围绕社会历史发展及其推动力的基本特点，历史上非此即彼的抉择问题，个人、社会和全人类的对应关系，个性、特殊性和共性，文明史观与形态史观的对应关系，历史活动的结果及其评价诸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值得重视。
第二，科氏对方法论的探索。需要说明的是，科氏最后一篇论文洋洋数万言，我们择要介绍其主要观点。
关于史学危机问题。科氏以国际史学界为背景，讨论俄罗斯同西方史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例如围绕当前史学危机问题的见解值得关注。一是不同意因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而导致了俄罗斯史学危机的观点，认为这是因冷战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各执一端所致。二是强调这场史学危机是俄罗斯和国际史学界共同的危机，危机表现在理论方法论观点和具体历史思想出现极化现象，这种极化现象在许多方面打破了历史认知根本实质的统一。这种见解入木三分，承认对话和争论是无穷尽认识过程中获得真知的必要条件。(21)如何摆脱这种国际性的史学危机，科氏对症下药，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是应当彻底放弃建立某种包罗万象的、万能的且绝对化的理论和历史认识方法的任何企图，这一切由社会历史发展的性质和特点的无限性所决定，它使得任何囊括一切的理论的研究工作成为不可能。允许类似思想体系的建立其行为本身实际上阻碍了历史认识的进步。二是在分析和总结历史现实基础上归纳出的任何一门科学理论，而不是奠定在先验论和个别的事实基础上的理论，都内含这样或那样合理的内核，从而为社会科学思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例如，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及其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它们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篇章。与此同时，每一种科学的认知方法对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益的。三是任何一门能指导我们研究历史发展的历史哲学理论都或多或少具有历史局限性。换言之，只有在一定历史范围内，依据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对各种社会关系本质特点的评价才是公正的。四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应当将能够深入研究世界和俄罗斯的历史过程的理论，从现有历史哲学理论和观点总和中区分出来，需要思想和方法的综合，而不是机械地彼此做出取舍（就像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和用一个来替代另一个（最经常的是主观唯心的）。这种兼收并蓄和平心静气的态度有可能化解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坚冰，而放弃极端化的做法有可能走向整体史观，其启发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Л.П.列比娜的见解很可取，她认为“历史分裂（就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言）陷入逻辑上的绝境自然引起回归新的综合”。(22)历史综合问题常常被解释为历史认识的完整性问题，强调这一情况的存在，并指出达到历史综合是当代科学的最高任务。
关于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人类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们的活动和社会关系是社会历史发展有机联系着的根本实体。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协调程度应永远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尽管人类自己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对于历史，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在一切主观条件下，历史发展过程同时是客观的、有规律的，这一点远没得到所有史学家的认同。众所周知，历史包含的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总是具有太多的解释，引发不间断的辩争。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制约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避免将主观和客观因素对立起来，避免无视二者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唯其如此方能避免顾此失彼。
首先，任何一代人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这里的环境不是他们自身创造的，而是由历史传承给他们的。任何一代人都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社会关系，但他们只能凭借历史遗产，只有依靠他们从以往时代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潜能才能够采取行动，由此限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提出适当评价历史遗产及其在人类活动中的合理性问题。历史学家应该证明，这一遗产究竟是什么？它得到多大程度的合理有效的使用？遗憾的是，史学家很少这样提出问题。其次，人类主观活动成果体现着社会历史发展固有的特征，因为完全不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距离的那一切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而言是客观的。为此，主、客观因素对比其涵义常常是多义的，也就是说，现实一方面可能是主观的，另一方面又是客观的。例如，社会上爆发的各种抗议、示威是参与者的一次主观行动，但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和政府机构而言是一种客观现实。最后，社会机体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对任何社会活动结果的预测变得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况且有时其结果无论是谁都不曾渴望的，也未曾想到的。因而，在这方面，主观行动导致了客观的、不取决于行为主体的结果。
