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心理的发展与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政治论文,心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心理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和心理的积淀。着重研究沉积于现时代的传统政治文化和心理，不仅是它本身要我们去体认，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客观需求。在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心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传统政治心理的存在。
一、历史的反思——国民政治心理扫描
所谓传统国民政治心理，主要指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和陶铸下所形成的政治心理定势。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专制统治的国家，自给自足2000多年封建的小农经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牢固的血缘宗法制度、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高度专制以及封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等，无一不严重影响着传统政治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政治心理不可避免地带有王权主义的封闭性、专制性、趋同性和依附性的特征。
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人们的体力、时间全耗在农业劳动上。在这种情况下，子承父业，财产世袭，形成世代交替、简单重复的封闭心态。可见，缺乏凝聚力的小农经济既是封闭的原因，又是封闭的产物，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也只能是君主专制制度。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在政治上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并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统治。
传统政治心理的趋同性实质就是政治上的从众心理，这种缺乏科学、理性和独立自主性的政治趋同，使政治人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政治自主意识，对统治者实行人身依附。传统政治心理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普遍的崇圣意识和臣民心理
中国历史上，民众一直处于分散的个体经济生活方式之中，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人微言卑。长期落后的经济文化，使民族心理有一种对上的恐惧感和崇敬感，形成盲目的圣贤崇拜和政治万能的依附感。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圣人是理想的人格、理性的象征、真理的化身、情感和信仰的寄托，圣与王又是一体的；在这种崇圣观念作用下，人们形成了在圣王权威下的臣民心理，表现为人们在主观上自觉地向君主认同。在学理上向圣王求是非，在圣王面前的罪错意识和对圣王明君的期待心态。封建社会人们视皇帝如神仙，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
清官和明君是普通臣民心目中的政治权威，对清官、明君的崇拜和向往，表明民众的独立人格和政治自主意识的萎缩。同时，古代的贤人政治把政事的兴衰完全寄托在清官和明君身上，这种“人治”意识已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在传统的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这种小农意识酝酿的“小我”心态，为官僚主义阶层的形成与强化，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心理环境。
（二）权力崇拜与惧怕的二元政治情感
这里的权力主要指政治权力，它是一种公共权力。但在传统的王权政治制度下，权力成为统治者的私有物，君权至上是其显著特征。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天然神授的权力，执掌生杀予夺大权。古代思想家认为，专制君主是社会生活的枢要，民众是君主权力的附属物，民众的一切都依附于君主权力，以求得专制权力的保护。因此，形成权力崇拜的直接原因，是民众在政治上不能代表自己、保护自己。正如马克思的论述，“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在专制政体下，百姓完全被排斥在权力机构和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缺乏政治自主意识和权利，处于完全服从地位，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对皇帝或君主的权力就象崇拜偶像一样地顶礼膜拜。由于百姓和皇权体系在阶级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在受保护的同时，他们又要遭到利益的侵害（经济强制剥夺），因而对权力存有本能的戒备心和天然的疏远情感，从而形成权力惧怕与崇拜的矛盾心态。
（三）等级意识
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是有着等级差别的，氏族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长幼有序、上下尊卑关系被完整地带进国家。家与国是同构的，家、族成了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家族以父家长为核心，父家长在家庭范围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支配力，成员必须服从家长，晚辈无条件服从长辈，家族成员对家长要尽孝道。国家政权则以君主为核心，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是政治上的统治者，是全国最高的家长，臣民应对君主讲忠义，在家国一体的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官有级、人有等的上下、贵贱有差别的等级秩序观念。
（四）狭隘顺从心理
我国封建社会沿袭了2000多年，人民大众长期处在封闭型的生活环境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必然导致人们妄自尊大、目光短浅、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的封闭心理状态，进而表现出安于现状、求稳怕乱的保守性。封闭的专制政治是神秘的，官场内部的明争暗斗、争权夺利、丑恶伎俩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平民百姓知晓。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生活的民众，不仅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甚至根本就不了解生活的民众，当然更提不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恩格斯对自然经济条件下民众的狭隘政治心理曾作过精辟分析：他们“感觉迟钝，目光短浅……对政治盲目无知，对本村以外的一切东西要下判断，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他们对运动的性质，对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4、560页。）
自秦代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以来，民众逐渐产生了政治上的趋同和依附，继之是自我的失落、政治自我意识的丧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统治者借用国家政权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控制社会舆论，实行愚民政策。在儒家思想熏陶下，人们唯一的义务感就是自己的乡土和风俗。这种思想要求人们对统治者忠诚和富有献身精神，个人从属于君主。广大民众既不认为自己能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输入或施加影响，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注：李新曦：《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心理障碍与对策》，《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他们缺乏政治参与意识，认为天下是皇帝的，与己无关，把逆来顺受的服从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封建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思想否认个人权利义务，民众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沦为君主政治的驯服良民。当然，这种驯服是有条件的，即基本的生存有保障，超出这个条件，剥削、压迫程度无法承受，人们就会走上官逼民反的抗争之路，成为统治秩序的反叛者。
