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 探索新路——陈思和教授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探索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新路论文,教授论文,历史论文,陈思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陈思和教授主要的学术领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正是在这一领域中，他以20来年的不倦努力，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并为学界所瞩目。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活动在这两个领域里一直处于前沿地位并始终发挥着广泛影响，这有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著作和一系列当代文学批评的编年体文集（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年，增订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编年体文集有《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写在子夜》、《豕突集》、《牛后文录》和《谈虎谈兔》等。）为证。
现在，陈思和教授同时担当着复旦大学中文一级学科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多年来一直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和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此外，还同时参与这两个学科的学术活动，并在学术界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尽管从至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影响看，与比较文学研究相比，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面目当然要清晰得多，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的学术努力及其影响，其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
以我的理解，陈思和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虽然更多地归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范畴，但他在主观上的学术努力和其成果本身所体现的意义和影响，已经超出了这一学科的范围。他的这些学术活动成果，同时也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有着特殊的联系。事实上，从他本人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兴趣而言，多年来他始终关注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一贯审慎地思考着比较文学特别是中外文学比较的问题。对自己的工作在“中国文学”这一一级学科之下的具体学科归属，他个人并不十分在意。因此，不论是用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以比较文学学科的归属去估价他的学术成果，都无法全面地勾勒他的学术成就。同样，撇开笔者的学养浅陋和眼光局限不说，本文仅限于从比较文学学科的角度描述他在20多年来的学术成果，显然也不足于显示其本身的全部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本文只不过力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尝试勾勒出一个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陈思和先生。
但有一点必须首先说明，在具体的学术言说中，陈思和教授一直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比较文学研究，他甚至从不将自己看作比较文学专业学者，只承认自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员，在有关比较文学的学术会议、研讨中，他一直审慎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自谦地以外行者的身份发言，同时，在这种审慎的言说中又体现了锐利的学术锋芒，表达着他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思想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的一系列清醒的质疑和思考，他的这些质疑、思考和探索性的研究，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当代研究带来了意味深长的启示。
资料梳理和个案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中外文化和文学的广泛而全面的交往为背景的，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背景，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关系在陈思和教授的学术活动中特别明显地体现着。
陈思和先生是“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大学从而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代学者，当他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正是中国新文学研究刚刚开始摆脱僵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走向学科独立的时期，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再次复兴之际。当时，正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中国被再次引进，并开始建立学科体系的时候。贾植芳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和第一批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导师，直接参与创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那时的陈思和先生是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并被指派为贾植芳教授的助手，他虽然从一开始就以20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为自己的专业，但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无疑对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80年代初期，他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学术工作，一是参与承担了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注：由贾植芳教授、陈思和教授主编的《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曾以书稿的形式沉睡了十几年，现在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工作，二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即巴金研究。
前者是当时国内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最早也最为系统的一项大型工程，陈思和先生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承担了这个150万字的项目。虽然因为经济原因，这一项目的成果迟迟未能出版，但仅就其个人而言，这项基础工作对其后来学术研究的展开有着很大的意义，对于西方各种哲学、文化和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创作方法手段在20世纪中国的翻译介绍及其影响资料的全面清理，使他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文化和文学资源与20世纪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汇和碰撞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使他对中国作家创作的认识建立在开阔的中外文学视野之上。
这种扎实的学术积累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在他所从事的个案研究中就充分体现了出来，他的巴金研究同样是从整理作家的原始资料开始，他与李辉先生合著的《巴金研究论稿》（注：《巴金论稿》，陈思和、李辉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的研究框架就是从思想文化和文学表现手法两个方面清理巴金的创作和中外思潮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欧美恐怖主义、法国民主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的关系以及巴金的创作与俄国和西欧文学思潮的关系，而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话题是长期以来被研究者甚至作家本人（出于种种原因）所无视或回避的，陈思和先生将对巴金文学独创性的分析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外来文化的资源之上，从而大大拓展了巴金研究的学术视野。他这时候的工作，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但事实上已经在工作中开始贯注比较文学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并显示了切实的学术成果。
