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困境与新文学的历史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困境论文,历史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19（1999）02-0016-17
80年代末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空前激烈的否定。海外“新儒学”派、国内新生的“后现代”、“后殖民”派，都不约而同地将中国现代以来社会道德与文化的失范、文化专制主义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归因于五四新文化的激进主义；“五四”启蒙文学也就成为当代功利主义“载道”文学的源头而受到指责。
这种对“五四”的“误读”，不仅有现代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历来冲突的远因，更有建国以后新文学“正史”基于现实需求对新文学史描述的失当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同时，多元而又不平衡的现实文化、政治语境也导致“五四”被置于历史的审判台。
五四新文化果真应当对中国当代文化与社会道德的危机乃至对政治的过失负责吗？
本文无意从哲学、文化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而仅仅从新文学史的基本事实出发，廓清我们在历史认识中的一些误会。
一、新文学的历史描述
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是从“五四”开始的。人们通常喜欢用河流来比譬历史，因为历史的形态正像河水，不舍昼夜，永远向前。因为认定历史是一条河，于是历史家对历史的叙述，在很多时候便成了考证源头、廓清主流与支流的“正名”的工作。“主流”亦即“必然”，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依据自己的需要梳理历史的主流以支持现实的“正确”性或必然性。新文学的历史不长，五四文学作为源头也还不至于引起争论，基本无需考证。因此，新文学史学的建立和研究，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成了“五四”以来文学主流的界定、描述与论证。
新文学的主流究竟是什么呢？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于建国以后。当时根据国家教育规划，各高等学校文科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对象是“五四”以来至1949年的新文学。建国以后众所周知的政治氛围，使新文学史叙述从一开始就附庸于政治革命史。王瑶先生完成于1953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建国以后最早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这部文学史的基本方法便是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历史论断和价值准则对中国现代文学主流进行规范和描述。尽管这部文学史因其包容广泛、阶级论强调得不够十分突出，在当时颇受到指责和批判，但是它叙述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却标志着建国以后新文学史的基本叙述方式。
建国后30多年间出版的新文学史专著、教材，无论是个人撰写的，还是集体编写的，都将新文学定位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上。新文学史的分期，也依据中共革命史的分期进行，并由此形成了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新文学“正史”情节：五四文学→左翼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建国以后文学）
这条清晰谨严的情节线索，使新文学史上有相当部分的重要作家及其创作被置于“支流”或“逆流”的位置；而文学史上若干偶然的事实，也被赋予历史理性。例如，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对新文学发表的看法，本是以个人身份发表的言论，却被作为共产党领导新文学的集体行为。与此同时，一些关乎新文学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则被淡化甚至抹去。在这条历史情节中，巴金、老舍、曹禺等成就卓著的自由作家作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其主要创作尚能得到肯定，而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等作家的创作与思想，则作为“资产阶级”受到严厉的排斥。一些在解放后受到批判或被定罪的作家，如胡风、路翎等“七月派”，在文学史上或被作为逆流描述，或干脆消失。更普遍的现象是，一大批卓有成就而又很难鉴定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流派、作家、作品，如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新感觉派、九叶诗人，萧红、李劼人、钱钟书、张爱玲等，在文学史上竟找不到恰当的位置。总之，建国以后的新文学“正史”，是砍削了文学史上许多现象之后抽取并赋予其逻辑含义的线索，它将新文学存在的实际历程作了过于简单的归纳，其结果是新文学史仅仅成了左翼革命文学史。左翼革命文学史是新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中国新文学30年风云更迭、复杂坎坷的历程，在受政治意识形态严重规约的“正史”中，呈现为单纯而因果分明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直线图。
