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调起源研究的论证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调论文,起源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声调研究中的声调起源研究历史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的声调研究对世界的声调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对声调起源的研究。历史语言学在中国民族语言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中还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中国的语言研究除汉语外，起步晚，投入有限，资料收集、类型和历史分类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不能逾越。面对现实，扬长避短，急起直追，尽快与世界语言研究接轨是中国语言学界几代人的目标和重任。声调研究特别是声调的起源研究是中国语言研究中的“扬长”方面，长期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近年来，徐通锵引进美国最新语音学研究成果，对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提出新的方法，推动研究，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特别是近作，提出研究要以方法论为高度，举证应以事实为依据，更是应深入讨论的正确方向。
一 声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演变机理
声调的发生是指一个语言从没有声调到产生声调，是从无到有的意思；发展是指一个语言声调产生后的进一步演变，比如分化和合并，是从少到多或从多到少的意思。其实，从原则上说，发生和发展是一回事，因为就声调个体来说，无论是分化和合并，都有新声调的产生；就声调的系统来说，声调从无到有，也是一种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声调的起源就是指声调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声调的起源就是研究声调的发生和发展。徐通锵在批评奥德里库的音尾决定声调的起源、音首决定声调的演变的二元论观点时说过同样意思的话：“起源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因为起源就是一种演变、一种发展，而发展、演变也就是一种现象的起源。汉语的平上去入因浊音清化而产生的阴阳二调，既是汉语声调的发展，也是阴平、阴上、阳平、阳上之类的声调的起源。这种起源或发展的音变机理应该是相同的，不可能是这种二元论的格局。”（徐，1998，4）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 这就是徐通锵的一元论。
我们再引一段他的话，意思就大变了。他在反对汉语声调起源于韵尾后说：“韵尾的消失难以成为声调起源的根据，那么这是不是说，它与声调没有任何关系呢？否，它可以对既有的声调产生影响，使之分化或合流。我们在《起源》中已引述胡坦（1980，34）的研究，说明浊音清化使藏语产生高、低二调，而韵尾的简化则引起声调的再分化，……这种再分化是有了声调的条件下发生的，无法成为声调起源的根据……”（徐，2001，3—4）这段话与他上面的一元论实在找不到什么共同之处：第一，他说“这种再分化是有了声调的条件下发生的，无法成为声调起源的根据”，显然这里他又认为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不是一回事了；第二，他说“韵尾的简化则引起声调的再分化”，当然已经与声母无关，他在这里又从一元论变成二元论了，承认声调的发生和发展可以受不同规律的制约、使用不同的原则来解释了。既然与声母无关的声调变化也可以成为声调发展的原因，奥德里库的汉语声调起源韵尾说和发展清浊说的二元论又有什么不对呢？
为什么一个挺好说明的问题变得那么复杂呢？第一，当然是事实的问题，科学的理论毕竟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客观事实存在韵尾的特征会“影响”主体元音的音高，除了承认还有什么办法呢？要想坚持发生和发展一体说，就必须否定韵尾的“影响”，但这是否定不了的事实；要想承认韵尾“影响”，就不能不否定自己说过的发生和发展一体说；第二，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语音学理论了。
从根本上说，在解释声调起源原因时，我们与他都采用“语音特征转移说”，但对如何转移的看法却根本对立。我们采用的是最古老、最常见、几乎每一本语音学教科书都必须要讲到的“协合说”，就是同化、异化、融合等等不用再作解释的常识。概括来说，就是语流中音素之间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各自的特征互相转移。这种影响既发生于音段音素之间，也发生于音段音素与超音段音素，即音素和韵律之间。他采用的是美国最新音节结构理论“响度说”，特征的转移要受音节响度的制约，因此“音节结构以元音所充任的音核为核心，其前的音素响度渐次加强，标记性语音特征的消失或变化会使其发音的音量转化为超音段的声调，导致声调的起源；其后的音素响度渐次减弱，语音特征的消失或变化会改变韵母本身的结构，但不会对声调的起源产生直接影响。”（徐，1998，1）相比而言， “响度说”是有条件的转移，“协合说”则是无条件的转移。“响度说”从逻辑上必然导致一元论，“协合说”则必然导致多元论。从本质上说，“响度说”和“协合说”都只是对声调起源原因“转移说”的一种理论解释和说明，本身并不是声调起源的原因，声调起源的原因是音素特征之间的转移。可见，“响度说”和“协合说”都不是研究声调的方法，只是对研究方法的一种解释，真正的方法是发现如何引发声调产生的原因及其过程和方式。既然是解释，当然首先要考察“解释力”。“协合说”老虽老些，道理也简单些，但几乎是“无障碍通道”，既可以解释声调的发生，也可以解释声调的发展，而且可以反复使用；“响度说”正如上文所述，要么从一元论变成二元论，要么将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从一体说变为二体说。即使变了二体说，解释的难度还很大：
