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王海兰
（广州大学 语言服务研究中心/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提 要 目前我国学界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对语言与贫困关系进行相关的探讨。我们从宏观层面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微观层面语言能力影响劳动收入这两个维度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研究表明语言多样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影响到劳动力流通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其作用机制包括语言多样性影响沟通、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扩散以及社会信任等；普通话能力、外语能力和方言技能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对劳动者收入和就业发挥作用。这些研究为我国开展语言扶贫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其所揭示的语言对经济影响的异质性、伴随性、周期性等特征和规律可为研究语言与贫困，以及推进语言扶贫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语言扶贫；语言多样性；语言能力；语言政策
一、引 言
2018年以来，随着《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发布，“学前学好普通话”项目的启动，以及面向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教材《普通话1000句》的出版发行，“语言扶贫”作为一项政策举措逐渐得以推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受到学界关注。如王春辉（2018a，2018b）、李宇明（2018）、卞成林（2017，2018）、赫琳（2018）、王海兰（2018a）等都提出要重视语言在扶贫脱贫中的基础性作用。
《诗·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诗·序》谓为行役思念父母之作。后因以“屺岵”代指父母。唐颜惟贞《萧思亮墓志》：“未极庭闱之养，遽缠屺岵之悲。”（金石萃编六
但是语言与贫困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哪些语言要素可以影响贫困，这些语言要素又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贫困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语言与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有语言要素对贫困的影响，又包含贫困对语言要素的影响。国外对这两个方面都有不少研究。中国目前还没有直接指向语言与贫困的相关论著，但不少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探讨了语言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涉及语言（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及相关经济变量的影响，以及个体语言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这些成果以中国本土数据为支撑，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语言要素对经济诸变量的影响，得出的相关结论表明语言变量可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也可以影响微观个体收入。这些研究所揭示的语言经济规律实际暗含了语言会导致贫困“固化”或者说语言可以帮助或促进摆脱贫困的原理。
本文希望以“语言与贫困”为主线，从经济学视角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串联起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归纳所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和数据，以及所做出的贡献和存在的不足，为深化语言与贫困关系的认识与研究、推动语言扶贫提供参考。
当前，移民在安置区的社会融合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一些地方新建的移民新村（社区）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尚未完全形成，一些老水库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还很突出，持续上访、越级上访仍在高位运行。针对上述情况：
二、宏观层面：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
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国外研究语言与贫困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比如“费希曼-普尔假说”就指出“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李宇明 2018；王春辉 2018b）。中国是一个多方言的国家，多样性是中国语言生态的基本特征。一些学者以中国的方言和经济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及其相关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劳动力流动、资源配置与市场发展、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都有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是语言多样性影响沟通交流、认同与信任、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制度和技术扩散。语言多样性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是推广一种共同语言以减少或克服语言多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说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有抑制作用，并不是说语言多样性导致了贫困，而是语言多样性往往会使贫困固化或者是说语言多样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尽管目前国内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聚焦于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但仍不能忽视其正向作用，更不能由此得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消除语言多样性的结论。所以，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1）影响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语言状况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尽管更容易显现，但其正向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相反应好好开发。有一些案例也显示有些地区语言多样但经济上却比较富裕。（2）推广国家通用语，实施国家语言统一的政策，并非一定要放弃母语或方言，或者消除或减弱语言多样性，而是要提倡双语/双言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及相关因素的影响
