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机理：亚洲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机理论文,要素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1）10－0012－10
一、引言
产业升级是指经济体或企业迈向更加具有赢利能力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Gereffi,1999）。作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产业升级历来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主流文献关于产业升级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升级沿着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部门升级（Inter－sector Upgrading）的路径进行（Humphrey,Schmitz,2000）；二是产业升级沿着组装→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的路径演进（Gereffi,1999）。这两方面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指出了包括技术、信息在内的高级要素对产业附加值由低向高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两者皆没有从微观角度更细致、更深刻地诠释产业升级的微观本质特征即要素配置结构的变革与演化，以及由此剖析不同要素配置结构下产业升级的演进路径。
国内学者对产业升级研究的焦点一般集中在驱动要素上：李京文等（1998）从资本、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对我国1953～1999年间产业升级的驱动因素进行考察的结果表明，资本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要素，这与张军（2002）研究的结果相似。樊根胜等（2002）从资本、劳动、结构变化角度对我国1978～1995年间产业升级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技术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要素，而徐现祥等（2004）对这一时间段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资本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要素。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升级的研究一般具体到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单个要素上，只是从要素的某一方面对产业升级进行研究，而没有对要素进行详细的归纳，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产业升级。实质上，不同要素之间虽有共性，但也有个性，例如，有的要素具有边际收益递减性，而有的要素却具有边际收益递增性，而以此为基础研究的产业升级也相异。显然，对要素进行详细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产业升级，更有利于从微观本质上深刻挖掘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机理。
鉴于此，本研究将微观的要素配置结构变革与演化作为分析脉络，对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结构的演化差异及其逻辑机理进行周详、系统的剖析，以期找出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微观本质特征及规律。此外，本研究还从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机理出发，通过归纳总结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中国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试图阐明中国的产业升级可以选择一条与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模式不同的路径。这显然区别于传统的研究思路。
二、产业升级的推动要素：一个按阶段的归类
生产要素一般是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的各种社会资源，其包括简单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技术、管理、网络、信息等内容，这些内容在经济增长活动中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在不断变化，而其配置方式也在不断地调整与优化。在西方经济理论演进中，古典经济理论把简单劳动力、物质资本、土地看作是经济增长活动投入的三种基本要素，其配置组合决定经济增长的质和量。而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制度经济理论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之后的其他经济增长理论中，企业家才能、技术、制度、知识、信息甚至于网络、关系等要素陆续被挖掘，共同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配置结构。
从产业升级所需的要素构成来看，上述这些要素可被分为三大类：初级要素、资本要素及高级要素。初级要素通常包括简单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其中简单劳动力是指不（很少）需要投入专门技能的非技术（半技术）劳动力，而自然资源是指生产投入的海洋资源、水资源、土地等有形资源和地形条件、气候条件等无形资源；资本要素是指用于生产的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基本物质资源；高级要素一般包括技术、知识、制度、信息、关系、网络等。
要素是产业升级的微观本质特征，而产业升级的持续演进过程就是要素配置结构不断变革的过程，即产业升级经历“以初级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简称产业初级升级）→以资本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简称产业资本升级）→以高级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简称产业高级升级）”的演化过程。虽然无论是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还是产业高级升级，皆必须依靠一定的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但在这三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中，初级要素、资本要素、高级要素所占的比重差异较大。如表1所示。
三、产业升级的演进过程及要素配置
产业初级升级阶段。（1）在产业初级升级起始阶段，以简单劳动力、自然资源为代表的初级要素投入缓慢驱动农业发展，初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超过其它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而要素在手工业和商业中对产业升级的贡献也有类似特征。（2）在产业初级升级中期阶段，要素投入陆续从农业部门过渡到工业部门，而农业的传统地位虽有所减弱，但基础性地位仍很牢固。此时，初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重要程度仍远超过其它要素，但却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资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重要程度均有所提高（前者大于后者），但整体上很微小，对产业升级无实质性影响。（3）在产业初级升级后期阶段，受资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影响，产业升级速度远超过前期和中期阶段，且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以初级要素投入为其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但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仍很微小。
