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调控的结构优化目标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结构优化论文,目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5)03-0040-06 一、问题的提出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界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一个显著表现就是除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短期目标之外，始终强调结构优化也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这可见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类官方文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早期文献，该文献明确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不仅包括“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也包括“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199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提高投资效益”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宏观调控应该总量和结构并重，“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200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不但要求宏观调控要将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优化结合起来，而且要关注地区结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论及宏观调控时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宏观即是总量，如总供给与总需求，表达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包括价格指数CPI、GDP增长率、失业率等，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和指向都是这些总量指标。①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逻辑的差异导致了理论界的争议。在许多研究者的理论认知框架中，宏观调控就是经济总量的调节与控制，他们对于中国宏观调控强调结构优化目标持否定观点。例如，有学者提到，“宏观调控是调控各经济总量的关系”，但“不是任何范围内任何多少带有总量、总体之类含义的问题都可称之为宏观经济问题”②，其中蕴含了对结构优化目标的质疑。有学者强调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并坚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强调“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③。有学者持批评意见，将宏观调控关注结构优化置于市场经济甚至改革的对立面，质问如果把结构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职能，“那还需要市场经济干什么呢？”“还有什么必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呢？”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对结构优化的关注与强调在理论上是否成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差异是实践对理论的超越还是背离；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应该继续关注结构优化，还是应该从特殊回归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般，这些争议说明了理论探讨的价值。本文拟就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关注结构优化目标的合理性做进一步探讨，建立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 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关注结构优化目标的方法论分析 从基本范畴而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措施，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成分，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分析和理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作了更为经典的表述：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⑥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不同取向和选择，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实践，必然要反映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服务于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其目标设定和政策选择是由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决定的。结构性特征作为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正是“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的现实体现，这是我们理解和认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进而科学实施宏观调控的客观前提。由此，结构性特征是中国宏观调控作为上层建筑关注结构优化的生产力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结构优化的哲学依据，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然要反映结构性问题的客观现实。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具有显著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人们通常使用工农二元经济结构来描述中国经济，同时由于农业主要分布在农村，工业(非农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等都存在巨大差距，因此也使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来描述中国经济。理论界一般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等指标来衡量工农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某个产业部门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值，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越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差越大，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越大。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二元对比系数越小，说明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越大。二元反差系数是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绝对值之和的算术平均数，二元反差系数越小，说明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越小。如图1所示，中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1978年后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比较低下，农业产值比重远远低于劳动力比重；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0.86之间，发展中国家则在0.32～0.45之间⑦，中国二元对比系数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中国二元反差系数在党的十六大以后虽然不断下降，2012年也仍然有0.24，这3项指标都说明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显著的事实。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结构演进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第二，中国是转型经济体，具有制度化的结构性特征。1978年后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在转型完成之前，将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长期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化转型程度不同，存在一个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并存的阶段，由此导致制度化的结构性特征。 这种制度化的结构性特征的具体逻辑体现为：在计划机制仍然发挥主导作用的行业、部门，如煤电油运等基础产业部门，计划经济所特有的短缺、“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行政命令等现象仍然存在；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市场机制成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价格成为最敏感的信号，更多地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于是“在这个阶段，宏观经济体现出供不应求的部门与有效需求不足的部门并存的结构性特征”⑧。即使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判断后，渐进式转型带来的制度化结构特征也仍然明显。