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性范式下的徒步体验研究
——以徽杭古道为例
朱 璇*江泓源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徒步是户外游憩空间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深刻理解徒步体验对户外游憩空间建设有重要作用。移动性是连接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打破学科边界的新研究范式,目前国内的移动性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相关经验研究。本文在移动性范式的理论框架下,首次使用移动民族志和虚拟民族志、内容分析和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徒步旅游中因身体移动带来的具身体验及徒步者所建构的个体和社会意义进行分析,旨在理解徒步者行走中的“景观化”过程及其对徒步空间的情感响应,联结徒步者的身体体验、空间感知和身份认同。徒步体验揭示了徒步者在移动的具身性实践中重构着景观、地方和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可以成为连接身体地理学、情感地理学和道德地理学的研究新领域。在如何建构主体认同的文化符号并将地方性嵌套于徒步道空间的表征上,本文从实践层面给徒步道管理者提出了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 移动性; 徒步体验; 空间感知; 具身实践; 空间意义
0 引 言
徒步是国家公园等户外游憩地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国家公园体系内不仅有专门的国家徒步道(National Trail)类型,而且不同类别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均有不同长度和难度的徒步道系统。徒步道不单纯是旅游吸引物,有些知名徒步道更成为国家身份的象征,如终点为马丘比丘的秘鲁印加徒步道(Inca Trail)和以色列国家徒步道(Israel National Trail)等。在这些国家,徒步道成为教、学的场所,徒步是生成个人和国家情感纽带的盛行方式(Collins-Kreiner et al.,2016),也是旅游者从行路征程中获取特殊旅游体验的主要渠道。研究徒步空间和徒步者体验的交互影响,可以将徒步者对目的地的感知和对旅途的感知进行有效连接(Cutler et al.,2014)。本文通过分析身体与地方邂逅的旅游实践,揭示空间对主体产生的意义,有利于建构并得到徒步者认同的地方文化符号,使资源配置和空间规划与徒步者的情感需求相匹配,对徒步道的设计及其景观表征物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1 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1.1 徒步体验
国外早期的徒步体验研究大多直接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域的管理策略服务。从实践层面看,对徒步道的规划和管理会形塑徒步体验(Stewart et al.,1999)。最初的徒步体验研究往往指向户外规划设计,如有关美国亚利桑那州徒步道网站的设计经验(Kuby et al.,2001),应用性较强。之后,学术界对徒步体验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研究者把自然环境作为徒步者个人和社会体验的一部分,强调自然及户外游憩设施对人的修复、提升和治愈作用(Russell et al.,2002;Caulkins et al.,2006;Roberson et al.,2009)。Chhetri等(2004)研究发现,自然景观影响了徒步体验,其搭建的徒步体验四象限图是一个较有价值的评估徒步活动满意度的理论框架,但该研究的样本量小且样本群体均质化,研究场景单一,空间尺度较小,有必要将调研延伸至更多样化的样本群体和自然场景。解说设计或环境设计对提升徒步者体验的作用机制也受到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们的关注。Staats等(1997)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环境设计对徒步者模拟在森林中徒步时情绪变化的影响;Kristi等(2011)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徒步道沿途的解说牌构建徒步者的自然体验并缔造意义的机理,但该研究基于语义学的分析并未涉及实证调研。
另一类研究者关注徒步者的内部体验、情感动力和心理动态,以及徒步功用(Anderson,2004;Wylie,2005;Morris,2006)。徒步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多种目的和体验的途径(Kay et al.,1996)。Coble 等(2003)揭示了独行徒步者面对受伤、迷路、偷盗和野生动物等时的恐惧及其对徒步体验的影响。Den Breejen(2007)发现,愉悦度和徒步强度是影响徒步者在长达152公里的西苏格兰高地徒步道上徒步体验的主要因素。Roberson等(2009)发现,克罗地亚察山自然公园里的徒步者体验的主要诉求是:亲近户外和自然、追求身心健康、与他人互动和自我知识的成长。以上研究分别对独行徒步体验或多种空间尺度的徒步体验进行了定量或定性研究,但大多缺乏理论分析框架或未给出充分的理论依据。
