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朝廷论文,岳飞论文,军前诏奏论文,更张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6-0037-08
关于南宋之邮传制度，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日本学者真上隆俊之《关于南宋邮铺的一点考察》（注：［日］真上隆俊：《关于南宋邮铺的一点考察》，载于《东洋学报》34,1～4,1952。）、中国香港学者赵效宣之《宋代驿站制度》（注：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和拙作《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等。但这些成果均是对南宋递铺设置状况、传递方式及职能进行考述和辨别，对南宋初年以来邮传制度之整饬、变更、贯彻之效果，以及与当时政治军事之关系问题，皆着墨甚少。故笔者欲从这几方面对南宋邮传制度再作考察，以求对南宋邮传制度有一个动态和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北宋末年邮传之衰敝与南宋初建后之整饬
邮传又可称邮递，是以传送文书为主要职能的交通系统，在中国古代是驿传制度中的最重要部分。宋代驿传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臻于完善，表现在邮传上，可总结为六个方面：第一，驿与递分立，使递铺成为邮传的专门机构，便于管理和提高传递效率；第二，邮传之管控在中央统辖的前提下，由地方行政长官分级典领督责，外加使臣巡辖；第三，递铺服役人员以卒代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军事化组织管理；第四，传递方式明确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第五，允许官员私书入递；第六，有关文书传递的法律条文比前代更加完整细密。这一系列制度之创新与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驿传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进步，也反映出宋代邮递事业之发达。”[1](p144)
北宋初年就建立起来的这套邮传制度，在以后执行过程中不可能没有问题，这从朝廷不断对某一专门问题立法可以看出。但相对而言，这套制度在太祖朝至哲宗朝之执行效果，应较为理想，现存文献中较少发现此间文书稽滞及有关弊端等事实之记载，而一般长途漫远文书亦多能顺利传递。如绍圣间，苏轼远谪英州、惠州后，基本可按时接到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告命，[2](p126)可见当时邮传仍可差强人意。但到了北宋末年，亦即徽、钦两朝，邮传却出现了严重弛废和衰敝，其突出表现便是诸路传送文字多发生住滞、泄密和沉失现象。[3](p7489)（注：下引同书内容与原文有出入者，乃据《永乐大典》今存内容校正。）有的地方，急递“动经三四十日，马递经及五七十日至三两月以上方始递到，全然违滞。”[3](p7487)有些递铺，“积公角三百件方差一二名贫乏者负担承传。”[3](p7489)一些重要文书若不能依时速至目的地，或中途沉失、泄密，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北宋末年，臣僚言及邮递之弊的章奏可谓是连篇累牍，从中归纳，直接引起邮传衰敝之原因有三：其一，递铺人员不足。递铺人员补阙本有定制，但自北宋末年起，递铺缺人往往不能补足，以致文书无人传递。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都省札子中就言及“诸路马递铺人例皆缺额”，[3](P7489)说明这一现象在徽宗即位前就已普遍存在了。递铺缺人之现象，在徽、钦两朝一直未能有所扭转。宣和七年时（1125年），京东路“虽有见管铺兵去处，往往不过三两人承传文字，亦有无人交替铺分，致积递角，留滞程限。”[3](p7493)靖康元年（1126年）“畿邑如尉氏、鄢陵等处及京西一带递铺，兵卒类多空阙，而州县恬视不以填补，至有东南急递文书委弃在邮舍厅庑之下数日无人传者，且如福建路有经半月二十日杳无京报。”