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未来——研发与教育活动投入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活动论文,启示论文,未来论文,我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D9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GDB1130（2003）04—0060—08
投资于研发（R&D）和教育，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这似乎已成为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经合组织对其16个成员国研究开发活动进行的一项计量分析表明。产业研究开发投入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会提高0.13％；公共研究开发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会提高0.17（注：数据来源，梁战平：“2001年的世界科技竞争和发展”，《人民日报》，2001年12月30日第7版。）。而几乎所有的内生增长模型，都将研发与教育活动所带来的“知识溢出”视为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尽管如此，由于研发与教育投资所存在的明显的“正外部性”，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之间的差异，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差异，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认识到投资于研发和教育活动的重要性的，甚至，在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牺牲研发与教育投资，以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行为。因此，在“科教兴国”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发展战略，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全社会空前提高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研发与教育投入状况及其效果进行一个全面的检讨。
一 研发与教育活动投入及绩效的国际比较
首先，纵观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在科学技术，待别是研发和教育活动方面投入最多的国家。以全球第一大科技和经济强国美国为例，其在R＆D活动方面的投资，几乎相当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2000年时，美国一国的R＆D支出总额就达到2430.56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日本（937.01亿美元）的2.6倍。不仅如此，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的R＆D支出总额增长了4％还多，在五个大国中增长率居首位（日本为23％，法国为7.8％，德国为20％，英国为8.3％）（注：数据来源：OECD，MSTI database，May 2002，整理自OECD， 2002：288，Table 6.）。在教育投入方面，1996年时，美国政府教育投入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就达到了5.36％，这一比例略低于法国（6.04％），但高于日本（3.6％），德国（4.81％）和英国（5.33％）（注：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转引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虽然美国政府全部教育支出占GNI的比例并不算最高，但高等教育（占GDP）的支出比例却几乎是世界最高的（仅次于韩国的2.5％，接近2.3％，1998年）（注：数据来源：OECD，Education Database，May 2002，转引自OECD，2002：43，Figure 1.23.）。
考虑到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规模，可以看出，正是在科研与教育活动方面的巨额投入，才保证了美国在全球科技与创新领域的领先、甚至是支配地位。从1990年到1999年，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几乎扩张了1倍，在五个大国中扩张速度仅次于法国（107％，另，日本为57％，德国为76％，英国为87％），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出口的比例，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1999年数字为34.79％）（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在全球技术贸易方面，美国更是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除少数国家（如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英国、俄罗斯等）之外，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技术贸易逆差。而1999年时，美国在专利和许可证贸易方面的顺差达到了231.92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英国为16.41亿美元，德国为-13.88亿美元，法国为-3.14亿美元，日本为-16.64亿美元）。美国在专利和许可证贸易方面的收入（1999年数字为364.67亿美元）（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甚至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在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培育方面，从适龄人口的学位授予数指标来看，美国的水平并不是最高的，但从学历分布角度来看，美国人口中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却是最高的（1999年数字为27.5％（注：数据来源：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2001，转引自OECD，2002∶311，Table 22.））。在科技文献的产出方面，美国的人均产出水平虽然低于北欧和其他一些国家，但在总量上，仅美国一国就占到了全球科技文献产出总置的1/3（注：数据来源：NSF，2000：6-46，Figure 6-33.）。由此可见，巨额的研发和教育投入，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和强大的科研能力，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其次，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创新能力有显著提高的国家，几乎都是在教育、研发活动方面保持了高投入和高增长率的国家。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内部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欧洲为例，以瑞典、芬兰、丹麦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其创新的活跃程度和绩效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英法德等老牌强国（注：这里的老牌强国，指的主要是美日德英法这五个国家。）。