理想的行走是“身体、心智和世界相关联的一种状态,仿佛三者之间在对话,并共谱和弦”(Solnit,2001)。行走亦是自我、他者和自然之间的互动(Wylie,2005)。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将上述两类研究合二为一,把身体行为、环境或地方感知和情感体验相联结,从具身性视角来研究自然环境中的徒步体验,如Humberstone(2011)通过主位的、自传式的和民族志的解释现象学路径来研究身体和自然要素接触过程中身体、情感和感觉等之间的联系。徒步过程中的地方性和个人身份感也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例如:Collins-Kreiner等(2016)研究发现,以色列徒步者在长达1000公里的以色列国家徒步道上的徒步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它和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建构了徒步者的个人政治身份和对国家的依恋情感;Cutler等(2014)第一次从移动性视角研究徒步旅游体验,揭示了徒步和个人身份建构的关系,提出徒步过程中的身体感知(痛苦和挣扎)是徒步体验的核心。这些文献对本文研究问题和理论基础的确立具有启示作用:从表象上看,徒步是一种物理移动,但本质上是由身体移动驱动的对环境或空间的感知,以及对自我身份认同发生变化的一种实践活动,适合从移动性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剖析。
国内对徒步旅游及其体验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概念特点的探讨比较(黄向,2005)和国外实践经验启示(胡洁 等,2015)的初级层面。但与国外早期徒步研究相似,偏重于开发应用(胡一鸣 等,2008;肖盛和,2008),鲜有理论意义上的研究成果。谢彦君等(2017)采用身体地理学视角,对收集的徒步游记和访谈进行扎根理论分析,提炼出了具有理论抽象意义的成果。他们以徒步旅游者发布的网络游记及第三方对徒步者的访谈材料为资料分析单元的方法,为徒步体验这一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1.2 移动性范式
Mobility是由Urry(2000)提出的联结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打破学科边界的新研究范式(Coles et al.,2005;Hannam et al.,2006;Sheller et al.,2006)。虽然目前国内文献大多将mobility译为“流动性”(杨茜好 等,2015;孙九霞 等,2016),但基于mobility这一概念提出时强调移动空间性特征的初衷,并为与Bauman(2000)提出的“流动性”(liquid)这一普遍被国内社会学界接受的既定译法相区别,本文将mobility译为“移动性”(朱璇 等,2017)。移动性不仅研究物理移动,而且更关注物理移动建构共享的社会意义,以及物理移动带来的主体体验和具身实践(Cresswell,2010;Kwan et al.,2016)。
江南第一关到黄茅培是徒步者对景观评价较为负面的路段。很多徒步者都觉得这段路程“周围没什么景色,走的(得)有点无聊”(M7),但此段徒步道为土路,路途平坦,是移动过程中最舒适的空间段 。随着身体的放松和适应,对“他者”的关注开始持续浮现在徒步者的叙事文本中,“佛掌峰那里有一个卖水的爷爷,……很感激遇到他”(M10)。80%的叙事者都会提及该路段上这位“佛掌峰老人”。“热情”“友好”“会拍照”是众多徒步者对这位老人的普遍感受。老人所在地的背后形似五指的山峰,为老人给徒步者的演绎提供了完美背景。他被当作古道村民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成为该路段的点睛之笔,让徒步者深刻感知到徒步道的社会人文空间。徒步者也开始注意到古道村民的热情善良、友好朴实,并试图和“他者”产生互动,“在这里驻足听老人说说他的故事,陪他说会话或者就是(对他)最好的报答了”(M10)。
江南第一关是踏入古道后的第一个标志性节点,这段路为窄且陡的上坡道路。此时,徒步者“咬着牙往上爬,感觉自己的腿都在抖啊”(M17),感知身体发生强烈的变化。但同时这一段又是徽杭古道的精华所在,是古道风景最好的一段路。“绿叶”“野花”“清泉”的“精致”“清净”“不闻世事”(M20)是徒步者对此路段自然空间景观的感知,“咬牙”“腿抖”反映了徒步者的身体感知。当徒步者苦痛着的肉体邂逅美景后,产生了“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M19)的身体痛苦[12]心理愉悦的双重感知。
记得当时每次出差，我都会带上稿纸，中间还不忘夹上几张复写纸。因为我写东西基本上都是“落纸为定”，并且一式三份，自备底稿。那个年代的编辑作风普遍很好，副刊版面宽松，我发出的稿子命中率也比较高，即使没有被采用，编辑部也会退稿，但是这样来回邮寄难免被弄丢，我曾经丢过几篇短文，至今仍觉可惜。
在已近尾声的该路段中,徒步者能有意识地调节身体节奏,和身体技术有关的描述开始浮现在文本中,“下山的路段对膝盖的损伤比较大”(F3),“要特别注意发力,膝盖长时间受压的话容易受伤,这时候就要多多借助登山杖”。(M27)许多徒步者对自己的身体和技术更加自信,也体现在他们对下一次旅途的期盼,如“这次徒步对自己的体能等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以此为参照点,希望今后能一步步进阶”(M4),“终于下山了……这次徒步虽然很难忘很不舍,可是也很期待下一次的旅行,下一次,去哪呢?”(M26)
2 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2.1 案例选取
徽杭古道全长20余公里,起于安徽省徽州市绩溪县伏岭镇,止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马啸乡,是古徽商通往杭州经商的必经之路[注] 微行古道[EB/OL].http://www.bytravel.cn/Landscape/26/huihanggudao.html. ,由于其历史底蕴丰富、自然景色优美而深受徒步者喜爱。徽杭古道全程徒步需1～2天,是一条中尺度的徒步路线,被网友们评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路线之一、中国最美十大古道之一、华东第一古道等,是华东地区的热门徒步路线和徒步旅游目的地,对研究徒步体验具有典型性意义。
2.2 移动民族志
