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命题”与人类立场的根本错误———个主客体关系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视角论文,斯诺论文,主客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斯诺命题”及其延伸义
1959年，身为物理学家和小说家的英国人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 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斯诺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 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 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 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 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1]。
一般认为，“斯诺命题”指的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在思想 和实践中凡涉及两个集团(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种文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 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种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教育(理科教育与 文科教育)的分裂与冲突，均在“斯诺命题”的涵义内。而按本文的立论，则现代学界 很多热烈讨论的二元对立话题，诸如认识与价值、真理与信仰、历史与人文、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科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等等在学理上都与“斯诺 命题”有着深层联系，所以都可归入“斯诺命题”的延伸义。
随着现代科学关注的焦点已从物理科学转向生命科学，科学越来越接近对人本身的研 究了；随着实践上现代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凸显了科学技术中“人”的问题，两种文化的 对立纷争在世界范围越演越烈，以至在当代形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世界性的学 术思潮，并形成互不相容的对立，造成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对“斯诺命题”的深入 解答已成为理论上的迫切要求，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在文化对立中徘徊的幽灵
“斯诺命题”所揭示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已有数百年历史，学界的讨论越来越呈现出向 更广的范围蔓延的趋势，但迄今为止的纷纭众说距问题的实质尚有距离。问题的关键在 于，文化纷争所反映的并非文化自身的问题，在一系列困境的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我看来，只有将这一问题纳入主客体关系的视角加以审视，才能揭示事实的真相。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所面对、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主体与客体的 关系问题。这种主客体关系当然有着丰富的不同的层次，在最高的意义上正如马克思所 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2](P88)，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高层次上的主客体关系 ，而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派生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构成另一层面的 主客体关系，表现为不同个体、不同家族、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的利 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当一方以自己的主体立场与对象发生各种关联，进行利害调整 ，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必然带来的交互作用便产生了。
从这一角度考察问题，可以发现那个在文化纷争中搬弄是非的幽灵，正是人类主体与 客体相分裂的错误立场。文化史显示，两种文化相分裂的端倪初现于文艺复兴的早期， 而这正是人类理性克服了主客不分的混沌统一，从本来具有广泛、紧密联系的整体中明 确区分出主体与客体，并开始沿两条路线进行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高扬科学 技术，探究客体规律，借此增强战胜自然的力量；一方面，提倡人性、人权、人的尊严 和价值，发展人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分裂，造成人类发展上的片面路线。英 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阿诺德(M·Arnold)曾指出“我们所尊重的机械文明”和 “使得人性成为特殊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与感情的文化”之间的冲突[1]。所谓 的“机械文明”表达的正是要认识规律、征服自然、支配对象或创造新对象以满足人的 需要这样一种发展路线，亦即将发展的目标定位于客体方面。所谓“使得人性成为特殊 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与感情的文化”正是建构人自身形象的文化，或者说是将发 展的方向定位于主体方面这样一种发展路线。
