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学术价值——读《整风前后》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62（2006）07—0098—03
《整风前后》是严平女士为陈荒煤所写传记《燃烧的是灵魂》中的一节，记述1938—1945年这段时间，荒煤来到延安后的经历和创作。我因近年从事与延安文学相关的研究，读了很感兴趣，也触发了对当前学术研究现状的一些感想，有些意见希借这机会说一说，便附骥于此。
一般人说起延安，多半都了解也很注意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和军事的意义，因为它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所在地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本营；至于它在当时中国居于怎样一个文化地位，却不大注意，也缺乏足够的认知。
其实，上世纪30年代末，尤其是40年代起，延安逐渐成长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虽然它很小，经济也很不发达，远比不上北平、上海、重庆这样一些传统或新兴的大都市，但它在文化方面逐渐发展起来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那些大城市——原因是，这偏居西北一隅的不起眼的小地方，正在培育和形成未来在中国居领导地位的新文化。
共和国建立之后，这一点变得格外清楚。从延安走出来的大批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迅速成为文化领域的主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构成了国家文化管理层的中坚力量，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的主要成果，也尽出他们之手。
那么这一切起于何时？就起于上世纪30年代末大批左翼知识分子的奔向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主张抗日方面本已形成强大感召力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谈判，与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取得合法政党地位。这种形势，带来重大契机，使许多对延安心向往之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很快，就有了文化人纷至沓来的局面。此以1937年底丁玲抵达保安为象征，随后即呈络绎不绝之势，实为当日一大奇观。到1941年，延安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千百知识分子，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数年之间，延安文化机构、团体、出版物，更有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
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十年以来，前所未有之变故。在苏维埃时期，革命根据地曾极壮大，军政事业曾极兴盛，但鲜见职业知识分子身影（虽然很多高级领导人也都可以算作有知识分子的出身），文化领域的建设虽非空白却的确相当的寂寥。对此，毛泽东颇为坦诚，他的说法是，以往革命队伍里面只有“枪杆子”，缺少“笔杆子”。他并且将大批文化人涌来延安，称为“笔杆子”与“枪杆子”汇合、“山上的队伍”和“亭子间”的队伍会师。对中国历史朝代兴迭有深刻了解的毛，准确地解读了知识分子纷至沓来的意义，指出“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1]。他明确要求延安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到来，克服一切排斥的心理。1939年他亲自为党制订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批评以往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浅薄而缺乏远见，“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2]。这种热诚，在1941年6月10日党报《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里，达到最高潮；文章展示着对知识分子的开放宽松姿态，塑造着延安宾至如归的形象：“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在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观条件的困难与限制，各种文化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见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
不过，问题和矛盾也随之而来。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许多工农出身的官兵不易接受知识分子，感觉他们从思想到生活作风都与自己异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也带着他们从过往经历所养成的意识和性格，与新的环境发生种种不适应的、不协调的隔膜。这都是必然的，也是极正常的。
1942年以前，党着重于纠正第一种情形，劝说工农官兵对知识分子多加理解、接纳和尊重，这一努力显然在于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但从1942年春天起，开始有所变化。一是这个春天，约从春节期间至四月，延安出现一系列文化风波，如讽刺画展、墙报“轻骑兵”和“矢与的”、《解放日报》副刊登载王实味、丁玲、艾青等人的文章等，引出不小的争议。不过，这些事件本身，只起到导火索作用。真正的原因，是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已将构建“有机知识分子”（毛泽东的表述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命题，提上日程。先前，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从无到有；现在，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应该解决的是转变和改造他们的思想，真正为革命所用，为党所用。这也是必然的。
因此，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表谈话——即日后合并在一起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会，和这个讲话，它的重要性，它的划时代意义，不在文艺方面，而在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塑造方面。这一点，一定要认清。这个工作，首先在延安知识分子中展开；建国后，1950年代，又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展开。延安是预演，是奠基，是经验和方法的积累。
《讲话》后，知识分子改造作为“整风运动”最主要甚至是唯一实质性内容而展开。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大批判（主要针对王实味，声势浩大）、类似后来“五七干校”的“工农合”、到基层（农村和部队）下放锻炼……这些改造的方法和形式，一一出现。几十年后，它们仍被沿用。