[3](p7494)造成递铺阙人失补之原因，主要是地方拖欠铺兵衣粮、官员私役铺兵现象严重和地方官补填不力。[3](P7489,7492,7494,7503)其二，官员、使臣的舞弊与失职。舞弊主要表现在私拆递角上。私拆递角，本有刑名重罚，“却有大小官员、使臣道逢递角，或安下处门首，以借看为名，或妄托诸监司及州府差来根刷递角为名，直于道中转递人处取入安下等处，盗取所递文书抽看。”[3](p7491)既多舞弊，也自然玩忽职守，“递角破损，铺兵经官申陈，多不受理，以次铺分不肯交承，遂致铺兵打过，直至本府，往回数千里，沿路并无口食，乞丐前来。”[3](p7492)其三，常程文字并私书多入急递致递角积滞。宋制，常程文字和私人信件只能入步递，紧切文书方可入急脚递或马递。但官员多求快速，“有将私家书简并不依条入步递遣发，却旋寻闲慢关移，或以催促应入急脚递文书为名，夹带书简，附急递遣发，致往来转送急脚递角繁多，铺兵疲乏，不得休息。”[3](p7487)
以上三方面原因虽直接导致了邮传之衰敝，但并非根本原因。北宋末年政治腐朽才是造成邮传衰敝之根源。铺兵衣粮的拖欠、对铺卒的私役和虐待、文书不依类入递和使臣的舞弊失职，皆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当然，为保证中央与地方正常之联系及政令之传达与贯彻，朝廷亦屡屡申严禁令，重立赏罚，刷新令格，以求整顿和维持邮递之秩序。如大观法中有禁使臣“殴伤人兵，打过递马”之律条；[3](p7492)政和敕申：“马递承传文书，违一时杖八十，二时加一等，一日徒一年，二日加一等，配五百里。罪止徒三年，配千里，并重役处。急脚递加二等。”[3](p7490)政和三年（1113年）还规定每千里差置巡辖使臣一员，“并令知县、县丞、主簿同共管辖巡察，任满及岁终以所管界内急脚马递铺承送递角赏罚。”[3](p7488)尽管朝廷费尽心思以整顿和恢复邮递秩序，但终因政治之腐败无法挽回。可以说，徽宗朝对邮递整顿之努力是不成功的。如宣和七年，递铺中仍是“铺兵衣粮不给，逃亡不补，递马刍豆蔑有存者。”[3](p7492)靖康元年，京畿和京西一带则是“递铺兵卒类多空缺，而州县恬视不以填补，至有东南急递文书委弃在邮舍厅庑之下数日无人传者。”[3](p7494)
北宋末年邮传之衰敝，除政治腐败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方腊、宋江起义和其他民变，对其活动范围及周围地区内政府邮传系统之深度摧毁是无疑的；而金军之南侵和北宋之覆亡，更使邮传系统遭受惨重破坏。因此，南宋政权建立时所面临的邮传系统之状况是不难想见的。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举行登基典礼。新朝甫立，为求政令通达，于邮传之需最是急迫。因此，在登基当天的赦文中便有云：“应急脚马递铺兵，因金人所至逃散，可专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仍依时支破请给。”五月三日，“又诏下诸路提举茶马铺所，多方招诱〔铺兵〕，又将急脚铺先次刬刷诸色厢军填补，请给衣粮，令按月支遣，除传送文字外，其余应合破递马、铺兵，权行住罢，候措置就绪日依旧。”六月一日，“又诏令诸路转运司先次将差出人拘收，归原来去处，其逃亡阙额，于本处厢军处拨填。其请给三分中更增一分，旧人依此请给差与。权免诸般差使，专一传送文字。如招到后却有逃亡出首之人，其所增请给更不支给。”[3](p7494)可以看出，南宋政权建立后，对邮递制度之整顿和恢复是非常急切的，不仅连下诏书，而且为保证文书传递，将官员差出所配递马、铺兵暂时住罢。
多数情况下，新政权建立之初，百废待举，在一些制度的重建和恢复中多能大见成效，尤其是应急性建设。但南宋建立之初对邮传之整顿与恢复却未能给人这样的印象。南宋立国四个多月后，臣僚的一份奏章不仅反映出数月来邮递制度恢复之效果、文书传递状况，而且亦指出了所存在之问题。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言：
有司失职，邮传不通。陛下即位以来诏令多矣，而浙东州军所被受者唯两赦及四五御札，其他片纸不传。浙东距行在止二千余里，而命令阻绝如此，彼川、广、福建可知矣。契勘诸道进奏官遇有文书，画时发遣，或合誊写播告，各有成法，比缘一切指挥官吏分番，其留行在者一月一易，遂致废事。窃谓寺监局务官司，事属一体，虽分番次，未为甚害，唯进奏人吏分掌诸州，一吏下番，则一州事废，虽有兼权之人，孰肯尽心典领他人之事？又，马递铺兵缘军兴调发，或因招军，许令刺换，故所在多有阙额。乞应进奏院官吏并随行在，凡文书被受誊写入递，并依常法，敢有违滞，重置典宪。其诣诸州，应有进奏官供给及年例应付之物，并仰发来行在，俾为纸札之费。仍乞戒饰诸路提举马递铺官，督责巡辖使臣招填铺兵、驱磨递角，毋或违慢，仍令诸司互察及门下后省点检按劾施行，其文字不到，亦许诸路州军径申门下后省，庶几四方万里皆得闻朝廷号令，知陛下忧勤爱民之意。[3](p7494)
