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承复合词语义结构模式变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合词论文,语义论文,模式论文,结构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传承复合词是指经由历代词语演变、转化、积淀到现代汉语层面上的复合词，①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短语凝固成词。
“语义结构模式指的是语素义生成双音词意义的方式，也就是语素义与其组构的双音词意义的关系模式。”②王宁先生按照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联将语素确定为三种类型：意义中心语素HS、直接相关语素ZS、间接相关语素JS。③除了此三种语素成分，合成词中“就意义而言，常常会有隐去的成分，也就是需要补充的意义成分，这个成分我们用Y表示”。④并按照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显现关系将复合词语义结构模式分为三类：1.直接生成式：HS+HS或HS+ZS。语素义通过相应的结构方式直接生成词的使用义。2.半直接生成式：HS+O或HS+JS。在合成词的两个成分中，有一个语素包含了合成词意义的主体，但另一个语素却不能与意义主体语素发生直接的结构关系。3.非直接生成式。在合成词的两个成分中，两个语素都没有包含合成词意义的主体，也就是HS隐去。两个显性的语素与意义主体语素或为直接关系(ZS)，或为间接关系(JS)，因而，要从两个语素中得到双音词的意义，首先要补出隐去的意义主体语素(HS)，才能决定是否还需要补充其他隐去的意义成分。⑤
一
本文利用“语义结构模式”研究历史传承复合词，主要是比较复合词在词义发展过程中前后“语义结构模式”的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复合词在成词以及发展中词义与语素义的相互关系。将“语义结构模式”应用于历史传承复合词的分析，需要作几点说明：
首先，由于语义结构模式分析是以义位为单位的，所以一个词的两个义项，其内部语义结构模式可能是不同的。例如：“枝叶”原指“枝条和树叶”。在现代汉语中，这个义项仍然存在而且“枝”“叶”与词义之间的关系是显现的，语义结构模式为“直接生成”。后来“枝叶”用来比喻“琐碎的情节和话语”，语素意义在词义中不再显现出来，两个语素变为与词义无关联语素，语义结构模式为“非直接生成”。
其次，由于研究对象的特点，我们在王宁先生语义模式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调整。第一是将非直接生成模式之下再分为两类：一为两个语素均不包含意义主体语素，但还存在着直接相关语素，像“功臣”中“功”为直接相关语素，“臣”为间接相关语素；二为两个语素均为间接相关语素，例如“耳目”中两个语素均为间接相关语素。如此，“语义结构模式”共分成三大类、五小类。第二是按照词义与语素义之间的关联的远近，将半直接生成中的两类前后顺序进行调整。由此，语义结构模式从强到弱的顺序如下：
1.直接生成式：HS+HS（戒备）、ZS+HS（低能）或HS+ZS（知足）
2.半直接生成式1:JS+HS（菜农）或HS+JS（情网）
3.半直接生成式2:HS+0（国家、窗户）
4.非直接生成式1:ZS+JS（功臣）、ZS+ZS（先知）
5.非直接生成式2:JS+JS（耳目）
为叙述方便，我们在标题中将半直接生成和非直接生成中的两类分别记作半直接生成1、半直接生成2、非直接生成l和非直接生成2。具体行文，有时会将三种语义构词模式标作A、B、C。将B类中的小类标为B1和B2，C类标为C1和C2。
第三，语义结构模式的分析是对已经成词的复合词的共时角度的分析，但是由于历史传承复合词在源头阶段绝大多数为短语，短语意义是由内部语素直接生成的，因此，为更好地比较，我们把传承复合词的源头状态均看作直接生成式。如果按照“语义结构模式”中的语素类型分析，并列结构的短语两个语素均为意义中心语素，方式为HS+HS；偏正结构短语中偏语素为直接相关语素，正语素为意义中心语素，方式为ZS+HS；主谓结构短语中前一个语素为直接相关语素，后者为意义中心语素，方式为ZS+HS；动宾结构短语中动词性语素为意义中心语素，后边表示宾语的语素为直接相关语素，方式为HS+JS。
二
通过对历史传承复合词在发展中的语义结构模式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如下几种变化的类型。
（一）语义结构模式一致
1.词义不变前提下的语义结构模式一致
一般情况下，如果词义不发生改变，词内部的语义结构模式就倾向于不变。而且，由于语义结构模式分析的基本单位为义位，所以即便是词义发生改变的，如果它的原义仍保留在现代的传承复合词中，那么在这个义位的古今比较中，语义结构模式也可能会保持一致。例如：
