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释与文献交流原则研究_文献论文

文本阐释原理与文献传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文本论文,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传播现象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与图书馆事业密切相关,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在这一方面,国内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北京大学周文骏教授所著的《文献交流引论》。现代文献学研究将文献传播研究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研究文献传播活动的规律也是图书馆学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美国的巴特勒(P.Butler)、谢拉(J.H.Shera)、布迪(John.M.Budd),英国的奥尔(J.M.Orr)等,都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

然而,文献传播研究不仅仅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它事实上涉及诸多方面的学术范畴,诸如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中还涉及了一个以往图书情报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人提及的学科——阐释学。本文试图提出与阐释学有着渊源关系的文本阐释理论,并对这一理论在文献传播理论研究中的意义和影响作出深入的剖析。

1 文本阐释理论的提出

“文本”(text)一词,在日常用语中,一般是指文件的某种本子,也指某种文件。我国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便是这样解释的。作为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文本一般指按语言规则结合而成的,大于句子的语言组合体或指语言组合体中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在当代符号学及阐释学研究中,文本超出了语言现象范围,指的是任何时空中存在的能指系统,如文学文本、艺术文本等。在当代文献学范围内,文本指的是文献传播的内容和受众阐释的对象。它是以标准化的编码形式表达整体意义的符号系统,大到一部著作,小到一篇独立的论文,是经过人类加工处理,付诸一定载体形式的社会知识信息。

文献传播的核心是符号交流过程。文献是文本符号系统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传播的本质便是一个受众对文本符号的解码、阐释过程。阐释,英文为"Hermeneuein",是从希腊语的"Hermes"一词演化而来,指的是信息的传达和解说。阐释具有认知、理解、解释和翻译的意义。文本阐释则指受众在利用文献过程中,对文献的选择、阅读、解构、体验、认知、反馈等一系列从文本符号中获得意义的应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

文本阐释理论源于阐释学。它解决的是探究文献利用过程中受众交流性阐释行为,为文献传播的内在规律的研究打开了方法之门。受众对文本阐释理论为文献传播研究的演化与拓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我们试从阐释学的发展和文本阐释理论的演化来介绍其理论的基本状况。

阐释学(Hermenertics)是由古代巫师占卜圆梦、基督教牧师讲经布道以及学者对远古典籍的注疏等逐渐发展起来的传达、阐明和诠释的方法与理论。作为人文哲学,阐释学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古典释义学,中世纪时成为注释圣经的理论,后又经历了从生命哲学到现象学,再到本体论,从本体论到认识论、方法论。现代阐释学与现象学、接受理论和传统阐释学结合而成为一种“对话交流”哲学。它包含了对文本意义解释的诸多范围,如对文本作者、文本结构和意义、受众接受文本的理解和说明等。

在中世纪的神学精神背景影响下,阐释理论主要用于解读《圣经》经文。核心是依赖一套阐释原则来诠释圣经教义。从1720年到1820年这100年当中,德国几乎每年都有一种新的阐释手册出版,以指导新教牧师的宗教活动。中世纪后期,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和理性主义发展,扩大了阐释对象的范围,而不只局限于圣经,还包括了对经典内容的考证和意义阐发,逐步形成有关圣经和法律条文的“释义学”(exegesis)和考证古典资料的“文献学”(philology)。

德国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则创建了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古典哲学阐释学,使阐释学不再只是文学解释的技术。继之,19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则将阐释学融进历史哲学,将之视为人文科学方法,认为对文本的解释不应把对文本作者的意义看作最终解释,从而使阐释学的对象不断从文本、文本意义和指谓转到文本所表达的生命体验上来。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最终完成了阐释学的本体哲学体系,伽达默尔在他的哲学阐释学著作《真理与方法》(1960年)中,将阐释学分成三个领域,即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

此后,阐释学与诸多学科结合,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法国的李克尔认为,阐释学讨论的是诸如文化艺术等符号含义复杂的系统的意义阐释原理的文化阐释。德国的卡西尔则认为,关于文本的分析,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基础,阐释的目的是通过文化作品了解其背后的意义,理解它们所要传达的东西。然后是对文化本质的确定,全面分析人类的符号行为,对产生作品的心理过程加以研究和分析,探讨人类在符号活动中的符号意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在《沟通行为》一书中,以传播理论作为阐释的条件,认为阐释学是建立在沟通基础之上的。