总体来看，在产业初级升级阶段，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自然资源从配置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且呈现数量型的外延扩张式发展，而大部分工业部门是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轻纺工业。此时，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等初级要素在产业升级所需的要素配置结构中占绝大部分比重，而资本要素与高级要素只占很少部分，但初级要素投入开始缓慢下降且资本要素、高级要素投入开始逐渐上升。在初级要素、资本要素、高级要素三者中，初级要素对产业升级所做的贡献最大，资本要素次之，高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最小，虽然这些微量的高级要素也能嵌入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之中，但作用有限，这是一种几乎全部依赖于初级要素的配置结构而获得的产业最低层次的升级。
产业资本升级阶段。（1）在产业资本升级初期阶段，初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不断下降，而资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却持续上升，且资本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将大于初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2）在产业资本升级中期阶段，初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越来越小，而资本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明显强化，高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也开始逐渐明显，但资本要素在产业升级中居于主导地位。（3）在产业资本升级后期阶段，虽然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性的高级要素可嵌入到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特性的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之中，并使后两者边际收益递减的拐点往后推迟，但终究难以改变其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即资本要素和初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在达到顶点后开始陆续下降，但资本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却大于高级要素、初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
总体上看，在产业资本升级阶段，资本密集型的基础类重化产业在国民收入形成上所占比重不断加大，产业升级中各要素贡献率的高低依次为资本、技术进步、管理经验、劳动力等：一方面，经济社会中的资本积累量不仅获得某种程度的积累，而且初始时期的资源结构和规模经济产业已具规模，中间产品不断增加，生产迂回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基础瓶颈类重化工业因所需资金渐渐具备，资本投入对产业升级所做的贡献超过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对产业升级所做的贡献，且成为产业升级的首要贡献要素。另一方面，能源、原材料工业在重工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而需求结构的主导物品也从初始阶段的生活必需品逐步转向耐用消费品，相应地产业结构在需求的拉动下也逐步向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工业品工业倾斜（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组，2010）。主导产业为原料和燃料动力等基础、重化、加工组装型工业，而主导产业群为原料、燃料、动力、铁路修建等基础设施和电力、电器、钢铁、机械制造、造船、汽车、化工等。
产业高级升级阶段。高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大于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产业升级的贡献，技术、知识、信息、关系、制度等高级要素亦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高级要素比初级要素、资本要素具备更强的带动产业迂回升级的能力，故其能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不断流动，进而促使产业高级升级革新的加快。产业高级升级的每次更替，皆是高级要素在原有的要素配置结构中所实现的主导产业层次的提升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产业非均衡的连锁升级反应，而持续的产业高级升级就是由原先高级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主导产业引发的产业之间发展的非均衡，向新的高级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更高主导产业引发的产业之间发展的非均衡的过渡。在产业高级升级阶段，高级要素所占比重大大超过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
总体而言，经济中可用于产业升级投资的剩余很大，且也基本完成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工业部门也逐渐摆脱对农业部门的依赖，相应地，工业发展的中心从加工组装类及重化工业向高科技信息类产业转变，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对产业升级的作用越来越大，且渐渐代替资本投入和规模经济。主导产业为高科技、战略产业和服务业、信息产业等，而主导产业群为新能源、生物技术、超导体、软件、智能机械、生物医学、太阳能生物工程等产业和宇航工业等。
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及产业高级升级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就主要联系而言，（1）三者中均含初级要素、资本要素及高级要素，缺少任一种要素皆不能构成产业升级。（2）初级要素、资本要素及高级要素相互促进：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主要是作为高级要素发挥作用的物质载体，即高级要素能利用自身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嵌入到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特性的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之中，使后者潜力得到根本性发挥。