源于偏正短语：由ZS+HS构成。如：友邦、天灾、天籁、无垠、车辙。
源于并列短语：由HS+HS构成。如：周密、戒备、取舍、参验、奉养。
源于动宾短语：由HS+ZS构成。如：失信、犯禁、专权、从俗、反常。
源于主谓短语：由ZS+HS构成。如：内省、涕零。
2.词义和语素义同时改变形成的语义结构模式一致
在分析中，我们发现有一些词意义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其语义结构模式仍为直接生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词内部的语素意义的发展变化相关。例如：
规矩
先秦文献中“规矩”指的是“规”和“矩”两种工具，是一个并列结构的短语。后来，“规矩”成为名词，表示“一定的标准和法则”。
我们再来看“规”“矩”的词义发展情况。“规”在先秦文献中比较常见，最初指“画圆的工具”。由于“规”作为测量的工具自然就带有“标准”的意义，因此，“规”在词义的发展中也引申出“标准、准则”之义。此义一直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矩”也是由“测量工具”发展出“法度、规则”义。在现代汉语中，“矩”的“标准”义仍存在，《现汉》“矩”条目：
①画直角或方形用的曲尺：～尺。②法度；规则：循规蹈～。因此，尽管“规矩”的词义发生了改变，但由于语素义与词义的共同发展，现代汉语中，“规”与“矩”仍是“规矩”的意义中心语素，语义结构模式为HS+HS，直接生成式。
数量
先秦文献中，“数量”中“数”的意义为“数目的多少”，“量”的意义为“长短”。例如：
凡祭祀飨宾，制其从献脯燔之数量。（《周礼·夏官·量人》）郑玄注，“数，多少
也；量，长短也。”孙诒让正义：“《叙官》注云：量犹度也。故长短亦谓之量。”从郑玄和孙诒让的注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数”、“量”的意义。在发展中，“数量”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表示“事物的多少”。“数”的意义还保留在词义当中，“量”的原有意义已经不在词义中显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似乎语义结构模式应变为半直接生成1。但实际却并非如此，“数”在表示“数目”意义上，一直沿用至今，不仅可以构成很多词，而且还可以独立运用。因此，从“数量”的现代意义以及“数”的现代用法来看，“数”的意义并没有变化。而“量”则不同，“量”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层面中，在表示“数量”意义上为常用义项，如“饱和量”“降雨量”等。那么，受“数量”词义和“量”自身意义发展的影响，我们在现代汉语层面中考察，“数量”中的“数”“量”都是意义中心语素，语义结构模式为HS+HS，直接生成式。
符合
“符合”在先秦时期是主谓短语。“符”是名词，表示“古代凭证符券、符节、符传等信物的总称”；“合”为动词，表示“吻合”。“符合”的意义为“符节相合”。例如：“与阶门吏为符，符合入劳。”（《墨子·号令》）在词义的发展中，“符合”的专指意义消失，而是指“（数量、形状、情节等）相合，两相一致”。词义的变化使“符”的参构义在新义位中不能完全显示，语义结构模式应该发生变化。但由于“符”在意义的发展中已经有“符合”之义，因此，在现代汉语中，“符合”语义结构模式应为HS+HS，直接生成式。
“偏袒”“勉强”“权衡”“讲习”“贫穷”也存在有类似的变化。
（二）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到半直接生成1的变化
在词义的变化中，原意义中心语素表达的意义在新义中还处于核心位置，而另一个语素与词义的关系已经从直接相关变为间接相关，从而导致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变为半直接生成1。例如：
成功
“成功”原是动宾结构的短语，意义为“成就功业”。例如：“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汉·桓宽《盐铁论·结和》）“成功”和“成孝”相对举，其短语的性质表现得很明显。发展到后来，“成功”词汇化之后，意义表示“事情获得预期结果”。从这种词义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成”表示“完成，成就”的含义在词义中还是存在的，而“功”则发生了弱化，因为“成功”已经不单单指“成就功业”，还可以表示成就其他的事，但是“功”的某部分语义特点还是保留在词义里面的，“成功”表示达到理想的好的预期结果。因此，在现代汉语中，“成”还是意义中心语素，“功”成为间接相关语素，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转化为半直接生成1。