（五）平均主义心理
平均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平均的最简捷理解就是均贫富。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追求的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境界。从平均主义的主观愿望出发，古代思想家幻想建立一个人人从事农业生产、人人都是小块土地所有者的理想社会，他们主张裁抑地方豪强，实现专制国家编户齐民的贫富均齐，以解脱贫民下户的窘境。这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个体小农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占有小块土地的愿望，也是平均主义在中国古代社会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原因（注：孙小春：《平均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心态》，《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因此，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用“均贫富”之类的口号来动员民众和取得民众的支持与理解的，也只有这个口号最富感召力。可见，追求财富的平均，是蕴藏在民众心理深层的共同和最基本的政治观念。
但是，在平均与平等的关系上，传统的平均主义与政治平等并不是统一的。古代许多倡导平均主义的思想家都承认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等级结构的合理性，这样看来，平均主义思想的终极目的并不是铲除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在传统的“均贫富”表象背后，隐含着政治等级取分社会财富的原则，依照这一原则，所谓平均无非是社会财富的等级占有（注： 孙小春：《平均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心态》， 《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平等。
二、蜕变与更新——传统社会政治心理的变革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滋生和润育了中国人特有的传统社会政治心理。但自从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传统社会受到现代潮流的冲击，中国人的传统政治心理也因此受到挑战，产生传统政治心理的失重。这种失重起始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虽然这两种政治运动最终都遭到失败的命运，但它们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撼动了传统政治心理的根基。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张个性解放，反对血缘宗法制度；倡导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盲从……这一切为现代社会政治心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政治心理由失重到蜕变，进而产生政治心理的更新。
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30年时间里，与传统相比，社会政治制度有了长足的进步，如建立了代表大会制和普选制，并产生了一些反映新的政治生活的心理意识。但是，传统政治心理的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其残余势力必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影响人们的行为观念。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建国以后，缺乏合理划分和有效制衡；普选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水平较低，并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致使个人或少数人专权、独断的现象屡屡发生；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很窄、层次很低，政治活动方式的神秘化、特权化色彩较浓；法制系统很不完备，人治仍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以“权”代法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传统心理中一些消极的、惰性部分不仅未得到克服，反而经过延续、积累，形成了人们强烈的思维定势。
在狂热的崇拜心理支配下，人们由权力崇拜发展到领袖崇拜，狂热伴随落后和野蛮，弥漫在广大群众的心际，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治运动；建国后的一定时期内，社会成员独立政治人格的发展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似乎将每个人推上了政治舞台，但实际却使绝大多数成员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人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力，人们的政治人格在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中受到严重压抑和极度扭曲；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人们的民主意识、自主精神和参与行为逐渐萎缩和弱化，带有宗教色彩的异化政治热情代替了人们自觉参与政治过程的主动性，造成社会成员缺乏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那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缺乏开拓竞争精神的消极保守心理，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所体现，如“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等观念、态度和行为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幼稚的盲从心理是传统的王权主义、官本位、唯上等思想的积淀，相当一部分人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分不清是非、美丑与善恶，毫无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大跃进”、“文化革命”等政治性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幼稚的盲从心理作祟；“人治”意识蜕化，“法治”心理萌芽，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换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法制心态淡漠的状况仍要持续一段时期。凡此种种，都表明社会政治心理急待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80年代，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展开，社会政治生活开始向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迈进。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人们的政治心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国民政治心理产生全方位变革。政治文化心理上的神秘色彩和愚昧观念淡化，清官寄托意识、依附心理淡化，由崇圣的臣民意识向主体的公民意识转化，从狭隘顺从心理向参与心理转变，从人治意识向社会意识转化，从等级依附到平等自由，从封闭保守到开放创新……一系列的心理转型，使现代政治心理逐渐孕育、生长。
当然，传统政治心理向现代化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随时可见。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同时，却无法摆脱传统政治心理惯力造成的定势，新旧观念并存、相互矛盾。同时，剧烈的变革使人不能及时调整心理结构顺应变化，导致心态失衡，感到失望、焦虑，进而产生政治行为失范，出现困惑、茫然，引起激烈的心理冲突。如，开拓创新意识萌发，而理性选择欠缺，政治主体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却淡薄，政治效能感产生，参与意识减弱等等。冲突的结果，只能是社会政治心理的嬗变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