第一，“响度说”是美国的最新理论，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管理论多么新，在哪个国家诞生的，都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在《问题》（《汉藏语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现代汉藏语言中mp、nt、mt、 mb、ng、rp、rd、rg、zp、zg、lt、lg、lm、rn、jp、jm、jd等复辅音声母可以说比比皆是，前一个音素的响度级别都比后一个高，与徐文音响顺序原则一无关系”（瞿，1999，4），这还是信手拈来， 还是“现代的”，如果加上古代的，恐怕就“不可胜数”了。这些声母既有藏缅语言的，也有苗瑶壮侗语言的，包括的语言和方言数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两位数和三位数。可见，这种美国最新的音节响度理论，至少对汉藏语言的音节不管用，对中国的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不管用；可见，从“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既有理论、方法中进行选择、使用”要慎之又慎，要“根据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不能因为西方的“理论”“新”或者“诞生于美国”，就可以不顾事实。如果音节响度理论对中国的汉藏语言不管用，经不起汉藏语言“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的检验，“响度说”失去核心，使用“响度说”的声调“转移说”也就子虚乌有了。
以声母清浊转化成声调为例，是不是要等声母浊音清化了，声调的功能才独立、成为主要功能手段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功能转移的完成先于语音特征转移的完成，或者说，功能转移的完成发生于共生状态，即既有浊音又有声调的状态。如何判别？靠听辨。功能的转移要依据说这种话的人的语感来判断，这是实验语音学必用之法。我们在《问题》一文中以藏语元音长短和声调的共生为例，使用听辨方法证明听者的语感已经以声调为主，并对这种过程有详细的描述，还以藏族作者对本人所说的藏话的语音描写论文为助证。（瞿，1999，7 ）这说明了一种原理：处于共生状态的语音与功能的关系有三种：一是原始状态占优势（语感在浊音）；二是原始状态和变化状态等价（浊音和声调语感并重）；三是变化状态占优势（语感在声调）。这为我们在音系学中对共生状态的语音研究，建立主体语音特征概念奠定了基础。这种道理用在复辅音上也一样，举一例为证。拉萨藏语的声调发生时，复辅音并没有完全消失，即在次浊鼻音前的前置辅音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拉萨藏语中次浊鼻音不带前置辅音的读低调，带前置辅音的读高调。这个前置辅音根据方言的比较拟测，可以肯定是一个清音h（瞿，1965）。 适足说明拉萨藏语因为声母清浊的变化声调成为独立功能单位时，这个前置辅音还在，否则这部分次浊鼻音不会入高调。这种现象说明两个道理：第一，声调“起源”时，复辅音是必然存在的，不必等待它先消失，成为一个什么“1”；第二，浊音、 复辅音的前置辅音之类的语音特征是转移的主体，它的特征转移到主体元音引发声调产生后，它本身并不马上消失，而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消失。“语音、功能转移同步说”是一种想象的说法，既与语言渐进发展的基本原理相矛盾，也经不起“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的检验。
声调起源“语音特征转移说”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要讲音理。所谓音理是指音素特征转移的语音学基础。“协合说”的音理是简单的音理，我们说“从辅音音素转移到核心元音上的不是‘强度’而是‘紧张度’。辅音在持阻阶段的紧张度高于元音，尽管从辅音整体来说紧张度低于元音，这也是经实验证明了的。只有紧张度才能改变声带振动的频率，说通俗些，声带只有紧张了，振动的频率才会加快。‘紧张度’决定于发音时受阻的强度，正好与上述响度级别成反比：响度级别越高，受阻越小，紧张度的级别就越低。不同辅音音素传递的不同紧张度，造成了声带振动的不同频率，形成了高低不同的声调。”（瞿，1999， 4—5）
徐通锵说最新理论“响度说”等于“紧张说”。理由如下：
“紧张说认为，每发一个音节，发音器官的肌肉就有一次紧张，先增强，后减弱；音节中紧张的最高点叫做音峰，那是音节的中心，紧张逐渐减弱的最低点叫做音谷，那就是跟下一个音节的分界处。这早已是语言学界的一种共识，即使是‘语言学概论’之类的著作，也都是这样介绍的（高名凯、石安石，1963；叶蜚声、徐通锵，1981）。这就是说，音峰前的音素紧张逐次增强，而音峰后的音素紧张逐次减弱，所以紧张说的基本意思与响度说完全一致，……因此，我们用响度说来解释声调起源的假设同样适用于紧张说：元音是音节的核心，‘心’前的音素由于响度渐次增强，因而它的标记性语音特征的变化会引发音核元音高低强弱的演变，导致声调的产生；‘心’后的音素由于响度是渐次减弱的，它的变化或消失只会影响音核元音的长短或松紧，难以对高低强弱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与区别性声调的起源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段话中的‘响度’如换之以‘紧张’，‘核心’‘心’换之以‘音峰’，同样是成立的。用紧张说来反对响度说，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徐，2001，9）
音节划分“紧张说”可以等于“响度说”，但绝对不等于我们的“音素紧张度特征转移说”。我们上文明明是说传递或转移的单位是音素，是最简单和古老的语音协合道理，是没有附带条件的，与划分音节的“紧张说”原理风马牛不相及。他说的“紧张说”是一种音节划分理论，语音学教科书上有把语音的协合变化与音节划分的理论混为一谈的吗？以“紧张度”划分音节的道理指的是音节中音素紧张度的变化，不是指紧张度的传递和转移。请教若处于音节起首音谷的音素紧张度最低，它以什么紧张度传递或转移到处于紧张度最高的音峰元音上呢？语音学教科书上说，元音的紧张度是高于辅音的。我们根据实验提出“持阻说”，声母辅音在持阻时紧张度高于元音。原理很简单，一个紧张度低的音是不能把“低紧张度”传递或转移给高紧张度的音的。一个处于音节首的声母辅音，按音节划分的“紧张说”，它正处于音谷，紧张度最低，它怎么能把这种最低的紧张度传递或转移到处于音峰紧张度最高的元音上呢？从语音协合的道理来看，无异于说一个低元音把“高”的特征传递或转移到高元音上一样荒唐。