女士
这个词原指“有士人操行的女性”，例如：“其仆维何，厘尔女士。”（《诗·大雅》）孔颖达疏：“女士，谓女而有士行者。”两个语素的意义在词义中都是显性的，其中“女”为意义中心语素，“士”为直接相关语素。发展到现代汉语中，“女士”多用于重要场合中对妇女的尊称。在新义中，“女”的语素义依旧存在，为意义中心语素；“士”作为参构语素时的意义已经无法完全在词义中显现出来。但是，“士”的表示社会上层的含义却在词义中存留着，正是这种意义的存留，使得“女士”可以表示对他人的尊称。因此，在现代汉语层面，“女”还是意义中心语素，“士”却为间接相关语素，语义结构模式为半直接生成1。
（三）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到半直接生成2的变化
1.完全由词义引起的变化
在词义的变化中，一个语素还能够显现词的核心意义，另一个语素的意义已经变得和词义没有关联，表义模糊，从而导致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变为半直接生成2。例如：
知道
原义：知道道理。
今义：谓对事物有所了解、认识。
事情
原义：事情的真实情况。
今义，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
殷鉴
原义：殷人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
今义：可以借鉴的往事。
首饰
原义：头上的装饰。
今义：泛指装饰品。
我们来看这一组词的语义结构模式变化情况，“知道”的来源为动宾结构的短语，结构模式为“HS+ZS”，意义发生变化后，“道”的意义在词义中已经不再显现，成为和词义无关的语素，“知”成为整个词的意义中心语素，结构模式变为“HS+0”；“事情”在词义的变化中，“情”的意义已经成为与词义无关的语素；“殷鉴”“首饰”在词义发展的过程中，“殷”“首”所表示的意义已经失落，成为与词义无关的语素。因此，这些词的语义结构模式都成为半直接生成式2。
2.词义与语素义共同作用的变化
在这种语义模式变化的类型中，也有传承复合词语义结构模式变化是词义与语素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我们只观察到一例。
国家
“国家”的原义是指“诸侯的封地和大夫的封地”，其中“国”“家”在先秦文献中是两个可以独立运用的词，“国”指“诸侯的封地”，“家”指“大夫的封地”。例如：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易·师》）孔颖达疏：“若其功大，使之开国为诸侯；若
其功小，使之承家为卿大夫。”
在后来的发展中，“国”与“家”之间的差异性逐渐消失，短语内部的结构不再清晰，从而使“国家”凝结成复合词，这个过程在先秦就已经完成。例如：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诸侯”和“国家”对应，说明“国家”的词义已经泛化，并不再是原有的原义，它更倾向于指“诸侯的统治领域”。发展到现代汉语，“国家”已经指“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偏义复词，其中“家”成为和词义无关的语素，语义结构模式变为HS+0，属于半直接生成2。
这种语义模式的变化与“国”和“家”作为独立的词的意义变化也是有关联的。“国”在先秦文献中如果和“天下”“家”对举时专指“诸侯的封地”，而有时不强调区别时则可以泛指“国家”，在现代汉语中，“国”和“国家”同义；而“家”在后来的词义发展中完全失去了和“封地”有关的意义，而只表示“家庭”之义。将“家”“国”和“国家”的意义发展进
今义：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泛指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
形式结构变化：HS+HS直接生成(A)——JS+JS非直接生成2(C2)
2.核心成分变化
意义结构中中心义素发生变化的，形式结构中的语义结构模式则从直接生成向非直接生成1和半直接生成2转化。例如：
异己
原义：志趣、见解与自己不同。
今义：志趣、见解与自己不同的人。
意义变化：中心义素的扩增
形式结构变化：ZS+HS直接生成(A)——ZS+ZS非直接生成1(C1)
相知
原义：相互了解。
今义：相互了解的人。
意义变化：中心义素的扩增
形式结构变化：ZS+HS直接生成(A)——ZS+ZS非直接生成1(C1)
事情
原义：事情的真实情况。
今义：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
意义变化：中心义素的缩减
