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与中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铁摩尔自幼在中国长大，是熟悉中国、蒙古等亚洲国家国情的，尤其精通中国边疆问题的“地缘政治学”家，于抗日战争期间由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名，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对中国问题的论述曾在美国产生了影响，但同时也不幸因而落入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魔爪。他堪称50年前中美政治风云的重要见证人。
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
拉铁摩尔于190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但不满周岁便随父母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他父亲任教于上海、保定、天津等地高等学府，为将要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讲授外语。12岁那年，因其父不想让子女“讲着中国话长大，把自己同中国打成一片”[《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引自该书，本文作者所加括号为[]，引文原有的括号为（）。]，母亲带着他和弟、妹去欧洲读书。他在19岁时，由于未能实现“唯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我[引文中的“我”均指拉铁摩尔]只得返回中国”。他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保险公司、报社任职，久而久之，终于和中国人打成了一片。后来他父亲携家人回美国，他依然留在中国。由于职业的需求，他发奋学习汉语，还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上至“东北王”张作霖大帅，下至苦力脚伕，都打过交道。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他日后从事科研及从政都大有裨益。
1924年的一次边疆之旅成为他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契机。当时他押送一车皮羊毛到内蒙的呼和浩特。雄奇的塞外草原风光，淳朴的蒙族民风，使他萌发了探索的欲望：“感到每日忙于事务，十分枯燥乏味，还是研究研究中国吧。”[《自传》]后来，他还跟随骆驼商队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跋涉，从呼和浩特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天山山脉，到达印度的克什米尔。他对沿途所到之地进行认真的考察，完成了处女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寄往伦敦发表。没想到，文章很快发表。初战告捷，更坚定了他的向学之志：“我感到我不是不具备探索历史学的途径。”[转引自日本·毛里和子《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
1928年，28岁的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美国，利用助学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进修了1年。后又回中国东北、内蒙等地调研，完成了《满洲——冲突的温床》等有预见性见解的论文。1930年至1932年，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内蒙进行实地考察及全面研究。为此，他同时还学习中国文言文、蒙文、古蒙文，并达到“我能像蒙古人一样在蒙古地区旅行，不感到任何不便”[《自传》]的地步。他完成了《满洲的蒙古人：其部落分化、地理分布，与满人和汉人在历史上的关系以及当前的政治问题》等论文。简单说来，他把“满洲”[东北]看成是中国、俄国、西欧三大文明的竞争舞台，把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归结为西欧文明的扩张；长城一带是“边疆贮水池”地区，并决定着历史上循环着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消长和扩张；中国各王朝的稳定程度清楚地反映在控制长城的力量上；等等；总之，是属于将国际及地区政治现象制约于地理的“地缘政治学”学说。这种学说能在国际关系中利用地理因素来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方针提供理论依据。由于拉铁摩尔的研究成果来自亲身感受，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再加上未经过正规大学的系统教育，头脑中的“学院式”条条框框的束缚少得多，因而显得生动活泼，受到美国朝野关注亚洲问题人士的欢迎。