他忘记了一点：“响度说”只能解释或说明语音特征转移的条件，就是所谓的“响度渐次加强”可以转移，“响度渐次减弱”就不可以转移之类的道理，并不能解释和说明什么特征转移和怎么转移。正因为如此，“响度说”才可以等同于音节划分的“紧张说”，因为它们的共同点是说明音节内部语音特征的固有变化，不是说明音节内部语音特征的转移和协合，而只是说明这种转移和协合的条件。他明明说转移的是“音量”，是“高低强弱”，只说“‘心’前的音素由于响度渐次增强，因而它的标记性语音特征的变化会引发音核元音高低强弱的演变，导致声调的产生。”他并没有说明这“标记性语音特征”到底是什么东西，“高低强弱”到底是什么语音特性？我们认为，即使拿“紧张”换了“响度”，拿“音峰”换了“心”，也只是把解释和说明特征转移的条件换了一种说法，与说明音素特征之间转移的音理没有丝毫关系。能不能说因为换了这两个词，转移的内容就会由“音量”或“高低强弱”变成“紧张度”了？或者说，“音量”和“高低强弱”原来的意思就是“紧张度”了？这不成了与我们上文的说法完全一样了吗？因此，有一点必须声明：使用划分音节的“紧张说”为“搅浑水”的跳板，想以“响度说”攀附我们所提出的“辅音持阻紧张度特征转移说”，把完全没有联系和观点对立的两家结为一家，我们是不能接纳的。
“协合说”没有条件，所以解释和说明声调的发生和发展时，声母辅音的特征可以转移，韵母元音的特征可以转移，韵尾辅音的特征当然也可以转移。声母特征的转移，如拉萨话、格木话等，虽然我们与他的解释不同，求证的方法不同，毕竟从声母辅音引发声调的产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韵尾引发声调的产生我们引用了李永燧的缅彝语支声调起源的研究（李，1992）、张均如和梁敏关于壮侗语族声调起源的研究（梁、张，1996），他不同意，对这两种研究不认可，这涉及到论证的方法，我们在下文再详细讨论。这里想补充一些“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说明韵尾和与元音共生的语音特征，也是引发声调起源的一个原因。现举两例如下：
第一个“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是吴安其对白语声调起源的研究。吴安其说：“原始白语因元音松紧有两个原始调，后又因声母有清、浊不送气和浊送气分化为6个声调。古白语的6个调在剑川方言中的读法如下：
他还说：“白语的紧元音应是古塞音尾引起的。”（吴，2000， 7），又说“从现代白语方言的比较，古白语是6个调，3舒3促， 产生声调最初的应是韵母的舒促。”（吴，2001，15）
白语是藏缅语言中一个特殊的语言，它的声调与松紧是绝对共生，即松元音一类调，紧元音一类调。可见，白语元音松紧的发生和声调的发生与缅彝语支和景颇语支都不太一样，是一种使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声调起源的理想语料。按我们的解释，白语在声调产生时，韵尾和声调曾经有一个共生的阶段，即舒促尾先引发两个对立声调的产生，促尾再引发紧元音，造成元音松紧的对立，然后促尾逐渐消失。这个现象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上述的“语音特征转移和功能特征转移同时不同步”的原理，如果促尾引发声调后立即消失的话，就无法再引发紧元音，造成元音松紧的对立。
第二个“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是周植志对佤语细允话声调起源的研究。他说“我认为细允话的声调一开始是同其他要素（如元音松紧）并存并用，在发展过程中被声调所代替。”“我们认为处于阿佤方言与巴饶克方言之间地带被有声调语言包围的细允话，其声调的对立可能是从松紧对立演变而成的。”（周，1988，24）他是通过方言材料“比”出来的，并列出对应公式：（引文同上）
"马散话 细允话 岩帅话
Ⅰ送气辅音 55 （送气辅音）紧元音
11 （不送气辅音）松元音
Ⅱ不送气辅音33 （不送气辅音）紧元音
11 （不送气辅音）松元音"
我们可以把以上公式改写如下：
由以上公式可以清楚看到佤语细允话声调的松紧起源。佤语细允话元音的松紧无疑是后起的现象，但佤语细允话声调的发生则可以肯定要晚于元音松紧的发生，因为与元音松紧发生有关的声母清浊和韵尾舒促， 在佤语细允话中都与声调没有共生关系， 而元音松紧却与声调有共生关系，充分说明了佤语细允话声调起源于元音松紧特征的转移。佤语这个实例是使用方言材料“比”出来的，现代佤语里有一大堆复辅音，但看不到复辅音与声调的共生情况。我们可以随便从周植志文章（周，1988，19）的现代佤语细允话的语音系统中挑出ml、
三个复辅音声母，这三个复辅音声母与最新音节响度理论背道而驰，是不是要周植志通过这些不合最新理论口味的现代佤语复辅音声母来拟测出古代佤语都是合乎最新理论原则的复辅音声母，然后再使用最新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佤语细允话的声调也起源于复辅音声母呢？
二 历史的问题必须历史地解决
使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声调正是从那些使声调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音素条件及其变化去考察声调起源的，是站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描绘出声调发生和发展的真实过程。这是我们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声调起源的哲学基础。徐通锵所提倡的使用美国诞生的最新“音节响度理论”来解释声调起源的历史，是不是属于我们上面所引述的“是用非历史因素、人们想像和思考出来的东西去解释历史”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对立的这一范围呢？对研究别的语言来说，我们不敢肯定，但对研究汉藏语言的声调起源来说，就我们上面对“音节响度理论”与汉藏语言实际对不上号的论证来看，恐怕就是如此。