非表征理论认为,无论是文本、言语还是视觉都不能作为情感的表征方式,非表征理论更倾向于人的实践行为和非言语行为。身体应该是能感知被研究者情感的“乐器”,因此,对徒步者空间情感体验的研究也要求调查者置身于该空间中,否则情感难以在调查者与参与者之间传递和流动(朱竑 等,2015)。而移动民族志方法强调在空间和面对面的关系中观察主体的移动,在不同人群的聚集中拓展“情景可读性”;边行走边理解被研究者的世界观和情感变化;既可以处理有形技术表征,也可以处理无形表征(Buscher et al.,200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蕴含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承载着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生命密码，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的精神资源，是文化艺术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历史、精神的家园、民族的标识。而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盐垛斗虎”的高技艺传承者大都年老体衰，靠技艺不足养家糊口，生活贫困，后继无人，随着老艺人的离去，年轻人外出打工增多，斗虎队伍逐年缩小，新老交替出现空挡，斗虎后人日渐减少，“人在艺在，人去艺亡”的情况越来越突出。
2.3 虚拟民族志
徒步者是狭义的背包旅游者(朱璇,2009),而背包旅游者是最热衷于通过叙事来讲述旅游体验(Bosangit et al.,2015),赋予地方和空间以主体性建构意义(Obenour,2004)的人群。他们在身体移动的过程中或结束后,最擅用互联网来阐述或回忆自己的经历,因此,本文也采用了虚拟民族志(张娜,2015)以克服传统民族志或移动民族志在数据采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我们长期浸润徒步旅游的虚拟田野,并于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在国内著名网络游记分享平台——马蜂窝上追踪徽杭古道的徒步游记,在虚拟田野以点赞、评论等方式与徒步者进行线上互动,并通过判断式抽样选取最能完整呈现徒步体验的网络游记10篇,联系这些游记博主,对其中给予回复的5位进行了线下深度访谈,深入挖掘其游记文字背后的意义和情境。随后,我们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并将受访的5位博主编码为F9～F13。
基于此,我们分别于2016年6月和2017年1月两次深入徽杭古道,借助自己的身体和感官,先后共跟随8名徒步者移动并完成古道全程行走。通过半结构访谈对徒步者移动过程中的语言表征进行调研,观察其非语言表征的实践行为并进行记录,以捕捉徒步者不愿透露的情感或思绪变化。之后,我们对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并将受访者编码为F1～F8。同时,我们也对在徒步过程中所有偶遇的徒步者进行了观察和无结构化访谈。
2.4 内容分析
对网络田野数据进行内容分析,是研究背包客对目的地的感受和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恰当方法(朱璇 等,2017)。本文以马蜂窝为样本网站,输入“徽杭古道”关键词,搜索到2009年5月至2016年5月关于徽杭古道的博客共计606篇,再通过人工阅读筛选出内容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信息量较大的游记样本,最终确定29篇游记,将其编码为M1～M29,样本字数共计21856字。以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作为内容分析工具,对这些文本中的中文词频进行分析,输出词频排名前300名的词条,经检查和筛选后保留前92名高频词条(见表1)。
表1 游记文本高频特征词组表
2.5 叙事分析
叙事分析是最常见的研究背包旅游者的方法(余志远,2012),它能对旅行者叙事的文本进行叙事意义的挖掘,是一种非常适合研究旅游感知、体验和认同的方法(Banyai et al.,2012;王冠,2013)。因此,本文对通过移动民族志和虚拟民族志收集的访谈记录和游记博客进行叙事分析。
湿法处理工艺包括了浸出、电解、沉积等工艺流程，由于氧化锌是两性氧化物，酸、碱均可用于提取和回收氧化锌。Petteri Halli 等[17]研究发现，在10%王水(浓盐酸∶浓硝酸=3∶1)，1.2 mol/L盐酸，0.94 mol/L柠檬酸和1.5 mol/L硝酸的配比下，锌的提取率大于 75%，同时，就锌的提取效果而言，铵的效果远好于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
3 徒步者的过程性身体体验和情感响应
身体在场,是指身体本身处在行为发生的情境现场。具身这一范畴由此而来,意指一种身体经验,是通过身体感觉和运动体验来建构体验主体赖以思考的概念和范畴(谢彦君 等,2016)。由于旅游体验的实现路径总是通过身体在场的方式才能完成,所以研究徒步者的移动实践和具身性体验成为徒步体验研究的基本内容。如表1所示,“蓝天凹”“黄茅培”“江南第一关”等古道节点词条出现的频数较高,表明徒步者的移动体验具有强烈的空间性和时间性。随着徒步时间的推移和不同空间路段的推进,徒步者的徒步体验变化较大,呈现出多样化的过程性特征。因此,本文根据不同空间路段将徒步者身体体验和情感响应分为具有过程性的4个阶段,并结合文本进行叙事分析。
3.1 身体兴奋——疲累愉悦的唤醒期:古道入口—江南第一关
站在古道入口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风景画,“入口处是些徽式建筑,红砖白瓦,静美无比;漫山云雾缭绕、山是一层一层的,神往无比;低首清泉一丝,有野草微掩,加上缭绕的晨雾、氤氲的晨露,真真儿是仙气无比了”(M6)。“静美无比”“神往无比”“仙气无比”体现了徒步者在入口处对古道自然空间景观的感知。“期待预见未知的自己”(M12)等描述表明徒步者面对即将开始的古道徒步,身体兴奋,精神振奋,对未知旅途饱含期待。