1933年，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在民办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任职。[1939年后，还担任过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在他于1934-1941年编辑会刊《太平洋事务》之前，该刊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跟着官方鹦鹉学舌。拉铁摩尔主持编务后，主张“将该刊办成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场所”[《自传》]。例如，拉铁摩尔既刊载以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评论中国革命的文章，也编发中共地下党员、纽约《今日中国》固定撰稿人冀朝鼎的反驳文章。针对断定中国共产党将被镇压下去的《华北日报》评论文章，他也发表评论，指出中共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他们领导的技师和他们在自己占领地区赢得支持的能力”[美国·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该刊还大量报道了以往被封锁的中共和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真实情况及有关评论，以及提倡组成反日联盟的论文。拉铁摩尔也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乃至西安事变刚爆发，代表英国官方立场的《泰晤士报》和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同时就此向他约稿。他当时未发表意见，但“我听说了中共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十分可靠的。”
1937年，美国《美亚》杂志记者、学者菲力普·贾非·毕恩来等人邀请拉铁摩尔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他们访问延安。而拉铁摩尔也渴望了解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变化并亲身考察延安，遂接受了这一邀请。他首先找到因报道延安而出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写信问延安的态度。延安的答复是“你们将受到欢迎”。6月，他们从北京出发，假装成旅游者到太原游览，然后辗转到了西安。他们雇到了有能耐的司机——一位土生土长的瑞典人、车行老板埃菲，也不退掉旅馆客房，装作去游览古陵墓，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由于埃菲通晓地形和人情，“知道什么地方军阀部队与共产党关系和睦”，不费事地越过了哨卡，到达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中共方面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使我吃惊的是，毛[泽东]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毛泽东是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访问期间，应主人邀请，拉铁摩尔发表了一次露天演讲，“听众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情者而不是今天所称的坚强核心的共产党人”。应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浓厚兴趣的要求，接待人员安排了他与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同志进行了座谈。他们的司机埃菲是个中国通，在延安的联欢会上能用滑稽的中国方言表演，并有一手修车的绝技，在延安大显身手，毛泽东遂说服他留在延安。但他舍不得自己的汽车商行，“因此他抵挡住毛泽东的各种挽留之辞”。在回西安的路上，他对拉铁摩尔说：“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即毛泽东]。”在他们此行之前，只有美国人士访问过延安。拉铁摩尔传递了中共领导人希望其他外国人士也访问延安的信息。不久，延安迎来了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等客人，扩大了和外界的交流。
全面抗战爆发后，拉铁摩尔冒着危险，到华北战地考察。他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战终将取得胜利，而且“战争时间愈长，中共就愈加强大。”他后来回国途经日本时，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亲王，当时在场的有岸信介。他们顺便征询他对日本将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意见。拉铁摩尔直言相告：“大量使用征募的中国劳工……使中国人更强烈地感觉到，日本人的到来不是为了合作，而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你们将加剧中国的反日情绪。”
当上蒋介石的顾问
“自延安归来后，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团结一致进行抵抗[日本]，不要发生内战。”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日并制造反共摩擦，尤其是存在利用美国援助反法西斯国家的《租借法案》、大量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等严重腐败现象，连美国驻华使馆、财政部驻华顾问组都无力制止。罗斯福为此担忧抗日力量削弱，使美国更难对付日本的咄咄逼人的扩张，遂要求白宫的经济顾问居里想方设法。居里于1941年2-3月访华，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居里认为，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一位美国人当政治顾问，自上而下地进行监督和制约，可能使大局得到补救，甚而可能指导蒋遵循罗斯福“新政”方针前进。但是，这位顾问应该完成什么样的具体使命？他能获得白宫多大程度的信任和支持？居里均未确定。他只是把“自由主义的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拉铁摩尔推荐给总统罗斯福。提出该人选纯属偶然。居里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斯是个替朋友罗斯福物色智囊团骨干的“星探”。