从这篇奏议中可以看出，数月来南宋对邮传之恢复起色不大，除递铺严重阙员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外，又出现进奏院制度未健全之因素。之后，南宋政府对邮传之恢复整顿仍是不懈努力，不仅加强对邮递之提举、督察，继续招填铺兵，还健全进奏院编制以随行在，但仍收效甚微。一年后，不仅许多州县道路仍是递铺“缘兵火残破，未曾复置”，更有诸处兵马及奉使官员“科差递马、人夫”，“骚扰害民”。因“虑有阙少铺兵转送未到去处”，朝廷赦书则“仰诸司、诸州县镇被受日时誊录，互相关报邻接官司疾速奉行。”[3](p7495)由此可见南宋建立之初政治状况和政府行政效能之一斑。
通讯渠道不畅，对一个新生政权之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但南宋却因此遭受了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的惨祸。建炎三年（1129年）初，金军奔袭扬州，因南宋传警斥堠不修，[4]（325册，p311）当金军占领离扬州只有一百多里的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县）时，南宋方获消息，结果扬州十余万军民惨遭屠虏，宋高宗本人则仓皇出逃。经此惨痛教训，南宋不得不在建设邮传方面另觅他途。
二、斥堠铺之设置——南宋对邮传的第一次更张
近两年邮传恢复之低效和扬州逃难之惨痛教训，使南宋朝廷认识到，完全靠恢复旧有邮传系统来保证官方文书，尤其是紧急军期文书乏传递，短期内是办不到的。为预防金军每年都进行的南侵，保证新政权与辖内各地的紧急文书往来，南宋朝廷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新建一套应急性文书传递系统。最先设置的是斥堠铺。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亦即扬州逃难后半个月，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3](p7495)（注：按：关于斥堠铺之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记及同条内容时，称“摆铺”，《宋会要辑稿》本条则有言“摆铺斥堠”。关于两个“摆铺”，笔者认为前者为“斥堠”之误，后者乃是动词。见拙文《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
斥堠本是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地区侦察和传送情报之机构，而今南宋则将其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不仅专设于两浙路，淮南、荆湖、江南东西路和四川等地亦有设置。斥堠铺初设时，与原有递铺（即省铺）有所不同。第一，斥堠铺功能单一，“专一承传御前金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紧急文字”，[5](p6458)相当于省铺中的急脚递，而省铺则有的是多种功能兼具。[6]第二，斥堠铺是为应急而设的临时性机构，一旦战事缓和，或省铺恢复，即行废罢，而省铺则是常设的。第三，斥堠铺设置间距一般为十里，亦有五里一铺者，比省铺短。省铺间距常制为二十五里，亦有二十里、十八里等低于二十五里者。[7]（947册，p461）[8](p3397)[9](p1536)第四，斥堠铺初设时，充役人员为弓手和保甲，每铺一般为五人[3](p7495)，而省铺充役者则为军卒，且每铺常制是十二人。[7]（947册，p461）从斥堠铺设置状况看，皆是为追求一种快速高效，但以弓手和保甲充役，似与提高效率无必然联系，因为北宋以来邮传以卒代夫之优越性，早已得到证实。南宋所以有此举，非为他故，主要是在战局紧急，立足未稳，而铺卒阙额难以解决之情况下，以弓手、保甲来应急。后来待新政权稍稍站稳脚跟后，斥堠铺内则渐将弓手、保甲改成兵卒。这一变化，具体始于何时，史无详载，但从现存记载看，至迟在绍兴元年（1131年），斥堠铺内已是弓手、保甲与土军并用了。[10]此时已是金军渡江北归一年之后，宋金南北对峙的格局开始形成。