就主要区别而言，（1）要素含量相异：在产业初级升级中，初级要素在整个要素配置结构中比重较大，即产业升级所需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是以初级要素为主要基础，而在产业资本升级中，资本要素在整个要素配置结构中比重较大，即产业升级所需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是以资本要素为主要基础。与前者要素配置结构的逻辑相似，在产业高级升级中，高级要素在整个要素配置结构中比重较大，即产业升级所需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是以高级要素为主要基础。（2）层次不同：产业初级升级是一种低层次、低水平的升级形式，而产业资本升级是一种中层次、中水平的升级形式，至于产业高级升级则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升级形式。（3）地位不同：产业初级升级是产业资本升级的过程，而产业资本升级又是产业高级升级的过程，即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只是产业升级的一个阶段，而产业高级升级及其以此为基础向更高层次的产业高级升级演化是产业升级的目标。这表明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与产业高级升级具有相对性，而产业升级却具有动态性，即产业初级升级过渡到产业资本升级后，在此基础上应向更高层次的产业高级升级形式演化。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产业体系日趋复杂，产业在升级中表现为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的交叉进行，因此，一国或地区在其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的渐进式演化路径，其某个阶段或是环节，是可能出现加速的。即一国或地区在其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可以加速产业升级的某个中间阶段或是某个中间环节，进而缩短向高层次产业升级阶段演进的周期。例如直接从产业初级升级加速到产业高级升级，大大缩短产业资本升级的周期。这就是所谓的产业加速式升级，有的研究中也表达为“跨越式升级”。
产业升级的过程是要素配置变革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变动过程，其不仅需要要素配置结构中要素数量的累积，更需要要素配置结构中要素质量的优化，这主要涉及初级要素、资本要素及高级要素三者在经济网络、社会网络及技术网络三者中彼此之间的“互补互促”效应，而产业就是具有“互补互促”效应的要素在具有“互补互促”效应的网络中通过彼此之间相互配置而实现结构升级的。其中，（1）技术网络是指以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在时空上的配置为主要特征而形成的网络，其能在促使劳动、资本等这些初级要素、资本要素快速集聚的基础上对其实现优化配置，这主要表现为闲置劳动力被利用（简单劳动力被知识等高级要素嵌入转为复杂劳动力）、资本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增值（低技术含量的物质资本受到技术和知识的嵌入变为关键、核心、复杂的物质资本）。（2）社会网络是指以血缘、亲缘、地缘、友谊等为代表的“关系”（高级要素）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主要特征而形成的社会交往网络，其能促使劳动力、资本在不同经济利益主体间快速流动，进而实现优化配置。（3）经济网络是指围绕劳动、土地、资本等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以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为节点，以它们在产业升级中的竞争合作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网络，其能强力吸引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例如，为充分地利用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例如简单劳动力、基础设施），众多企业通过合资、合作或联盟等方式进行生产和销售，这不仅能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也能促进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传播和扩散。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机理
显然，在经济网络、社会网络与技术网络中，初级要素、资本要素与高级要素三者所依靠的载体不全相同：初级要素、资本要素主要是依靠经济网络这种载体，在其辅助下与高级要素“互补互促”，即初级要素、资本要素把经济网络作为其与高级要素发生“互补互促”效应的渠道。与此不同，高级要素主要是依靠社会网络、技术网络这两种载体，即把社会网络、技术网络作为其与初级要素、资本要素发生“互补互促”效应的渠道。“互补互促”效应可分为两个方面：（1）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与高级要素之间的“互补互促”效应。这是指：在初级要素、资本要素与高级要素相互作用中，初级要素、资本要素主要是作为高级要素发挥作用的物质实体和对象。虽然单纯的初级要素、资本要素也具有一定优势（例如廉价劳动力、土地和丰富的物质资本），但其需借助高级要素的嵌入，方可完全释放自身潜力。高级要素主要是作为调整初级要素、资本要素所必备的外界条件，但其要发挥作用，须以一定的初级要素、资本要素作为物质实体。（2）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和技术网络之间的“互补互促”效应。这是指：因简单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等初级要素为基础而建立的经济交往，会因频繁的经济关系和地理接近而带来众多的沟通机会，这不仅有利于技术、知识及信息的产生、扩散，而且也有利于产生友谊、信任等社会关系，而这种技术关系和社会关系又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关系。即原先已存在技术关系和社会关系，通过经济关系的纽带，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会得到强化（韩江波，2011）。
总之，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性的高级要素与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特性的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在经济网络、技术网络及社会网络中的不同配置，会导致产业升级发生从“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更高层次的产业高级升级（产业高级升级的提升形式）”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既可表现出渐进式演化，也可表现为加速式演化。
四、要素配置结构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案例分析
作为二战前的殖民地区，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行列，跟其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机遇密不可分，归根结底在于其产业升级演进能利用以自然资源、资本为代表的初级要素和以技术、知识为代表的高级要素。
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期，美国品牌在纺织服装、消费电子、汽车、高新技术和日用品等产业上举足轻重，期间美国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涨，促使其把日本作为廉价的加工贸易伙伴、品牌代工的目的地，即作为其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目的地，而美国企业却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方向升级即向产业高级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更高级方向升级。日本产业以此为机遇向资本、高级方面升级即向以资本要素、高级要素为主要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方面演化，而包括索尼、松下等一批日本企业以此为机遇逐步发展壮大。