我们无意指责新文学史家的立场与眼光。事实上，譬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建国伊始和文革结束产生的文学史，叙述者在可能的范围内，已经尽量地为保持历史真实作出了努力。它们的严重局限，是时代的，而不是叙述者个人的史识与水平问题。
但是，值得我们反省的是新文学“正史”在对历史进行叙述时所遵循的方法。“五四文学→左翼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建国以后文学）”的情节，是历史决定论及社会进化论思维的产物。它由中国现代社会政治革命的结果反溯其因，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文学当然地看作新文学的必然结果，并且是文学进化的结果。历史决定论的明显弱点是它将充满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当作在必然律支配下肯定发生的事实，那么，原本是不确定的历史便成为朝着历史的理性目的行进的必然过程。建国以后30年间的新文学史在叙述新文学的历史过程时所体现出的对历史必然性的确信，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自上世纪末以来充满动荡和突发事件的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实在，也抹杀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与最终结果的来之不易。与历史决定论相伴随的是社会进化观。这种思维将结果无可置疑地放在合理与进步的位置，这是导致我们对历史缺乏反省、从而对现实缺乏清醒判断的原因之一。
从“五四”到40年代，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都不断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变化，新文学的发展也未能按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方向逻辑地延伸下去，而是充满变幻与不确定性。以文学最后发展的结果（而这又是依据政权的最后结果判定）来回溯历史、推论历史的因果关系，难免悖谬。
其次，新文学正史对于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实质缺乏强调。笼统的叙述和强调无产阶级主导地位和作用，客观上将新文学史上的“五四”与政治史上的“五四”混淆了，从而导致对新文学源头的“误读”以及对新文学史主流情节的“误导”。
新文学历史上的“五四”与政治史上的“五四”是同一历史时期代表不同历史事件的两个概念。简单来说，五四新文学与五四政治运动都是包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之中的子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时间上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包括由此开始的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开始的以反对文言、倡导白话为开端的文学革命，以及1919年从北京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新文学史上的“五四”，指从1917年白话文运动到1921年新文学取得初步胜利这三四年间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新文学的最初阶段，是伴随着现代思想启蒙运动而产生的文学的历史性革新运动。五四新文学与政治史上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学运动中相互关联的两个事件，它们各自的目的和内容是不同的。政治史上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捍卫民族主权与尊严的爱国主义政治运动；而五四文学革命，则是以启蒙主义为重心的文学现代化运动。当我们不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谈“五四”，而是讨论思想或文学时，“五四”便指的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根本倾向，是人性的启蒙和文学观念与表达的现代化。启蒙主义所遵循的价值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而启蒙文学所依据的艺术范例，是西方近现代文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是一场从价值观念到文学形式的“西化”运动。然而40年代以后出现在解放区的文学，究竟是五四启蒙文学的继续与“目的”，还是另一个新的时代的文学？我们不妨从以下三方面考察：一、在文学的基本伦理观上，五四文学与解放区文学是不同的。五四文学产生于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遵循的价值准则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发现“人”、从而呼吁人性的觉醒是五四启蒙文学的根本思想特征。解放区文学产生于以阶级斗争为基本方式的社会革命中，阶级性表现取代了人性论理想。文学的功能被限制在更狭窄的空间，成为为阶级和党派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二、作为文学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文学和在解放区文学中，其角色的功能与地位已经完全转换了。在五四文学中，作为叙述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先觉者、启蒙者，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是批判的、怀疑的；他们作为社会的独立力量站在传统和正统意识的对立面，以激进的思想者的姿态，对现实的社会意识形态起着刺激和制衡作用。他们是社会的极少数，尽管不免孤独，却代表着社会的良知与先锋意识。