1. 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用过程是复杂的，其最终是阻碍还是促进经济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王海兰 2017）。语言多样性肯定增加交易成本，对经济个体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利，但不同文化的交融可能提升人力资本，也可能增加产业和就业，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经济增长（黄少安 2016）。国内研究有的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则肯定了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乔纳森·普尔（1972/2001）是国内较早论述国家发展与语言多样性之间关系的文献，文中指出：“语言的统一是经济发展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而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的充分但不是必要条件。”“没有语言的同化，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确实发生了，那么语言的统一也将接踵而至。”徐现祥等（2015）以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和经济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时，消除方言多样性可使人均产出提高多达30%。还有一些学者以方言差异（方言距离）作为文化差异（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发现方言差异是造成中国地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高翔，龙小宁 2016；赵子乐，林建浩 2017）。
张卫国（2014）认为，尽管有人倾向性地认为，语言多样性阻碍贸易，或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对这一假说还是持谨慎态度为佳。例如，瑞士的语言多样性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相反还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语言多样性的益处并非表现为金钱形式，因此其更加难以测量，语言多样性在提高社会成员福利、增加产品数量和类型、提高工资水平等方面都表现出积极作用（吉尔斯·格雷尼尔 2018）。为降低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发挥其正向效应，还需建立语言规划与经济规划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发展多语教育和语言技术，全面提升语言能力，同时加强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发展语言经济（王海兰 2017）。
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普通话推广政策对促进劳动力（李秦，孟岭生 2014；刘毓芸等 2015）和技术（林建浩，赵子乐 2017；赵子乐，林建浩 2017）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教育的发展（高晶，林曙 2018）等方面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个体亦通过普通话学习获得了收益（周端明 2003）。
劳动力流动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流通，对区域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变化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在以往关于中国劳动力区域转移的研究中，语言和文化因素往往被忽略了（李秦，孟岭生 2014）。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考察语言因素在劳动力转移中的影响和作用。李秦、孟岭生（2014）用普通话普及率和方言作为语言沟通成本及共同文化背景的代理变量，在控制了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后，探讨语言沟通和地区文化对中国劳动力区域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国国内的确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障碍，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动到沟通障碍小、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地方工作。刘毓芸等（2015）基于《汉语方言大词典》和《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方言分区，计算了全国278个地级市间的方言距离，并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相匹配，构建了一个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微观数据库，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方言距离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劳动力流动的“倒U型”模式。具体而言，在同一方言大区内部，方言距离每增大一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会提高30%以上；不同方言大区之间，方言距离每增大一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会降低3%左右；最优的方言距离是跨方言区，但不跨方言大区。
3. 语言多样性与资源配置和市场发展
促进统一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相反，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往往会阻碍经济发展，增加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从理论上说，语言越统一，就越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流通和统一市场的发展。那么，我国多方言的国情是否会加剧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呢？答案是肯定的。刘毓芸等（2017）研究表明，方言上的不同显著增强了相邻两县间的资源错配，平均而言，方言不同的相邻两县间生产率差距比方言相同的相邻两县间高出4.7%左右，即使刨除语言沟通机制的影响，方言仍然会扭曲地区间资源配置。谢凤璘（2017）的研究也证实了方言多样性对市场整合和资源配置的负向作用。他指出，方言小类每增加一种，市场分割指数平均提高2.72%，资源配备无效率系数平均增长2个百分点；如果区域内使用单一方言，最高可以使地区的市场分割指数下降近49%。方言多样性对市场整合的阻碍作用受区域内经济、交通及行政因素的影响：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交通越便利，方言的阻碍作用越小；行政干预过大，方言对市场整合的阻碍作用越大。但平均而言，经济和交通因素暂时无法抵消语言的负作用。此外，语言差异对市场制度差异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语言差异越大的区域其市场制度差异也越大（阮建青，王凌2017），还会带来教育服务的边界效应，特别是在小学、初中、高中学习阶段（高晶，林曙2018）。
4.语言多样性与城镇化
城镇化率是衡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过去主要从经济和社会的维度研究制约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原因。邵帅等（2017）基于 2000～2012 年中国 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样本，以方言多样性代理度量文化多样性，发现方言多样性对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考虑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而引入滞后一期的城镇化率作为解释变量后，方言多样性对城镇化率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变量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学者指出，为应对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日益多元化的居民异质性及其异质公共服务诉求和公共偏好的负面影响，政府应实施普及普通话覆盖公共领域的语言政策，发挥普通话而非地方话在城镇各大公共领域的主要沟通媒介作用，减少不同人因不同地方语言交流而可能产生的歧视意识和行为，淡化当地居民“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语言隔阂和身份意识，树立起同城镇同身份的城镇居民意识和价值观（连洪泉，周业安 2015）。