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发现并提出问题
在作家个案研究和对中外文化文学思潮交流史实整理的基础上，从80年代初期开始，陈思和先生又进一步从宏观角度开始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从比较文学角度看，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立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从中西文学交流的角度梳理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命运，梳理和辨析中国作家如何基于本土文化的需要，从本民族文学传统转型的需要出发，积极汲取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养料，从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他的这一研究角度，具体说来虽然也是出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变革的需要，但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实践。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内部分类来看，他的这些研究大体上是以影响研究为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平行研究的方法，并结合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文化背景和内在动力，对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论剖析。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就是以“中国新文学中的XXX”为论述框架，探讨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对西方近现代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和文化思潮作出的回应或借鉴，以及在借鉴中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体现中国文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在充分掌握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资料的基础上，从中西文学发展的历史延续性角度，直接对中外文学关系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并通过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的一系列现象，进一步概括民族文学关系中的一些共同规律。他的《王国维与鲁迅比较论——本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70年来外来思潮影响通论》和《1978-1982年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引进》（注：《王国维与鲁迅比较论》，初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70年代来外来思潮影响通论》，初载《鸭绿江》1989年第2期、1992年第6期、《1978-1982年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初载《建设者》1988年第1期。3篇后均收入《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等一系列长篇论文中，对20世纪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工作者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和创作的介绍评价活动，及其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关系等进行一系列勾勒与描述，这些成果是他参与《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项目工作的直接延伸，同时也已经体现出他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学术个性，特别是在对王国维和鲁迅的个案研究中，他在把对象置于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上的同时，充分注重主体在文化和文学实践中的独创性因素，并在两者的对比中突现作家个性和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强调他们所萌发的现代意识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同步性，这其实是他后来质疑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之影响研究方法的开始。
在此基础上，他也力图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进一步作出历史概括，发表了《同步与错位：中外现代文学比较》（注：《同步与错位：中外现代文学比较》，载《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一文，文章对“现代”一词在中西文学和文化思潮中的特定内涵加以对比辨析，将中西文化和文学交往中的各种思潮重新置于各自历史发展的时空坐标中，在西方思潮的历史和逻辑演变及其在20世纪中国的同时引进的时空关系中，概括了中外现代文学和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同步”和“错位”现象，并探讨其历史原因，从而为揭示20世纪特定情景下的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中的规律性因素，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尝试。
学术研究的中国立场和世界性视野
要勾勒陈思和教授在比较文学学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该有两个前提，一是要了解其学术活动的基本发展轨迹，一是要在其具体学术活动中感受他的学术品格。以我个人的理解，他的学术努力对比较文学的意义，与其学术活动的实践品格和开阔的世界性视野有着极大的联系。
陈思和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的实践品格，使他的研究始终与当代文化和文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和岗位意识的强调，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人文价值立场的坚持，（注：可参见《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初载《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初载《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均收入《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都是这种实践品格在具体的学术活动中的体现。他一贯坚持通过阐释当代文学创作的种种现象，来推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进程，以自身的批评和学术活动来参与当代文学和文化的进程，从而体现人文知识分子在时代文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这对于他来说，并不仅仅是作为人文学者的一种生存选择和人生姿态，而且是贯彻在他的每一项具体学术活动中的精神品格和学术灵魂。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当代文学动向，又以对当代文化和文学的敏感剖析文学历史现象，从而不断提出自己对文学现状和文学历史的新的命题，同时，又将这些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置于世界性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探讨其与世界同类现象间的关系，并力图阐明其为世界文学提供了哪些独到的因素。
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他所提出的现实战斗精神、忏悔意识，以及在后来的批评实践中针对中国文学的最新发展而概括的文化寻根意识、现代反抗意识、生存意识、颓废倾向与世纪末意识（注：参见下列论文：《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生存意识》，收入《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大1997年。《文学创作中的现代反抗意识》，收入《笔走龙蛇》，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黑色和颓废》，收入《马蹄声声碎》，学林出版社1992年。《余华小说与世纪末意识》，收入《羊骚与猴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等，都并非仅仅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纯客观分析，而是将这些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现象，既视作中国问题，又视作世界性现象。在这样的学术视野中，他通过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最新走向的观察分析，反过来透视历史发展轨迹，并通过一系列新的理论视角、学术概念和学术范式的提出和实践性探索，针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具体时期作出了新的阐释，归纳出新的文学史命题，比如对40年代中国文学提出的“战争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注：参见《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均收入《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命题；通过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趋向分析而提出的20世纪文学发展中作家的庙堂、广场和民间三种价值立场和创作意识的命题等，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本展开分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