从教育支出角度来看，1996年时，丹麦政府教育投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达到8.15％，瑞典更是高达8.28％，芬兰为7.46％（1990到1996年间增加了30％，增幅居样本国家首位），加拿大为6.91％，以上数字都超过了老牌强国中教育支出比例最高的法国（6.04％）（注：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转引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而在全部OECD国家中，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超过1.5％的（1998），除了美国之外，只有北欧五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韩国（超过2.5％在OECD国家中最高（注：数据来源：OECD，Education Database，May 2002，转引自OECD，2002：43.Figure 1.23））。在研发活动的人员投入方面，北欧国家的提高最快。1990～1999年间，每万人口中的研究人员数量，芬兰从54.6提高到了98.5，增幅为80％；瑞典从56.4提高到了91.1，增幅为62％。从而，以上两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分别超过了美国、德国甚至日本的水平，在OECD国家中分居第一和第三位。与此同期，丹麦的同一指标也从39.5提高到了64.4，增幅达63％，澳大利亚则从51提高到了67.4（增幅为32％）。两者1999年的水平都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注：数据来源：OECD，MSTI database，May 2002，整理自OECD，2002：312，Table 23.）。从研究人员的部门分布来看，每万名研究人员中分布在产业部门的人数（2001或相近年份），芬兰为43.3，瑞典为52.1，均超过老牌强国中位居第三的德国（37.7），仅次于美国（66.6）和日本（62.3），而丹麦、加拿大的同一指标分别为30和31.3，均超过了法国的水平（28.7）（注：数据来源：OECD.MSTI database，May 2002，整理自OECD，2002：314，Table 25.）。
从产出指标来看，1990～1997年间，芬兰每百万人口所持有的三大专利（指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数量，从25.5件上升到68.9件，增加了1.7倍；瑞典则从43.9件增加到了114.1件，增幅为1.6倍。从横向角度来看，瑞典超过了日本（79.9件），在OECD国家中居于首位，而芬兰则超过了德国（64.8）和美国（54.1），在OECD国家中居第三位。就增长速度而言，增幅比较快的还有丹麦（增加了1.2倍），韩国（从1.4件提高到了8.1件，增加了4.8倍，是样本国家中增幅最大的），加拿大（从8.4件提高到15.1件，增幅为80％）。而所有上述国家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老牌科技强国（注：数据来源：整理自OECD，2002：315，Table 26.）。在每百万人口的科技文献产出方面（2000年），瑞典以939篇高居榜首，芬兰、丹麦、以色列分别为778，774和799篇，处于第二集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为650篇和640篇，均高于美日英法等大国（注：数据来源：XSF，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 2002，人口数字取自OECD.MSTI Database，May 2002，整理自OECD，2002：317，Table 28.）。
从产业角度来看，由于在较短的时期内大幅增加了在研发与教育（特别是以工程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活动方面的投入，在1980～1998年间，韩国高技术产品占整个工业产出的比重，从7.5％左右提高到了15％，增幅接近1倍，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也从1％强提高到了3％左右（注：数据来源：NSF，2002：6-6，Figure 6-2.）。另外，虽然从总量上来看，由于经济规模本身的限制，北欧诸国和像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这样的“小国”，还很难同美日等老牌强国相匹敌。但它们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的增长幅度却是相当高的。比如，1990～1999年间，丹麦的高技术出口额增加了98％，芬兰增加了4倍，瑞典、加拿大增加了1.3倍，澳大利亚增加了近1.4倍，韩国则增加了近2.8倍，大多数国家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老牌强国（美国增幅为99％，日本为57％，法国为107％，德国为76％，英国为87％（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如果说，这种增幅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基数不同所造成的，那么，从相对指标来看，在1990至1999年间，芬兰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总出口的比重从7.64％提高到了23.9器，增幅为2.1倍；瑞典的同一指标从13.7％提高到了21.59％，增幅为58％；韩国则从18.06％提高到了32.2％，增幅为78％，其水平均超过英法德等国，在样本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和荷兰（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从增长速度来看，上述国家更是明显超过了老牌强国（法国同期增幅为40％，德国为38％，英国接近24％，美国和日本由于原有的水平较高所以提高不明显）。除此之外，在高技术产品的国际收支方面，2000年时实现顺差的OECD国家只有日本、爱尔兰、芬兰、瑞典、韩国、瑞士、丹麦、法国和墨西哥（注：数据来源：OECD，MSTI Database and ADB Database，转引自OECD，2002：47，Figure 1.28.）。可以看出，其中有近一半属于“后起之秀”。
从非物质产出角度来看，与大多数发达国家（除美英之外）和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等）不同，北欧诸国是极少数存在技术贸易顺差的国家。1999年时，芬兰在专利和许可证贸易方面的收入是支出的173倍，实现了2.73亿美元的顺差，瑞典当年同一项目的顺差也达到了2.39亿美元。与此相对，加拿大当年的技术贸易逆差为14.24亿美元，澳大利亚为7.8亿美元，韩国则高达26.38亿美元（收入为2288万美元，支出为26.61亿美元（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由此可以判断，北欧国家属于全球分工体系中为数不多的“知识生产国”阵营。从人力资本培育角度来看，在“后起之秀”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韩国和芬兰，同时也是适龄人口中获取大学学位人数，特别是自然与工程学科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在1990年代末时，每百名适龄青年（24岁）中获取第一个大学学位的人数，韩国为24.7人，芬兰则达到33人，这一水平在OECD国家中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却高于法德这样的老牌强国。就第二个指标而言，芬兰和韩国两国（每百名）适龄青年中获取自然与工程学科学位的人数，分别高达9.9人和9人，在OECD国家中仅次于英国（10人）（注：数据来源：整理自NSF，2002b：A2-25，A2-26，Appendix Table 2-18.），分列第二、三位。由此可以看出，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既是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大量投入的结果，也是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源泉。
最后，从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几乎所有在科研、教育与创新活动方面投入较多，增长较快的国家，都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整体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以人均GDP为例，1990～2000年间，丹麦的人均GDP提高了近21％，芬兰提高了19％，瑞典提高了18％，荷兰提高了近25％，韩国提高了65％，加拿大提高了18％，澳大利亚提高了25％，而与此同时，在老牌强国中，日本的增长率只有12％，法国为15％，德国为10％，只有英国和美国较高，分别为26％和27％（注：数据来源：OECD，Economic Outlook 71，May 2002，整理自OECD，2002：282.Table 1.）。