5. 语言多样性与对外开放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成为影响和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如果语言多样性会影响到区域的对外开放度，也必将会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李光勤等（2017）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语言多样性与对外贸易数据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法，首次对语言多样性如何影响地区对外开放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一个城市平均每增加一种方言，对外开放程度将降低2～2.4个百分点。
（二）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
普通话是中国宪法规定推行的语言，也是国内流通度最高的语言。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和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普通话水平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统一有助于劳动力、技术和制度等生产要素的流通；反之，语言多样性则会阻碍生产要素的流通，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国的很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我国，普通话的推广促进了语言沟通，进而促进了劳动力流通（李秦，孟岭生 2014；刘毓芸等 2015）和技术扩散（赵子乐，林建浩 2017）。语言差异影响交流是语言多样性阻碍统一市场形成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谢凤璘 2017）。
2. 语言多样性影响信任和认同
社会信任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因素。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之间往往更容易建立信任，这也是方言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机制（谢凤璘 2017；黄玖立，刘畅 2017），其背后的机制又在于方言具有的身份认同功能。方言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语言沟通，而是通过认同效应和互补效应来发挥作用的。普通话的推广消除了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因而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但可能在增进认同上却效果甚微（刘毓芸等2015）。因此，普通话的推广无法完全消除方言多样性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语言差异影响文化观念（阮建青，王凌 2017）和信任（谢凤璘 2017），进而容易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使得地区间生产率差距拉大。
3.语言多样性影响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
徐现祥等（2015）研究发现，语言多样性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阻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消除方言多样性，那么城市人均人力资本最大可以提高约4%。语言多样性抑制对外开放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了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发现，语言多样性对平均受教育水平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文盲率及成年人文盲率则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导致地区呈低人力资本状态，从而抑制对外开放。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语言多样性对开放程度的抑制效应将被逐渐缓解。当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时，语言多样性对开放程度的影响接近于零，说明加强基础教育可以缓解甚至规避语言多样性对开放程度的抑制效应（李光勤等 2017）。方言会通过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而增加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阻力（高晶，林曙 2018）。推广普通话教育有利于降低劳动力区域流动的方言边界成本，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4. 语言多样性影响制度和技术扩散
技术扩散是实现地区经济收敛的重要途径，而语言在技术扩散和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邱质朴 1981；王海兰 2018b）。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阻碍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如果消除城市的方言多样性，那么城市技术水平最多可以提高约23%（徐现祥等 2015）。各地与技术前沿的文化差异通过影响信任和沟通等因素阻碍技术扩散，最终影响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赵子乐，林建浩 2017）。
五女山山城依山势而建，东、西、北三面都是百尺峭壁，南面是险峻的陡坡，地形易守难攻。目前城内主要发现了3处大型建筑遗址以及城墙、哨所、兵营、蓄水池等遗址。
有的学者专门探讨了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秦广强（2014）分析了进京农民工的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普通话熟练的农民工能够获得高于不熟练者21%～40%的月收入，普通话熟练者在工作培训、职业技能、自我价值意识、工作适应等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姜杉、汪雯（2017）研究发现普通话对非农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普通话标准的农民工其小时工资要高15.73%。农民工对普通话的经济地位认同程度也非常高，70%以上的农民工认为“普通话说得好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夏历 2009）。
（三）语言统一政策的经济效应
推广普通话，促进统一语言的形成，是中国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克服语言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而实施的一项重要的语言政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语言学者就指出讨论经济发展与语言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与普通话推广的关系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詹伯慧 1993），并提出语言属于生产力范畴（奚博先 1993，1994）、语言属于资源（邱质朴 1981）、要大力开发汉语资源等观点。奚博先（1993）还明确提出，发展生产力需要推广普通话、统一语言，指出“守着方言不肯改变，是和落后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也是和改革开放搞活不相容的，更是和现代化格格不入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举国上下共同努力”。2018年国家提出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以来，国内不少学者提出了推普在国家扶贫脱贫中的基础性作用。例如，张世平（2018）指出，使贫困人口“通语”，具备基本的普通话交流能力，是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等。
2. 语言多样性与劳动力流动