形式结构变化：ZS+HS直接生成(A)——HS+0半直接生成2(B2)
3.限定成分变化
意义结构中限定义素发生变化的，形式结构中的语义结构模式则从直接生成向半直接生成转化。例如：
首饰
原义：头上的装饰。
今义：泛指装饰。
意义变化：限定性义素的缩减
形式结构变化：HS+HS直接生成(A)——HS+0半直接生成2(B2)
殷鉴
原义：殷人的鉴戒。
今义：泛指鉴戒。
意义变化：限定性义素缩减
形式结构变化：ZS+HS直接生成——HS+0半直接生成2(B2)
女士
原义：有士人操守的女性。
今义：对妇女的尊称。
意义变化：限定性义素偏移
形式结构变化：HS+ZS直接生成——HS+JS半直接生成1(B1)
我们将以上的变化图示如下：
意义变化语义结构模式变化
全部成分变化A………………C2
中心成分变化A………………B2、C1
限定性成分变化A………………B1、B2
可见，原有意义成分的弱化会导致语义结构模式的弱化。这种分析结果的对应性也可以说明语义结构模式分析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二）语素意义变化促使语义结构模式强化
从对语料的观察中，能看到的另外一种现象是当构成传承复合词的语素意义发生改变时，复合词的意义结构和形式结构的变化之间无法达到上述的对应。语素的改变常常使传承复合词的语义结构模式发生强化，为便于理解，我们用上文中的例子来说明：
吉祥
原义：吉利的征兆。其中“祥”为“征兆”义。
今义：吉利的。
词的意义变化为中心义素的缩减，“样”的原有含义在词中已经消失，语义结构模式应变为半直接生成。但是在现代汉语中，“祥”的意义已经发生改变。《现汉》“祥”字条目下义项为：
①指吉利：吉～|不～。②姓。行对比，就会发现“国”与“国家”存在并行发展的道路，而“家”则是与“国家”逐渐疏离。如果从“家”最初的参构意义上讲，它在“国家”中意义并非完全失落，大家之所以将其视为“偏义复词”，是和“家”的意义发展相关的。
（四）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到非直接生成1的变化
在词义的变化中，原有的意义中心语素已经不能和今义中的核心成分相对应，但另一个语素还和词义有着直接的关联，从而导致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变为非直接生成1。例如：
功臣
“功臣”在君臣关系的时代，指“有功劳的臣子”，在后来的词义发展中，“功臣”指“对某项事业有显著功劳的人”，如“航天事业的功臣”。在新义位中，原来的意义中心语素“臣”已经不能和词核心意义“人”完全对应，只具有间接相关的关系。而原来的直接相关语素“功”在词义中的地位则没有发生改变。这就使语义结构模式由原来的ZS+HS变为ZS+JS，变成非直接生成1。
先驱
“先驱”表示“前行开路”，如：“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楚辞·离骚》）其中“先”和“驱”的语义结合等同于词义，语义结构模式为ZS+HS。“先驱”在使用中发生了转指，表示“前行开路的人”，即“先锋，前导”。在这种词义变化中，“先”和“驱”的意义均可以在词义中观察得到，但是两者所表达的都不是意义的核心成分“人”，而是和“人”具有直接关系的语义成分。因此，语义结构模式变为ZS+ZS，属于非直接生成1。其他发生转指的词“先知”“后生”“忠良”“将军”的变化情况与此相同。
（五）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到非直接生成2的变化
词义的变化使两个语素与词之间在意义上变成间接关系，从而导致语义结构模式变为JS+JS，成为非直接生成2。例如：
牺牲
“牺牲”原为并列短语，意义为“两种祭祀的家畜”，“牺”指“纯色的家畜”，“牲”指“体完备的家畜”。在同一时期的作品中，“牺”“牲”均能够单用。例如：
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穀梁传·僖公九年》）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诗·鲁颂·
宫》）
后来“牺牲”由名词变为动词，表示“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也特指为正义而捐弃生命”。在这种变化中，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都发生了变化。从词义的变化类型看，属于词义的显现，即隐含义素上升为显现义素。词义的变化使得语素的意义在词中不能够显现出来，都成为间接相关语素，语义结构模式变为JS十JS，属于非直接生成2。
耳目
“耳目”原意义为“耳朵和眼睛”。后来，由于使用中常被用来比喻起“耳目”功能的事物，产生了临时的用法。并成为一个独立的义位，表示“替人刺探消息的人”。从两个义位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其在显现意义上没有相同之处。词义的变化使得“耳”和“目”成为间接相关语素，语义结构模式变为JS+JS，属于非直接生成2。