为保证斥堠铺的传递效率，南宋还加强了具体的管理措施。如在斥堠铺初设时，就规定“每铺限三刻承传，置历批写时刻；每五铺选差有材干年五十以下使臣一员，不以有无拘碍，委逐州于见任得替待缺官内日下抽差，或招募有物力武勇人借补进义校尉充往来巡辖，候及一季，无违滞，有官人转一官，招募人与正行收补；州委知、通专切点检，县委知县、尉主管，月支钱三贯文，如无违滞，每一季减二年磨勘。”[3](p7495)除此之外，还屡屡申严禁令，以维持传递各环节之秩序。次年，又在一些地区置专司总领州县斥堠铺，或在一路差官专一提举马递铺兵将。[3](p7496,7497)
尽管南宋作出如此多之努力，但事实上仍未能改变邮传衰敝之状况，达到理想的文书传递效果。建炎末和绍兴初，不仅“诸路转运边防等文字例各留滞”，[3](p7496)而且因递角沉坠，“州县间奏裁与提刑司审覆案等，有经累月而未下者”，“使可贷之囚系禁而死”。[3](p7499)更有甚者，是军期文书之违滞，不仅延误战机，而且影响到整个战局结果。岳家军在平定各地变乱中就有此类突出事例。如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二十九日，朝廷发下省札，命驻兵洪州的岳飞“日下将带见统全军兵马，起发前去，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11](p1205)二月八日，又命李纲出任荆湖、广南宣抚使。[4]（325册，p691）以消灭盘据在荆湖一带的盗匪曹成、马友等人。但不久朝廷又接受江南西路安抚大使李回的意见，在三月四日递发枢密院札子云：“奉圣旨，令岳飞到袁州，更切斟量贼势。如贼兵众，且于袁州驻扎，俟宣抚司人马到，同共进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发赴行在，即与马友会合，同共剿杀刘忠讫，续往潭州。飞素有谋略，毋致稍失机会，却致贼兵破坏二广。”[11](p837)当时摆铺未设，枢密院札子应入斥堠铺或省铺急递，按洪州距临安约一千六百里左右，（注：此按杭州经衢州至洪州路线，据《元丰九域志》所记各州地里推算，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依斥堠铺正常传递速度，从临安到洪州应约为五天，即使以日行二百里的步递传送，亦只需八至九天，完全可以在岳飞发兵前递到。但事实上，宋廷三月四日之公文，却迟至三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方递到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司，岳飞接到“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司牒”，已晚至四月二日。[11](p837)[12]（1126册，p22）而岳飞早在三月十七日已离开洪州，[11]（p174～175）当接到枢密院札子时，早已离开袁州，而抵达荆湖路衡州地界，已无法奉行朝廷令“袁州驻扎，俟宣抚司人马到，同共进兵”之决策。而曹成闻岳飞进兵消息，则“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贺州界去讫，至三月二十七并已起离道州尽绝。”[11](p947)后又侵犯封、连、昭、桂等州。[4]（325册，p709,711）[12]（1126册，p30,50,97）尽管这些盗匪后来皆被岳家军一一消灭，但终对广南州县造成骚扰，而岳家军亦付出长途奔袭和千里转战之劳。（注：该部分内容参阅王曾瑜先生《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五《岳飞平定各地叛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三、以摆铺代斥堠铺——南宋对邮传的第二次更张
斥堠铺设置以后文书传递之状况说明，南宋第一次更张邮传制度结果基本上是失败的。然而正当斥堠法坏之后，军事形势之变化又给南宋邮传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绍兴三年至四年间，南宋与伪齐政权军事斗争进入最激烈阶段，特别是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很大的军事压力。面对此局势，原有的斥堠铺系统已无法保证紧急军事情报之有效传递，必须对其严加整顿或设置一套新的递铺系统取而代之。于是便又出现了摆铺。关于斥堠法坏和摆铺创置之原因，绍兴十三年（1143年）御史中丞罗汝楫亦曾有明言：“近岁修立斥堠法，尤为严密，州县官吏诚能遵法而行，存恤铺兵，徐加督责，岂有传送稽留之患？昨缘多故，乃更置摆铺。”[3](p7504)