他的这些文学史命题的概括和分析，并不像中国当代学术活动中一再出现的现象一样，从学术话语到问题的提出都是对西方学术的亦步亦趋的模仿和拷贝。对于他的学术实践而言，视野是世界性的，问题是本土性的。即在世界性的视野中，对本土文学发展进行直接细致的观察分析，并从本土的研究实践中逐步概括提升相应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实践和成果，当然首先是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富于个性和独创性的学术成果，但同时对于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可比性一直是比较文学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它强调的就是将比较对象间的“问题提到一定的范围之内”、“提出一个特定的标准”，（注：参见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3页。）这一特定的“范围”，就必然包含了世界性的视野，但“问题”从何而来？“标准”缘何而定？这不仅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立足点问题，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陈思和教授对比较文学学术模式的文化背景一向保持高度的重视和警惕，早在1995年，他就在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指出：“一些传统学科，比如古典文学，一直具有生命力，有一代代学人继承，有这方面的专家，这些学科对中国文化提出了命题，中国比较文学能否在现代文学环境下提出话题？……错位在于脱离现实……一种理论最终要回到我们的生存环境，要对我们的处境作出解释。”（注：参见《对比较文学理论建设的再思考》，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2期。）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入手，在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开拓的基础上，对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20世纪文学所面临的困境、薪火相传的文化精神加以深切的体悟和发掘，这是陈思和先生一贯的学术作风和学术追求。
在学术实践中质疑传统的影响研究
尽管陈思和教授从未将自己看作比较文学的专业学者，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予以关注，并结合自己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思考，他的这种思考常常以质疑的方式表述出来，也引起了国内比较文学学者的重视。
自90年代初以来，陈思和先生先后发表了《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初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后收入《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等文章，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些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质疑之一：比较文学该不该有自己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念。
他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本应当有自己的界限、范围和研究手段，应该有自己的内在统一性，这就是作为一个学科的世界观和哲学基点，不然，比较文学就只能流于一种操作工具。这是他对比较文学学科的传统的怀疑和思考，更是针对中国比较文学界出现的包容一切西方文论体系，并不断追逐新潮的现象而发出的质疑。他鲜明地提出，中国学者应当在这一基本点上给发源于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提供属于自己的补充和修正，“特别是当中国文学这一元素加入到国际比较文学总体背景上去之后，原来西方人赋予的整个世界观都将应发生变化”，（注：《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初载《上海文论》1991年第6期，后收入《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这实际上涉及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参与世界比较文学学术交流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既要引进和借鉴西方已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同时又要突破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同根同宗的局限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立足于西方文化圈之外，从跨文化的立场出发，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比较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是对两种不同的文化表层做一番弃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工作，把人类相同的那些核心精神发扬光大，这才有利于沟通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现出世界文化的意义”。（注：《关于比较文学的一点想法》，初载《上海文论》1991年第6期，后收入《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这一鲜明的学术意识其实一直贯穿在他多年来关于比较文学的思考之中，并不断得到深入和展开。
质疑之二：比较文学的影响接受研究的局限性——特别是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
这是陈思和教授所提出的影响最大，反响最热烈，同时被误解最多，也最能显示其学术创新意义的一个观点。他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特别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从80年代以来照搬影响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挑战，对流行一时的“走向世界文学”的命题加以质疑，认为这种流行的研究方法和命题，隐含了两个方面的误解：一是认为中国不属于世界，中国20世纪文学只是“世界文学”的回声；一是认为“世界文学”有一个既定的模式，这就是以外国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作为样板文学模式。事实上西方文学本身不是一个整体，也不能是一个整体，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注：参见《“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讨论会纪要》，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2期。）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不能完全按照比较文学的影响接受方式去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前提，就是中外文学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他的这一质疑，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首先，他通过大量中外文学关系以及已有的研究结论的事实，指出影响研究实证方法的不可靠。陈思和先生认为，传统影响研究的局限，首先表现在强调对影响传播文献的考据，并多把注意力置于影响的两极：即影响主体的原貌和接受者的汲取和消化，但对影响过程无法取证，即对于作家创作中出现的“新因素”无法以考据之法确认其是否外来，因为在逻辑上无法“证伪”：即使两者相似，即使具备接受的可能，也仍无法证明某种新因素一定得自西方文学的启发。而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往日益频繁，对交往信息的考据也就越来越变得不可能。
其次，他认为，即便以实证方法能使作家所受创作影响的渊源得到部分证实，也仍说明不了作家的独创性本身，这样，这种研究的价值同样值得追问，因为：
1.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关系是一种带有主体参与性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不是一种单向度的灌输，而80年代的大量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正是建立在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而产生发展的先在观念基础上，这样的研究放弃了对中国主体独创性的重视，很大程度上使20世纪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学的附庸。