就业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语言能力对就业的影响是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金江等（2017）采用2010年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对广东省居民普通话技能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普通话技能对就业具有显著影响，平均而言，个体的普通话水平每提升一个等级，就业概率将增加0.016，且这种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差异。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对通用语言掌握欠缺所形成的语言障碍影响了少数民族农牧民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和城镇化的进程，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的程度，具体表现为隐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加剧（吕君奎2013）。双语教育程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就业行业分布、就业渠道、就业收入、工作能力、就业公平、就业形势、就业心态等有积极影响（陈千柳 2016）。
(3)公式(*)是本节课的热点，可以说没有这个公式就没有后来丰富多彩的解法．您是否想到那个学生会提出“不知道公式怎么想”的问题？几种证明的方法是否都有所准备？
三、微观层面：语言能力影响劳动收入
此外，程虹、刘星滟（2017）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发现英语综合能力、听说能力和阅读能力对员工小时工资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潘昆峰、崔盛（2016）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以高考成绩和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作为学生语言能力的代理变量，发现语言能力中的汉语能力和英语能力对大学生的就业薪酬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普通话水平与劳动收入
1. 语言多样性影响沟通交流
陈媛媛（2016）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3套综合数据，检验了普通话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普通话以及单项能力（听和说）都会对劳动者收入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有显著提升作用，对跨方言流动人口的影响要大于方言区内人口的影响；普通话对城镇劳动者的收入的影响比较显著，对农村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林建浩、赵子乐（2017）利用方言数据测度文化差异，基于中国代表性城市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各个城市与技术前沿的相对方言距离对技术差距有显著影响，表明文化差异阻碍了技术从前沿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并且制度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中介变量，即文化差异通过阻碍制度传播进而阻碍了技术扩散。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了少数民族群体掌握普通话的收入效应。对藏族大学生双语能力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地藏族大学毕业生藏汉双语水平与收入之间呈正相关性。其中，汉语水平与收入的相关性更加显著，藏语水平与收入的显著性不明显，但其价值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增值（英吉卓玛，张俊豪 2016）。
检查期间研究组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和完全不依从者分别有27例、11例和2例，依从性为95.00%（38/40）；常规组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和完全不依从者分别有20例、12例和8例，依从性为80.00%（32/40）。两组依从性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914，P=0.048）。
有学者从促进城镇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促进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流通，以及促进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推动普通话推广的政策建议。如李光勤等（2017）提出基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需要加大对普通话的推广力度，减少地区内和地区间居民交流和沟通的障碍，从而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等。
（二）外语能力与劳动收入
外语能力，主要指英语能力。2013年山东大学刘国辉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外语教育：基于语言能力回报率的实证研究》是国内第一篇实证检验中国劳动力市场外语能力的工资效应的文献。此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个体的外语熟练程度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相关数据。刘国辉、张卫国（2016）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数据，在控制了教育、工作经验、行业、职业、工作场所以及一系列反映个人特征的变量后，发现外语能力在中国有着较高的经济回报。总体上，精通外语对人们月工资的提高区间在34.5%～47.6%，一般外语能力对月工资的提高区间在8%～14.8%。刘泉（2014）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个体外语熟练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外语熟练度能显著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外语熟练个体工资高出外语不熟练个体大约69%。郑妍妍等（2015）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2010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英语能力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不考虑全球化因素时，英语能力对个体年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引入全球化因素后，英语能力的提高对个体收入起到了显著正向影响。该研究同时发现，英语能力对收入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体现的，对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效应比高技能劳动者显著。赵颖（2016）借助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考察了普通话能力和英语能力构成的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者语言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程度约为11.62%～15.60%，这种影响效应在中东部地区和平均收入以上组更为明显，英语能力的溢价高于普通话，同时两种语言的表达能力溢价显著高于听力能力的溢价。这些文献虽然以不同年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出了外语能力能显著影响劳动力收入的一致性结论，但研究者在对外语能力收入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和外语能力对收入产生影响的外部条件的考察视角上略有不同。例如，刘国辉、张卫国（2016）主要考察了外语收入效应在外语熟练度、性别，以及劳动者群体自身收入分配状况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异质性，刘泉（2014）主要考察了外语收入效应与教育程度和母语熟练度之间的关系，而郑妍妍等则主要分析了全球化和教育程度与外语收入效应的关系。