在解放区文学中，作为文学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五四时期的独立立场，由社会的批判者，转变成为现实的歌颂者；由启蒙者转变为被启蒙者——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由独立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转变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和者。三、从文学的审美追求看，五四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也是不同的。五四文学追求“西化”，从而使文学走向世界。而解放区文学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几乎是一边倒地寻求对传统与民族、民间形式的回归。五四文学产生在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当中，新文学的得以确立，并非按胡适当初《文学改良刍议》所设计的那样，仅仅在语言上抛弃了“用典”等古典文学的“滥调陈词”、用白话取代了文言；也不像周作人后来在《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论述的，是承继了古典的“性灵派”而对“载道派”的战胜。五四新文学区别于古代任何一次文学革新运动的是，它不是回到历史寻找先例，而是至少在主观上完全抛开传统，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都以西方近现代文学为范式。被称为新文学第一篇小说的《狂人日记》，就是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奇特“格式”——日记体、内心独白、情节淡化、象征、隐喻——标志着新文学的全新追求。五四浪漫派小说，无论是对抒情的偏好，还是抒情的方式，都完全背离了传统小说，表现出典型的西方浪漫文学主情主义的特征。还有，尽管五四文学革命是以倡导白话开始的，可是五四文学创作的白话，决不是以世俗情调为特征的传统小说中的白话，而是融合文言、吸收西语语法的现代汉语，是一种以简洁、优雅、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文人白话。由于叙述者处于启蒙者的先锋地位，而“五四”作家又普遍崇尚以文学表现高尚理想、表达独特情怀，以文学陶冶读者的心智和品格，所以五四新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普遍不是呈现为通俗化，而是先锋性；其所模仿、所借鉴的对象，主要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因此五四文学是趋于西化、雅化、精英化的文人文学。当然，五四文学的先锋性带着极强的实验性，其成绩与不足都十分明显；它的书面化与“西化”倾向，都是后来经常受到诟病的地方。解放区文学则不同，它高举“民族形式”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旗帜，着眼于文学创作对广大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的适应。因此，广泛采用传统通俗文学形式、民间文艺形式来“旧瓶装新酒”，是解放区文学形式的基本特征。如果说五四文学追求的是与西方同步的“世界主义”、是文学的雅化的话，那么解放区文学追求的显然是另一个方向——民族主义和大众化。——我们固然不能无视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对于“通俗的”、“平民的”文学特质的强调，但新文学的实际发展并不是大众化的。
由此看来，解放区文学作为新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特时期和区域，已经在一些根本的方向上相对于“五四”发生了转捩。用因果必然律描绘出关于新文学史“五四文学→左翼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建国以后文学）”的主流情节，不仅有以偏概全的弊端，而且使发生在“五四”的文学革命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区别变得模糊了。指出解放区文学与五四启蒙文学的不同，并不是否定解放区文学的价值。实际上，解放区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独特的形式，在文学如何处理先锋与通俗、西方与民族的关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是非常明显的。
二、重提“五四”及关于启蒙的话题
80年代中期，人们试图“重写文学史”；“重写”的内容之一是强调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特质。但是，当人们从“五四”出发、试图以源头的本质概括整个新文学史的特征时，如用“人道主义”或“改造国民灵魂”的命题作为新文学的主流精神时，却也陷入与以往“正史”一样不周延的境地。
试图在整体上为变幻不定、芜杂多元的新文学历史确定一个百川汇集的主流或众星拱月的中心，是比较困难的。因此，90年代以来的新文学史叙述，在总体倾向上趋于注重史料性与知识性，注重以多元的视角尽可能地再现客观存在的文学史本身。新文学的主流问题大都暂被淡化或悬置了。也许，这样的叙述才是最接近那现象庞杂、变幻多端的文学史本身的。同时，这也是对以往历史决定论和进化论思维习惯的一种反拨，对于矫正我们长期以来过于主观地以论带史，因而容易违背真实的叙述方式，是有积极意义的。
以更冷静的姿态审视历史，而不急于以全称性判断评价历史，应当说是90年代以来新文学叙述与研究的总体特征。但是，令人不安的是，这当中的冷静并非完全出于“历史的沉思”式的理性潜沉。不断有大大小小的史料钩沉，作家名人的传记问世，作家作品的翻印辑集，却少有对它们的意义作深刻阐释的东西出现。新文学史的阐释与研究呈现出某种疲软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与其说是进入了一个客观主义的时代，毋宁说是陷入了一个“平面化”的时代。