对文本阐释理论产生较为重要影响的是姚斯的接受理论。阐释学的发展,使人们愈来愈注意到单纯作品文本研究与单纯作者心灵研究都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它忽视了人的活生生的交流与文献社会接受效果,将文献社会活动这一动态性过程分割。姚斯则对文本中心论进行反驳,确立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理论。

1967年,姚斯发表了《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他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说,文献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献活动的能动主体,读者通过作品实现与作者的心灵对话,读者接受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正是读者的解读和阐释,才打破了文本意义结构的封闭形式,读者经验与文本结构互为主体,相互阐释,相互生成。

2 文本阐释理论的研究意义

文本阐释理论从文献学角度来发展阐释学的理论,其核心是通过作者、文本和读者的意义关系的研究,考察阐释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区分写与读两种对话模式,探讨作者与受众心态对原文意义的涉入,阐明理解原文意义以及读者自我理解的互动关系。

通过对阐释理论发展中一些观点的阐述,我们不难发现,文本阐释同样是文献传播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对传播系统统一性的人文重建,使人们能够从最本质的方面研究文献传播的符号意义交流过程。张扬接受者理解和阐释权力,将一种复归原意的本源性溯源转换成接受者对文本的重新创意的多维性,使文本阐释理论成为文献传播理论的本质基础,也是阐释学方法的逻辑推绎和具体发展。

以往对文献的研究,重在绝对客观主义的释义和自然实证的说明,尽管人们逐步认识到了文献是通过传播活动来实现意义转换的,但却忽略了文献与个人体验、再创造并进而与历史文化普遍性的联系。研究文献传播则片面强调了文献载体交流与组织,对文献的评述也缺乏主体参与意识,对读者的研究更是站在传播者的立场上去分析、推测读者的心理状态,完全压抑和忽视了受众阐释行为的主体意识。研究者只局限于探讨作为客观存在的,永恒地存在于文献载体的文献价值与规律,认为读者的利用是被动的。

然而,事实上接受文献的活动不是一种指向客体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流活动,作者、作品、读者构成的交流系统是建立在主体(作者与读者)通过对象(文本)而相互关联沟通的基础之上的。文献的意义、价值、主旨和本质都是在传播活动中,通过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过程而生发出来的。受众不仅不是一个盲目的、被动的受播者,相反,从根本意义上说,文献注定为受众而存在,文献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文本阐释,从而将文献作为一个有其内在结构的符号系统,放在与社会传播系统中人类精神活动的位置来考察其意义产生的双向建构。

对文本阐释活动的认识,从传统上强调文献的注疏、训诂及一般阅读活动中寻求作者初始意义的释义活动,发展到对受众文本阐释主体功能及交流性的分析,为文献的传播意义重新定位,是对传统文献观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是文献传播人文研究告别旧有模式的重大转折。我们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

传统文献观与人文文献观的比较表

总之,文献的文本阐释理论为文献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人文科学的思维方法、观察方法和认识方法。作为文化现象与人类交流活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传播活动的基本原理是传播与阐释原理,对文本信息的传播与受众接受与阐释活动的辩证统一认识,是对文献传播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系统的整体规律的把握,并以此建立起人文研究的新“范式”,对它的研究正是文献传播人文研究的目标及意义所在,同时使传统的文献研究走出封闭的、考据式的领域,使之更具活生生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从而为一切知识积累和人类交流提供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可能,突出了文献传播活动所处的多元的、动态的人文结构关系,为图书馆哲学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基础。

3 文本阐释活动的社会交流作用

阐释文本是一个自我的交流过程,受众通过文本与潜在地存在于文本符号系统中的传播者进行对话,将人与文本的关系变成人与赋予文本意义的人的心灵沟通和灵魂对话关系。主体(著者与受众)通过对象(文本)而相互交流,成为文献传播最基础、最核心的传播形式。