语言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是语言经济学的重要分析领域之一，也是研究语言与贫困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语言能力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可以影响劳动者的收入（张卫国 2008；王海兰 2012），这在中国学界已成为一种共识。根据所分析语种能力的不同，目前国内关于语言能力与劳动收入关系的研究大致分为3类，分别探讨了普通话水平、外语能力和方言技能3种语言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三）方言技能与劳动收入
语言的经济价值是与言语社区高度相关的一个概念。在特定言语社区中，流通度越广、使用频率越高的语言其经济价值往往越高。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亦具有不同经济价值，掌握当地方言技能会对劳动者的收入、城市融入和创业产生影响。
程名望等（2016）采用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1年上海外来农民工情况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海话熟练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增进农民工的绝对收入，而且还会对其相对收入的感知起到正向作用。上海话作为一种重要非制度因素，已经成为上海市外来农民工获取心理平等感的一种媒介，对于其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减小受排斥的预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民工进城落户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提高农民就业和收入的重要途径。方言技能通过社会交往以及社会认同机制等实现对进城农民落户意愿的正向影响，越熟悉当地方言的进城农民，越倾向于落户城镇（邱济芳，聂伟 2018）。与此同时，方言技能还对流动人口创业具有积极作用，那些会讲当地方言，熟悉运用方言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成为创业者，方言的创业效应在城乡接合部、县城、乡镇农村及跨方言大区均非常显著（魏下海等 2016）。
(2) 中易发区：面积为1 113.95 km2，占研究区面积的30%，主要包括元城川流域中-上游区域、悦上公路沿线地区、上里塬乡、林镇乡。区内河流侵蚀强烈，相对高差较大，地质环境条件较差，人口较密集，同时也是耕地、公路、桥梁较为密集的区域。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区内分布地质灾害点59处。
四、结论与启示
已有研究表明，语言诸变量，如语言多样性、语言能力和语言政策等，都能产生经济力量；语言既可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也可以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由此可知，无论是解决地区贫困，还是个体贫困，语言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这为语言扶贫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语言诸变量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和作用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对深化语言与贫困问题研究，开展语言扶贫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正当两人剑拔弩张之时，几个人跑过来喊：婚礼要开始了！陈晓拿下蒋大伟的手，整整领带：我不和你一般见识。告诉你，她现在想做什么与我没关系！她欠的车钱也与我没关系！陈晓说完，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走了，头也没回。蒋大伟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没动。郑馨冲过来，爆发地：卑鄙！无耻！我不想再见到他了！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跳桥！现在就去死！郑馨哭着向外面跑去，蒋大伟追了上去。郑馨跑到酒店门口，蒋大伟一把抓住了她。周围人感觉到什么，围拢过来，蒋大伟忙将郑馨塞进车里，关上了车门。
（一）语言对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自身的规律，开展语言扶贫需认识并遵循语言经济规律
尽管语言对经济发展、语言能力对收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影响和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开展语言扶贫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现有文献所揭示的语言经济规律大致可归纳如下：
实际做法：按照两人一球的方式，让学生进行组合锻炼，先让两个学生之间进行背靠背的方式夹球尝试移动，然后再用头靠头的方式夹球尝试移动。移动的距离均控制为30 m。
一是不同语言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不同，同一语言也会具有不同的经济效应。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都会影响到地区或个体的发展，但其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不一样。例如普通话水平和外语能力都会对劳动者收入产生影响，但影响大小存在差异；普通话和方言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普通话主要是通过影响语言沟通发挥作用，表现为“工具效应”或“信息效应”，而方言主要是通过文化和身份认同来实现，表现为“文化效应”或“认同效应”。同一种语言也会对同一变量同时具有阻碍和促进两种不同的效应。例如，方言多样性一方面会阻碍技术扩散，另一方面又有助于技术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在实施语言扶贫时，应充分认识同一语言的不同作用、不同语言的各种作用及其不同的作用机制。
二是同一语言变量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同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或同一个体的劳动收入）的作用不同。卞成林等（2017）的研究揭示了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在普通话普及率达到最低有效规模之前，普通话普及率对经济发展是起抑制作用的，而一旦超过该规模，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现有研究表明，个体对同一语言掌握的熟练度不同所带来的收入效应不同，同一语言的听、说等不同技能对收入的影响大小也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开展推普脱贫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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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语言对经济变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同一语言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不同。有研究表明，外语能力对收入的影响会因个体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自身收入等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普通话对就业的影响因性别、行业和区域而存在差异。语言能力收入效应的异质性给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语言扶贫举措需因人而异，精准实施。
综上所述，对肝胆胰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围手术期护理，能够提高患者的手术耐受力，消除患者不良情绪，挺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能够更好的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保证手术效果。
(4)目前的实验室测量工作量大、耗时长，中间过程和操作需要严格培训和按标准执行，尤其是恒温条件的控制需要加强；同时，加强实验室黏度计的使用和测量条件的统一和标准化，这样才能得到准确的测量值，千万避免出现“为测而测”的现象。