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再来讨论方法论或具体问题，我们就有了正确的方向。研究历史不仅要站在历史的角度，还得站在历史的平台上，作为历史比较法的重要目标和工作之一的构拟，正是为了构筑历史平台。为了研究发展变化，还要构建逐级或不同层级的历史平台。我们在《问题》（瞿，1999）一文中提出的为研究语音演变和声调起源构建历史平台的操作流程，根据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我们《问题》一文所提出的历史比较法和声调起源历史比较的所谓的“标准流程”和“主要操作过程”（瞿，1999，8）不是什么创新， 而是初级历史语言学的教科书上的常识，现在我们再抄一段徐通锵本人所著《历史语言学》中说的话：“历史比较法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它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找出对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重建原始语。”所谓重建原始语，就是构建历史平台。历史平台是有层级性的，这取决于历史的时间范畴。一般来说，使用的语言越多构筑的历史平台越高。能构筑什么样的历史平台，要看遗存在现代语言中的语料，特别是能反映历史发展线索的关联语料。比如，汉语的语音历史研究至少构筑了三个历史平台：上古、中古和近古；壮侗语言构筑了语族平台和语支平台，藏缅语族和缅彝语支也都构筑了相应的历史平台。尽管由于我们上述的原因，构筑的历史平台层级不同，但逐级构筑历史平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事实，而且已经付诸实现也是事实。我们的标准流程也罢，操作过程也罢，都是建立在这样事实的基础上的。徐通锵对上述事实视而不见，又是根据什么事实说明这种逐级构拟的做法“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主观空想”呢？
他最近在《再议》一文中说：“布龙菲尔德（1933，393，401）早就说过，‘比较法既不考虑母语内部存在分歧，也不考虑亲属语言间发生共同的变化，所以只能带领我们走很有限的一段路程’，‘比较法只在设想的母语内部一致的前提下才起作用，但是无法较量的形式明白告诉我们这个前提是站不很稳的。比较法预想语支连续的明确分裂，但是反复无常的局部近似明明告诉我们后起的变化散布开来，越过了早期变化遗留下来的同语线；邻近语言间的相似也许由于中间地带方言的消失（波浪理论）；某些方面已经分化的几个语言也会产生相似的变化’。人们忘记了布龙菲尔德的忠告，试图将历史比较法应用于音系演变的全过程，这是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的，自然也无法揭示汉语声调演变的规律。鉴于此，想用历史比较法拟测苗瑶、壮侗、缅彝诸语族的声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那最多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主观空想，对声调演变的研究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徐，2001，6—7）布龙菲尔德的“忠告”用一句成语来说，恐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所“忠告”的或不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或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不能做的事情。不同源语言之间发生的类型变化问题，同源语言中的平行变化问题，不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同源语言的扩散问题是传统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历来反对单纯分化论，倡导发展历史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不遗余力地对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瞿，1985，2000）。历史语言学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能解决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别的什么理论还解决不了。如语言的历史分类、历史平台的构筑、原始语的重建、声调起源研究、语音史的研究等等，不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就不能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历史语言学今天依然有其存在价值的原因。徐通锵指出历史比较法有一定的局限性，提出内部拟测法、扩散理论、变异理论后，做出的结论是：“这就使历史比较法难以发挥效用的地方也有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因而推进了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徐，1996，7 ）请注意他说的是“推进”，是说那些方法在“历史比较法难以发挥效用的地方”发挥了作用。我们看不到这种观点与他上引布龙菲尔德的“忠告”和他所表现出来的诚惶诚恐之感有什么共同之处。徐通锵否定我们的“标准流程”和声调起源研究的“主要操作过程”，就是否定历史平台的构筑，也就是否定了上述一切已经构筑的历史平台的真实性，结果无异于否定了汉藏语言使用历史比较法所做出的一切成果，最终也就是否定了他自己。
在确定历史语言学的科学性及其方法的有效性的基础上，再来讨论他的“方法论”，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徐通锵所说的“以今证古”、“求古证今”、“拟古证今”、“音理释古”等等，其实都出于他对历史比较方法所概括的“前瞻”和“回顾”两种方法。因为涉及“方法”而且还是“论”，我们不得不比较详细地引述。他在《历史语言学》上说：
“语言史的研究途径过去主要有两条。一条以书面材料为对象，排比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找出其间的差异，从中整理出不同时期的音系和语言发展的线索。这是一种由古到今沿着历史的顺序追踪演变过程的‘前瞻’的历史法。传统的汉语史研究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途径。另一种途径是从现实的语言材料出发去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它在研究方向上正好与‘前瞻’的历史法相反，而是一种以今证古的‘回顾’的方法。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各有其自己的适用范围，分别处理语言史研究中的死材料和活材料。就总体来看，‘回顾’的方法是历史语言学的主要方法，因为‘前瞻’的方法有很多局限性：没有文字、文献材料的语言不能用；虽有文字、文献材料，但不能具体地反映实际语言的变化状态（如汉字），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它最多只能用于有史时期的语言史的研究，无法探索史前时期的语言状态，等等。