2.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极其复杂的渊源，外来影响（有限的、可以证实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以这一小部分的渊源来解释作家的独创性，至少在逻辑上是以偏概全的。
3.艺术审美接受是纯粹的精神性愉悦活动，艺术创作更是社会生活的综合性精神投射，外来影响和作家的创作两者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关联，但不可能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更多的表现为心灵交感的感应关系，而这些都是实证研究所无法证实的。
4.影响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不仅是一个逻辑方法问题，更严重的是，它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使用，其实包含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前提，这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所应认真对待的。
如果说，在陈思和教授所列举的上述四点理由中，前面三点已经在比较文学的当代发展中，相当程度上被接受研究和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所弥补，这样，其质疑的意义似乎只是体现在对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不成熟现状的批判上；那么，对于第四点来说，正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所必须认真面对的，而这又与他对比较文学学科第一个质疑相互联系。事实上，这在西方比较文学的学术言说中都是被不同程度地遮蔽着的，而中国学者对这种遮蔽的无意识照单全收，也正是导致第一和第二种现象难以清除的重要原因。
倡导“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研究
针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传统的“外来影响”考证的不可靠性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观念的虚拟性前提，陈思和教授在提出质疑的同时，又从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实践出发，进一步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题：即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以中国文学史上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为对象的研究，其方法上必然是跨越语言、国别和民族的比较研究。
这是他针对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现状提出的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它与对传统影响研究方法的质疑相互联系，相互呼应，是“破”之后的“立”。这一命题从酝酿、提出到逐步修正、补充和完善，经过了陈思和先生多年时间的思考。最早的提出是1993年在他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些想法》一文中，后来在对几个博士生的论文指导中贯穿了对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实践追求，（注：参见张新颖《现代意识与中国主体》、《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情形》，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张业松：《“主义”与“现实”》，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1997年，他又在《〈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注：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一文中，就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的关系，在对两者的比较分析中，对前者的独创性——世界性因素作了细致的说明，这是陈思和先生有意识地以这一研究方法所做的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又经他的提议，从2000年初起，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开设“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栏目，在栏目中正式提出这一命题，受到国内比较文学界关注，并引发了学界的持续讨论。然后，他又发表了长篇论文《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注：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既回答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又对这一命题提出的背景、它的具体针对性和内涵给予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说明。
他认为，传统影响研究中影响传播体和接受体之间的比较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后者的意义往往取决于前者的标准，这就是80年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走向世界文学”口号提出的理论前提，它“使新文学原有的世界性因素又重新划为‘外来影响’，作为一种外部影响剔除出新文学。……今天我们重提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正是为了恢复这样一个观念：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中国作家首先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一分子，他的天才的艺术劳动完全不应该受到民族、以及与这个民族有关的政治行为的束缚，他的艺术创作面对着全人类，其最终的价值也将受到世界艺术标准的衡量与考验”，（注：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而要从事世界性因素的研究，首先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即比较的观念里不能先存一个世界性因素的样板。
当然，正如他所反复申明的那样，他并不绝对地否认影响研究和实证方法本身的价值，相反，世界性因素的研究必须大量吸收译介学材料，甚至包含了传统影响研究中的方法和观念，只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层面上，应该警惕传统的影响接受研究在“文化观念上所潜伏着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对立”。这与他对中外文学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陈先生看来，中外文学间的关系不仅是指中外文学间的传播、影响、接受等事实联系，而是指中外文学之间平等的互为参照或对话关系，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确立和探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阐明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所提供的独特价值。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的提出及其实践尝试，替代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外来影响”的概念，打破了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对事实联系的逻辑推断式的因果关系研究模式，使这种研究不再在“影响”的界定上做文章，或者仅仅在影响的内涵中添加“接受、主动性、误读”等内容，它挑战了影响研究中的观念、评价、推理层面的内涵，即这一研究方法背后的知识前提。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一旦从译介学的范围中摆脱出来，研究对象就不再是“外来影响”这样纯粹的外部因素了，转而变成中国文学的文本中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了“世界性因素”，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视野。
当然，陈思和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的真正意义，或许一时还无法全部显示出来，命题本身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并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和修正，但从其提出至今，它已经得到了国内许多比较文学同行的关注和争论，并对这一命题的出发点给以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中国学者在本土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中国问题，并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可能途径。仅从这一点而言，它的学术价值就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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