从同一错误立场出发的两条发展路线，在两种文化的纷争中分别网罗了貌似对立的走 卒、形成貌似敌对的阵营相互冲突，一方是：对象、认识、规律、科学、真理、人的受 动、物质文明、经济效益、乃至对科技力量的迷信和科学上的乐观主义；另一方是：主 体、价值、目的、人文、信仰、人的主动、精神文明、社会效益、乃至对科技力量的诅 咒和科学上的悲观主义。这里冲突的实质是把问题的客体方面同主体方面视为对立，如 果将双方视为既统一又有合理的倾斜，问题就不会那么难解了。
当卢梭认为科技进步与人文失落具有因果关系，当康德将科学与价值相对立，当霍克 海默、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人把科学技术视为现代社会中强大而可怕的扭曲人性的力 量，他们实际上忧虑的也正是“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P47)— —即对象的发展与主体的发展脱节，导致主体与客体关系对立这样一种情形，这也正是 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论的发展观的主要局限：将发展定位于客体对 象(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指标)而忽略了经济社会中主体人的相应发展。
在巴黎第七大学——德尼·狄德罗大学定期举办的“狄德罗论坛”上，针对生命科学 的巨大发展，学者们热烈讨论的问题也均可归入两种文化的范畴，归根结底可归结为主 体与客体的关系；例如“生命的终结由谁决定”?涉及到医学技术只管听命自然法则还 是服从人意；“究竟是否应当克隆人”?涉及到只管按客观规律做事，还是要考虑到人 类主体的归属和秩序；“人的疯癫、精神疾病是否由基因遗传决定”?实际上涉及到人 的客观制约性与其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4]。丹·杜威(Dan Dewey)将两种文化比做人 类的“硬件”和“软件”(hardware and software)也有一定的道理[5]，“硬件”强调 人是自然存在物，有客体的规定性，“软件”强调人又是主体，有其能动性；问题的关 键在于“人类不是只具有纯生物范畴的特性。赋予人类真正身份的，不仅有其身体机能 及基因型，还有他的文化、他生长其中的语言、他的历史及在他一生中形成的各种关系 ”[4](P288)，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是一台执行出生时就已设置好的程序的计算机 ”[6](P434)。
为什么“一项没有道德的技术失之粗野，而没有技术支持的道德感则只能流于空谈”[ 7](P289)?“粗野”在于只信奉客体力量会抑制人的主体性发展，“空谈”在于脱离客 体条件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就会陷入封闭与抽象，这并不是单纯的道德呼吁，而是提示着 人类主体与客体的必然联系。在文化纷争中，由于脱离主体与客体的联系，而将某方面 抽象出来，必然导致荒谬。有人将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归咎于科学从而否定科学，更有人 将核武器遏制战争的可能(只能是可能)归功于科学本身，甚至以具体数字证明有了核武 器的20世纪后半比前半死于战争的人数少，“对比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精 准轰炸下的战争总伤亡人数要比地毯式轰炸少很多”[8]，其逻辑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希特勒们应当忏悔的是没有首先拥有核武器，一切战争过后人类 得到的教训就是要加倍军事竞赛了?!事实也许是这样，但道理不是这样。只有从主客体 关系角度出发，才能如实地看到，今天的战争少，伤亡人数少，决非科学和精准武器自 身的功劳，而恰恰是世界历史的发展不断证明、并促使人类在追求自己主体利益时不得 不越来越重视关系的制约而已。虽然我们不能(应论争中某种荒唐的要求)用科学方法证 明“核武器能使权力平衡稳定”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核武器的存 在，大大提高了失策造成恶果的严重性”[7](P228)，这个严重性正存在于对主客体关 系(包括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巨大破坏之中，如果核均势真能够(如某些人所 愿地)起到遏制战争的作用，其遏制的逻辑不也必然地存在于对具有交互作用的主体与 客体之间关系的顾虑之中吗?如果不顾及这种关系，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审视问题，可以延伸我们的思考：潜藏在文化对立中的幽灵是否 也在其他许多涉及对立和冲突的场合徘徊?马克思也将“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 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与“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相并提[2]( P79)；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造成人类社会一系列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当今技术革命 与技术革命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9](P2-P3)；阿尔温·托夫勒认 为工业革命的浪潮把人类生活劈成两半——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以致使两性的分裂[10] (P83-91)。在我看来，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揭示都以不同的方式最终指向客体对象的发展 与人的主体发展之间的背离。至于社会中人与人关系中的矛盾(穷与富的矛盾，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等等)不过是主体与客体关系对立在社会中的表现而已。“主体 间性”理论强调不同主体间应互为主体，是交互主体性的关系，仍然不过是对人与人之 间构成的主客体关系认识上的深化，无论主体性还是交互主体性都以客体的存在为前提 ，或者说以主客体的关系存在为前提。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化中强烈的孤独感、绝望感 、荒诞感、异化感、死亡感——主体性的危机，以及“后现代”的填平深度、取消意义 、无中心、反信仰——主体性的放弃，也都是由于现代人类将其主体地位绝对化，不断 加剧了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最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主客体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
