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党构成现代社会重要的整合结构
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任何社会的生存和正常运转依赖于其是否获得了四项基本结构和功能，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他所创立的AGIL理论为社会科学界所熟知。（注：参阅〔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16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所谓社会整合（I功能）， 指的是“借以调整和协调系统内部的各套结构，防止任何严重的紧张关系和不一致对系统的瓦解的过程”（注：〔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董云虎等译， 11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从理论上讲，社会整合是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本身性质所要求的，没有它，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构成就成为不可能。因此，整合结构和功能的缺失是任何社会都必须忌讳的事情。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虽然四项基本结构和功能中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危及社会的生存和正常运转，但是整合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因为社会在现实性上是动态和发展的，而整合则是发展的必备条件，它“既能够使社会维持其作为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够使社会进入更高级的适应能力”（注：〔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董云虎等译，13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因此，整合结构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整合结构的获得则依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特定条件而定。在现代社会，政党已成为社会整合结构的重要部分。帕森斯首先提出了这个洞见。（注：参见〔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3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法国学者迪尔凯姆也认为政党的出现有助于抵制社会网络的分解趋势。
首先，现代政党是政治资源的社会整合体制，它能够融合多种主体和各种政治资源；同时，作为近、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凸显的结果，政党都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使得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社会整合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1 ）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而行动；（2 ）使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的维持之内，避免对社会成员作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注：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35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其次，社会整合有多种具体形式，如文化整合、制度整合、规范整合等。政党在功能上具有兼容各种整合形式的意义和特点。政党既可以利用意识形态的力量，造就一种文化氛围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纳入某种统一的体系之中；又可以建立或将自己融入某一制度中，以使不同人群或地域的利益在政治上联结起来并形成妥协；它还可以利用政策、法律等规范形态造就人们行为的一致性。但不同类型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以上社会整合形式的偏向上。如中国共产党注重文化整合的形式，而美国的政党则更注重于制度整合的形式。
在诸种社会整合形式中，文化整合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就社会而言，文化起着价值、规范、行为整合的作用。它是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分化出来的模式可能并且常常事实上造成了社会冲突的基础的地方，整合使一个社会卷入寻求一种新的和更一般的统一性的基础。这些统一性的头绪自然是存在于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最高的控制论层序之中——尤其是存在于价值和规范之中。”（注：〔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董云虎等译，13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因此， 文化整合也是政党发挥整合作用的最主要的方式。总的看来，政党的出现和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转化为政治力量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适应目前仍在继续着的民族国家和公民角色的历史运动所要求的社会整合和提供合法性的需要。而无论哪一方面需要的实现，政党履行功能主要的也是根本的方式就是寻求文化认同或意识形态认同。
总之，社会整合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社会构成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则在于人们的共同利益以及对人们发挥制约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党的意识形态、体制、政策功能提供了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渠道和社会过程。目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分化的程度会不断加大，整合结构和功能就显得更加重要。加之，在20世纪迄今为止的100年中，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现象就是政党。为此， 将中国共产党放在社会整合的理论背景下考察，必然会加深我们对目前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变迁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认识。
中国超大社会获得整合结构的艰巨性与重要性
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良性地运转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是否获得了协调各种矛盾和利害冲突的结构。严格地讲，任何社会都会存在某种履行社会整合功能的机构、体制和机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社会整合的结构是否能够适应社会变迁和发展中不断分化的矛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社会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是通过激烈的社会变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其间各种内外矛盾加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局面。因此，寻求社会整合的最佳结构，一直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内在要求。在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的凝聚力降低、政治资源的弥散性分布加大，这种状况要求具有高度整合功能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正是应了这种历史的需求脱颖而出的。
中国是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整合结构的获得对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其一，它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构筑起自己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结构的话，那将极大地减少它在国际竞争中生存的机会，可以说中国人民正是伴随这样的历史教训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其二，它事关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代价、速度，一个适当的社会整合结构的获得可以减轻社会变迁的代价，并促进社会发展的速度，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自清末以来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三，它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成败进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像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悠久、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多民族的社会，社会整合结构的获得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同时，社会整合结构的获得在超大社会的中国又是一个极为困难和艰巨的历史过程。首先，艰巨性来自于中国社会近代以来被各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和冲突所分割，表现为长时期的内战、贫穷，严重地缺乏社会公正；其次，艰巨性源于多民族的现实和地方势力的威胁。如果说众多民族作为社会的、文化的实体其相互间的差异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的话，那么长期形成的无视社会整体的地方势力则一直是社会整合的巨大威胁；再次，艰巨性来自于与超大社会相伴而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稳，这种不平稳使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极难统一；艰巨性还来自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成分，但其所增加的社会变迁的困难使新的文化整合机制难以生成，并使不同性质文化所形成的行为方式之间发生冲突。如上种种均说明，中国这个超大社会获得与社会现代化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整合结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复杂的和艰巨的历史过程。
综观中国近、现代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社会整合结构的状况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社会整合结构的形成阶段，而1949年至今则是已形成的社会整合结构与整个社会在现代化变迁中的磨合时期。1949年以前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寻求和获得社会整合结构的历史。总的来看，这段历史中，社会的整合结构已严重弱化，除了经济的和传统文化的整合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整合结构已由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分割开来，表现为连年的内战和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中国社会整合结构的成长是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其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增强了全体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团结，客观上提供了中国社会获得整合结构的契机和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分化、动乱、整合的历史过程，终于重新获得了与现代化社会变迁基本相适应的社会整合结构。1949年以来，这个结构在同发展中的社会的磨合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有比较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过于强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社会现代化变迁及速度；而改革开放以后所作的适应性调整，使社会整合和社会变迁基本上呈良性互动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整合