徒步是时间和节奏把控、空间和地方体验的综合承载体:徒步过程中的空间移动不仅对个体产生崭新的意义,而且在主客互动的具身性体验中重构着景观、地方和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在移动实践中,徒步者通过身体与地方邂逅,产生对环境的敏感性和对路途空间的细微感知、联想、记忆和激情(杨茜好 等,2015),在经历景观的不断转变中传递文化意义(Merriman et al.,2008)。景观、地方和徒步者在互动中产生持续的旅游实践,不断为旅游空间制造着意义。
我们观察到在上坡阶段,徒步者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擦汗,并不时抬头吃力地看路之远近,但一到江南第一关休息时,便会摆出各种胜利者的姿态拍照,表现出经历一段难走征程后的欢愉感。痛苦和快乐本是二元对立的概念,却在这段路上完美融合交错:徒步者产生的疲累感知,在面对这一段山水交错、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色时被弱化或得到补偿,肉体的痛感转化为目睹美好景色后的欣喜,身体和情感同时在行走中被唤醒。移动过程中的环境变化作用于徒步者的空间体验,沿途美好景色弱化了徒步者的痛苦感知,增强了其愉悦感和成就感。
3.2 身体适应——沉入体验的渐进期:江南第一关—黄茅培—下雪堂
2.2 Sanger测序验证结果 对PCR产物进行Sanger测序，先证者OCA2基因(NM_000275)存在复合杂合突变：OCA2基因c.406C>T(R136*)杂合复合OCA2基因c.1922C>T(S641L)杂合。其中OCA2基因c.406C>T(R136*)突变位点遗传自父亲，OCA2基因c.1922C>T(S641L)突变位点遗传自母亲，与二代测序技术结果一致(图1)。
下雪堂住宿条件比蓝天凹优越,许多徒步者会选择在此停驻休息或露营,因为它是徒步行程过半的重要节点,而另一半路程较为难走。下雪堂由此成为客栈集中、可供徒步者休憩同时又能体验乡间慢生活的地方。“躺在摇椅上,看会书,发会呆……多希望时间能停滞于此,让我多享受这样的生活,这时候老板送上来一杯泉水泡的茶,香!真香!享受!纯享受!”(M11)“茶叶”“泉水”构成了徒步者对生活空间对象化的具象感知,身体和情绪沉浸在乡村真实生活的场景中,让自己“他者化”为当地的一分子。F1的鞋子湿了,宁可坐在农家客栈的灶边烤火,也不要去参加院子里的篝火晚会,“好不容易这里清静,就这样享受这炉火,这温暖,要的就是这种时间的停滞感”。她的同伴F2则在客厅与猫狗嬉戏,仿佛置身家中,毫无疏离感。身体的适应和松弛使徒步者能够进入“他者化”的角色,在异地重拾某种类似家的熟悉感和情感归属,逐步建立起地方认同。
3.3 迷茫低落——抵达高潮的转折期:下雪堂—蓝天凹
从下雪堂到蓝天凹这一段路沿途人家较少,有多条岔道,又缺乏标识,“没有信号,一路走来也没有任何路标”(M2),多位徒步者表露了迷茫和惊慌。F4在大雨天试着走一条并不确定是否正确的路时,一直心怀忐忑,嘟囔着要打电话问路,因为当时并不能清楚确认自身方位并给予描述,被我们劝阻。但等走到可见标牌的正路时,F4长吁短叹,一直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来。等F4和F5、F6相遇时,大家共同追忆起刚刚走过的那段身心负累的旅程时,却不约而同轻松释然地笑了。因为大家都拥有类似的经历,能感同身受彼此的体验。“我者”此刻从个体演变为群体,徒步者之间产生亲密无间的同道情感。
“下雪堂到蓝天凹这段路全是上坡和台阶,实在很累,腿很胀。”(M19)此时徒步者经过较长时间跋涉,体力不支,加之前期肌肉劳累的滞后反应,让徒步者明显感受到“累”“酸胀”等身体变化。面对岔道或标识的缺失,徒步者发出“更累了”的感慨,乃至出现对未知旅途的担忧等安全感知问题,身体疲乏,情绪低落。此时,不规制的空间给徒步者体验造成负面影响,但徒步者对同伴的角色认同变得强烈。
三通两平台指的是实现开通校园宽带网络、班级资源、学习范围网络、教学资源服务平台、教学管理服务平台，其直接关系着信息化教育教学的环境好坏。力争创建出设施先进、资源充足的信息化教育教学的外围环境,达到教师在进行信息化教学条件，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创造有利条件。
虽然下雪堂到蓝天凹这一路段十分磨人体力和心智,但作为整个徽杭古道制高点(1050米)的蓝天凹,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很多徒步者对这个“一脚踩两省”的地方有着不一样的情愫。徒步到此节点后,经历了峰回路转的剧烈情感变化,“顿时感到天大地大与自己的渺小,来到这里才发现所有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M23)。“制高点”这一地理节点对徒步者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徒步者在蓝天凹获得了“壮观”“视野开阔”(M23)等自然空间感知,引发对“大自然的伟大”与“自身的渺小”的感慨,触动对自然和人类关系的思考。
山顶的平地是各路徒步者热衷拍合影的地方,此时登山杖、大背包等往往作为身体的延展被纳入合影中,成为群体认同的有力象征。一位装备齐全的4岁小驴友被诸多徒步者表扬乃至拿来做“道具”,徒步者通过与这一特殊“我者”的比照,纷纷激励自己鼓足士气,继续前行。从艰苦跋涉到豁然开朗,大多徒步者都表达了风雨后见彩虹的顿时体悟和“会当凌绝顶”(M28)的高峰情感体验。
3.4 身心调节——满足展望的舒缓期:蓝天凹—永来村
基于此,本文以移动性为范式,对徒步者身体移动带来的具身体验及徒步者所建构的个体和社会意义进行分析,旨在理解徒步者行走中的“景观化”过程及其对景观和徒步空间的情感响应,并将身体体验、空间感知和身份认同相连结,试图从新的理论视角理解徒步体验,推动旅游移动性的经验研究。同时,对徒步旅游目的地而言,理解徒步者的空间感知和情感响应,有利于缔造主体认同的地方文化符号,将地方性嵌套于旅游吸引物的营造中,打造独具特色的徒步道空间和景观。
节水灌溉技术在选择过程中，要结合本地区农作物种植现状、种植比例、种植结构，以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出发点，以适当减少高消耗水类农作物，增加林地和草地等水源涵养效果较为明显的农业项目为原则，科学选择节水灌溉技术。种植结构调整过程中，应该尽量减少需水量较大如小麦、棉花、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比例，增加林果类，如大枣、核桃、苹果、人工牧草为主的林果业和牧草业种植面积，显著提升单位面积内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达到节水灌溉的目的[3]。