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观察到如下两点语义结构模式的变化规律：
（一）意义变化促使形式结构弱化
从上文对语义结构模式的分析和描写中，可见词义变化是语义结构模式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在语素意义不变条件下，词内部的意义成分变动越多，语义结构模式则越弱化。我们将词义内部的限定性义素和中心义素变化及语义结构模式分析对应起来，能看到如下对应：
1.词义全部成分变化
中心义素与限定义素全部改变的，形式结构中的语义结构模式从直接生成向非直接生成2转化。例如：
雁行
原义：像雁飞行一样的行走次序（并列而稍后的行走次序）。
今义：兄弟。
形式结构变化：ZS+HS直接生成(A)——JS+JS非直接生成2(C2)
社稷
原义：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
今义：国家。
形式结构变化：HS+HS直接生成(A)——JS十JS非直接生成2(C2)
牺牲
原义：古代为祭祀宰杀的牲畜。在第一个义项下的例词就是“吉祥”。因此，从共时角度分析，“吉祥”中“吉”“祥”均为意义中心语素，构成HS+HS模式，为直接生成。
偏袒
原义：脱衣袒露一臂。其中“袒”为“脱衣露出上身”义。
今义：偏护。
意义变化为词义偏移，“袒”的原有意义已经无法在词义中显现出来，语义结构模式应该发生弱化。但在现代汉语中，“袒”的意义发生改变，《现汉》“袒”字条目下义项为：
①脱去或敞开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露|～胸露臂。②袒护：偏～。“偏袒”被列为义项②的词例，而非义项①。因此，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上，“袒”成为“偏袒”的意义中心语素，整个词为直接生成。
这种由于语素意义的改变而使语义结构模式强化的例子很多，如“国家”“规矩”“权衡”“典型”“贫穷”等都存在着这样的变化。
我们发现，能够造成这种语义模式强化的传承复合词来源多数为并列式短语。在分析中，所见到的其他类型的来源只有少数为偏正式短语，如“偏袒”“一概”。而且，即便是来源于偏正式短语的复合词，发展到现代汉语，其内部的语义结构一般也变为HS+HS，即意义中心语素加意义中心语素，和并列式短语的语义结构模式相同。为什么并列式的短语容易造成内部语素意义的改变？我们认为是由“语素意义与词义的并行发展”造成，所谓“词义与语素义的并行发展”指词义发展和语素意义发展同步进行，或者说具有着某种类似的引申轨迹和引申结果。如“准”和“准绳”、“规”和“规矩”、“权”和“权衡”、“国”和“国家”、“概”和“——概”、“袒”和“偏袒”等。我们以“——概”为例；
一概
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楚辞·九章·怀沙》）
在这个例句中，“一概”还具有短语性，其中“概”取其本义，即“平斗斛的工具”。《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十二年》：“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赵为奸诈，秦敦信义，岂得一概待之乎！”胡三省注：“概所以平斗斛，一概待之，言无所高下也。”可见，在此时，“概”的原义还是比较明显的。发展到后来，“一概”变为副词，表示“一律，全部”。
《现汉》：［副］表示适用于全体，没有例外：过期～作废。再看“概”的变化，它原指“平斗斛的工具”。例如：
〔仲春之月〕角斗甬，正权概。（《礼记·月令》）郑玄注：“概，平斗斛者。”到了明代，“概”就已经有了“全部”之义。如：
概洞小妖，被老孙分身法打死一半。（《西游记》第三十五回）现代汉语中，“概”有“一律”之义，如“货物出门，～不退换”。
“概”与“一概”在发展中都产生了“一律，全部”的意义，产生了并行发展的现象。
由于并列短语的特点是内部两个语素之间以及语素与词之间在意义上都处于一种相对的平列关系，因此，语素和词中一方发生变化就容易对另一方造成影响。而偏正、动宾、主谓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
在语素义与词义的并行发展中，也很难说一定是语素的意义影响了词的意义，抑或是词的意义影响了语素的意义。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求的。