‘回顾’的方法没有这些方面的限制，因而它一经诞生就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使语言的研究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19世纪的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回顾’的方法是一个总的概念，还可以因不同的‘回顾’方式而区分为不同的‘回顾’法。这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 ）、扩散理论（diffusion theory）、变异理论（variation theory）这四种方法从不同的侧面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犹如循着不同的途径去实现相同的目标一样。”（徐，1996，6—7）
这种“方法论”的概括，我们实在不敢苟同。首先，这所谓的两种方法正是“循着不同的途径去实现相同的目标”的一种统一的方法，而不是两种独立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两种方法不能独立使用，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能分开的。这决定于历史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历史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重建原始语不过是一种手段，是构建一种比较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早期有一个欧洲历史语言学家构拟了印欧原始语，还拿来写作，传为笑柄。因此，从我们的“标准流程”来看，先使用“回顾”方法构建历史平台，再用“前瞻”方法“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只有建立了具体语言的历史平台，有了比较的出发点，才能系统地探索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站在现代语言的立场上，能看见具体语言的发展变化吗？这种过程还不能一次性完成，因为“前瞻”以“回顾”为基础，“回顾”以“前瞻”为目的，于是客观上不存在没有“前瞻”的“回顾”，也不存在没有“回顾”的“前瞻”，“回顾”的错误要在“前瞻”中得到纠正，“前瞻”的结果要经过“回顾”的验证。反复多次才能达到“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的目的。可见，所谓“前瞻”和“回顾”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而使用的一种方法的两个方面。为什么他会把它们看成两种独立的方法呢？第一，他错误地理解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原理以及根本任务和目标；第二，他夸大了梅耶对文字和文献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作用的说法，完全违背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核心是什么？是比较！他自己在书上就说过：“比较，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成功的关键”。（徐，1996，7）比较干什么？是“回顾”！构筑历史平台， 再从历史平台上“前瞻”！怎么“前瞻”？是比较！把历史平台上的状态与现实语料或有关文献（如果有的话）进行比较，找出“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文字（包括使用文字写下的文献）是什么？文字只不过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语言状态的符号，请注意，它只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语言状态。说简单点，文字不过是一个或几个不用“回顾”就可以“前瞻”的历史平台。从文字的历史平台上“前瞻”并不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目标，因为使用历史比较法拟测的原始语，也即历史平台大多是远远超过文字所反映的历史语言状态的。汉语构筑了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历史平台，上古平台就超过了文字。此外，中外学者构建了藏缅语族的历史平台（白保罗、马提索夫），壮侗语族的历史平台（梁敏、张均如），侗傣语支的历史平台（李方桂、邢公畹），苗瑶语族的历史平台（张琨、王辅世、毛宗武），嘉戎语的历史平台（张琨、张蓓蒂）等等，都是没有文字或文字创造较晚的语言，构筑的层次包括个体语言、语支和语族的不同层级。近年丁邦新等人还在研究汉藏语言同源词，这是一种为汉藏语言构筑语系级平台的准备工作。可见，历史平台的构建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一定看过藏缅共同语的构建，藏文是中国和世界藏缅语族语言中唯一历史最悠久、以实际语言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构拟出来的藏缅共同语与藏文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定我们自己挡住自己的眼睛”（徐通锵语），只当没有藏文，通过方言（连一个亲属语言都不必“看见”）构建一个历史平台来“比”出藏语声调的起源，应该绰绰有余。（瞿， 1981）这就是历史比较法的威力， 说明它不是“只能带领我们走很有限的一段路程”，而是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自然包括声调起源的研究上，只要具备可资比较的语料，它就能带领我们走完“全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精髓是比较，中国历史语言学所做出的贡献是比较出来的。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在评价“前瞻”方法时说“因为‘前瞻’的方法有很多局限性：没有文字、文献材料的语言不能用；虽有文字、文献材料但不能具体地反映实际语言的变化状态的（如汉字）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它最多只能用于有史时期的语言史的研究，无法探索史前时期的语言状态，等等。”我们要请教的是：上面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通过历史比较构建的历史平台，远远超过文字所反映的历史平台，从所构建的语族、语支的历史平台上进行“前瞻”，与在文字的历史平台上进行的“前瞻”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前瞻”，我们为什么要“回顾”，即费心费力去构建远远超过文字所反映的语言状态的历史平台呢？是为了“回顾”而“回顾”吗？不需要从“回顾”的平台上再“前瞻”吗？难道“排比”所构建的不同历史平台的语言状态，就不能“找出其间的差异，从中整理出不同时期的音系和语言发展的线索”吗？就不是“一种由古到今沿着历史的顺序追踪演变过程的‘前瞻’的历史法”吗？！“回顾”和“前瞻”能分得开吗？