90年代似乎是一个崇尚知识与理性的时代。理想主义激情和充满理想激情的思想像唐·吉诃德一样倍受“理性”嘲笑。“五四”便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被一些人与“文革”放在了一起。其实，理性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激情既源于生命的本能，也源于理性的求索。激情有善恶之区别，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区别。我们断然不会将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战争与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种族歧视的革命一视同仁。“文革”是一场宗教化的文化专制运动，它不避野蛮，崇尚暴力，除了剪除一切异己的人性之恶，没有任何价值准则；“文革”名为“文化革命”，实为“文化毁灭”。而五四文化与文学的革命，是在明确的价值准则与理想目标——科学、民主、人道主义、个性自由——之下对专制、愚昧、野蛮的思想批判。不管“五四”对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批判如何激烈乃至偏激，它始终是思想领域的批判；而在批判与反批判中，论争的双方都是平等的。新文化所批判的对象，同样具有猛烈反批判的自由。就是最“恶毒”的林纾，面对他愤恨的新文学，也仅仅是写一些类似武侠小说的作品，在“痛殴”其对手的情节幻想中一泄不满。冲突最激烈的鲁迅对教育部上司章士钊“打击报复”行为的反击，也是诉诸法庭来得到公正解决的。“五四”对传统价值观念与文学形式的颠覆，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派的斗争，都是以思想自由论争的形式进行的。“五四”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如果“五四”真是一场“文革”式的“非理性”、以破坏为目的的运动，我们难以设想在这样的革命中能完成如此伟大的创造：规范的现代汉语（冰心、朱自清、叶圣陶等的文章至今仍然被中小学教材作为典雅、规范的现代汉语文本）；一流的现代小说、散文创作（鲁迅、郁达夫等）；现代的学术研究范式；现代话剧的移植；现代音乐、绘画……“五四”开创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学术的基本格局。“五四”的确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它不仅破坏着，它更建设着；只不过它在破坏时有意矫枉过正，激扬凌厉，以求新文化的胜利；而在建设时（尤其是学术建设），则一般并不发宣言、拉旗帜，而是默默地做。不像时下的学术界成果尚未产生，而舆论的炒作便早已沸沸扬扬。既大胆讨论“主义”，又踏实研究“问题”，是“五四”这个时代通过不同的个体、多元的价值选择得以形成的总体文化特征。“五四”不但为现代中国贡献了一流的文学与学术，也产生了中国现代以来难得的大作家、大学问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五四”开创了现代中国一个极其宝贵的自由思想的时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传统——人文主义的科学与民主传统。
历史的进程是自由的。但现实的人总试图为将来预设方向或蓝图，而历史便是最好的借鉴。因此，我们在叙述历史时一方面要求客观性，另一方面必须寻找其对于现实的意义。五四新文学对于今天的意义，就是启蒙。
启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五四”最重要的历史价值之一。五四新文化的精髓，就是将人的现代化作为衡量社会现代化的最根本的标志。而五四新文学，以启蒙为道德使命，将批判人性的蒙昧（“国民性”），提高人性的品格，鼓励个人的独立，引导人心之向善、向美作为文学审美功能的内在意蕴，热烈地倡导“人的文学”。“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我们并不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学都是“非人的文学”，事实上，从《诗经》以来，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乏肯定人性、表现人性、赞美人性的作品。但在以君权、神权为最高价值准则的中世纪（封建社会），表现人性的作品都仅仅是时代主流精神之外的个人情绪的抒发，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当时主流社会，都不把这类作品当作主流作品看。而五四新文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大张旗鼓地将人文主义作为文学的道德价值方面的基本准则。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首先在欧洲形成的，但这种价值观却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它是人类历史由中世纪进入现代的标志，也是人类存在和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区域性使人文主义思潮首先在欧洲掀起，但却绝不意味着它仅仅是属于欧洲民族的精神产物，它也是人类历史共同的精神产物。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我们衡量其文明或野蛮的标尺是什么？通常不是仅仅看其拥有的物质文明怎样，更重要的是看其人文主义精神的有无与多寡。所以“现代化”的含义，绝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高度发展，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是否完善和是否追求完善。
五四新文学试图以现代性的叙事促进中国现代思想启蒙任务的完成，像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运动那样，使文学艺术承载着人文主义价值观，坚韧而有力地促进完成欧洲现代人文思想的启蒙。然而，“五四”的启蒙仅仅开始，便在急遽到来的民族危机中式微。
80年代承继“五四”的新启蒙，似乎在一开始就中断了。在今天，启蒙还有没有必要？
50年代初，我们曾经将共产主义具体化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今天，当人们享受着私人汽车、现代通讯、多媒体、可口可乐时，便直觉已进入“现代化”。