选取2013年1月至2017年3月在本院诊断为壶腹周围癌患者90例，且所有患者都进行过病理检查。90例患者中女性32例，男性58例。患者年龄34～85岁，平均年龄为(62.3±9.57)岁。在检查前，对所有患者做低张饮水的肠道准备。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此时,徒步者内心情感多样复杂,一方面感叹终于快要完成徒步,另一方面对即将结束的徒步感到依依不舍,对下次徒步充满期盼。与之前追求一味向前冲的身体状态和精神意念相比,徒步者更愿意放慢脚步,刻意留心和收藏沿途的美景,如雨后升腾而起的淡淡云海吸引了众多徒步者驻足观赏。快到出口时,由于缺乏明确标识,许多徒步者通过询问当地老乡来确认方向,在得到“古道到这里结束了,后面还有一段土路可以走到公路上去”的答复后,相当一部分徒步者没有选择直接踏上公路,而是继续行走土路,直到走到土路的尽头,才肯改走公路,显示出临别前对古道的深深依恋。
4 徒步者对象化的空间感知和主体意义建构
徒步体验源于对象化的情境,来自基于旅游客体之上的主体感知。因此,本文将表1中与徒步对象(旅游客体)有关的高频特征词条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合并,提炼出徒步者对象化的空间感知(主体感知)主题(见表2)。
移动性范式下的旅游并非恪守以往对象化的体验,也追求旅游流动过程中产生于旅游主体之上的意义,用以消解现代生活的程式化和无意义感,重新寻找主体存在的意义(孙九霞 等,2016)。在徽杭古道的具身实践中,徒步者通过与空间和他者的互动,形成了多元化的主体意义和身份认同。3个维度(即一级主题)的对象化空间感知中,对“地理位置感知”及其主体意义已在前文中分空间节点论述,因而此处只分析前两个维度。
第一,“追求基础原理”是一流论文产出的首要条件。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通常会引领众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潮流,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更容易被引用。1996年,日本发布《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指出要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这成为日后日本出现“诺贝尔奖井喷”现象的原因之一。2018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进行部署。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来自“巴斯德象限”、具有双重性质的研究,这些研究对基础原理的突破性成果进行拓展,具有更高的研究成果转化率,能更直接地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研究者们应保持学术的“初心”,不懈追求基础原理的突破性发现,最终得到一流的科研成果。
表2 徒步者对象化的空间感知主题提炼表
4.1 自然空间感知及其主体意义
山水自然景观是徒步者对古道最直接的感知,“风景”“风光”“美”在文本中多次被提及,山水作为叙事的主题多充满浪漫的表征,“……古道正是成长在这婉约的笔墨晕染之间。青山隐隐,层林叠翠”(M23)。生机勃勃的植物为山水增添灵气,而昆虫和蝴蝶等野生动物更活化了徒步道的画卷,“梯田里翠绿的小麦,金黄的油菜花”(M2),“昆虫和你共患难”(M19),“视觉中有山的叠、天的蓝和水的澈,听觉中鸟的鸣、泉的落和风的拂”(M23),视、听、触等多感官体验交织在一起,身体边界消融在自然中。对自然空间的感知及随之产生的审美体验是伴随徒步身体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徒步)这件再单纯不过的体力劳动,被安置在这群山环绕的沧桑古道中,变得格外丰富”(M23)。这种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徒步者的审美愉悦中,而且渗透到主体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不管是哪一种人,在徒步旅途中走到一起,就自然地都变成了一种人:一群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人”(M1)。自然景观和移动实践的互动,使身体和器官变得敏感,重构了主体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此时的徒步者更善于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听着山林里的虫鸣蛙叫,想着来途的曲折坎坷以及此时天人合一的大自然,不正告诉了我们人生有如登山一般,艰难痛苦的攀登之后才能换来更高一层楼的美丽风光吗？”(M27)对自我成长和自我更新的感知,是徒步者反思和建构自我的最普遍叙事。
狗作为高频词汇多出现在徒步者与狗的互动描述中,从侧面可以看出栖居与旅行被糅合在一起,徒步者将自身融入乡间田园或家园,对目的地空间建立了如家的归属感。对清新空气、璀璨星空和原生态环境的描绘,更让这些融入他者语境的徒步者产生自豪感,“山里的空气真好,我不免骄傲起来,好像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M25)在自然环境的浸润下,徒步者逐渐从我者走向他者,建立起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家和非家的二元对立界限变得模糊,居住与行走两种状态表现出连续性和复杂性的互动,徒步者形成一种寓居于世的状态。