正因为两种文化的分裂或隐或显地与人类立场的根本错误有关，这种分裂长期以来造 成人类实践的、智力的及创造性的损失，因而备受当代学者关注。克劳斯·迈因策尔充 分论证“复杂系统探究方式”，并认为这“不仅能战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隔阂 ，而且也能缩小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距离”；J.皮亚杰提倡学科的“环形分类， 而不是线形分类”，论证“人文科学既是建造其他科学的主体的科学，就不能与其他科 学分离”[11](P61)。
蔡元培曾竭力主张“融通文理”，杨振宁也强调物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李政道充分论 述科学与艺术的紧密联系，杨叔子强调科学与人文“共生互动”，刘钝则认为可以“通 过科学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在当代更有代表性的思想认为：“‘两种 文化’之间一直存在连接的桥梁。事实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 学等正是这样一些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哲学的最高使命是沟通文理两种文化 ，具体表现为建立科学与哲学的同盟”[12](P7-P8)。虽然仍有个别学者坚持“科学人 文，势同水火”，但中外学术界普遍呼吁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理解彼此的立场；呼吁科学 文化与人文文化在方法上彼此借鉴、互用，思想上“对话”；呼吁现代的大学教育要文 理并重，文理科渗透，以纠正学术思维的片面性。但迄今为止，学界的有关呼吁、论证 虽不乏启迪，却多止于文化的层面，所以很难提供建设性的融合途径。
三、对“斯诺命题”的主客体关系辨证
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个在文化纷争中搬弄是非的幽灵，深深地扎根于人类主体与客体相 分裂的错误立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在自觉认识并改变这一错误立场的前提下 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分裂违背了人类存在及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整体性真 相，这真相就是：人的存在、人的认识及实践活动无不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主体 与客体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中所面对、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人类所进行的理论与实 践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并进而调整主客体关系，使其达到最佳的和谐统一 状态，这是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主体与客体是相对待而存在的。人类的认识及实践活 动要想成功，就必须反对只从客体方面或者只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和处理问题的片面性， 唯有从主客体双方构成的关系角度出发才具合理性。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两种文化在 本质上是融通互进而统一的，这植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主体与客体的必然联系。所以 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必须既针对客体，也针对主体，关键是协调二者的关系。科学 文化侧重于从客体方面探索事物的本质、规律，判断标准在于是否符合客体对象的真实 ，所以可谓“客体的文化”；而人文文化侧重于从主体方面探讨人生的目的、价值、意 义，判断标准在于是否对人类主体有益，可谓“主体的文化”。从理论实质上看，两种 文化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建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两者都在关系中存在，也必须在关系 中思考才有合理性。人文科学建构人与对象的价值关系，自然科学建构的是人与对象的 认知关系，随着认识变化，这种关系也会改变。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 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13](P561)。正确强调这一点，单少杰的“主一客结构 理论”或许更富有启迪性：文化认识(不论科学还是人文)应合理地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相 互作用生成的中介性结构，“具有中介性品格：既有主体的因素，也有客体的因素，体 现了两者的联系”[14](P197)。只是在这种联系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内容上必然 地存在着不同程度或向客体或向主体的倾斜而已，但不管怎样倾斜，都既离不开认识的 对象，也离不开作为认识者的人。