先纠正了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本质的错误认识，再来探讨“以今证古”、“拟古证今”和“音理释古”的所谓“方法论”，问题就清楚了。首先，上文已经说过，不管“以今证古”、“求古证今”、“拟古证今”、“音理释古”多少名目，都可以归入“前瞻”和“回顾”两类。从上述的论证可见，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拟古证今”，“拟古”就是“回顾”，就是以现代的语料通过比较或辅以其他的办法拟测古代的平台，“证今”就是“前瞻”，就是站在历史平台上通过比较来解释或说明古今变化的线索和规律。可见，“以今”也就是“拟古”，因为“以今”干什么呢？就是通过今天的材料来构建一个历史的平台，只有站在历史的平台上，才能去解释和说明历史的问题。徐通锵认为奥德里库的汉语声调起源韵尾说从方法上说是“以今证古”的。（徐，2001，2）我们认为，奥德里库首先通过现代语料进行比较， 为汉语声调起源时期构建了一个历史平台， 这个历史平台上必须有－s和
现代汉语中早就没有这两个韵尾，他是“以”孟高棉语和澳亚诸语言的这些“今”的材料拟测的，他的拟测是通过同源词的比较也罢，通过音理的推测也罢，通过什么“通则”也罢，他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以今拟古”，所以这里的“证”，就是“拟”的意思，因为“古”有没有这两个韵尾不是靠“证”而是“拟”出来的，“拟”出来了他才能说这个消失变什么调，那个消失变什么调。
三 科学的理论要科学地论证
论证一种理论，一言以蔽之，“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当然，“成理”要科学，“有据”要真实。讨论、商榷、驳辩是又一种形式的论证，不仅理论的创建者，而且理论的研究者和应用者一起参与，共同来论证，应是更加深入的论证。因此，我们视《起源》（徐，1998）和《再议》（徐，2001）两篇文章是对一种声调起源理论的论证，尤其后一篇应该是更高层次的论证。拜读之后，除了有些地方还读不懂外，总觉得有些论证似与以上提出的原则有违，不揣冒昧，提出来商榷，意在参与，同徐通锵一起论证。
1.逻辑要严谨、方法要科学
（1）改进型的内部拟测 徐通锵根据“响度说”， 认为声调起源只能从声母上寻找原因，当我们问他像汉语这样的语言现在已经没有复辅音声母时，不用历史比较法构拟，怎么知道汉语有复辅音声母呢？他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起源》一文中也是根据这样的原理来解释汉语声调的起源的：根据音节结构的前后对称性原则，韵母的结构既然是‘韵腹＋韵尾’，因而推断汉语声母的结构应该是‘声首＋声腹’。瞿霭堂（1999，9 ）认为这种‘声首＋声腹’的复辅音的拟测本身就是历史比较的结果。否！我们这里既没有求助于语音对应，也没有求助于同源关系，何来历史比较？我们这里采用的原则就是前述的音理释古，或者说是改进型的内部拟测。”（徐，2001，11）既然“改进型的内部拟测”能拟测出汉语的声母结构，我们不能不检查一下这种“改进型的内部拟测”法的科学性。“声首＋声腹”和“韵腹＋韵尾”是对称性的吗？这两种语音结构都是“向心结构”，声腹和韵腹是中心，声首在中心前，韵尾在中心后，这叫什么“对称”？！符合哪一种结构学上的“对称性原则”？他说“介音介于声母与韵母之间，不属于声，也不属于韵，或者说既可以归属于声，也可以归属于韵，不属于这种对称结构的范畴”，（徐，1998，13），然后在确定所谓的对称性时让“介音”在音节结构中“自动消失”，即不把它纳入对称的范围之内。这种“对称”的逻辑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结构对称是根据结构成员排列的对应关系确定的，不能因为“介音”既可属于声又可属于韵会造成不对称碍事，就让它“消失”。换句话说，它要么属于声母，要么属于韵母，不能视而不见，不承认它的存在。如果可以任意去掉结构中的成员来讲对称，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世界上没有不对称的结构，如果结构成员不对称，只要让不对称碍事的成员“不属于这种对称结构的范畴”就行了。再退一步说，即使凭借这种“改进型的内部拟测”方法真的能拟测出汉语具有“声首＋声腹”的声母结构，对声调的起源研究也无济于事，因为徐通锵还不得不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拟测汉语语音系统中的具体复辅音声母和不同的前置辅音，因为单凭有没有复辅音声母并不能解释汉语声调的起源，只有通过具体的复辅音前置辅音才能解释和说明它们特征的转移引发的产生。这种“改进型的内部拟测”方法能拟测出汉语语音系统中具体的复辅音声母和前置辅音吗？！
（2）声调产生的充足条件
先说什么是“充足条件”：“充足条件”的前、后件是蕴含关系，即有A必有B。但事实上汉藏语言中有声调的语言是有复辅音的，不仅现代语言中有，声调产生时期即古代语言中也有，那么这个“1”的“充足条件”怎么能成立呢？他在《再议》中作了以下三种论证：
第一，“瞿霭堂（1999）认为汉藏语系中有声调的语言不少有复辅音，不是一个‘1’，……不错，瞿所说的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如何解释和处理这些现象，这就涉及到语言研究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规律与例外的关系，是用例外考验规律，还是不加分析地用例外来否定规律？语言的规律是根据部分语言现象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肯定有一部分难以用它来解释，人们将它称之为‘例外’。”（徐，2001，8）