可见，历史发展进程的主、客观因素总是有机结合的。极端的态度和方法的特点是将主、客观对立起来；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本质和表现或者归结到主观因素，或者归结到客观因素。着重强调历史发展客观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拥护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客观性和规律性上，因自己有限度的表达致使历史黯然失色，对主观性主要是从客观性和规律性的普通反映这一角度去理解，由此重在阐明适于社会要求的自觉、革命、激进的事物。主观起决定作用的拥护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和独一无二的、偶然的和自发的、进化的和传统的因素，历史认识客体的局限性彰显无遗。历史学家不仅要具体揭示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客观规律及事实是如何影响、作用历史发展进程的，而且还要揭示人类活动和人与人相互关系是如何起作用的，社会客观规律在人类活动中又是如何被考虑在内的。历史经验的价值也就在于此。一个鲜活的例证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革家希望迅速从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靠市场机制有效地调节生产，继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由于忽视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的形成是复杂、漫长的过程，该过程同生产者及消费者多方面活动息息相关，由此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市场难以按政府的意愿行事。科氏重视主客观因素、重视历史经验的观点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阶级斗争及其作用问题。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历史发展强大的动力。但科氏认为，将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只简单地归结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被剥削者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是不正确的，应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有关社会抗议和社会斗争作为社会发展推动力的问题。作为推动力的不仅仅是被剥削者反抗剥削者的斗争，而且是所有社会阶层致力于加快社会进步而进行的任何社会斗争。例如，新生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反抗贵族、封建主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其意义并不亚于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所具有的意义。应当彻底克服在阐述俄罗斯历史时一再出现的简单化问题，这种简单化表现在将阶级斗争看作是一种防护措施。只要翻开十月革命前俄国史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如下的字眼便会映入眼帘：农民受剥削程度加重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恶化了，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了。这种情况竟持续了千年，而在这种情况下却诞生了一个强大帝国，辽阔的土地被纳入版图，却并没有发生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个覆灭，仅此一点就令人感到惊奇。科氏确实触及了问题的要害。俄罗斯著名学者米罗诺夫也持有这种观点。
科氏强调，如果阶级斗争只是作为一种防护措施，那么它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它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推动力，这是因为整个社会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促使（甚至是迫使）统治集团，首先是国家更加积极地调节社会历史发展节奏。
阶级斗争及其历史作用问题的研究视野应比以往更为开阔些。这一研究需要专门分析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反抗、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相关联的各种现象，以及它们对统治集团和国家政策产生的影响。这里谈及的不仅仅是为证明谁获得公正？为谁获得的？取得了何种成果？这些问题在史学研究中，首先在研究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时，具体揭示无论整个人类历史还是个别国家里社会公正形成和发展的复杂过程。理论上如何认识社会公正问题？在统治集团和国家实践活动中如何兑现社会公正？这些问题是借鉴历史经验方面最为重要的一点。所有这一切有助于深入分析所研究的现象和过程。
关于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科氏认为，首先应明确“自发性”和“自觉性”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内容常常被解释为有无政治觉悟？相应需求和利益以及实现他们的道路与方法的论据是否充分？例如，封建主义时期的农民斗争常常被看作是自发的，而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运动却是自觉的。某些苏联史学家试图提出并研究俄国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但这种尝试受到严厉谴责，其原因就是将这种观点绝对化。
诚然，自发性和自觉性与政治觉悟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整体上这些现象却含有更为宽泛的内容：自觉性——这是理性认识并鲜明表达需求和利益、目的和思想以及实现他们的方法与道路。自发性——这是对客观现实的社会心理知觉，就好像是基于对社会财富、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等通常抱有的、坚定的认识而对客观现实做出自发反应。自觉性和自发性——这是社会意识的两种形式，是合理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心理形式。前者是较为动态的，在各种能够最完整地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和利益的思想理论作用下而形成。后者是对各种性质的自然、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及其他因素的意识和行为产生的本能反应。显然，在苏联的史学研究中，将研究重心放在自觉性、合理的意识形态上，而对自发性问题重视不够，往往以偏概全，应引以为戒。
关于个性、特殊性和共性。个性、特殊性和共性有可能针对社会历史发展本质内容进行空间分类和时间分期，这里将触及多维类型和分期问题。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诸要素即个性、特殊性和共性如何主次协调一致、遵守从属关系的？个性、特殊性不存在于共性之外，而后者也不能没有前两者而存在。在部分和整体相互作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整体，在整体中以凸显共性特征的部分最有活力。
如果在共性中最清晰地表现出历史发展的本质特点和优势，个性、特殊性就归结为共性，通过个性、特殊性的最深层的客观认识以彰显共性，即揭示事物的实质，以此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性早已达成共识。任一体系中的个性、特殊性和共性就自己的规模、范围讲是纷繁多样的，它们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课题。若以某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为课题，那么有关这方面的个别法令成为最低限度的个性，农业、工业、财政、对外经济等政策可列入特殊性，而国家经济政策主导方针将成为共性。若以欧洲范围的经济政策为题，那么个别国家的经济政策归为个性，若干国家实行的政策归为特殊性，整个欧洲归为共性。