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产业高级升级及其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腾出”发展空间，即为在产业高级升级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产业高级升级迈进，把技术密集（产业高级升级）型产业转移到日本，而美国、日本又把劳动密集（产业初级升级）型产业、部分资本密集（产业资本升级）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地区。期间，亚洲“四小龙”抓住此次美国、日本以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资本输出及国际贸易规模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机遇，依靠自身优势加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鞋类、服装、食品等，并出口海外市场，以为其进行产业初级升级和部分产业资本升级积累资金。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日本在技术密集（产业高级升级）型产业领域展开合作，期间美国、日本把资本密集（产业资本升级）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此阶段，亚洲“四小龙”再次利用美国、日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将部分重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促进产业资本升级和部分产业高级升级：韩国提倡“科技立国”，以钢铁、造船、机械、电子为战略产业；中国台湾地区强调“工业升级”，在借助经济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的基础上，建立钢铁、造船、石化等重化工业部门；新加坡持续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造船、石化工业；中国香港实行“工业多元化”，发展电子、化工及机械制造业，其共同点皆在于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陆续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以产业资本升级和产业高级升级替代产业初级升级。当然，包括宏基、三星等在内的一批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企业更是抓住此机遇，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而促使产业资本升级，渐渐成为国际一流企业。同时，美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又把劳动密集（产业初级升级）型产业向东盟地区转移。
20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在知识密集型（产业高级升级的不断提升形式）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级升级）领域共同合作，期间美国、日本把技术密集（产业高级升级）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这段时间，亚洲“四小龙”已融入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浪潮，品牌企业的产能短板、高涨的用工成本及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压力等因素迫使众多企业不得不考虑转型升级，而劳动力低廉、土地使用优惠、招商引资条件优厚的东盟、中国珠三角地区，自然成为“四小龙”企业选择转移的最佳对象，而亚洲“四小龙”也从自身特点出发，有选择地发展从家电产品转向半导体、电讯设备、电脑生产等高新技术，向国际市场出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进而带动产业的不断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期间，美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升级）、部分资本密集（产业资本升级）、低技术密集（产业高级升级的初始形式）型产业向东盟和中国珠三角地区转移。在此阶段，亚洲“四小龙”对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亚太地区“链式传递”中，创造出世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模式”。
20世纪90年代，美国、日本在信息、知识密集型（产业高级升级的不断提升形式）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级升级）领域相互合作，期间美国、日本为向网络型密集型（产业高级升级的不断提升形式）产业方面升级，把低层次知识密集（产业高级升级的不断提升形式）型产业、技术密集（产业高级升级）型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以此为契机，亚洲“四小龙”在继续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进而促使资本密集（产业资本升级）型产业、技术密集（产业高级升级）型产业、知识密集（产业高级升级的不断提升形式）型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也普遍对信息密集型产业给予重视：韩国制定并实施面向21世纪的科技发展新规划；新加坡加大对高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和金融、咨询服务业的发展力度；中国台湾地区提出要成为21世纪德比“亚洲技术中心”；中国香港提出建立“以高增值和高科技为本的生产方式”。当然，美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也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升级）、部分资本密集（产业资本升级）、中低技术密集（产业高级升级的初始形式）型产业甚至低层次知识密集型（产业高级升级的不断提升形式）产业向东盟和中国珠三角地区转移。如表2所示。
显然，亚洲“四小龙”产业基础虽先天不牢、国内市场狭小及自然资源匮乏，但其能充分抓住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升级的“链式传递”机遇，提升自身产业升级形式。这种“链式传递”主要依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投资转移进行，当然，期间亚洲“四小龙”也根据自身特点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转型：20世纪60年代以产业初级升级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产业资本升级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产业高级升级为主，20世纪90年代在产业高级升级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产业高级升级方向演化。而在每个阶段上，亚洲“四小龙”皆有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机械、钢铁、造船、合成纤维等领域，这属于产业资本升级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新能源、电子计算机等领域，这属于产业高级升级方面；20世纪90年代的生物工程、超导体、智能机械等领域，这属于产业高级升级的不断升级形式。