四是语言对经济变量的作用受到诸多其他条件的影响，当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时，语言对经济变量的影响会发生改变。例如，语言多样性对技术扩散壁垒因人力资本水平、外来移民人口比例和外国直接投资等因素而存在异质性（林建浩，赵子乐 2017），外语能力的收入效应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响等。当这些外在条件发生变化时，语言多样性和语言能力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这就告诉我们，实施和评估语言扶贫必须要充分考虑外在条件，因地制宜，因时调整。
（二）语言变量对经济变量的作用是一个“多阶段传导”的过程，其影响具有伴随性、周期性等特点，开展语言扶贫需客观、全面地认识语言的经济作用
语言对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伴随性的，通过影响沟通、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信任和认同，进而影响劳动力流动、技术扩散、资源配置等，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和收入，是一个“多阶段传导”的过程，其作用是隐性的，很难测度，且需要一定周期才能显现，因而往往容易被忽略。语言多样性和语言能力等语言变量在长期情况下会对经济发展和劳动收入等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但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是，这些语言变量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往往是伴随性的，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例如，语言多样性往往是通过影响沟通、认同和信任而影响劳动力流动、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扩散，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等。语言能力同样需要通过影响教育、信息获取和技能学习等中间要素而对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与此同时，语言变量必须积累到一定规模才会对经济变量产生作用。例如，个体对一种语言的掌握需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语言才会对收入产生影响，一种语言需要在某个区域达到一定的普及程度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等等。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语言普及率达到一定规模都需要时间，都有个过程。由于语言发生作用的伴随性和多阶段传导性，使得语言对经济的作用也往往需要一定周期才能显现出来。开展语言扶贫，需要客观、全面地认识语言的经济作用以及作用机制和过程。
（三）开展语言扶贫需要加强语言与贫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建立“语言-贫困”数据库，开展语言扶贫绩效评估
目前我国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语言能力与收入的实证研究主要限于城市和城市劳动力市场，针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劳动者语言能力的微观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一个综合数据库，其中涉及的语言变量主要是普通话和英语的听说能力，没有包括方言技能。但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其最重要的语言能力是方言和普通话。因此，这个数据库对于研究语言与贫困问题来说不是一个最优数据库。为推进语言文字助力扶贫脱贫，深入研究语言与贫困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语言-贫困”综合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应该包括个体的语言能力、收入、教育、职业等多种变量，可用于分析语言与贫困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该关系的动态变化。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语言扶贫措施进行跟踪，建立系统性的绩效评估机制，实现语言扶贫措施的精准施行。
专有知识成员比例被定义为CPIKN中专有知识成员数量占CPIKN成员总数量的比例。进一步，专有知识成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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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siderations
Wang Haila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poverty has become a research area in China's language planning studies. At present, Chinese researchers mainly focus on the in fluence of language ability on poverty or vice vers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f the domestic language-and-poverty studies in the lens of macro- and micro-economics: on the one h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aff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language ability affects labor income.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inguistic diversity not only aff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ffects other variables that hold swa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as labor circulation. The language-related factors that in 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may include linguistic diversity,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social trust. Moreover,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and dialect skills play a role in the income and employment of worker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se studie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about the heterogeneity, coexistence and periodicity of the language impacts on the economics of a societ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poverty,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linguistic diversity;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policy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1-0034-10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103
作者简介： 王海兰，女，广州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经济、语言传播与语言服务。电子邮箱：hlwang0916@126.com。
* 本文为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贫困地区劳动者语言能力的收入效应研究”（YB135-10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