摆铺创置时间应是绍兴四年（1134年），[14]（p100～104）因战争局势之严峻，“令淮南、荆湖、江南、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摆铺初设时每二十里置一铺，[3](p7501)绍兴末年，又以“每十里置铺”。[3](p7503)铺内铺兵人数为五人。[3](p7501,7510)为保证新设摆铺的传递效率，在绍兴四年五月诏令枢密院措置摆铺时就颁布十二条摆铺立法，[3](P7501)包括铺兵配备、传递职能、铺兵衣粮支给、文书传递之督责点检及传递违滞之处罚等内容，可以说较为完备。但设置摆铺后，原斥堠铺并未因此废罢，反而成为常设性递铺以作补充。这样，在许多地区便形成摆铺、斥堠铺、省铺并存的局面。究其原因，大概是南宋政府再无信心以一种或两种递铺承担所有文书传递任务，故让三种递铺并存，以求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三年。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经两年，两国久无战事，摆铺已无用途，徒为州县之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建议下废罢。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1208～1224年）时。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下侵宋，两国之间又起战火。于是，南宋再置摆铺传递军事情报。从此数十年间，宋金冲突不断，几战几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10]（p19～26）。
摆铺设置后，南宋政府便对三种递铺之分工作出明确规定。斥堠铺初设时，“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3](p7495)主要是“探报金贼并盗贼文字，”[3](p7502)摆铺取斥堠铺而代之后，其传递任务与斥堠铺同。[3](p7501)常行文字不准入斥堠铺和摆铺传送。[3](p7502,7503)常行文字以及非关金兵、盗贼文字仍由省铺传送。但由于斥堠铺、摆铺传递效率比省铺高，其它文字往往亦入斥堠铺或摆铺传送，致使紧急军期文字传递出现稽违现象。于是，南宋朝廷于绍兴五年二月诏：“今后尚书省行下诸路文字，如有事干机速，并入本省急递发放。”[3](p7502)摆铺设立后，斥堠铺专一传递紧急军期文字之职责，转归摆铺，但因其并未废罢，且传递效率高于省铺，所以渐渐侵夺省铺之紧急文字传递功能。摆铺废罢后，则承担起所有紧急文字传递任务。省铺则沦为传递非紧急文字传递机构。[5](p6458),[3](p7514)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因摆铺再设，对三铺之分工又作规定：“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堠、急、马、步递。”[3](p7508)摆铺、斥堠铺、省铺依其传递文书之快慢由高到低形成等级关系。摆铺最为重要，斥堠铺其次，省铺又次。乾道时（1165～1173年），摆铺废罢，则将铺兵放遣，一半归军，余半入斥堠铺。[3](p7509)摆铺再置时，则“将诸路旧置摆铺之处斥堠铺兵内，拣摘少壮健步谨审铺兵三名，改充摆铺，专一传送军期不入铺要急文字。”[3](p7509)三铺虽有分工，但有的地区三铺并存，很难做到职责明确，总是出现混而为一之现象。故淳熙十三年（1186年）又申：“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堠。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堠，常行并入省递。”[3]（p7515～7516）如是者再三。