历史发展时间阶段的划分同样如此。它们能够基于对这一发展中的个别成分，即个性的考虑；所有因素总和，即特殊性被视为分期的基础；最后从共性出发，从社会历史发展主要特点的总和出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尝试着依据历史发展中其他类型的特殊性（生产方式、经济增长阶段等等）进行分期。
科氏强调，根据形态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分类和分期的观点，总是处在顾全特殊性这样的思维轨迹上，这一观点是历史发展研究工作向前迈出的毫无疑义的、实质性的一步。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来研究这一发展，这使得我们在划分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性质。因为构成生产方式的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现实中具有必然性、连续性和重复性的特点，这一切使我们能看到这一发展的规律性；与其他的、内容较为狭隘的历史发展分类与分期原则相比较，形态史观毫无疑义的优势就在于此。无论如何不能推翻形态史观，也不能将其绝对化和教条化。科氏的这种观点同样表明其放弃极端立场的努力。
第三，科氏方法论探索的意义。
科氏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的著作里大量援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作品不是为了跟风，它们构成了科氏全部理论思想的精髓，无论是研究俄国农业史，还是探索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科氏都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若是跟风，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正统地位时尚可以解释；而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处处受到冷遇，科氏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学说却难以解释。恰恰科氏为人为学的高尚品质，其作为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其在逆境中信心百倍地探寻新的研究范式，努力更新学术观念和治史方法，以提升史学思想的理论层次为目标。(23)这一切对学界同仁和后学的昭示作用难以估量。
托姆斯克大学历史系教授Б.Г.莫格里尼茨基认为，1985年之后，一些史学家匆忙宣布“与马克思告别”，抨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甚至声称马克思主义对史学发展产生极大危害。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俄罗斯史学研究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认知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它对20世纪历史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4)久久金认为，最近一些年，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均变了。历史编纂学范式的更新（用文明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社会形态史观）所付出的代价甚大。(25)
笔者认为，可能有人对科氏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甚至完全有可能，随着岁月的推移，时间将对其观点做出修正。其实，科氏本人从未将自己的理论观点视为公认的、最终的真理，其著述中提出的各种观点与其说是答案，尤其是不容置疑的答案，不如说是一些问题。(26)但科氏最后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范式遭到诋毁，与此相关主观主义研究方法大行其道的情况之下，在俄罗斯史学界，科氏第一个勇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撰写这样思维缜密的力作，自成一家之言，成为新历史范式的基础。(27)科氏本人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但就实质讲，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昭示出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新方向。当然，科氏所提出的方法并不是唯一可行的，但是兼收并蓄的多元论的范式十分可取。科氏反复强调要力戒极端化、简单化和片面性，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使不同立场的史学家能充分对话，(28)各取所长，集一切理论方法之精华；强调阐述历史发展物质和精神因素并重，力主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力图避免历史研究的“碎化”现象。科氏在重视史学创新和传承，充分肯定西方历史哲学思想成就，更新方法和观念的同时，极力倡导重视俄罗斯史学自身学术潜能。在目前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和估量十月革命前和苏联时期关键问题之时，离不开科氏的真知灼见，这恰恰是科氏理论遗产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的原因所在。(29)
注释：
①关于科氏在俄国农业史方面的贡献，请参阅张广翔：《科瓦里钦科与俄国的农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②科瓦里钦科：《史学研究方法》（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 Метод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莫斯科：2003年增订版。
③萨哈罗夫：《国内历史编纂学：西方的评价和我们的现实》（Сахоров А． Н．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западные оценки и наша реальность”），科瓦里钦科、萨哈罗夫和波里雅科夫等人编：《20世纪俄罗斯——各国史学家的争论》（отв． ред．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А． Н． Сахаров， Ю． А． Поляков， Россия в ХХ веке． Историки мира спорят，），莫斯科：1994年版。
④萨哈罗夫：《国内历史编纂学：西方的评价和我们的现实》，第727页。
⑤萨哈罗夫：《俄罗斯：人民、管理者和文明》（СахоровА． Н．，Россия:Народ． Правители． Цивилизация），莫斯科：2004年版，第5-6页。