五、亚洲案例的启示与中国的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模式属于一种渐进式的产业升级。如图2所示。其路径为产业初级升级→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即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机理是“以初级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以资本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以高级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作为亚洲“四小龙”传递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甚至中级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区，中国基于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升级又是怎样的呢？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尤其是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利用国际分工体系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演进和全球产业资本转移的时机，依靠引进外资接受跨国公司发出的国际代工订单，发展加工组装贸易，实现产业初级升级和部分产业资本升级，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主要特征：（1）产业升级的生产阶段以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为主要特征的原始设备制造阶段为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仅处于国际代工经济的初期，只承担全球价值链中最低级的、劳动密集的生产、加工、装配一端，而全球价值链中剩下的较高端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高附加值的制造组装工序，如精密加工、系统集成及最高端的产品创新、品牌经营均为国外企业所掌控。（2）产业升级以高能耗、低技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制造业中涉及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生产中需要大量利用密集劳动的生产或供应环节或区段（高煜等，2008）。显然，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中国产业升级所处的阶段以产业初级升级和产业资本升级为主，而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主要以初级要素、资本要素为主，这是一种典型的低端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事例。如表3，中国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亚洲“四小龙”的产业渐进式升级模式是国际经济中的生产非一体化、全球分工趋势、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等内外部因素协同促进的结果。中国的产业升级模式在初始阶段，也呈现出与当年亚洲“四小龙”相似的情景，那么，其能否沿着历史上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的路径进行产业升级？即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注定将采用渐进式升级路径——从产业初级升级起步，然后沿着产业资本升级、产业高级升级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更高层次的产业高级升级——的方向演进呢？
图2 亚洲“四小龙”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机理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析，可以从中国目前所处的产业发展环境和要素禀赋方面得到一些线索。因为中国目前所处的产业发展环境和要素禀赋与当年亚洲“四小龙”所处的环境差别巨大，这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封锁”和对中国在初级要素、资本要素的“锁定”以及中国自身的产业发展在初级要素、资本要素的“路径依赖”：（1）发达国家或地区不仅将中国纳入垂直分工体系中，增加劳动密集型工序的选择替代弹性，为劳动密集型工序适度保留稳定微薄的比较利益空间，从而增加中国的竞争压力，挤压、瓦解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依靠压缩中国劳动密集型工序产业比较优势的利润空间，借助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购买的买方力量，诱导、消解中国的产业升级在高级要素上的配置动力。（2）发达国家或地区依靠专利、技术标准与控制产品技术生命周期的方式，抑制中国在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研发活动，转移技术、知识、信息含量低、可进行标准化大规模生产、附加值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将中国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常常通过收购中国的研发机构或优势企业，或在中国成立或合作成立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研发机构，控制、引导、吸纳中国的研发体系和人才（陈亮，2011）。（3）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发展初期绩效显著，这诱使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将产业发展重点放在产业初级升级和部分产业资本升级上，这种以简单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等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为主要要素配置结构的产业初级升级和部分产业资本升级使中国的产业升级越来越低端化，甚至被锁定在产业低端升级“路径依赖”的陷阱里。显然，中国与当年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发展的环境上迥然不同，这也决定中国的产业升级可以选择一条有别于产业渐进式升级的路径。
图3 中国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机理
基于要素配置结构的角度，中国的产业升级可以选择加速式路径，就是在必要的劳动力、土地、物质资本等初级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量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技术、信息、知识、网络等高级要素的投入量，使高级要素在产业升级的要素配置结构中占绝大部分比重，借助于高级要素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来突破传统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渐进式的升级路径。中国选择基于竞争优势的现代产业升级的加速式演化路径，意味着中国将弱化甚至舍弃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升级的渐进式演化路径，这要求中国必须以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的自主创新作为培育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基点，发挥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与产业的“互补互促”效应，不断提升其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全球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如图3所示。实际上，中国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所培育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就是实现产业加速式升级的典型事例：战略新兴产业就是要突破基于简单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短期比较优势的产业渐进式升级路径，而选择基于技术、知识、信息、网络等长期竞争优势的产业加速式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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