从而，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投资于研发和教育活动，其收益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在以芬兰、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和韩国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以韩国为例，在整个1990年代，正是由于在研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的工程教育）活动方面投资的大幅度提高，韩国的高技术产业（以半导体产业为代表）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人均专利持有量、科技文献产出量等指标为标志的科技和创新实力的显著提高，正是帮助韩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重要力量。与此相似，1990年代以来，在芬兰、瑞典等国，以通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有了迅猛发展，目前北欧地区已成为全球移动通讯和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像芬兰这样一个曾经以木业、纸浆和渔业等传统产业为主的北欧“小国”，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和“知识生产国”（注：在今年IMD推出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芬兰名列第一。）。
二 我国科研、教育和创新活动开展现状
应该承认，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我国政府加大了在研发和教育活动方面的投资力度，我国的科学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注：载人航天工程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实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的开展方面，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仍然有着较大的差距，很多指标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大国。比如，根据统计，我国每百万人口的科技文献产出只有8.2篇（1998），低于印度、巴西和埃及的水平（注：数据来源：整理自NSF，2002b：A5-87，Appendix Table 5-42。）。1999年时，我国在专利和许可证贸易方面的收入仅为7500万美元，甚至低于巴西（1.33亿美元）（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每百名适龄（24岁）青年中取得大学学位的人数为2.2名，低于印度（4.8）和埃及（8.8）（注：数据来源：整理自NSF，2002b：A2-25，A2-26，Appendix Table 2-18。）。另据中科院在去年推出的《200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从科技实力角度来看，我国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千人发表的论文数仅为11篇，在所选取的12个国家中排最后一位。1995年平均每10万国民拥有的有效专利件数，中国为2件，而美国为422件。从创新的经济绩效角度来看，中国每创造1美元的GNP，其能耗相当于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与此相应，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注：张鲜堂：“中国科技落后世界20年”，《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3月1日。）。
另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历年《国际竞争力报告》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第25位），2000，2001，2002年度的排名分别为第28位，第35位和第33位。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从1999年的29位下降到了2002年的第31位。根据中科院前述报告所作的总体判断，中国科技落后于美国、英国等先进国家15-20年左右。由此可见，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仍然是规模扩张的结果。
相对而言，近年来我国在产业发展领域的唯一“亮点”就是高技术产品出口。1990-2000这10年间，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加了5.8倍，这一速度，超过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表现最好的韩国（2.78倍），也超过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芬兰（5.05倍），更是远远高于印度（1.84倍）和巴西（1.93倍）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到1999年时，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296亿美元，大约是瑞典的2倍，芬兰的3.5倍，印度的20倍，巴西的8倍（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约1％提高到3％（注：数据来源：NSF，2002：6-6，Figure 6-2.）。高技术产品在工业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90的6.5％提高到了1999年的17.21％，其增长速度几乎与发达国家中最快的芬兰持平（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但如果我们冷静地做一下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于我国自身科技竞争力的提高，而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设厂所致（注：2002年，我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实际上，绝大多数高技术产品出口，都是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所完成的。
让我们以专利申请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199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发明专利申请，国外占71.％，而在电子和通讯产业（占整个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的50％）中，国外申请数更是高达87.7％。由表2.1可以看出，除了航空之外，在所有高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中，国外的比例都超过、甚至远远超过本国。这表明，虽然1990年代以来，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待别是企业）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外脑”的结果。
表2.1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发明专利申请状况（1998）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发展报告》（2000），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140页。
再从高技术产品贸易角度来看，由图2.1可以看出，在整个1990年代，伴随着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大幅度增加，我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方面的逆差也在逐年扩大，而通过表2.1我们则会有一个更有趣的发现，我国在计算机与通信产品的出口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顺差，但在电子产品的出口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逆差（两倍于前者）。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近年来所引以为豪的，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所谓“高技术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高技术零件组装业”而已，这一点在计算机和通信产业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个人电脑及其外设，移动电话等等）。