摆铺因在军兴时设置，又先后隶枢密院、三衙和诸军管辖，具有较强的军事化性质，在对保障官方紧急文书的有效传递上，无疑是起到不可替代之作用的，特别是在宋金交战过程中，成为维系朝廷和前线诸军诏奏往来的重要渠道，这从南宋每逢军兴就置立摆铺可以看出。然而，若从摆铺设置以来南宋文书传递之整体情况看，邮传秩序并未因摆铺之设立而有所改善，文书传递之弊反甚于前，摆铺之传递亦不理想。绍兴以后，递角盗拆、违失现象更为严重。路途中有盗拆递角、藏匿文字，却入白纸在内传送者。[3](p7504)御前文字犹达空函。[3](p7512)两广距临安，以急递期限，不过旬日，但广西路承受尚书省文字，有逾两月而不到，本路发急递至进奏院，有逾三月方到者。[3](p7506)递角的违失、盗拆现象以孝宗乾道年间最为盛行。“诸处文字及承受尚书省发下递角，多为沿途盗拆，不知其数。”“留滞及藏匿去处，弊端不一。”[3](p7511)乾道四年（1168年）正月，兵部侍郎王炎言：“邮传之弊，无甚于近时。”[3](p7510)乾道八年十月，兵部侍郎黄均亦言：“递角稽违之弊，盖莫甚于今日。”[3](p7512)
另外，从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事实，亦可看出摆铺设立后紧急文书传递的实际状况。从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结论看，朝廷与岳飞军前文书之往来多是不能依限传递的。如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克复襄阳，败李成后，于六月初向朝廷发了《襄阳探报申省状》。按“行在（临安）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赦书“合行六日二时”，[3](p7510)一般急递文书亦仅约九日程，可此状却至少经二十日方至临安。[11](p1221)[13](p110)七月的《邓州捷奏》又是“自邓州二十二日至行在。”[4]（326册，p103）绍兴六年八月十五日，岳飞克复长水县，而《复西京长水县捷奏》到达行在平江府时，竟迟至九月十三日晚，[15]（1128册，p744）行程将近一月。同年冬的《何家寨捷报申省状》发往平江府，虽稍快些，亦用了十几天。[13](p128)又如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第四次北伐时，朝廷发下御前金字牌文书甚多。按临安距开封二千二百里，距洛阳二千五百里，[16](p3222)若用金字牌或摆铺递，应须四五天或六七天，而朝廷金字牌和岳飞之急奏传递，单程多在十天左右或更长时间。就连绍兴十一年发往鄂州的金字牌，也用了十天传递时间。[11](p517,529)[13](p148)战场上的形势总是瞬息万变，一般来说，决策中心和前线通讯周期愈长，对战争指挥愈不利。新的决策制定后，待传达到前线，则形势已发生变化，原定决策亦就失去效用。宋廷对岳飞军前指挥之效果亦多是如此。如绍兴十年七月初，宋高宗曾发一份手诏，要岳飞“措置”“蔡、颍”完毕，即行班师。[11](p33)不知岳家军于闰六月二十五日已克复郑州，手诏发出之同时，又收复西京洛阳。此诏递到岳飞手中时，当已是郾城大捷之后了。但我们若换个角度来看，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违滞，有时未尝不是好事。由于北伐时朝廷发给岳飞之诏令，多是限制进兵或令班师，递到愈早，对岳飞掣肘愈多。尽管岳飞有时并不奉诏，但多少也会影响作战情绪。诏书传递之速减慢，正好给了岳飞发挥主观能动性之余地，而岳飞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指挥作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而不是被动待命。但历史有时又像是在捉弄人，高宗发于七月十日左右的十二道金字牌班师诏，[17](p32l)却于岳飞前军进抵朱仙镇，准备进军开封时，同一天递至岳飞手中，使岳飞哀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被迫班师。这十二道拿字牌，虽未按纸上规定时日递达，却都未有太多违滞。假如能再耽误三至五日，岳家军打下开封，亦未可知。但这种可能性亦不太有，宋高宗连发十二道班师诏，应亦考虑到了当时邮传状况下违滞之可能，连发十二道，可防其万一。