意识形态在社会整合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社会整合在根本上依赖于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相适应发展对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都卷到资本主义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展开的。在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众多探索、众多主张竞相成长，而同样来自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近百年来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固然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分不开，但又取决于这种理论的特性以及它同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关联状态。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是为无产者和贫苦的劳动大众服务的。这种理论特性适合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需求。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对现实社会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批判，现实地合理地说明了人类苦难和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其理论具有社会革命启蒙的品格。这种品格对20世纪初期处于全面社会危机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极为特别的意义。历史学所揭示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对寻求复兴中华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巨大感召力就很说明问题。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指向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社会对正经历着苦难的中国人来说其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在具有理性启蒙品格的同时又具有动员资源的感召力的品格，它使人们普遍地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因此，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将人们集结在它的旗帜下，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大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英勇不屈的努力。这里很值得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长期积累的传统文化和大众心理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特别表现在它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关注上，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它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充分暴露的社会矛盾的程度上所形成的认识成果。鉴于当时“自由”对“平等”构成的危害和威胁，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在表述上更倾向于对平等的追求，无论是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上，还是在对未来社会状态的论证和描述上，其理论的表述似乎都取向于平等。而这一点恰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和大众心理中的平等取向相呼应。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众心理中一直存在着更多的趋向于平等的结构，中国自古就有“大同社会”的理想，“不患贫，而患不均”、“等贵贱，均平富”已构成大众心理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同样突出地表现在领袖身上。“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看出始终贯穿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小生产的平均主义，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前者是追求的目标，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平等的乐园；后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即只有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抓革命，通过政治挂帅才能达到这一目标。”（注：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第2版，192页，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大众心理这种相呼应的状态，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理解所产生的那样一种呼应状态，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迅速在中国被认同并传播开来的一大原因。其三，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又具有现实性的品格。它将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定位在广大的劳动大众这个巨大的政治资源上，而将变革的途径诉诸阶级斗争的方式。这一点对中国社会的革命变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正苦于寻求变革社会的路径。从经验层面上讲，中国近代出现的历次改良或“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或不能够触动传统社会之根本，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具有这样现实品格的理论作指引，变革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首先是力量之间的较量过程，中国存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只有这笔巨大的政治资源被某种理论和体制所整合，中国社会的变革才有指望。因此，一旦中国历史中成长起来一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政治力量的时候，中国革命的胜利或曰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中国近代以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复兴的问题。为此，像任何后发展国家一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优先解决政治发展问题，即国家的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有效的能整合中国超大社会的政治体系建设。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并开始向主流意识形态过渡。由于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最初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功绩合法性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泛认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成为绝对的主流意识形态。本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为中国未来发展夯实现代基础的时刻，然而，随着“左”倾路线的抬头，类似封建的残渣浮动，出现了非常极端的领袖崇拜、党的崇拜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崇拜，像任何极端的事物发展的逻辑都必有损于自身一样，这种极端的大众的心态构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孕育了时至今日社会中的“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颓废状态。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偏向一度使中国当代的历史偏离了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偏离了前一阶段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拨乱反正，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的历史又恢复了它的正常逻辑。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
任何社会整合最有效也是最为根本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目前在中国社会中起作用的整合意识主要有：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意识，政治崇拜的意识等，这些意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符号。更为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机构和党对大众传媒的领导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得以实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的整合作用突出表现在它随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不断丰富着自己的内涵，已由原先的强调对立的意识形态变为强调共存的意识形态，具有了兼容并蓄其他性质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能力。目前，多元文化的存在已是事实，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应随实践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扩大其包容性，增强其内涵的底蕴，以融合其他思想体系的文明价值，改变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信仰危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注：〔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陈郁等译，5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现代化是循着一条社会主义模式的路径的；还因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复杂性、渐进性和有序性，要求社会整合与社会变迁必须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中国现代政治体系的政治社会化程度还不充分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应减弱，而应强化。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寻求意识形态整合的最佳方式应特别注意开发合法性资源。