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教仁的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经济论文,宋教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典型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1〕对这位典型的辛亥人物的研究， 学术界主要侧重于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活动等方面，而对其经济思想的探讨，尚是薄弱环节。笔者不揣谫陋，拟对此问题作些粗浅探讨，期盼抛砖引玉。
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清政府出卖利权批判和揭露的思想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表示极大的忧虑和强烈的愤慨。他们担忧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必将使中国陷入“其商凄凉，其农憔悴，其士困，其工苦”〔2〕的险恶境地。 具有强烈爱国心和使命感的宋教仁对此极为关注。
宋教仁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和经济两种侵略手段作过精辟的论述：“各国所谓对外侵略之政策有两种：一正相的侵略政策，以武力为先驱；一变相的侵略政策，以经济力为先驱。二者之中，变相侵略政策尤为最新发明之利器。各国所以灭人国、墟人社，大半皆用此利器者，故各国预备将来应付中国的政策，亦有采用此新法之势。”〔3 〕历史发展证明了宗教仁预测的科学性，庚子之役后，各国列强在“保全主义”的幌子下，加快了经济侵略的步伐，列强在华的经济势力急剧膨胀。宋教仁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清政府拱手出卖利权予以强烈谴责和无情抨击：
首先，宋教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贷款给中国的真正目的是“干涉吾财政”，清政府举借外债是“开门揖盗”。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向清政策贷款，到20世纪初，列强又加大了对华资本输出的力度。“各国之相争借款，看中北京政府之财政信用乎？垂涎区区四五厘之利息乎？抑真出于欲助中国变法维新之义侠心乎？”〔4〕毫无疑问， 这些都不是列强借款给清政府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干涉吾财政。”〔5 〕列强想通过贷借款控制中国经济， 干涉中国内政。
宋教仁还深刻地剖析了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的危害性。晚清政府举借的外债绝大多数是奴役性的政治贷款，据统计，“截止1911年，清政府的外债累计超过12亿两。”〔6 〕宋教仁指出：“夫普通经济的国际贷借关系，其影响所及，除多在经济上升，而亦往往有及于政治上者，况处心积虑以为营谋之政治的贷款乎？”〔7 〕这无异于“开门揖盗，以断送四百余洲之运命。”〔8 〕淳淳告诫国人不要妄信“愚劣之政府”。〔9〕
其次，宗教仁指责中外贸易的不平等性。
国际贸易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公认的国际准则。然而，外患频仍的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无平等可言。宋教仁认为，中外贸易不平等乃源于清王朝的妄自尊大和对外面世界的盲目无知。清廷朝野上下无不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贷款，以通有无”，〔10〕他们根本不知国际贸易为何物？正如宋教仁所说的：“吾国当日不解国际贸易为何物，惟知傲慢自大”，视进出口贸易“为忧待远夷。”〔11〕西方列强正利用清政府这种糊涂认识才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诸多贸易特权。
宋教仁分析了这种不平等贸易的危害性。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对本国民族工业是个沉重打击。宋教仁结合沙俄在新疆、蒙古边境地区攫取商品贸易特权的事实，指出这种不平等贸易乃系民族的“存亡安危。”〔12〕俄国自《北京条约》鉴订时起，先后享有在蒙古新疆境内的免税贸易权，宋教仁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举“是大开漏厄之穴”，将使“吾国北方之产业永无救济之日。”〔13〕数年之后，“蒙古、新疆充俄人第二西伯利亚也。”〔14〕
最后，宋教仁强烈抨击清政府出买路权的丑恶行径。
铁路是经济的命脉，“一国之交通机关，惟铁路最为重要，盖关系于政治之良窳，经济之丰啬，社会之文野，至深且大也。”〔15〕然而，清政府为满足西方列强的经济贪欲，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大肆出卖国家路权。1911年4月， 刚刚成立的“皇族内阁”就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清政府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不久，清政府又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宋教仁指出：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是“置国计民生于不顾。”〔16〕“将来不但举湘鄂二省之路权全移外人之手，即国家中央财政与湘鄂二省地方财政，亦不得不受其干涉，而最后之结果，乃使吾湘鄂二省变为满洲之续。”〔17〕