改革开放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而今天全球知识共享、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我们可以直接享用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最便宜的生产方法、最快捷的工作程序，可以与世界大部分人同时目睹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或地球以外的空间正在发生的事件，民族、地区之间的人们在知识（见识）上的悬殊愈来愈小，我们仿佛已经融入世界一体化之中。今天一些人们在担心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最终将在全球化趋势中消失，于是致力于民族传统的保存；另一些人则在全球化的趋势中欢呼中国的进入现代化。而不论哪一种倾向，都撇开了启蒙。
但是只要我们稍稍“睁了眼看”，便不能无视中国面临的现实：在物质生活已经大大“现代化”了的今天，普遍的人不但缺乏人的独立意识、崇善的人格追求，而且在经历了几十年假、大、空的思想影响之后，连一般的人与人相处的道德规则都淡漠了。物质的现代化，充实不了麻木、苍白的灵魂。在80年后再读鲁迅的《热风》、《华盖集》，我们会对现实与历史惊人的相似感到震悚。如果在一个掌握了现代生存技巧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充满的是成群的“非人”（注：指人性之道德严重缺乏的人。），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岂非人类的灾难？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缺少启蒙这一环，因此中国现在仍需要启蒙。只是，启蒙将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是我们应当思索的。正是在这里，“五四”的历史将为我们提供借鉴与反思的资料。
“五四”启蒙主义，带着一种古典式的英雄主义色彩。启蒙者即“先觉者”，他们是社会中极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先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现代价值观的一代人，因而也是当时中国社会首先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生存能力的人。他们属于社会的极少数，却是代表着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先锋性亦即现代性的权威话语者。“五四”那一代人，无论是从事艺术创作的，还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无论是教育家，还是科学家，大都具有一种全面发展的“巨人”型知识结构和人格理想，他们常常既是艺术家，又是学问家；既通文史，兼治科学；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常常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重要角色。他们崇尚天才，讴歌强者，歌德、尼采等强有力的个人，在当时倍受推崇。自然，他们是孤独的，但他们的孤独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英雄的孤独，尽管悲凉，却充满崇高。五四文学，不管在艺术上成功与否，不管是热烈的还是感伤的，其表现出的精神特质，都具有一种贵族气。鲁迅的杂文、郭沫若的诗歌、庐隐等浪漫派的小说，尽管风格完全不同——鲁迅杂文深刻犀利、郭沫若《女神》热烈豪放、浪漫派小说充满感伤——但是叙述主体或抒情主人公那种完全与世俗社会不相融的“超人”的姿态却是一致的。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命题背后，暗示着批判者的优越地位。英雄主义无意中包含着少数精英对社会大多数的支配，含有对权威的认同乃至崇拜。而这些，与民主又是相违背的。80年代中期产生的新启蒙思潮，几乎是对“五四”的重复。它没有成功。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四”启蒙中断的原因是它的精英主义倾向；只是说，历史环境具体规定了的“五四”的启蒙，起码有这样一个方面值得我们反思。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巨人、英雄消失的时代。知识分子已经几乎不再具有特殊的对社会的支配力。这不仅有教育的普及带来的知识的普及，社会分工的细腻导致的人才技能的缩小等因素，还有知识分子本身人格与精神普遍世俗化的原因。在社会的生活方式愈来愈现代的时代，知识的进步往往直接带来世俗生活的变化；先锋的思想或艺术往往借助于“时尚”登场亮相。价值的判断并不完全由理性把握，实利性成为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在这样的情形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区别愈来愈难，而知识分子也已经不再具备振臂一呼，应者群集的魅力和力量了。
权威话语失落、经济自由主义的时代，启蒙将以何种方式进行？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启蒙将不再以运动的方式出现。个人经济活动必将带来个人对财富所有权的重视，对个人权益的维护，从而最终产生个人对法律规范的主动要求和自觉遵守，进而逐渐产生个人对自我尊严、道德义务的自觉追求。因此，人的启蒙便融汇在社会的法律规范、管理制度以及日常道德的提倡中。而文学和艺术，则一如既往地以“人”的尺度陶冶和表达人类的良心。
然而，现实的无序状态、历史的偶然奔突，能否使启蒙真正进入一种有序的、理性的、持久的状态中呢？
社会的主流价值离“五四”那个时代愈远，我们的疑虑便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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