以上以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实例，主要是说明设置摆铺后文书传递之效果。对邮传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南宋政府曾千方百计采取措施予以遏止。除严格赏罚、屡申禁令、加强统辖外，还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如绍兴十二年（1142年）仿北宋元符之制，令铺兵结保连坐，[3](p7504)以防逃亡和盗拆、弃毁递角。乾道三年，摆铺每三铺就选派使臣一员。[3](p7509)淳熙十三年（1186年），又“仿范仲淹措置陕西民兵刺手之法，凡铺兵，并与刺臂，稍大其字，明著某州某县斥堠铺兵某人”，进一步防止铺兵逃跑及冒领衣粮。[3](p7515)另外，为防止紧急文字与寻常文字在传递中相混淆，乾道三年又在金字牌之外创制黑漆白粉牌和雌黄青字牌，作为特别传递的标志性檄牌。前者由朝廷发给沿边州军统制司，“专一申奏军期切紧”文字；后者专发朝廷降付诸处要急文字，寻常不许辄用。[3]（p7509～7510）
事实证明，这一系列措施仍是收效甚微，文书传递依然是“多有违限”。[3](p7515)这种状况在光宗以后几朝仍无太大改变。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八月，浙西提刑曾
言：“置邮传（令）〔命〕，古人重之，今之递铺，反为虚设。衣粮不时支，缺员不时补，甚至屋宇破坏，不芘风雨，衣食窘迫，私役（之）〔于〕人。遂使僻州远县有号令而不知，文书往来虽遗失而不问。”[3](p7517)理宗时，吴昌裔上奏：“御前金字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18]（435册，p780）金字牌与雌黄青字牌传递尚且如此，其他文书传递效果则可想见。又，北宋时，一般急脚递日行四百里，[8](p1537)金字牌递则日行五百里，[19](p125)但到了南宋，除金字牌仍定为日行五百里外，斥堠铺递速度则定为日行三百三十里，[5](p6458)摆铺递速度为日行三百五十里，[3](p3553)黑漆白粉牌和雌黄青字牌传递速度均为三百五十里，[3]（p7509～7510）[5](p6451)这说明当时一般急递已根本无法完成日行四百里的传递速度，不得已在要求上作适当降低。但事实上，南宋时紧急文书传递就连降低了的速度也多是难以完成的，朝廷亦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而进一步降低要求。如前面提到朝廷和岳飞军前诏奏往来，多是达不到摆铺规定速度的，而自绍兴七年至十一年间任岳飞“承受文字官”的王处仁，却因任职“积年”，“羽书往来，道路无壅”，“承受本司往来急速文字，到今别无稽迟”，保奏升官。[20]（1131册，p506）[21](p703)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摆铺传递速度一度降为三百里。[3](p7508)光宗时，雌黄青字牌制因遭破坏而不可行，宋廷于绍熙四年（1193年）改作黑漆红字牌，上镌“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速度则亦降为日行三百里。[3](p7517)由此亦可见南宋政府对邮传整饬更革之无奈。
四、南宋邮传难治之原因
何以南宋邮传会如此衰敝不堪？乾道五年（1169年），兵部言：“诸路州军斥堠递铺并摆铺传送递角前去，法令详备，缘奉行不虔，违滞日甚。”[3](p7510)此言可以说是道出了主要根源。南宋自立国以来，对邮传之整饬、更革可谓不遗余力，制度法令不可谓不备，但善法须在善政之基础上，才能得到良好贯彻。南宋邮传衰敝之根本原因，仍与北宋末年一样，是政治之腐败。而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直接引起递角违滞、盗拆的因素也与北宋末年并无二致，递铺缺人、官员舞弊、闲慢文字大量涌入急递等仍是最主要方面。递铺铺兵不足，仍是南宋邮传存在的最严重问题，而其根源也“多是所属不为按月支给衣粮，因致逃窜。”[3](p7503)对此，诸朝臣僚章奏和朝廷诏赦中屡有言及，[3](p7504,7508,7518)可见此问题是长期存在而一直未得很好解决。另外，过往官员对铺兵之私役和虐待也仍是造成铺兵缺员的原因之一，有的官员“不问有无人兵在铺，须要差破铺兵担擎，应付稍缓，即撞入房舍，捉缚妇女，或倚势收拾兵级衣物，动使抑令铺兵供送，沿路更用棍棒殴打，过三五铺或他界，动经旬日不回，是致饥饿逃亡。”[3](p7500)对于铺兵缺少，州县多是因循，“更不招填”，[3](p7516)即使依令招填，“又不审问行止来历，……是致容奸匿盗。”[3](p7504)在文书传递的具体管理上，有的使臣根本不到铺点检铺历，而是“取索铺历，带往前铺照对驱磨，甚者过三四铺送使。承得文字无历书传上，用草单抄上，多有差误。”[3](p7503)为了掩盖递角的盗拆与违滞，使臣们往往采取虚转铺历的做法。[3]（p7512～7513）由于官员和使臣多舞弊失职，宋廷虽屡屡派官措置递角，不仅不能奏效，“却成骚扰”；[3](p7514)亦自然会导致大量常程文书和私人信件涌入斥堠递和摆铺递，致递角积压难以按时传送。