清政府拱手出让路权，使得列强掠夺中国路权的气焰极为嚣张，“吾国自甲午败创以来，各国对我者，无不以铁路借款为侵略之先驱”，而今日的英、美、法、德四国仗恃经济上的优势，强夺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其包藏祸心，当必有数倍于昔者。”〔18〕列强强占铁路之后，还攫取了铁路沿线的行政管理权、司法权、征税权、采矿权等，“视此种地域为其领土。”〔19〕宋教仁对帝国主义强掠中国路权罪行的揭露，比同时代的革命党人要深刻得多。
宋教仁是一位具有极强时代责任感的爱国志士，对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声讨，对清政府出卖国家利权的揭露，就是其爱国思想在经济领域里的反映。与此同时，他对近代社会经济中许多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以农立国”的思想
农业是立国之本，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宋教仁对农业极为关注，尤是1912年4月至7日，他在担任北洋政府农林总长期间，勾画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蓝图。1912年5月13日， 宋教仁在参政院发表施政演说时指出：“鄙人对于农林一项，拟以十年为期，定国家施政之大方针，并逐渐实行”，“第一期则行调查之事，第二期则定诸制度法律及诸行政机关，至于实施各事，在第三期以后。”〔20〕在宋教仁看来，重视发展中国农业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治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患少，农则兴，水患多，农则衰。近代中国，政治腐败，当局无能，水利连年失修，水患频繁发生，不仅“饥馑频闻，”〔21〕“哀鸿遍野，民生日蹙”，〔22〕而且“国家财政，国民经济，悉为赈款耗尽”〔23〕，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宋教仁认为，“今欲民间元气之回复，农作物之发达，则当治水。”〔24〕
欲治水，应先搞清造成水患的原因，宋教仁分析道：“约而言之：水源地之山林滥伐，一也；沿江沿湖土地之开垦，二也；河道之壅塞、疏导、决排、抶汇渚法之不讲，三也；堤防之不固，四也”，而根本原因则是“政府不良。”〔25〕
如何治水呢？宋教仁提出了治本之策和治标之法。治本之策则是“建立良政府”，对全国的水利进行全面、综合治理。治标之法是“广殖水源地森林”。宋教仁在考察各国治水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夫山林之能缓杀水患，此东西各国治水之常法，凡河川水源地，无不殖有广大森林，国家设监理之法，以奖励之，甚或置为政府专业，直接经营，故能保和水源，巩固堤防，使无暴发之患，即偶发亦不能为巨厄，此固治水政策上所万不可少者。”〔26〕这种治水方法是很可行的，它反映了宋教仁可贵的科学求实精神，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
二、重视农业教育
近代农业不发达的原因较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是农业教育滞后，农业人才奇缺。宋教仁在农林总长任上，曾对中国农业教育现状作了详实的调查，他发现：一方面，农业人才奇缺，即使是国家农林最高行政主管部门——农业部，“搜查游学农业学生，不足百名”〔27〕；另一方面，广大农民智力水平低下，科学知识十分贫乏。这些都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严重障碍。
怎样改变上述状况呢？宋教仁认为有两种方法：一是“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28〕，向农民传授各种实用的农业知识，培养各种农业人才；二是建立各种奖励制度，鼓励人们发明创造。做到这两点，就可改变农村教育落后之面貌，提高农村生产力。
三、筹集农业资金
宋教仁认为，中国近代农业落后，除农业教育滞后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资金奇缺。宋教仁在1912年4 月与北京某报社记者谈话时曾说：农业“非一朝夕所能奏功”，“需款甚巨”。〔29〕如何解决农业资金紧张的问题呢？宋教仁认为有以下三种方法：
其一，设立各种金融机关。“设立拓殖之金融机关，劝农之金融机关，以辅助农民之资力”；〔30〕设立中央银行，兼管国库，发行钞票；设立出口货商业银行。通过这些措施，建立正常的农村金融秩序。
其二，“输入外资”。宋教仁以为农业需资甚巨，而本国财政极端困难，“民国甫经成立，百姓待兴，国体既无存项，各省应解常款，亦未照解，惟有借款一法，尚是略纾眉急。”〔31〕我们认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籍外资以发展民族经济是无可非议的事，关键提，举借外债时应注重维护国家主权，正如宋教仁说的：举借外债“须注意借款条件，须勿令有伤主权，尤须慎重用途及筹还办法，方不至有挖肉医疮之弊。”〔32〕