第二，“至于那些不是真正的‘1’的音素序列， 那就要看它们是不是仍受‘1’的支配而发生运转和演变。 ……瞿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复辅音，情况与汉语类似，受‘1’的控制而向‘1’的方向演变。这只要考察一下少数民族语言复辅音的演变方向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瞿所说的复辅音仍旧需要而且应该纳入这种音变中去考察，看看这种复辅音的‘复’如何受响度说的支配而产生变化、 逐步过渡到‘1’并引发声调的产生。从汉藏语言的复辅音与有无声调的相互关系来看，声母位置上音素的‘复’（2，3……）过渡到单辅音的‘1’，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存在一些过渡的痕迹，即有声调的语言还保留一些复辅音，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的，重要的是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这种复辅音的演变去向与声调起源的关系。如果把中世纪藏语的文献看成为有复辅音而无声调的典型，即音节的各个位置的音素不是一个‘1’，那么汉语音节结构的各个位置就是典型的以‘1’为特征并产生声调的语言。这可以成为单音节语的两个极端的典型。把握住这样的两端，就容易把握其间的一些过渡现象。《起源》以藏语拉萨方言为例所讨论的声调起源、发展的情况就是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状态。所以在我们看来，这种过渡性状态的复辅音仍旧处于响度说规则的控制范围内，将向‘1’的方向演进， 汉语只是比其他单音节的语言早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已。”（徐，2001，8—9）
第三，“瞿所说的复辅音，有些音（如苗语的
等），严格地说，不能叫复辅音，而应该叫鼻塞音，其性质相当于ts、tsh 之类的塞擦音……由于两个音素‘拧’在一起，同时发音，形成一个统一的成阻、持阻、除阻的过程，因而无法称其为复辅音， 它们仍旧是一个‘1’。”
首先，讨论“例外”的论证。我们上文已经说明，汉藏语言有声调语言和方言音节起首位置上不是“1”，是可以从几十种语言， 几百种方言中找到的，几乎是“不可胜数的”。上文所述周植志所做声调起源于元音松紧的细允话的语音系统中共有31个声母，其中19个单辅音声母，12个复辅音声母（其中还包含不符合美国最新音节响度理论的三个复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占整个声母系统的38.7％。（周，1988，19）我们这样举证，不知是不是“不加分析地用例外来否定规律”，这么多的“例外”是不是还算“一部分难以用它来解释”的“例外”？我们建议徐通锵把工作倒过来做，去数数有声调的汉藏语言和南亚语言中有多少语言和方言是没有复辅音声母的，这样，说“例外”的时候或许会硬气些。
苗语带鼻音前置辅音声母是单辅音还是复辅音呢？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小问题。徐通锵说它们像汉语的ts一样是单辅音（尽管他原来说过是复辅音，不过是残留现象，见上引文）。语音学上是怎么区别ts是一个音还是两个音的呢？使用音渡检测法。德语也有ts，出现在音节起首和末尾。出现在音节末时，如果后面遇到元音起首的音节，音渡就出现在t和s之间，换句话说，s跑到后一音节去了，也就是说t和s分离了， 不是一个“统一的成阻、持阻、除阻过程”了， 于是以此判定德语里t、s是两个音。由于德语ts的读音与汉语一样， 所以也有人认为是一个音。但这种检测方法是有效的。汉语广州话尽管有－t韵尾， 广州话的ts在开音节后－t也不会成为前音节的韵尾， 依然是一个“统一的成阻、持阻、除阻的过程”。但汉藏语言的复辅音却有一条常见的规律，如果复辅音声母在开音节后，前置辅音会成为前音节的韵尾，即音渡出现在复辅音声母的前置辅音和基本辅音之间， 拿他的话来说， 就是不再属于“统一的成阻、 持阻、 除阻的过程”。 比如藏语（阿立克话）
苗语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使用音渡测试办法，还参考了他“统一的成阻、持阻、除阻的过程”的道理，说明苗语带鼻音前置辅音的声母是复辅音，他说苗语的带鼻音前置辅音的复辅音是单辅音，必有所本，就请拿出“本”来，我们认为苗语的这种复辅音与汉语的ts没有可比性，拿我们上述的办法，请一个苗族发发音，一听便知。
2.论证要科学，论据要真实
在我们提出声调的起源研究只能使用历史比较法，并以苗瑶、壮侗语族和缅彝语支的语言举证时，徐通锵是这样论证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瞿霭堂（1999，9）所说的声调起源的多元途径， ‘也有大量同源的声调系统，如壮侗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彝缅语支语言’，也没有办法、至少是很难对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这里提到的这些语族、语支内部的语言关系极为复杂，声调的形成问题都处于研究过程中，至少是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无法印证瞿的论断。”（徐，2001，6 ）我们想请教的是，汉藏语言中哪些语族和语支内部的语言关系是简单的，声调形成问题的研究是取得了一致意见的？他下文所举的汉语声调起源研究，恰恰是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比较不成功、问题最多和意见最为分歧的。对于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不是证实就是证伪，还没有见过以问题复杂和意见不一、自己无法判断而否定别人采信的。以徐通锵同意的藏语声调起源研究来说罢，意见也不是一致的，因为他只读过意见统一的文章，没有读过诸如发表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这类藏语声调起源韵尾说的文章。退一步说，他读过这些文章的，那么说明他的采信就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藏语内部问题简单，声调起源研究意见一致。他自己有不说明任何理由自由采信的权利，但没有以问题复杂和意见不一而否定别人采信、自己却又无需证伪的道理。我们还想请教的是，我们学问也浅，见识也窄，我们还真没有见到对张琨、李永燧、陈其光关于苗瑶语言声调起源的研究、梁敏、张均如关于壮侗语族声调起源的研究、李永燧关于缅彝语支声调起源的研究有已经公开发表的不同意见。
