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续七）*
◆新乔 赵晓宁 任熙俊
（接上期）
6 近代科学机构、社团及其科学教育活动
如前所述，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科学逐渐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两类专业科学机构和团体组织：一类主要是国家支持主导的科学院、会等官方科学机构，一类是由科学家、科学工作者等自发组成的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社团。这些科学机构区别于早期那些致力于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协会，是新发展而来组织机构。新机构是对大学功能不足的补充，为新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之形成新的场所、设施，为科学研究也提供了便利。[3]74
科学机构成立初期一般都是自发形成、自主运营，如林琴科学院（1603年建，罗马）和西芒托学院（1657年建，佛罗伦萨）。之后不断涌现了很多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成立之初便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并成为其会员的依托，但由于它们组织松散，既无正式的章程，亦非国家支持的机构，经费多依赖于那些贵族赞助者的资助，大多是昙花一现。[3]75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Ⅱ，1660—1685年在位）授权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仍然是非官方机构，日常经费由会员的会费和民间的捐助构成，会员也不限于职业的科学家，可以是普通的公民或国外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10]中明确规定：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缴土地使用税。
初期科学社团的建立，标志着科学活动方式的转变，即从科学家的个人自由研究转向有组织的集体研究。它使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变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科学家们正是在这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取得了杰出的科学成果，牛顿的力学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
17世纪下半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学会的数量不断增加，成为促进科学知识探索与传播的正规学术机构。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些机构的效用，开始支持科学研究活动，在政府的倡导下，科学院如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促进知识传播的学术学会组织也因之不断创建产生。与英国皇家学会不同的是，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的津贴由国家负担，著名的院士有帕斯卡、罗贝瓦尔、伽桑狄、惠更斯（荷兰）、皮卡尔。[3]444
这些团体从18世纪中期开始迅速壮大，其地理分布和工业化进程大体保持一致。伯明翰月光社（创建于18世纪60年代）包括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蒸汽机制造商马修·博尔顿、詹姆斯·瓦特，陶工约书亚·威治伍德，内科医生和化学药品制造商詹姆斯·基尔，内科医生、诗人、自然哲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曼彻斯特文哲学会建立于1781年，稍后建立了德比哲学学会，在纽卡斯尔、利物浦、利兹、格拉斯哥及许多其他工业、商业中心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3]151
1662年7月15日，经英王查理二世之特许，创立皇家学会，创办时成员大约有100人。皇家学会一开始就形成一种制度，即在学会的会议上把具体的探索任务或研究项目分配给会员个人或小组，并要求他们及时向学会汇报研究成果。因此，在早期的学会会议上，都是会员作报告或演说，演示实验，展览各种稀奇的东西，并对由此而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又建立了各种专门委员会，用以推进各部门的活动。各学科委员会不仅进行关于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等基础理论的研究，还重视各种技术原理与工艺实践的研究，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科学与生产联系的特点。
1633年，由学会干事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他系统阐述了行星运动理论）起草的学会章程中明确规定：“皇家学会的任务和宗旨是增进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和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业、机械作业、引擎和用实验从事发明。”
在18世纪中期，在英国被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和许多传统职业与政治力量排除在外的英国不信国教者（唯一神教徒、贵格派教徒、卫理公会派成员和其他不信国教的新教与天主教徒）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教育机构和文化场所。“不信国教学院”讲授科学问题，聘请科学名人如普里斯特利和道尔顿从事教学；建立非正式省际对话群体，将进步的不信国教工业家、科学研究者聚集到一起。