合法性是任何政治体系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所谓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其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息。一般来说，合法性资源存在于三个层次：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绩。对任何政治体系来说，合法性都是影响和控制社会最为有效、最节约成本的政治资源。因此，开发合法性资源是日益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国家的需要。意识形态是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它通过培育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合理性认同和情感来起作用，有助于政治权威的形成。制度和规范是意识形态中价值理念的体现，它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和社会资源的分配用经验事实来说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合法性资源最为缺乏的是在这个领域，一方面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某些制度和规范尚未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和规范由于多种原因实施中偏离价值准则，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现象的存在消解了已提供的合法性资源，使制度和规范的实际运作更加困难。政绩是合法性的又一来源，它通过实际的政治产品向人们证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目前它是我国政治体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和现代化业绩向世人转递着合法性信息。但政绩的合法性是较短暂的，因为它不久就会被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消解。
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所选择的社会整合结构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这种地位体现在社会整合的机构、体制、机制及其运行过程中。除了以上强调的意识形态整合之外，目前我国的社会整合结构的概况大致如下：
第一，政治体系的部分。首先是政党及政党制度。任何国家政党及制度都具有一定的整合社会的功能。但是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党及制度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整合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政治体系，而政治体系中政府和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则存在着反向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充分发展时，政府的社会整合功能就最强，而政党的功能随之就较弱；反之，当一个社会政治体系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尚未充分发展，政府在整合社会中很难发挥更大作用，这时整合社会的责任就落到了政党身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历过或正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中国这个超大社会的现代化变迁有着特殊的社会整合规律，这种规律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政党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主要表现为：建立遍及全国范围的组织网络，以此为纽带协调各个地方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建立党对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关系，保证党领导下的全国施政的统一；利用党的各级组织，掌握对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发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优势；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军队是一支潜在的整合力；利用强大的组织网络的影响力整合周边的政治资源；建立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关系，团结各方力量，调动各方积极性，强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整合。
执政党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的政党，它的金字塔状的组织网络、囊括整个社会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到各行各业的每个角落。古老的中国社会从未享受过如此程度的统一，并且在制度的框架内各参政党都存在规模相对小的类似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它们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中国政党制度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可见，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非常有利于发挥政治整合功能。
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基石军队行使着领导权。在西方国家，政党与军队无缘，这是由他们国家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所决定的；在我国社会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由于政治结构与社会一直处于磨合状态，政治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国家的统一、稳定与安全需要军队发挥重要作用，而为了保证军队本身的统一和有力量，为了保证军队起作用的方向有利于社会进步，政党对军队的控制就是绝对必要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我国政府体系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方式组成全国乡级以上的国家机关组织网络，建立公民和国家间的普遍的政治关系；通过上级国家权力机关对下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关系，通过各级国家权力对同级其他国家机关的宪法监督关系，以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领导关系，保证实现宪法基础上的全国整合；通过各级国家机关网络实现对社会的领导，保证全国各地方、行业和全国人民法律基础上的协调一致。
第二，政策过程部分。这是社会整合结构最常规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整合社会的方式和机制必须做相应调整，以适应经济规律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主体平等、法治基础上的契约自由、公平竞争，因此，与市场经济发育相伴随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趋向于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这是由新的经济体制所引发的社会职能的分化进而要求的结构分化所决定的。共产党整合社会的最佳方式和机制必须满足于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以及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找到的一条发展中国经济的最佳体制，并决意按照这种体制的内在要求推动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党的存在就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党整合社会的方式和机制就必须依市场经济的需求做相应调整。总的来看，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相比，这种方式和机制已由原来统揽一切转向了主要通过决策来发挥作用。
党的政策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源泉。这些政策包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这些政策的总体目标是求同存异，使各方面的人群都各得其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这些政策构成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我国现行政治体系的政策过程基本上具备了融合各方面利益和要求的能力。社会整合的根本问题就是各种利益尤其是相互冲突利益之间的协调，通过政治体系的政策过程，各种利益之间形成了妥协或协调一致的关系。因此政治体系的政策过程可以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整合社会的过程。不同政治体系中，这个过程的区别仅在于整合社会的程度和范围的差异，一个能够融合社会不断分化的各种利益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个最具整合功能的政治体系。社会整合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系吸收、同化、消解和融合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政治体系的政策过程基本上适应于社会的现代化变迁水平。目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政策形成过程和内容基本上能够满足社会各群体参与和反映社会诸方面的利益和要求；但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众多中断现象，比如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使法律的价值无法真正实现。
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上看，政党在中国社会的整合过程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产党的整合功能是否能正常发挥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目前，中国的社会整合结构与社会变迁的水平是基本相适应的，但仍存在一系列潜在的甚至已经生成的威胁：首先，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权力下放，故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一度出现了中央权力“弱化”的现象，在像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中央政府的权力“弱化”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中央权力“弱化”的对应物就是地方主义的盛行，以及社会中日益严重的失控、失序、失衡和失范的趋向。走私的泛滥以及其他方面的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典型的地方主义。这些现象对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整合结构是一个现实的威胁，因此，如何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件迫切的事情。其次，市场经济的发育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大变化就是经济组织中党的功能“弱化”，原来党在经济组织中的存在是我国社会整合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党在这些组织中功能的“弱化”必须以来自其他系统的功能强化为补充，否则就会出现社会整合的缺陷。比如目前变得日益严重的工人利益被忽视的问题。其三，如前所述，政治体系政策过程在任何国家中都是社会整合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目前，这个过程在我国存在的缺陷主要是在政策实施的领域。来自各方面的材料表明，这个领域中权力滥用的范围不断扩大，权力滥用的程度不断加深，这种衰朽现象如不得到扼制，将会危及整个整合结构。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政治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