其三，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捐款赞助。在近代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自然灾害频仍，“我国近年非荒旱即水灾，哀黎遍地”，〔33〕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百姓困苦不堪。清政府本身财政困难，更无力赈济灾民、恢复农耕，所以，宋教仁大声疾呼：“深望社会之援助。”〔34〕以此来缓解农业资金奇缺的问题。
宋教仁上述主张切中农业之时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业问题之实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他没有涉及封建土地私有制，对广大农民迫切关注并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也只字未提，这确是宋教仁重农思想的一大缺陷。
实业强国的思想
要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面貌，建设独立富强之国家，仅靠发展农业还不够，还应发展各种实业。宋教仁指出：“中国今日苟欲图强，必先致富，以国内贫乏之状况，则目前最亟之举，莫若开发产业”。〔35〕他对发展实业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概而言之，就是以路为先，路、矿、商并举。
振兴实业为何要从铁路建设入手呢？宋教仁认为铁路为国家生死存亡之所系，无论在经济建设中，还是在政治军事上都发挥重大作用。他指出：政治上，“中国地域辽阔，非有铁路联络，断难谋行政之统一”；军事上若“西北省边防紧急，全恃铁道运送军队”；实业上“农工商各界谋产业之发达，必须有铁道贯通”。〔36〕修筑铁路，耗资甚巨，晚清政府无力建造铁路，近代铁路绝大多数是外国人投资修筑的，其结果，铁路的管理使用权悉入外人之手。要建设铁路，除收回路权外，还必须解决筑路资金问题。如何解决筑路与缺资之矛盾呢？宋教仁主张把政府投资与社会集资结合起来，“中国铁道力谋发达，然专恃政府提挈，似难达其目的，必须人民组织团体辅助国家之进行。”〔37〕宋教仁这种方案既缓解了筑路缺资之困难，又注重维护国家主权。
振兴实业，离不开矿产资源，宋教仁指出：“矿产为吾国大富之所在”，“况富之策，士与农并重，工之所资，煤全其大宗也”。他还总结了西方国家工业发达的经验，“英伦致富以工，而其工业之所以隆，则以富于煤铁。”〔38〕宋教仁把煤铁看成是工业发展的首要条件。但是，近代中国的矿产“半为外人侵占，半未开采”，〔39〕所以，宋教仁竭力主张收回矿权，并提出了整顿矿务，收回矿权的对策：向各国交涉拒不承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切矿务条约；派员赴各地探明矿藏储量，汇编成册；调查各省开矿公司之情形；此外，还派人赴南洋华侨筹资，以解决开矿缺资的困难。
振兴实业还需要商业之辅助，尤其要拓展对外贸易。宋教仁在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指出：“今世界列强皆以工商立国，商战日烈，吾国当其漩涡中，输入之额超过输出之额，不亟奖励输出品商业，行将坐毙”。〔40〕所以，宋教仁大声疾呼：“振兴今日中国之商业，尤以奖励土产之输出为宜。”〔41〕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宋教仁主张建立金融业作为保障；发展保险堆栈航业作为辅助；此外，还应兴办海外航运业。
“实业强国”是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追求的目标之一，宋教仁也是如此。但是，宋教仁实业强国的主张与其他革命党人相比又有区别，宗教仁重视商业，尤重视拓展海外贸易，扩大商品出口，这是宋教仁的高明之处，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作用。
理财思想
财政和军队是一个政权的两大支柱，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对此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不过他对财政问题尤为关注：
第一，宋教仁充分认识到整理财政的紧迫性。清末民初，正处在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财政亦乱如麻，“其紊乱已达极度”。而“政府对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且弥缝之术”。〔42〕这不仅影响到民初军队之整顿，而且危害行政之统一，还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整理财政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第二，建立完善科学的税收体系。民国初创之时，海关收入为列强各国把持，地方税收被各省督抚截留，上缴到民国中央政府的税收微乎其微，既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投入，而且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权的职能，有损中央政府的威信，所以，改变过时的税收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宋教仁主张把与国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盐由分散经营改为由国家统一管理经营。他认为，“商家自由运盐，……弊端百出”。〔43〕盐商想方设法逃税、漏税，致使国家收入减少，改为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后，可以克服这一漏洞，增加税收。