对天气的描写多融入具身性体验中,如:“山里一丝风都没有,汗已经出得发黏!碎石和台阶夹杂在一起,让你每迈出一步都感觉非常费劲”(M1);“天公不作美,我们遇上了下雨,整个过程有挑战,穿梭在雨中也是种乐趣”(M16)。徒步者以“前现代身体使用方式”(谢彦君 等,2017)构建了独特的苦行逆旅身份,“徒步的过程,就像用汗水在浇灌并且辛苦等待一朵花的盛放”(M23),肉体和精神以逆向的方式达到自我实现,赋予了徒步以某种仪式功能。
4.2 人文空间感知及其主体意义
徽杭古道之所以在华东地区的众多徒步道中脱颖而出,其重要原因在于古道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一社会历史文化空间被大多数徒步者所乐道,怀着“沿着当年徽商们的足迹,走一程文化苦旅”(M13)的志向,试图去追寻当年胡雪岩和胡适的足迹。但与自然空间不同,博客文本对人文空间的记录较少涉及物化的对象,而是更多地涉及徒步者基于有限事先资料的想象性建构,如“行走在路上想象以前的徽商就是沿着这条小路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心情同样略微激动”。(M12)古道沿途仅有两处可以感知徒步道之“徽”之“古”的实物:一处是位于入口的简述走过古道的名人生平的图示;另一处是临近出口的胡适雕像和简介。F1表示:“看到(标牌上)这么多名人走过这条古道,感觉大受鼓舞。”徒步半途中F5说道:“怎么走到现在也没有看到那些名人走过的蛛丝马迹?”F12也认为徒步并未增进其对徽商文化的理解,一切都依靠想象去感受徽商旧时的艰辛。可见,古道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上,徽商故事未得到演绎诠释,徒步者只能停留在对徽州建筑等的浅层认知,对其所蕴含的文化生态缺乏理解。
徒步者在游记中表述其身体知觉时,往往与古道的“石阶”“上坡”相联系,通过对路之难易和身体之疲累或轻松程度的感知来构建主体从徒步“小学生”到“大学生”的阶梯状行路身份标签。除此之外,徒步者对道路感知最强烈的是垃圾。“路上很多地方垃圾遍地,”如M25提到,“很担心这片青山绿水会(被)逐渐毁掉。”M14痛感于“游客随手扔的垃圾填满了我的眼睛”,“呼吁大家不要再乱扔垃圾了”。徒步者在实地有捡起路上空瓶扔进垃圾桶的行为,凸显了徒步者的自我反思性和空间道德感。身体移动常和个人价值感、道德感和审美观交织在一起,关键在于在什么样的地点和场所行走(Cresswell,2010)。而徒步道为移动中的徒步者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美学和道德反思空间。在这个旅游场中,垃圾这一“刺点”可能成为旅游主体共同关注的焦点,但这需要通过符号互动这一关键性环节才能得以实现(谢彦君 等,2016)。这给徒步道管理者如何通过符号表征来提升徒步者的道德感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古道沿途居民的美好生活和淳朴友善也是徒步者感知深刻的人文空间。“悠闲”“静”“淳朴”等词条出现的频次较高。M7表示:“山里人的淳朴好客真的很让人舒服,这种沁人心脾比风景更美!”山里的土产美食作为他者生活的一部分也被景观化,“早餐是笋干茶干的打卤面,上面还卧着一个金灿灿的荷包蛋。竹笋是扛着锄头现挖的,莴笋是自家种的,鸡汤也是土鸡杀的”(M2)。徒步者在关注乡村生活景观、主动寻找“真实的他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真实的我者”(彭兆荣,2004)。“于是兴起,拉上天台,音乐放起,一个人,一杯茶,一曲轻音乐……远眺的放空……”(M2)
为了能够规范农产品市场、让农民的利益不遭到过大的损害，由政府出面对农产品设置一个最低价格，当某种农产品市场产能过剩的时候，其市场价格必须保证在政府设置的价格之上[2]。而这种支持价格方式主要通过无追索权贷款来实施。所谓无追索权贷款主要指由相关农产品信贷公司向各农场主进行短期放贷，如果在短期贷款到期时，农场主种植的农产品市场价格比贷款率更高，那么由农场主自行卖出农产品，然后归还贷款费用。如果在短期贷款到期时，农场主种植的农产品市场价格比贷款率更低，农场主可以选择将农产品转让，不需要还相应的贷款，并且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在这里所提到的贷款率主要指政府确定的最低市场价格。
IF文件中说明了盐酸苯海拉明的原研信息（Rieveschl于1944年合成并发现有抗组胺作用），详述盐酸苯海拉明片10 mg是1975年日本通过再评价。苯海拉明口服固体制剂日本橙皮书参比制剂收载情况见表3。
“旅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是重新认识他人的过程。”(M26)无论是山里的老乡,还是路遇的伙伴,都是景观化了的“他者”和“我者”,是感知地方人文空间的基石。M7在结束古道旅程后感慨道:“永远都不要害怕一个人旅行!一路遇到火车上的小哥聊了半夜、火车站出来偶遇一个小弟一路聊至汽车站、遇到南农博士和金融才女一同进入古道……其实只要你走出来,就不会是一个人,风景和路上的人,都会是最美的回忆!”对他处我者(小哥、小弟、才女等)的凝视有效构建了自我,在徒步旅行情境下,这种惺惺相惜的群体认同感愈发强烈。M9写道:“用心去旅行,走一段路,揽一方胜,识一群人,总会有一些遇见唯美了我们的整个人生。”旅游具有了超出个体主观体验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主体通过行走建立起与异地的他者和我者的关系,在与他乡空间和文化的不断协商和反思互动过程中,表征自我的存在与身份认同。
5 结论和启示
5.1 徒步是以身体为媒介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具身性实践和反思性仪式
首先,徒步是一种通过经历肉体苦痛和精神愉悦呈冲突性的极限身体体验来实现自我认知和群体认同的旅游实践活动。传统社会的身份认同往往需要通过仪式活动得以确认;而高度的现代性则使自我认同变为可协商的过程。个体通过不断重组自我叙事,以反思性的方式形成认同(希林,2010)。徒步者自我叙事的核心,正是对个人身体的关注。徒步移动被赋予了传统社会中的仪式功能,并内化为徒步者的生命体验,徒步者借此确立了蕴含意义、可以信赖的自我认同感。其次,徒步者通过身体感知将他人我者化,我者他者化,相互开放自我,建构起徒步者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因此,徒步超越身体移动,成为一种个人借以反思自我、确立身份的仪式。