除政治因素外，递铺组织混乱亦是影响南宋邮传效率的重要原因。北宋时，省铺足以胜任一切文书之传递。南宋时，又新置斥堠铺、摆铺与省铺并存，势必造成机构之重复、人力物力浪费与管理之混乱，南宋朝臣对此多有批评和指责。如绍兴十三年八月，御史中丞罗汝楫言：“祖宗邮传之制，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近岁修立斥堠法，尤为严密，州县官吏诚能遵法而行，存恤铺兵，徐加督责，岂有传送稽留之患？昨缘多故，乃更置摆铺，事属重复。”[3](p7504)淳熙十三年二月，军器监主簿措置诸递角王厚之言：“近来摆、斥堠、省递混而为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所以多有违限。”[3](p7515)
南宋在省铺之外又增置斥堠铺和摆铺，亦即将原来省铺之文书传递职能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看似分工细致，利于提高传递效率，但实际上给管理造成更大难度。三铺主管部门虽有不同，但三铺互相混杂，在地方上诸项事务之管理很难做到分工明确，不仅管理条例没有二致，其督察任务亦由巡辖马递铺通同负责。[3](p7501,7509)南宋政府增设斥堠铺和摆铺之后，并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使文书传递效率有所提高，反而因三铺之混一导致文书传递屡出症结。又，南宋增设斥堠铺和摆铺，取代省铺部分功能，造成一些地区省铺之衰落。如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将有斥堠去处，应干省递并行减罢，其常程文字每日类聚轮差一人传送。”[3](p7506)《咸淳临安志》在记载本府境内递铺时，以斥堠铺为主，而不见完整的省铺。[22](p3848～3852)因此可以说，南宋时不仅没有使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反而使北宋建立起来的驿传制度之良好秩序遭到破坏。
除以上几方面因素外，南宋邮传不治还应与财政状况及社会秩序有关。邮传之维持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须依赖于财政支持。宋朝因对邮传格外重视，从一开始就对铺兵“优其廪给”，待遇高于一般厢军。[23](p5)南宋时，为稳定铺兵队伍，又进一步提高铺兵待遇，有时还高于禁军。如绍兴十九年，秘书省校书郎洪迈言：“〔铺兵〕既有月给米，又有俸麦，又有夜粮，又有食钱，以禁军三人之费，不能赡一走卒。”[3](p7506)维持铺兵衣粮供应和铺屋建设与修缮，无疑是财政上一项大宗开支，尤其是地方财政的一大负担。而南宋财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地方财政尤其困窘。[24]（p116～188）南宋邮传中最突出问题是铺兵逃亡，其主要原因则是衣粮不给，表面看是地方上多有拖欠和官吏百般克扣，实际上亦应是地方财政困窘之反映。关于社会秩序问题，以南宋初期最为突出，此间金军南侵、败兵流窜、官兵骚扰和民变等问题交织，造成南方许多地区秩序大乱，动荡不安，亦使邮传难以恢复和正常维持。
在古代，邮传建设及管理状况可以说是政治之缩影。通过对南宋整饬、更张邮传历史之考察，不仅可以了解相关之史实，更可以从一个侧面或特定角度真切地观察、认识到南宋之政治状况及行政效能。斥堠铺与摆铺的设立是南宋更张邮传的最主要举措，但此更张仅是在当时政治状况下的无奈之举，不仅未能较好地达到预期之效果，更谈不上对制度本身的发展与完善。宋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之状况，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文书传递效果之实况，亦似乎为我们认识当时战争、了解岳飞及其战功展示了另外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