图2.1全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1991～1999）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发展报告》（2001），科技部——中国科技统计——科技统计信息，http：//www.sts.org.cn/stsi_2/stsdata/Data2001/2001-4.htm。
三 我国在研发和教育投入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造成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落后于人的因素很多，但在作为科技与创新基础的研发、教育活动方面的投入不足，不能不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首先，从总量度来看，我国R&D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7％左右，到2001年时也刚刚达到1.09％（参见图3.1），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OECD国家平均在2％以上），也低于捷克、俄罗斯这样的转轨国家。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就规定了到2000年时，R&D占GNP的比例应达到1.5％，而我们看到，这一世界公认的门槛标准至今仍未达到。经费投入的不足导致了人员投入的不足，每万人口中的研究人员数量，我国不到韩国的1/4，捷克的1/2（1999（注：数据来源：OECI，MSTI database，May 2002，整理自OECD，2002：312，Table 23.））。每百万人口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1996年），我国仅为韩国的1/4，低于埃及的水平（注：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
图3.1我国R&D经费支出占当年GDP比例（％）的变化
注：1990年前数字为R&D占GNP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
在研发活动方面，除了总量投入不足之外，还存在着结构失衡问题。比如，我国的研发活动长期以来一直呈现出“重应用、轻基础”的特点，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改观，由图3.2可以看出，基础研究的比例近10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近5年来甚至有所下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15-20％的比例，不仅如此，整个R&D结构日益呈现“一头沉”的趋势，近10年来，开发研究上升10个百分点，恰好是以应用研究下降10个百分点为代价的。我们知道，应用研究又称“应用基础研究”，发达国家应用研究的比例稳定在20％左右，应用研究比例的下降，意味着产业技术创新“知识基础”的削弱。
图3.2我国R&D经费支出内部结构（按研究类型划分）
资料来源：同图3.1。
从主体来看，各创新主体之间存在着功能错位问题，这一点在高等学校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绝大多数OECD国家，大学所支出的R&D经费中，投到基础研究上的比例都超过50％，而在我国，这一比例尚不足20％（参见图3.3），在大学P&D支出中占据最大份额的是应用研究，其比例超过50％。应该指出，大学研究的“应用导向”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产业化”的改革思路所导致的。
图3.3不同执行主体R&D支出的内部结构（2001）
资料来源：同图3.1。
再来看教育，我们现存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投入的增长缓慢与教育活动本身的结构失衡。1996年时，政府教育投入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仅为2.3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3.18％），巴西（5.07％）和埃及（4.79％）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注：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转引自，中国经济信息网-教育专网-世经年鉴，http：//ibe.cei.gov.cn/jiaoyu/sjnj.）。
由表3.1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在整个1990年代，我国的教育经费总额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但其相对比例的提高并不算大，教育经费总额占GDP的比例，在这10年间仅提高了1个百分点，而且，在1990年代前半期，这一比例甚至出现过下降（注：1997年的水平与1991年大体相当，在这之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而我们知道，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学费的提高有关，在这方面以高等教育最为明显。）。与此同时，直到1995年之前，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1995年之后开始上升，直到2000年才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6年以来一直下降。从而，上述三个比例的变化说明，在1990年代的10年间，全社会教育投入水平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政府在教育活动方面的投入水平却下降了。这一点与绝大多数新兴工业国在“起飞”时期的情况正好相反，与韩国政府在教育方面投入的大幅提高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表3.1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各项指标历年变化
除了相对水平增长缓慢外，教育投入的不足还体现在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之上。比如，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城市教育享受财政补贴，而农村教育则由农民自办。在招生、就业等各个方面，农村学生都受到各种政策性歧视。根据黄配华等人的研究，1994年以来分税制的推行，实际上导致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责任的放弃，“普九”（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完全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普及义务教育方面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但中央政府并没有通过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是采取了教育经费筹资渠道多元化的手段。除了财政拨款外，城乡教育附加费、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勤工俭学收入、社会捐助（如希望工程）等方式，都成为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而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学杂费的大幅度提高，“义务教育不义务”，学杂费支出成为农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一人上学、全家返贫”的现象，富裕与贫困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日趋扩大。
由表3.2可以看出，在初等教育方面，最高水平是最低水平的10倍，在初中教育方面，最高水平是最低水平的6.6倍。义务教育本应是每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这种明显的地区差距是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表现。近年来，在广大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儿童不在少数，这必将对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表3.2 2000年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支出（元/每位学生）