⑥萨哈罗夫：《国内历史编纂学：西方的评价和我们的现实》，第740页；菲列基：《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90年代初史学：新特征和旧教条》（ ферретти М．，“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80 - начале 90 - х гг:новые черты и старые догмы”） ，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历史编纂学》（ Ю． Н Афанасьева，
） ，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38页。
⑦阿法纳西耶夫：《苏联历史编纂学的特殊现象》（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Феномен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历史编纂学》，第21-36页。
⑧萨哈罗夫：《国内历史编纂学：西方的评价和我们的现实》，第742页。
⑨久久金：《在90年代国内历史编纂学中的第一次俄国革命》（ Тютюкин С． В． ，“Перв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ция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90-х годов”），《祖国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6年第4期，第72页。
⑩科列林和久久金编：《百年之后再思考第一次俄国革命》（ отв． ред． А． Н． Корелин， С. В． Тютюкин， Пер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столетие ），莫斯科：2005年版，第6页。长期在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后移居加拿大的Б．Г．里特瓦克博士也有同感。参阅里特瓦克：《过渡时期俄罗斯历史编纂学的离奇现象》（Литв'ак Б． Г． ， Парадокс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на переломе эпох），彼得堡：2002年版，第42-46页。
(11)笔者1996-1997年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进修期间，曾就当时俄罗斯史学研究问题多次请教阿列克谢娃，她有问必答，并提供了相关的文字资料。归国后笔者将相关内容整理成《俄罗斯的史学研究》一文，发表在《东北亚论坛》1998年第1期。
(12)格里科夫：《莫斯科大学史学方法论教学问题》（ Голиков А． Г．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проблем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в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6年第4期，第139页。
(13)卡尔波夫编：《纪念科瓦里钦科院士学术报告会资料》（отв． ред． С． П． Карп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ых чтений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莫斯科：1997年版。
(14)谢沃斯基扬诺夫院士编：《历史论丛》（т． 2． отв．ред．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莫斯科：1999年版。
(17)科瓦里钦科：《历史方法论的某些问题》（КовальченкоИ． Д．，“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近现代史》（Новая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1年第5期。
(18)尼基方罗夫：《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部工作讨论》 （Никифоров Е А． ，“Обсуждение работы отдел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РАН” ），《近现代史》1993年第2期，第51页。
(19)格里科夫：《莫斯科大学史学方法论教学问题》，第139页。
(20)И．Д．科瓦里钦科这篇文章刊载在三处，题目略有区别，第一处最全。《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关于新方法的思考与述评》（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Теоретике—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Заметки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овых подходах"），《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本文以该文为蓝本，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文。
(21)莫格里尼茨基：《史学和认识论问题》（Могильницкий Е Г．，“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 проблемы гносеологии”），科瓦里钦科、萨哈罗夫和波里雅科夫等人编：《20世纪俄罗斯——各国史学家的争论》，第715页。
(23)莫格里尼茨基：《史学和认识论问题》，第717页。
(24)莫格里尼茨基：《史学方法论学家И．Д．科瓦里钦科院士（ Могильницкий Б． Г．，“Академик РАН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как методолог истории”），《祖国史》2003年第6期，第128页。
(25)久久金：《在90年代国内历史编纂学中的第一次俄国革命》，第72页。
(26)莫格里尼茨基：《И．Д．科瓦里钦科晚期著作中寻求新的史学范式》（ Могильницкий． Б． Г． ， " В поисках нов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истории последние работы． И． Д．Ковальченко"），卡尔波夫编：《纪念科瓦里钦科院士学术报告会资料》（ отв． ред． С П． Карп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ых чтений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莫斯科：1997年版，第176-177页。
(27)莫格里尼茨基：《И．Д．科瓦里钦科晚期著作中寻求新的史学范式》，第177页。
(28)西科罗：《И．Д．科瓦里钦科作为人、学者、教育家和学术组织者》（Шикло А． Е．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ученый，педагог，организатор науки， человек”），萨哈罗夫编：《2006年历史和历史学家》（отв． ред． А． Н． Карпов， История и историки 2006），莫斯科：2007年版，第331页。
(29)莫格里尼茨基：《史学方法论学家И．Д．科瓦里钦科院士》，《祖国史》2003年第6期，第128、137页；西科罗：《H．月．科瓦里钦科作为人、学者、教育家和学术组织者》，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