5.2 徒步者的移动是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景观化的过程,也是地方性被建构的过程
徒步是空间景观化的过程,空间被主体赋予丰富多样的意义。徒步者的移动也是一种基于空间变化的过程性体验。徒步者的身体和情感根据不同的空间节点,做出从唤醒、渐进、转折到舒缓的响应,逐步建立起对地方的认同和依恋。徒步移动使原本相对稳定与均质的地方越来越多地处在与“他者”的身份、文化及实践不断协商的过程之中,地方逐渐成为一个被移动所建构的过程。与传统理解不同的是,在徒步这项以自然资源为本底的具身性实践中,不仅自然空间在主体景观化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人文空间也在主体景观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自然空间通过主体的身体感知得以景观化,人文空间通过主体与徒步道当地的“他者”和其他徒步“我者”的社会交往而得以景观化。对空间-身体-他者的感知不仅确立了徒步者的个人和社会认同,而且构建了徒步者对地方的理解和认同。段义孚曾指出,空间是“缺乏意义的领域”(Tuan,1977),但徒步的具身性实践赋予了空间以情感意义,徒步空间因此成为建构文化意义的场域。徒步主体在移动的身体体验和情感空间的置换中重新定义着家的概念,提升自身的空间道德感,将缺乏意义的“空间”转化为充满意义的“地方”,构建起地方的独特性。
5.3 徒步体验可以成为探索方法论和联结身体地理、情感地理、道德地理和想象地理的研究新领域
近年来,对作为指引空间实践的身体地理(谢彦君 等,2017)、情感地理(Davidson et al.,2004;朱竑 等,2015)、道德地理(Dunnett,2015;Olson,2016)、想象地理(安宁 等,2013)的讨论日渐增多,但这些领域的经验研究仍较稀缺。本文将身体和身份、反思和道德、情感和空间、想象和地方、意义和景观这些核心概念在徒步移动这一具身实践及其体验研究中勾连起来,是一项基于实证的探索性研究。相关的移动地理学(Cresswell et al.,2011;Kwan et al.,2016)研究将为理解和拓展前述领域提供更新的思路。同时,本文将传统民族志和移动民族志的社会科学方法、内容分析和叙事分析的人文科学方法互为补充地进行运用,在方法论上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对社会文化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5.4 徒步道管理者要在充分理解徒步者体验及其所建构的空间意义的基础上,建立能得到主体认同的地方文化符号表征
徒步道是空间与徒步者的身体和意识(审美、情感、道德、责任、身份)集聚交汇的地方,本文对徒步道管理者提供了以下实践启示:
第一,对徒步道实行分级制度,保持中长尺度的徒步道中高强度的行走难度,在徒步道沿线建立清晰的方向导引和距离标识,鼓励徒步者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身体反应。身体痛感在徒步者身份认同和空间感知中扮演主要角色,这要求管理者在开发和管理徒步道时,应秉持与建设大众旅游景点不同的理念,要让非徒步者“知难而退”,徒步者“迎难而上”。徒步者身体缺场和身体在场时的信息提供同等重要,因此要建立完备的事先预警体系和详细的现场标识系统,对徒步所需身体技术和行路装备做必要说明,以便让徒步者在身体、物质和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不仅要关注徒步道自然空间的设计和连接,还需为徒步者创造多样化的渠道和条件,使其更多地感知人文社会空间。以徽杭古道为例,徽商的“行路文化”是可以作为鼓舞徒步者士气和构建地方独特性的核心元素,但目前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展示。农家客栈、沿途摊点是徒步者感受“他者”文化或与“他者”互动交往的主要场域,应给予更多政策上的扶持和法律上的规制。在景观化过程的不同空间节点,给予不同的“他者”介入和提升徒步体验的机会。
第三,从情感和道德响应上来看,徒步者是具有反思性的旅游群体,但徒步者的情感从何种程度上被唤醒,空间道德感从何种程度上被激活,则需要管理者去构建有效符号。徒步道管理者完全可以从“地”的视角去提升“人”的道德感,建立维护人地之间沟通的多种连接,妥善处理好原本可能焦灼的人地关系;应充分审视解说系统的科学性和教育性(朱璇 等,2011),通过解说来和谐人地关系,传递徒步场域的丰富内涵,“引导”或“说服”徒步者改变其不当行为,启发他们在反思自我的基础上,参与到徒步空间的管理和发展中去,构建更有意义的人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保护生态放在首位，绝不可再走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老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承诺，更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繁荣发展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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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Hiking Experience under the Mobility Paradigm :A Case Study on Old Huizhou -Hangzhou Ancient Trail
ZHU Xuan*, JIANG Hongyuan
(Tourism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
