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之法，图籍为本——宋代韩琦档案思想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籍论文,为本论文,宋代论文,之法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统治者的档案思想是近年来学者们谈论的话题之一，有的将它作为档案学史的研究内容之一。但是，古人的档案思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当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在查阅宋代史料中，发现名相韩琦的档案思想相当突出，其影响也较大。由于它与山西的历史有一定联系，特写短文给《山西档案》，希望得到一个与山西档案界相互交流的机会。
一、韩琦档案思想的形成
韩琦，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其功劳大矣。欧阳修称赞他“临大事，决大议，重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可以说，韩琦是一位深谋远虑、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他以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枢密使的身分，给皇帝上一道奏疏，充分反映了他的档案思想。其全文如下：
“历古以来，治天下者莫不以图书为急，盖万世之根本，后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几百年矣。凡机密图书，尽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于近岁，文书欲求证用，已不可得。臣此到院，因北界争宁化军地土，令检北界朔州牒，宁化军称天池庙，系属南朝，当日元牒，累月检之不获。及因西人理会麟州疆界，亦寻庆历中臣在院日与西人商议纳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机要文字从来散失甚多。请差官于诸房讨寻编录，一本进内，一本留枢密院厅，以备经久之用。”〔1〕
韩琦在奏疏中将“图书”即档案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治天下”之根本的高度，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古人档案思想的最为精辟的论断。形成这种思想的原因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
从“历古以来，治天下者莫不以图书为急”这句话，说明韩琦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人所共知，汉朝的萧何在进入秦都咸阳之后与众不同的壮举：他不像其他将领去抢金银财宝，而是“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因此之故，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的过程中才能掌握天下厄塞、户口多寡与人心向背的情况，取得最后的胜利。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建隆四年（963年）所下诏书中说“萧何入关，先收图籍； 沈约为吏，手写簿书。此官人所以周知其众寡也〔2〕”。 这些就是最好的例证，足以说明档案在争天下、治天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韩琦还从自身经历中知道遗失档案是何滋味，其教训也是切肤之痛，刻骨铭心。这就要说到山西的一段历史。
现在山西省北部地区，在北宋时期是宋辽之间长期争夺的战场之一。皇祐五年（1053年），韩琦任武康军节度使，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今太原）。此年，契丹冒占天池庙地。天池在宁武县西南六十里管涔山上，《水经注》说“其水阳旱不耗，阴霖不溢，莫能测其渊深。”这一带本是宋朝疆土，契丹硬说是辽国土地。当地酋豪也倒向契丹一边。韩琦让裨将苏安静前往交涉，对那些酋豪说：你们修池神庙时给我们来信，要求资助，信还在我手里，怎么就翻脸不承认这里是宋朝的土地呢？契丹将领不服气，苏安静将信拿出来让他们看，才撤兵北去。后来又经多次争夺，宋辽双方谈判，确定“以黄蒐山麓为界”，并且“揭石堑地”，挖沟为限。辽国派萧沪、吴湛送来辽国正式牒文，明确表示：“黄蒐山之界已守约不敢渝，此后南北界，愿各谨封略。”负责接待的官员不敢接收辽国的公文，赶快报告，此时已任枢密使的韩琦说：“贼辞服矣，宜速受之，异日要切之据也。”〔3〕
但是，正是这件辽国送来的关于边界问题的重要公文却因枢密院档案保管不善而“累月检之不获”，而且连近年与西夏谈判的文案也散失一部分。这些说明，枢密院档案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由于相当多的档案散失或被虫蛀，或霉烂腐朽，已经严重妨碍了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利用，对国家极为不利。韩琦认为，这些机要文字是治理国家最急需的凭据，“盖万世之根本，后世之模法，不可失也。”因此，他提出派遣官员对档案进行一次整理和编录的工作，要一式二本，一本进呈宫内，一本留枢密院办公处，以备经久之用。
二、对档案的全面整理与编纂
韩琦的档案思想对宋仁宗时期的档案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中央机关中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和编纂档案的工作。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在喜祐二年（1057）八月，皇帝下诏编集枢密院机要文字，由枢密副使程戡提举。整理范围包括建国以来近百年之间积存的全部档案，方法是按时间先后排列，以事由分类纂集。凡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亲自裁定的文件一律编上。至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成书，名曰《庆历誓书》，共有一千余帙。一式三套，分存各处，以备保管和利用。
“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史·职官志》）中书省所存档案亦不亚于枢密院。据《韩魏公集》卷13《家传》所载，中书省亦效枢密院的做法，对档案进行全面整理和编纂。
北宋前期，三司权力极大，为掌邦国财用大计之官署，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其档案集中在金耀门文书库，充栋盈宇，难于检阅，韩琦上奏说：“内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将校请受，虽有品式，而每遇迁陟，须由有司检勘中覆，至有待报岁时不下者。请命近臣就三司编定为《禄令》。”又以所给驿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会萃名数而纂次之，为《驿令》，颁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弄文移为稽留，赇赂自绝。
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王言，亦是十分重要的档案。自庆历四年（1044）至嘉祐二年（1057），仁宗续降敕令达4030条，前后多有抵牾。韩琦请皇帝下令删定。嘉祐三年，韩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为次相，专领此事，编纂成《嘉祐编敕》，成为以后各代编修敕令的样本。另外，中书省有一种“每事必用例”的习惯，但惟意去取，出入人罪。韩琦令除去冗谬者，分若干纲目，依类排比编次。如此，每用例皆不可隐，非所载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诸吏不能擅高下。（以上见《家传》）
档案的整理和编纂工作是很繁重的任务，其效果也是明显的，一是使档案分类汇集，便于工作中查寻，也避免了档案的散失；二是工作有据可依，遇事能迅速处理，使那些惯于舞文弄法以取贿赂的吏员无可乘之机。这样一来，必然推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三、韩琦档案思想对后代的影响
宋神宗时期实行了王安石变法，韩琦之子韩缜是支持变法的大臣之一。韩缜在元丰三年（1080）正月辛巳上奏说：
“伏以为治之法，图籍为本。臣窃睹陛下临御以来，内则讲求典礼，总一制度，流斡财币，审核庶狱，外则团结兵将，讨伐违傲，开拓疆境，经制边用。凡所措置，悉该圣虑，一有奏禀，皆出宸断。及缘边州军与外界移文，往往执为争端，官司奉行之外，初无编录之法。官吏一易，即不知本末。臣愚欲乞应朝廷及专使被受朝廷措画行遣，事节可遵守检用者，并缘边州军与外界移文，各令元差或见任官分门编类，责以期限投进，中书枢密院检举，严立漏落之法，置籍拘管收贮。”诏严立中书、枢密院诸房遗失官文书法。〔4〕
从奏疏中可以看出韩缜继承了其父韩琦关于“历古以来，治天下者莫不以图书为急”的思想，并改“图书”为“图籍”，提出更为简炼的口号：“为治之法，图籍为本。”他还提出将变法时期有关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所有文件检查一遍，凡是以后可以沿用者，一律限期编录。并且经他建议，皇帝批准，颁布了严格的《遗失官文书法》，使档案工作走上有法可依的轨道。
明代弘治年间，丘浚上奏皇帝要建一座石室金匮式档案库，在奏疏中亦说：“人臣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5〕这里所说图书，包括档案文件汇编， 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与韩琦、韩缜的思想是一致的。
韩琦的档案思想是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
注释：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卷302。
〔2〕《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一○。
〔3〕《韩魏公集》卷13《家传》。
〔5〕丘浚《访求遗书疏》，《明经世文编》卷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