有学者对这种制度化的结构特征概括为“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⑨：就产品市场而言，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就要素市场而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渐进式转型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制度化结构特征一直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论断，其用意正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淡化制度化结构特征。 第三，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具有明显的区域结构差异。中国的区域结构性特征表现为东中西部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东部地区所占的国土面积最小，经济总量却最大；西部地区所占的国土面积最大，经济总量却最小，而两者涵养的人口数量却基本持平，东部地区的人均GDP远远超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是观察区域发展差距的直观指标，“中国县域经济网”自2000年开始发布年度全国县域经济百强排行榜，2014年度全国十强县是：江苏江阴市、江苏昆山市、江苏张家港市、江苏常熟市、江苏太仓市、福建晋江市、浙江慈溪市、江苏宜兴市、浙江义乌市、湖南长沙县、山东龙口市，除湖南长沙县外全部位于东部地区。 综上所述，多重结构性特征说明中国经济系统由发展水平不同、行为方式不同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这是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存在，宏观调控作为上层建筑，必须反映并服务于这一客观存在。进一步讲，结构性特征导致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宏观调控措施的要求和反应也不一样，如果宏观调控不关心结构问题，不强调结构优化，在结构性的现实基础面前，宏观调控会出现“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局面，其效果也不会乐观。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关注结构优化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关注结构优化目标的历史经验与实践反思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战略和经济政策在目标取向上关注结构优化，结构性问题就缓解；忽视结构优化，结构性问题则恶化。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演进的历史过程就是典型映像：二元反差系数与国家政策取向的互动演进过程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图2)，每当国家战略侧重于统筹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就趋于缓和；每当国家战略侧重于倾斜式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就趋于恶化，这足以为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提供历史参考。 1952年到1978年是第一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差异扩大。中国选择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11)，以及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将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在地理区域分布上的二元化存在固化为社会制度层面上的二元化存在，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村的大量劳动力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和以粮食统购统销、票证制度等为补充的制度框架内无法实现自由流转，为后来“三农问题”的解决埋下刚性的制度化障碍。1978年到1984年是第二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差异有所改善。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水平，中国二元结构强度有所减弱。1984年到1993年是第三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减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红利减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而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滞后于商品市场的改革、发育，农业剩余劳动力找不到有效的就业渠道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1993年到1997年是第四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加速。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各大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城市经济也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缩小了二元结构差异。1997年到2002年是第五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放缓，结构差异甚至有所加强。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也从短缺经济逐步进入了相对过剩，缩小了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国有企业脱困成为最优先考虑的目标，旨在限制小水泥厂、小玻璃厂、小炼油厂等的政策也打击了乡镇企业的生存；同时，乡镇企业由于规模小、技术落后、产品结构雷同、产权不清晰等因素的限制，普遍遭遇效益下滑、亏损增加等问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另外，为缓解城市的下岗失业问题，部分城市出台了限制农民工进城的保护性政策，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003年到现在是第六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加速，其变化轨迹再次出现了“拐点”。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三农问题”受到重视，农业生产得到改善，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的政策环境也有所宽松。
图2 1952—2012年中国二元反差系数演进情况。 数据来源：1952—1977年的数据来自任保平(2004)⑩；1978年以后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结构优化应当成为国家战略、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总体取向。进一步讲，从宏观调控本身的实践来看，单纯强调总量目标、忽视结构优化目标的效果也不佳。 第一，单纯根据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无法有效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漠视结构优化可能会导致误判甚至决策失误。这种误判尤其容易发生在制度化结构性特征背景下。在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为浓厚的部门、行业，其要素供给仍然是行政性垄断的，供不应求还是常态，这些部门、行业往往分布在产业链的上游；而生产普通产品如消费品的部门、行业，其要素供给、产品销售都已经高度市场化，供大于求是常态。在国民经济系统没有结构性差异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总量指标大体上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供过于求、供不应求以及供求均衡三种状态。但在制度化结构性特征显著的中国现实中，真实的宏观形势可能要比上述三种状态复杂得多，很难通过若干总量指标来判断。综合理论界近年来的研究文献，除了上述三种正常状态外，还可能出现至少三种情况(12)：第一种是宏观总量指标表现为价格水平较低，经济增长较为平稳，而真实情况可能是计划色彩仍浓厚的部门处于供求平衡的状态，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则处于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的状态；第二种是宏观总量指标表现为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经济增长较为稳定或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而真实情况可能是计划色彩仍浓厚的部门投资旺盛，刺激了经济增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则处于供求平衡的平稳态势；第三种是宏观总量指标表现为价格总体水平较低，经济增长也较平稳，而真实情况可能是上游计划色彩仍浓厚的部门处于投资偏热，趋向扩张的状态，下游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则已经处于产能过剩的偏冷状态。在上述三种可能情况中，第三种最复杂也最值得关注，因为上游的过热很可能会传导给下游，局部的过热有转向全面过热的可能。 第二，忽视结构性现实、单纯实施针对总量目标的政策会遭遇结构性的反弹，可能伤害调控的效果，甚至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实践是这方面的典型个案。