17世纪的德国也建立了许多社团，诸如自然研究学会、实验研究学会等，但是真正能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皇家科学院并驾齐驱的德国科学社团则是柏林学院。这所学院1700年才正式建立，是由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莱布尼兹（1646—1716）经多年规划和不断推进的结果。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全国编练36镇（师）的计划中，云南占了2个（最后只创建了一个，即1909年建立的19镇）。而讲武堂的创立，就是为了云南编练新军的需要。在四川就得知云南情况的朱德，看准了这个机会，步行70天到了昆明。
几乎与此同时，在法国也有一批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进行非正式的聚会活动，到1666年法王路易十四接受财政大臣的建议，特许成立法国皇家科学院，有12位科学家被委任为院士，院士由国王发给薪俸，研究工作也得到国王的资助。
2)《Java程序设计》课程的实践性比较强，课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例子，通过分析例子来讲解有关知识，课后也需要布置任务给学生们完成，培养学生们的实操水平。然而，仅限于书本上的案例及任务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可以收集一些实际的例子，通过泛雅平台发布出来，并保留在每节课程的小结中，以供学生们回顾与探讨。
英国的皇家学会是由培根的实验哲学的追随者们的一个非正式团体发展而成的。大约从1645年开始，以威尔金斯（1614—1672）为首的一批年轻科学家每周在伦敦集会。在这个自称为哲学学会的组织里，他们进行实验和讨论社会科学问题，涉及领域极其广泛，但其成员约定神学和政治不在他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科学在18世纪的重组是以模仿伦敦皇家学会（1662年建）和法国皇家科学院（1666年建）建立国家科学院作为核心的[3]74。此时，科学、数学和技术已经开始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行政管理机制中占据空前突出的位置，这为大约一个世纪后出现的科学职业化时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机构重组的内容也包括建立天文台、植物园以及新的出版形式和科学交流形式。[3]108
继英、法之后，大约在1750年前后这段时期，一些主要的国家科学学会纷纷建立，包括柏林（1700）、圣彼得堡（1724）以及斯德哥尔摩（1739）。同一时期，一些主要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学会也在蒙彼利埃（1706）、波尔多（1712）、博洛尼亚（1714）、里昂（1724）、第戎（1725—1740）、乌普萨拉（1728）和哥本哈根（1742）等地兴起。[3]78
（3）在渗透性强，容易缩径的地层，采用了PPB钻具扩眼，确保了套管与井壁之间的环空间隙，减小了遇阻的可能性。
18世纪下半叶，一些欧洲小国和地区也出现科学学会，包括哥廷根（1752）、都灵（1757）、慕尼黑（1759）、曼海姆（1763）、巴塞罗那（1764）、布鲁塞尔（1769）、帕多瓦（1779）、爱丁堡（1783）、都柏林（1785）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学术学会运动变成一股建制化潮流，该潮流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当荷兰缺乏一个相应的地方机构时，荷兰科学学会（1752）就应运而生。[3]78
1927年的国际协议，决定用自然镉（Cd）的红色谱线作为光谱学的长度标准，这是科学家找到的第一个可用来定义“米”的非实物标准。后来又发现，氪（86Kr）的橙色谱线比镉红线还要优越，故于1960年决定用氪（86Kr）橙线代替镉红线对“米”进行定义。
科学院和学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皇家学会通过开展活动，组织会员在学会会议上呈交其研究成果，包括出版《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不仅吸引了当时英国的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活动，在各个领域做出贡献，同时对各国的科学家也产生深远影响。法国皇家科学院于1737年提出关于火的本质的问题；18世纪30年代，为了测量地球的形状并裁夺信奉牛顿学说者和信奉笛卡儿学说者之间的争议，巴黎曾派考察队赴拉普兰和秘鲁考察。以巴黎科学院的年刊《历史与纪录》为代表的各学术团体的学报很快就成为发表科研成果的主要媒介。科学院对研究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指导，通过资助成千上万的有奖竞赛，对科学研究提供经济奖励和发表途径。[3]80
在某种情况下，科学院源自大学背景，而后又并入传统的大学结构中。如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同时是博洛尼亚科学院的院士。同样的，在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的院士也在相关的大学和大学预科中任职。在其他一些大学城中，科学院和大学也密切相关，如哥廷根大学和王家科学学会的关系就非常密切，蒙彼利埃大学和王家科学学会也是如此。在巴黎，王家学院的成员和科学院的会员就是相互交叠的，二者之间联系广泛。[3]84