Abstract ： Hik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asic activities the outdoor recreational space such as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therefore understanding hiking experience has deep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king trails and outdoor recreation space.Mobility is a new post-disciplinary paradigm linking social theories with spatial theories,but the mobility study in China has newly been embarked 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s in great scarcity.Based on the mobility paradigm,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embodied experiences accompanied by the corporeal movement of the hikers and its social meaning making.Mobile ethnography and virtual ethnography,content analysis and narrative analysis methods are initiatively employed togeth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space is being landscaped to the hikers during their walking,and how the hikers respond to the hiking space.It is concluded that hiking is an embodied practice and reflective rite of hikers to achieve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via
body movement.The physical movement of the hikers is the landscaping process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space as well as the forming process of placeness.Hiking experience has great potential to be further studied as it connects corporal geographies,emotional geographies,moral geographies and imaginative geographies.Additionally,this study provides an example on how new methodologies can be applied in tourism geographies research.Furthermore,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build cultural symbols recognized by the hikers and how to embed the locality deep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king space,hence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the outdoor recreational space planners and the trail managers.
12月7～8日，由衡水河牧牧业有限公司主办的以新时代、新气象、新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的“2018规模鸡场衡水湖论坛”在衡水召开。河北省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秘书长赵万青，河牧集团董事长陈世伟，衡水河牧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凤营，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郝文建，科为先（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文浩，北京翎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如俊，山东恒基农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国安以及蛋鸡养殖企业的350余位养殖精英参加了会议。
Key words ： hiking experience; mobility; spatial perception; embodiment practice; space meaning
收稿日期： 2017-06-24; 修订日期：2018-09-2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欠发达地区乡村社区对背包旅游的响应机理研究”(41201135)。
作者简介： 朱璇*(1975-),女,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背包旅游、移动性,E-mail:xzhu@shnu.edu.cn。江泓源(1990-),女,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生。
*通讯作者 。
中图分类号 F 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19)-02-0027-15
(责任编辑：宦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