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典型的总量性政策承担着调节经济的主要责任，但我国2008年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观愿望遭遇到来自结构性问题的反弹，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是信贷总体规模下降和储蓄率升高，由于货币政策影响的全面性，信贷全面收紧的一个后果是更需要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在“一刀切”的“从紧”的政策环境中更难获得信贷支持、举步维艰，而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导致“该紧没紧，没紧的却紧了”(13)的局面，并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动共同导致结构性反弹，由此带来2008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 四、新常态下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笃定结构优化不放松 当前，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面有所变化并将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宏观调控作为上层建筑应该适应并积极引导这种变化，使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目前有很多文献就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创新驱动、新比较优势、潜在经济风险等展开探讨，其中也有文献涉及宏观调控，提出应该更精确和科学地实施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14)，增长目标应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15)，宏观调控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16)，应该重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17)。这些文献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有两点不足：其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新现象，理论上的分析与认知需要一个过程，因而当前的观点是初步的，还需要深入研究；其二，中国经济学研究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上述文献无论是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还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的观点，都有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痕迹。在上述实践与理论背景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是否应该继续关注结构优化，还是应该从特殊回归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基于前文从方法论和历史经验的视角所做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不能过分依托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治理“滞胀”问题的药方，不能简单地从凯恩斯主义转到供给学派。新常态下的结构问题没有淡化，更没有消弭，而是更复杂，宏观调控应该笃定结构优化不放松。 第一，原有的结构性问题在新常态下依然存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到“结构优化升级进展缓慢”，而结构优化升级进展缓慢的表现是“农业生产面临诸多挑战，基础地位还不稳固；产业优化升级进展缓慢；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的体制机制尚未根本破除”。 第二，新常态下新的结构性因素已经萌芽。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与落后过剩产能之间均存在结构性差异，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与原有结构性因素叠加，新旧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初露端倪。 第三，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持续下滑到2014年的7.4%，达到近年来的最低点，经济政策回旋的弹性空间不足，使得结构调整的现实压力增大。 因此，在结构性问题依然显著存在并有新表现的基本国情面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虽然会有新动力、新机遇，但对于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实现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平稳过渡，避免剧烈的经济波动，应当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底线。因此，宏观调控仍需笃定结构优化目标不放松，只有高度重视结构优化，才能防止结构性问题成为经济波动的诱因，并平稳完成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型，这正是底线思维的体现。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宏观调控的表述就体现了对结构优化的重视和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将结构性矛盾列为新常态下爬坡过坎的“拦路虎”，并在宏观调控取向上强调“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强调“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整个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都需要深化并扩大笃定结构优化目标不放松的共识。 面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因调结构优化目标的理论争议，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予以澄清。 第一，从基本范畴而言，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措施，属于上层建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宏观经济管理的不同取向和选择。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实践，必然要反映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服务于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是中国宏观调控目标设定和政策选择的哲学依据。 第二，结构性特征是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结构优化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实践的现实表现。中国经济结构具有三大结构性特征：一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二是市场经济因素和计划经济因素长期并存的制度化结构特征，三是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区域结构特征。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在目标设定和政策选择方面必然要考虑结构性问题。从宏观调控实践的历史经验层面而言，在宏观调控中如果单纯针对总量而漠视结构性目标将会损害宏观调控的效力，甚至走向调控的反面，所以将结构优化列入宏观调控目标也是必要的现实选择。 第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强调结构优化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逻辑框架的超越。我们对此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理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措施的选择，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而应真正进行中国立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思考。 第四，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仍然不能过分依托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治理“滞胀”问题的药方。新常态下的结构问题没有淡化，更没有消弭，而是更复杂，宏观调控应该笃定结构优化不放松。 ①刘瑞.国民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2009：199. ②黄达.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 ③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N].经济观察报，2007-12-22. ④汤在新.为宏观调控正名[J].经济学家，2006(1).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2、173.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 ⑦杨治.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81. ⑧王静.转型经济中的宏观调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01. ⑨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⑩任保平.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5). (11)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87. (12)王静.中国宏观调控反思：基于2003年以来的调控实践[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4). (13)林晖.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基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反思[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4). (14)刘伟.经济“新常态”对宏观调控的新要求[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5). (15)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16)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 (17)贾康.走向“新常态”的宏观调控与改革进行时[EB/OL].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825/c40531-255320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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