科学院的政府机构色彩较为明显，其成员人数较少，限制更为严格，通常会收到薪金，并且其公务的界定也更加清晰。如法国政府就为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供场所，为其运作提供基金，并为其高级会员提供津贴。政府用支持与这些机构的服务进行交换，科学学会提供专业的技术知识以支持政府。作为回报，这些科学学会获得认可、帮助以及少许管理自身事务的自主性，而且经常获得财政支持。总的说来，它们也可以自由地推选（以及管理）自己的会员，自由出版以及倡导一些科研项目。例如：法国皇家科学院就对专利申请进行评判，伦敦皇家学会也不时地就诸如保护建筑物免受雷击等问题向政府提供一些专家意见。小型的学会也可能在地区发展中为当地政府部门提供帮助。波尔多科学院就曾为此在1715—1739年间出版一份关于吉耶纳省周边环境的六卷本博物学调查报告。[3]79
至1789年为止，从北部的特隆赫姆的挪威王家科学与文学学会（1760），到南部的那不勒斯的王家科学与文学学会（1778）；从东部的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院（1724），到西部的里斯本王家科学院（1779），大约有70余家正式设立的机构及科学学会遍布欧洲各地。[3]78
18世纪的科学学会在组织科学研究的同时，也结合社会需要进行了一些公共项目。如1761年和1769年，在科学学会的带领下，协调各方努力观测金星凌日的活动，这是18世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研事业。在曼海姆气象学会（1780—1795）的主动资助下，开展的从世界各地搜集气象数据的活动，尽管不是那么为人所熟知，但同样是一项艰巨的事业。[3]80
此类non-convex QCQP问题是NP-Hard的，本文将利用正交变换的方法，将此问题转化为松弛的二次约束二次规划问题(Relaxation Quadratically Constrained Quadratic Program,RQCQP).
伦敦皇家学会是一个比巴黎科学院更为开放的机构，它对通过实验获取自然知识的方法的拥护，更容易使这一方法传播到更广泛的公众中去。在学会的会议上，起初设想为集体实验研究的题目，很快变成已在私下里试验过的实验的演示，会上讨论的主题不再是怎么做这些实验，而是它们所隐含的意义。此外，伦敦皇家学会还组织面向社会的科学示范演讲活动，并将这项活动作为经常性的项目之一。[3]309
不局限于学校，由科学家群体组成的科学机构和社团参与的面向社会大众的科学教育——由科学机构组织承担的科学教育讲座，包括公众科学示范演讲活动，是19世纪科学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现象。科学机构和社团的科学教育活动对科学教育及教育技术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不仅推动了教育技术装备的普及应用，也是教育技术装备发明的重要促进因素。
科学机构和社团的活动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发展，随之也推动了科学仪器的进步。以前的工具是由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而科学仪器设施则多是从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抽气机、摆钟和一些船用仪表都是在实验活动中由科学家发明的。
18世纪，热气球、催眠术、避雷针以及科学游历者们的豪言壮语，都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反响。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机构发挥了仲裁者的作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很快就对热气球实验进行了控制；而里昂、第戎、马赛、波尔多和贝桑松等省的科学院也对轻于空气的飞行器进行了相应管理。[3]89
对中美双方而言，随着两国竞争加剧，两国加强战略分歧管控和军事冲突预防日益重要。特朗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美两军关系稳定的重要性，“不冲突不对抗”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只有双方形成了避免军事冲突的共识，两国关系才有可能“斗而不破”。两国领导人需要始终保持清晰的头脑，对战争秉持审慎的态度，对双方之间的分歧坚持和平的解决方式，对双方之间的危机风险不断加强危机管控与冲突预防。
到19世纪，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科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更易于识别出现代特征的阶段。最为明显的是，作为旧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由学者组成的各种学术学会，其作为推进科学发展的领导性机构的重要性在相对地降低，功能发生变化，更多地成为对此前在其他地方获得的科学成就和声誉进行认可的荣誉性机构。[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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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671-489X.2019.08.001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教育技术装备发展史研究”（课题批准号：DCA110188）部分研究成果——“近代欧洲教育变革与教育技术装备缘起：发端于近代教育变革的教育技术装备”（节选）。
作者： 新乔、赵晓宁、任熙俊，《中国教育技术装备》杂志社（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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