资料来源：黄配华等：“中国义务教育与公共财政”，表5，参见，《比较》第4期，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根据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我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两项平均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相仿，比韩国低近40年。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从业人员中仍以具有初中和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员为主体，占75％左右，其中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者占12.7％，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4.7％。这种受教育比例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20∶9∶1；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注：“我国首次公布《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http：//www.sina.com.cn.）。
实际上，如果从总量角度来看，我国的许多科技和经济指标都位于世界前列，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指标却少的可怜。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就是数量巨大、但教育水平低下的农村人口的存在。从长远角度来看，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衡，特别是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必将导致现有城乡、地区之间“知识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向“知识型”转变的未来，必将成为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应该说，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加大教育投入，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我们所出台的一些政策，在解决已有问题的同时却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从1997年以来，我国在学校数量和教育资源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下，连续4年以超过30％的速度扩大了普通高校的招生规模，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从1997年的317万猛增到了2001年的719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5％的世界平均水平。“扩招”在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拉动教育投资与内需，增加高校经费来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政策实施上缺乏配合性，它也产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比如，与扩招相伴随的学费上涨，使许多不具备条件的院校，为了争夺生源，纷纷设立所谓的“热门专业”（如财经、法律），由于教学质量本身就存在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些专业中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再比如，尽管民间有强烈的需求，但由于观念和体制上的问题，对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我们一直存在着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民办学校由于自负盈亏，在专业设置上往往直接从社会需要出发，更为合理。从而，行政性管制思路下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现有高等学校的研究、教育和培养模式发生了诸多扭曲（注：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见梁正：“高校资源配置的影响乍现”，《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3月21日，第3版。）。
根据统计，1999年，全国大学99.5亿经费总额中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经费的比重高达53.6％（注：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韦钰副部长报告整理，参见《中国教育报》2000年9月14日第1版。），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很少有超过10％的。从公共资金的支持力度来看，2001年时，在我国政府提供的科技活动经费中，独立研究机构占到了66.3％，而大学仅占16.7％（注：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相比之下，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R&D资金，投入大学的比例一般都在1/3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我国现阶段产业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薄弱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社会需求所致。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几乎所有的先进国家，在其“经济起飞”时期，教育方面的投入都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日本如是，韩国也如是。作为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为了提高自己的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比如，韩国大学在公共R&D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1997年的38％提高到2000年的44％。（注：数据来源：OECD，2002：56-57。）
而近年来，虽然我们也在“局部”上加大了对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注：比如，通过“211工程”，“985工程”等对一批重点高校、待别是研究型大学的重点资助。），但从相对比例和增长速度指标来看，增加的并不快，有些指标甚至还出现了下降（参见表3.1），《教育法》中所规定的“三个增长”的原则（注：比如，在很多地区，预算内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长期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通过牺牲教育来换取发展速度的现象比比皆是。），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
四 结语
由前述种种分析可以看出，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要为经济的高效和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增加在研发和教育活动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公共财政投入，有必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以立法形式规定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在研发与教育活动方面投入的比例和增长速度，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其贯彻执行，与此同时，通过经济体制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公共投资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于研发和教育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未来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