为了保护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宋教仁借鉴西方，把税收分为国家税和地方税两种，划分之后“有应增加新税者，有应裁去旧税者，总以有利无害为前提。”〔44〕据此标准，田赋、盐课、契牙及烟、酒、茶、肆各税划为国家税：田赋附加税及商、牲畜、米等税，并船、店各项杂税为地方税。这种主张，在今天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三，建立近代金融制度。近代“中国无所谓银行，多以各人之资本设钱店，不知集多数资本设银行”。这种滞后的金融意识极大地妨碍了中国金融市场之发育。针对这种状况，宋教仁提出一系列措施：设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印，代表国家管理全国金融市场；改革币制，由于中国金少、银多，骤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对经济损失巨大，所以，在实行金本位制之前，先施仍虚金本体制；整顿公债市场，分清中央公债与地方公债之界限，提高公债的信誉度。这些措施得力、稳妥，体现了宋教仁精明的理财思想。
第四，建立新型的会计制度，制订会计法，设立会计管理机关，严格预决算，“以尽浮滥之弊。”〔45〕
宋教仁对财政问题，尤是对税收和金融问题的探讨，已经触及了财政的实质，反映了中国近代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在辛亥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是极少见的。
宋教仁在其短暂的生涯中，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其经济思想体系，内容广博，但较肤浅，与同期的孙中山、章太炎的经济思想相比，显得单薄些。宋教仁对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但对中国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鲜有涉及。但是，作为一份历史遗产，宋教仁的经济思想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注释：
〔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序言》（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3月版。
〔2〕《国魂篇》，《浙江潮》第一期。
〔3〕〔5〕〔8〕《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 《宋教仁集》（上册），第203页、第202页、第202页。
〔4〕《外债感言》，《宋教仁集》（上册），第198页。
〔6〕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5月版，第312 页。
〔7〕《再论政府借日本债十兆元》，《宋教仁集》（上册）， 第214页。
〔9〕《后四国借款之纷议》，《宋教仁集》（上册），第260页。
〔10〕《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92页。
〔11〕〔12〕〔13〕〔14〕《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宋教仁集》（上册），第169页、第187页、第170页、第185页。
〔15〕〔16〕〔17〕〔18〕《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宋教仁集》（上册），第225页，第227页，第228页，第227—228页。
〔19〕《论南满铁路属地行政混杂之害》，《宋教仁集》（上册），第199页。
〔20〕〔28〕〔30〕《在参议院宣布政见演说辞》，《宋教仁集》（下册），第395页。
〔21〕〔24〕〔35〕〔40〕〔44〕〔46〕《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集》（下册），第494页、第494页、第493页、第494页、第492页、第492页。
〔22〕〔23〕《救灾平议（一）》，《宋教仁集》（上册）， 第334页。
〔25〕《救灾平议（二）》，《宋教仁集》（上册），第335页。
〔26〕《东南各省水患论》，《宋教仁集》（上册），第244页。
〔27〕〔45〕《湘省提倡国货会农务总会工业总会商务总会木业公司联合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下册），第454页，第455页。
〔29〕〔31〕〔32〕〔33〕〔34〕《与北京某报记者之谈话》，《宋教仁集》（下册），第391页、第391页、第392页、第391页、 第391页。
〔36〕〔37〕《湘省铁道协会欢迎会演说辞》，《宋教仁集》（下册），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