阐释交流活动从传统的文献训诂、注疏等古典释义行为及一般性阅读活动的文本意义的寻觅,发展到今天具有主体接受和对话意义的中介交流,既是人们认识文献活动的深入,也是对文献传播活动从表象到本质的一个认识过程。

文献阐释活动不仅作为一般接受和认知行为而存在,它的特殊性活动创造性地发挥着社会交流的作用。这些特殊性活动包括文献评论、文献翻译、文献注释、文献引文及文献加工改编等阐释性交流行为。

文献评论作为阐释活动反馈环节的传播活动,使文献的创作、生产、消费与利用之间的传播环节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达到社会传播动态的平衡。它把对作品中蕴含的作者创作意向的检验、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判断标准通过评论的方式反馈到作者的创作活动中,从而不断调节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关系,时而调节社会传播关系。我国著名书评家肖乾就曾引用美国学者舍伍德(J.F.Sherwood)的话说,书评是图书馆员随意滥买与亲自逐本审查的理想中间的妥协办法。[1]可见,文献评论在图书采访中的重要作用。文献评论由四个要素构成,即批评主体(批评家),批评对象(作品),媒介(各种传播机构),批评受众,由此构成一个调节传播系统。文献评论是文献传播的社会监督形式,评论家则是“把关人”,它通过对文本的描述和评价,对传播的可能效果与影响加以分析与预测,以此影响和引导受众的消费与利用。不恰当的或死守传统的批评,或许会成为文献传播的严重障碍,反之则是一种促销手段,可起到广告作用。

翻译过程是一种阐释与创作相互结合的过程。它更能体现出文献受众与文本隐含的作者的对话交流的人文特质,其间包括整理、排列、加工、创造及延伸原著的基本意义,达到“信、达、雅”的目标。译者在发现已客观存在于原文主旨的同时,总是在阐释过程中重新梳理出适合读者处境的文本形式,从受众的背景及阅读角度来传播原著文本的意义。作为文献跨文化性阐释活动重要方式的翻译活动,能在译者、文本与原著者之间重建传播关系,从而扩大了文献的传播范围。文化间的交流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献的这种特殊传播形式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交流。译者既是阐释文献的读者,同时又是传播文献的文本转换者。

如果说翻译是疏通了跨种族的横向层次的文献传播的障碍,那么文献注释则疏通了古今之间纵向历时性文献传播的障碍。注释在阐释文献的同时起到了传播文献的作用。清代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指出:“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语言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2]文中的“训诂”便是古代我国注释文献的方式。古典文献的文本文字为繁体难认,又多用异体、假借字,且往往传抄有误,难于为今人把握,通过注释的句读、今译、释词语及明通假,排除阅读障碍,有助于古籍的整理与传播。注释在当代的文献出版活动中起到疏通传播障碍、帮助受众利用文献的作用。

文献的创作活动离不开对前人或他人文献的引用。引文现象充分表明了文献受众阐释文献并由此借鉴到自己的著述活动中而形成的一个科学交流系统。引文分析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科学情报交流的重要方法,它可以查证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分辨学科特征和背景,评价和选择核心文献,了解文献创作的背景和文献交流状况等。文献征引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逻辑交流关系,具有许多复杂原因和动机,因而对于研究文献传播规律和“文际关系”的交流性有重要作用。

对文献原著进行二、三次文献的加工以及改编活动,也都是在文献阐释基础上的交流行为。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等对原著的改编,能使作品成为阅读行为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进入社会整体文化消费渠道。这种改编活动借助受众广泛的大众传播手段扩大了影响范围,从而反过来促进了原著文献的进一步传播。二、三次文献更通过目录、书目索引、文摘、综述等编制与撰写形式,促进了一次文献的传播,成为文献组织传播渠道重要的传播手段。

4 结语

文本阐释理论对于深化文献传播形式、结构、本质、目标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在阐释学、接受理论、传播学和符号学等理论研究基础上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哲学认识和人文重建。

不可否认,图书馆学研究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在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的时代,图书馆学研究应适应这一潮流并且加以新的定位。然而,我们不能任由图书馆学研究摇摆于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人文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无以为根,必须解决图书馆学科学的渊源和哲学基础,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范畴。在这一点上,文本阐释原理或可提供一种方法和理论思想,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更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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