（2）徐通锵有权利自由采信各种说法作为自己论点的论据， 但别人对这种论据的真伪却是要检验的。因为论据的真实性是论点的生命，如果他的论据是不真实的，那么他的理论和原理也是不真实的。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检验一二，以资举例。
第一条，为了说明缅彝语支语言声调没有共同起源，他引用戴庆厦的说法，共两次，一次是直引，一次是转述。直引的如：“从藏缅语内部诸语言的比较中发现，藏缅语不同语言间找不出调类关系，看不到声调上严格的对应关系。不仅不同语支间的语言如此，甚至有的属于同一语支的语言在声调上也难理清严格的对应关系。（戴，1991，4 ）”（徐，2001，5）；转述的如“不同语言的声调多是独立产生的， 不是同一原始调的分化，因而即使在同一语支内部各语言间的声调也没有对应关系（戴，1991）”（徐，2001，6）。请读者注意， 转述的和直引的“面目全非”：第一，少了“有的”两个字，有没有“有的”这两个字是意思大不相同的，因为藏缅语族中有藏语支、彝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等等，他怎么知道戴所指“有的”就是缅彝语支呢？第二，戴说“声调上也难理清严格的对应关系。”话是说得很有分寸而且留有余地的（“难以理清”、“严格的对应”），“难以理清”、“严格的对应”等于“没有对应关系”吗？这是不是歪曲、纂改了戴庆厦的原意？这种做法恐怕不甚光明，“科学论证”恐怕不太科学。退一步说，他询问过戴庆厦，得到戴庆厦就是指缅彝语支的回答。那么，科学论证也是有“法律”的，“谁主张，谁举证”，戴庆厦并没有公开举证，即写文章以实际的语言材料通过历史比较，说明缅彝语支的声调没有共同起源。
第二条，为了力主声调起源“声母说”，徐通锵对汉语声调起源不惜采用“猜想”的论证方法。他说：“比较藏缅语音系的结构，我们猜想，可能是浊塞音（b、d、g）、次浊音
和清擦音s－或送气音h－之类的音，由于它们的消失，遂导致平、上、去、三声的产生，和以－p、－t、－k收尾的入声韵一起构成汉语的四声调类系统。 ”（徐，1998，13）首先，我们不太了解“猜想”属于哪一种科学的论证方法。构拟语言的历史成分，是历史比较法的强项，是需要进行同源词的历史比较拟测的，不能靠“猜想”，再说他精通历史比较法和汉语音韵，也无需“猜想”。如果使用这种简单的类比推理，比比藏缅语言音系的结构就能“比”出具体的古代汉语复辅音前置辅音，那确实为历史语言学掀开了新篇章；其次，他是掌握了美国最新理论的，而且熟悉“标记性”语音特征转移的机理，那么，浊塞音、次浊音、清擦音、送气音它们各自把什么样的“高低强弱”标记性特征转移到响度最高的元音上的呢？徐通锵“猜想”了那么多前置辅音，难道不需要使用最新理论再“猜想”一下转移的机理，以解释和说明对前置辅音“猜想”的“正确性”吗？
他对自己的“猜想”恐怕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因此他不得不求助于张琨1984年关于通过谐声字拟测古代汉语复辅音的言论为号召，要求后来者借助谐声字拟测复辅音声母来为自己的声调起源“声母说”张本。其实，使用谐声字拟测复辅音声母的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就使用了的。沈兼士编过一本《广韵声系》，以41声类为纲，各声类内以主谐字为目，把《广韵》的全部谐声字按声首分配排列，是使用谐声字考察上古音十分方便的好材料。喻世长是沈兼士的入室弟子，应是深得乃师真传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汇集成书（未刊），20世纪80年代抽出其中声母部分以《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喻，1983）为名发表，从41声类出发，拟测上古67个声母，包括大量复辅音，获当代音韵名家唐作藩“比较合理、可信的上古声母构拟系统”的评价。（唐、耿，1998，32）曾经当过中国音韵学会会长的严学
20世纪60年代就使用包括谐声字材料在内的各种方法研究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写成《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一文发表（严，1962），其中除了二合复辅音，还包括三合和四合复辅音声母，数量为所有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构拟之冠。不知道他是否读过这些名家文章，如果读过，想必不会把张琨1984年的言论视为新说，以作号召。当然，也可以假定他读过这些文章，但自己虽然只能“猜想”，对这些名家构拟却全不采信，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但凡他们的构拟有百分之一的正确性，他就可以有所采信，并据此做更进一步的“猜想”，或用最新理论进行“响度”控制机理的“创造”。最不能令我们理解的是，既然全不采信，至少要对后来者说明这些名家使用谐声字的构拟方法一概无用的原因何在，他所提倡的谐声字拟测方法又是一种什么方法，以免后来者重蹈覆辙。否则，作为前辈，岂不有“误人子弟”之嫌？
通过以上对徐通锵有关最新音节理论及其应用于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的讨论，我们看不到这种最新理论对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有什么意义和作用，也看不到非同源语言和声调起源不同源的同源语言，除了由于语音的协合作用引发声调产生的“共同点”和多元起源外，还有其他什么必然的“共同点”，因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指出：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的研究，至少在更新的科学理论产生之前，只能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事实也证明：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的巨大成就，都是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所取得的。历史语言学只能做它做得到的，不能做它做不到的，应该做没有它就做不到的，不应该做有没有它都做得到的。这几句话或许对任何一种已经存在的和即将出现的科学或理论都会有一点参考的意义。
为了平息徐通锵因中国民族语言学界在声调起源研究上“固守成见有余”而“感到比较失望”之情，我们也仿效他以一句名人名言为本文作结：“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