而“认识者是在被认识的世界之中来认识世界的”[15](P291)，两种文化的思想方法 、达到的学术认识会在从事不同文化研究的主体那里相互渗透和影响。一方面，自然科 学对人文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譬如在物理学的机械论时代，托马斯·霍布斯把国家描 述成一台机器，笛卡儿断言“动物是机器”，拉美特利进而声称“人是机器”，亚当· 斯密用类似于牛顿的万有引力的“看不见的”力来解释市场机制，而达尔文进化论坚定 了人文学者的社会进步观念，宇宙大爆炸理论强化了人文学者“去中心”的倾向，正如 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 的形式”[16](P224)；另一方面，人文文化同样对自然科学思想及活动产生巨大影响， 譬如中世纪宗教神学对科学思想造成严重禁锢，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思想 的解放，我们文革期间错误的人文文化对科学发展构成严重损害，粉碎“四人帮”后有 关真理问题大讨论对整个科学事业产生巨大推动等等。正如J.皮亚杰所充分论证的，学 科的分类不应是线形的，而是环形的，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在一个平面上被显示 出来。每门科学都具有各种上下层次：(a)它的客体或研究的物质内容；(b)它的概念性 解释或理论技术；(c)它自有的认识论或对它的基础的分析；(d)它的派生认识论或结合 其他科学的、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分析。”，“如果一考虑到学科的客体(即a层)和派生 认识论(d层)，那么马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逻辑的客体不能完全脱离逻辑的主体，因 为逻辑加以形式化的是由主体建造的运算结构。于是，科学的顺序又必然变成环形的了 。”这种循环性“来自标志着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圆圈：主体只是通过自己的 活动认识客体，但主体也只是在作用于客体时才学会认识自己。……总而言之，科学体 系进入了一个没有头尾的螺旋形之中，其循环性……以最普通的形式表达了主体与客体 的辨证关系”[11](P60-61)。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辨证关系决定了，不仅理论活动、而且实践活动也在“主体与客体 相互作用的基本圆圈”中。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从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角度充 分论证了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自然人化”的交互作用、双向生 成的过程。改造世界的实践要求使科学通过工业进入人的生活，因此，“工业是自然界 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 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 解了”，因为主体的客体化与客体的主体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 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既然“历史本身是自然史 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 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P85)。
科学与人文这对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双生子越来越走向分裂，分裂发展的历史正是 人类理性自觉地将主客体进行了二分，并越来越将二者的分别绝对化、将主体与客体的 关系割裂、并进而将主体的立场绝对化的历史。正如“普里戈金指出，近代科学成功地 开创了人向自然发问、强迫自然回答的单向的人与自然的对话，它把自然看作一个量的 、被动的世界，疏远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坚持以‘自然真理’反对‘天启真理’的布鲁 诺怎么也不曾想到，他的‘单一的、无限的、不动的……它不产生自身……它是不可毁 灭的……它是不可改变的’宇宙观，却又意味着人和自然分裂的二元真理。经典科学带 来的是变化世界和永恒世界的分裂，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隔绝，于是就有了如同柯伊 莱(A.Koyre)所说的：‘这意味着两个真理或根本没有真理’”[15](P303-304)。
四、结论
违背人类存在及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整体性真相，不可能获得真理。“斯诺命题”所揭 示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归根结底是由人类主体与客体相分裂的错误立场决定的，这是 近代人类文化立场和实践方式中最根本的错误，这一错误不纠正，“两种文化”的分裂 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术分歧和社会纷争就谈不上根本解决。
只有从主客体关系角度审视“斯诺命题”，才能如实地看到：世界范围内有关两种文 化的纷争越演越烈，这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也是人类实践历史过程的反映，它向我们 昭示着：人类主体与客体相分裂的立场错误已很严重。在未来的发展中，人类的文化建 设及实践活动必须克服绝对主体立场，建立主客体关系立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克 服人类中心主义，保持对自然秩序应有的尊重；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克服将单方面主体 地位绝对化，尊重其他主体的立场。21世纪的文化将是一种充分整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 化的综合型文化，21世纪人类的发展也必须在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动态统一中才能 谋求发展的可持续性。真正的发展既不能将发展片面地定位于客体对象，也不能将发展 抽象地定位于主体，而应定位于主客体关系的发展，不断将这种关系由低层次的统一推 进到高层次的统一，这才是科学的发展观。反省与纠正人类主体与客体相分裂的立场， 建立一种主客体关系立场已是新时代合理而迫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