但是1943年以“审干”和“抢救”的名义，运动出现严重偏差，失去“改造”之旨，变成“整人”。直接责任者是康生。他希意干进，运用自己的职权和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专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揪特务、挖内奸。以鲁艺为例，鲁艺在校师生员工约三百余人，被打成“特务”者达267人，遭审查者更多，达百分之九十。两年后“甄别”的结果是：“被甄别的二百零八人中，其中属于政治问题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党内问题的占百分之八点二，无问题的占百分之十九点四，完全搞错的只有百分之十九点四，完全搞对的百分之十四点七，部分对部分错的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九。”[3] 可见当时打“特务”的方法，基本是“莫须有”。温济泽老人晚年回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情形，也相仿：“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是在一起整风和审干的，也是在一起搞‘抢救运动’的，起初没有搞出什么‘特务’，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后来采用了康生制定的那一套‘逼、供、信’的办法，在两个社的一百几十个人中，被逼承认是‘特务’的占70％左右。中共中央机关报和通讯社的工作人员竟然有70％左右是‘特务’，岂非咄咄怪事！”[4]
严平文中记叙的荒煤在延安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即在此背景下发生。
应该指出，康生所一手制造的这种局面，在当时就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从1943年底开始，毛泽东本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此提出批评，向蒙冤者道歉。在延安行政学院大礼堂，他对着上千人表示：“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有好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我们党是讲实事求是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现在，要对审查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错了平反纠正，帽子戴错了要摘下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5](P.186—187) 1944年5月24日，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毛泽东亲临开学典礼，又一次推心置腹地讲了“抢救运动”的过错。他说：“整风是好的，审干也做出了成绩，只是在抢救运动中做得过分了，打击面宽了些，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戴错了帽子。现在，我给大家行一个脱帽鞠躬礼。”[5](P.189) 说完，他把帽子摘了下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在中央党校，他也这样做了：“一九四五年初，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的一次报告中讲到审查问题，以严于律己的精神承担了审干中发生错误的责任。……毛主席对被搞错的同志赔礼说：现在给你们……赔个不是。毛主席把手举到帽檐下说：我向你行了礼，你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6]
因此，“审干”“抢救”搞过头，整了人，有严重偏差，是不存疑义的。
总之，随着大批知识分子涌来延安，党的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契机，也遇到全新的问题，由此引出了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对知识分子加以整合的需要，进而为共和国的建立准备好精神与文化的基础。这就是延安所发生的一切的本质含义。
这过程有其历史必然性，在主要层面也体现为一种历史理性；当然，在具体问题上，在具体人和事上，受到了某些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后者，是任何历史进程都很难完全避免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握住历史进程的本质。
严平所写传记，好就好在以荒煤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实际的延安知识分子的样本。他怎样来到延安，他到了延安之后思想、感情、写作的变化，乃至他在延安的生活细节体验，直到他们夫妇在“抢救”中的遭际……相当完整地呈现了那样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在中国百年之间是极其关键的。它承前启后，没有它，整个后五十年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无从解释。
认识历史的方法与渠道，包括理性和感性两种，不可以偏废。但在学术上，往往容易轻视感性的方式。以文学研究为例，一直以来，都比较重视理论与分析，而忽视材料和叙事。思想的力量当然很伟大，追求思想性也很值得提倡；然而，如果学术只重思想深度，忽视对事实尤其是其细节的考察，很可能流于空洞，甚至根本建立在讹误的基础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一直存在单方面重视观念、理论的倾向，甚至一句口号、一个新词，就可以构成热门；我们的文学史、作家论和作品研究，都不大注意对材料的考量、辨析和挖掘，一本本新著、一篇篇新文，往往都只是依据基本相同的材料，而在观点解释上加以变通而已。这相当成问题。
感性的方法，是理性绝对取代不了的。感性是一种还原，是接近事实本身，或让已知的事实呈现新的可能性。这往往带有革命性。即以严文为例，内中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邀数位文艺家去枣园住处晤谈——究竟有几人参与其事？毛泽东究竟谈了哪些话？我们发现，关于这一场景，当事人的回忆居然在许多细节上都存在很大出入。当然，你可以尽可能深入地去解析《讲话》，但我认为，搞清楚《讲话》前毛与文艺家的这次私人聚会的过程，同样重要，甚至更有吸引力。在这里，严平提供了当事人之一陈荒煤的叙述。这个叙述不在于它是否合乎全部真实，而是这叙述本身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设若我们拥有更多类似的叙述，就不难于去接近全部真实——可惜很少有人去做这工作，大部分当事人未曾留下他们的讲述，已经离开人世。同样的例子，我还知道的有《讲话》版本问题；今天我们所见的《讲话》，已做过多次改易，最初的原始版本，是会议现场所做速记，但这文本居然亡佚了；那么有无可能，让参加过座谈会的文艺家，对照现有版本，尽量回忆出当时的不同之处？一想到我们如今信而不疑所引用、阐释的《讲话》词句，有可能并未出现在1942年5月的现场，或者，曾出现在现场的讲话内容，我们却不知道，我就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产生一种不可靠的感觉。
不要忽视叙事（史传），把它视为学术的重要方法之一，也许是一个当务之急。
收稿日期：2006—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