四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复合词结构分析应以义位为基本单位。这在句子、短语研究中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是复合词研究中最被忽视的问题，当我们考虑一个词的结构时往往会将之归入固定的范式中，如“执事”被定为动宾结构，“规矩”被视为并列结构，“响应”为主谓结构。这种以词为对象的笼统分析只关注成词之初的意义，而舍弃了词在发展中的引申义列，当词义逐渐发展时，原有的结构分析则失去效用，只能作为一种分类的符号。语言研究是努力在形式与意义之间找寻关联和规律的过程，舍弃了意义，形式将无所依托。以词为单位的复合词结构分析必然会导致对词汇意义系统研究的片面性，忽略了词汇的动态发展，不具有对内普遍性。确定义位是复合词结构分析的单位，那么复合词的结构分析则只能以语义分析为主。因为“一个新词一旦形成，它就开始在语义上发展，这种发展不受它的组成成分的意义的影响”，⑥更不会受到组成成分语法关系的影响。第二，“语义结构模式”是对复合词形式结构分析的有效手段。由于复合词形式在显现意义方面的不充分性，使其无法单纯地从语素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结构，而只能从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联来考虑。通过对本文语料的处理，我们能够看到“语义结构模式”分析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语义结构模式”通过语素义在词义中的显现程度，将其分为意义中心语素、直接相关语素、间接相关语素和意义无关联语素，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组合来描写词义和语素义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使复合词结构分析形式化、可视化，每个语素在每个义位中均可以找到对应的位置和类别，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第三，“语义结构模式”的变化受词义变化和语素义变化的制约，当语素意义不变时，复合词意义结构的变化使语义结构模式的变化倾向于正向（直接生成—半直接生成—非直接生成）发展，即随着词义对原有结构的疏离而使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趋向淡化；当语素意义发生改变时，语义模式的变化会出现逆向发展，这种逆向发展是指在正向发展后的回归，重新建立了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联。当语义结构模式出现逆向运动时，说明词内结构发生了重新分析。所谓重新分析，按Langacker的定义，是指一种改变结构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本身并不对表层结构作直接或本质上的修正。从根本上说，重新分析完全是听者（或读者）在接受语言编码后解码时所进行的一种心理认知活动，听者（或读者）不是顺着语言单位之间本来的句法关系来理解，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看法（通常都是在一定的诱因作用下）作另一种理解。这样一来，原有的结构关系在听者（或读者）的认知世界就完成了另一种结构关系。⑦重新分析的产生一般是由于词与组成它的语素在意义上的并行发展所致。
注释：
①王宁《论本源双音合成词凝结的历史原因》，《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王宁《当代理论训诂学与汉语双音合成词的构词研究》，《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③王宁先生将HS、ZS、JS分别定义为“与合成词主体意义相同的语素”、“与意义中心语素直接相关的语素”和“与意义中心语素间接相关的语素，在没有补充的情况下，难以看出它与意义中心语素的真实关系，必须在它与意义中心语素之间补充另外的意义成分”。
④王宁《当代理论训诂学与汉语双音合成词的构词研究》，《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⑤以上关于“语义结构模式”的论述均引自王宁先生《当代理论训诂学与汉语双音合成词的构词研究》，《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⑥利奇《语义学》，第45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⑦转引自王灿龙《词汇化二例——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期，第22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