居里就是他为罗斯福招募的。他有一次乘火车旅行，在旅途中读到“《大西洋月刊》刊登的一篇关于美、中、日[关系]的文章，是一个名叫拉铁摩尔的人写的。以前从未听说过他。但他的文章比我长期以来看到的任何人的文章都更有说服力”，遂向居里推荐人才。曾任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现任驻美负责采购战略物资的宋子文的顾问颜尔露，以及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鲍曼都赞同这一人选。后来，当罗斯福得知美国最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鲍曼的态度后说：“鲍曼认为他[拉铁摩尔]合适，那么就可以了！”居里找拉铁摩尔谈过话之后，美国财政部又对他进行了面试，明白他“在感情上既不偏袒蒋介石，也不偏袒共产党”，遂将他作为正式人选定了下来，并通知了蒋介石。蒋遂电告宋子文。宋会晤拉铁摩尔后发觉他和罗斯福素不相识，大失所望。居里告知宋，总统虽不认识此人，但十分器重其学识声望。无奈之中，蒋介石只得接受了拉铁摩尔。作为蒋介石来说，当时他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搞得很僵；他也不信任美国国务院，认为国务院制定的政策不利于蒋政权。当居里访华时，蒋也向居里提出要求，希望罗斯福向他派一位私人顾问，以建立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直接联系的“热线”渠道。在要求派顾问这一点上，中美最高当局可说是一拍即合，但双方又是存在着分歧的。蒋盼求一位来自罗斯福决策圈内人士做顾问，以便了解白宫的动向，并对白宫施加影响，为蒋政权争取更多的美援和其它利益。换句话说，蒋急需的是精通白宫权术的“高参”，而不需要精通中国问题的“师爷”。何况蒋搞惯了独裁，不能容忍一位对自己指手划脚的“洋教头”。后来蒋和罗斯福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誓不两立，就是明证。但对于罗斯福来说，一来中国毕竟不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最重要的棋子，用不着派遣一位象哈里·霍普金斯那样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二来罗斯福向蒋派顾问的一个目的是制约蒋，而决不能让蒋“反客为主”。所以，“他[罗斯福]不准备让蒋在白宫获得那种立足点。……不派遣一名华盛顿专家，而派遣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此人对华盛顿了解得越少越好。”不过，蒋介石最终接受拉铁摩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人与美国国务院无关系，起码说是个不讨厌的人。拉铁摩尔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是他认为：“蒋介石实际上是国民党内不愿投靠日本的领导人的象征。……我乐意与蒋介石合作，主要是由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再者，我的工作是为民主欧洲和北美反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利益服务。我认为在这项事业中，中国将扮演的角色比大多数人所想像的更重要。”他同时还有一个真诚的、本职专业造成的念头，即促使蒋“对蒙古人采取比较明智的政策”。他还给自己立下一条准则：“虽然我由罗斯福提名，但我毕竟是蒋介石任命……并[向他]领取报酬的。……而一个诚实的外国雇佣兵是忠于他的报酬的。”
拉铁摩尔来华前受到罗斯福的接见。罗斯福为他写的致蒋介石函件中说道：“非常高兴向您介绍欧文·拉铁摩尔先生。他精明能干，了解并完全赞同我们的基本政治立场。相信他的建议会对您有所裨益。……作为您的政治顾问，他将会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并完全地效忠于您。”
忠于职守而无大建树的顾问
1941年7月15日，拉铁摩尔飞抵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他。蒋派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担任他的秘书兼陪同，给他配备了仆人、小车。但他既不必坐班，也不必定期去见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需要向他咨询时，则派人通知约见。如果蒋介石要向罗斯福传递信息，则和他商定并由他起草电报稿，拍发给白宫的居里转呈。电报的密码只有两份，分别由宋美龄和居里掌握。这种保密方式在当时可说是天衣无缝了。
由于拉铁摩尔不是蒋宋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所以蒋宋对他的器重和亲密程度远不如以前的外国顾问端纳。蒋只向拉铁摩尔咨询过一些宏观问题，有些长远的战后问题，未让他参与重要决策，而常让他坐冷板凳。但拉铁摩尔并不介意宠辱得失。作为一个学者，官场上的逢迎拍马不是他的特长；作为一个“中国通”，他很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和自己的能耐，“在那样的形势下，你越是想多提建议，多发挥影响，你所能发挥的影响就越小。”不过，忠于职守的拉铁摩尔还是力所能及地向蒋介石交出了一些很有份量的“答卷”。如他于1941年11月10日呈蒋一份备忘录。当时正处于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各有关国家都想摸清楚日本的进攻矛头指向何处。拉铁摩尔在备忘录中否定了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认为日本很可能会向东南亚进攻。而且，“英国或许会冒险让日本切断滇缅公路”[此路是“美援”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理由是“即使这么做会导致中国的最终失败，但至少日本会忙于巩固胜利”，而无力进一步侵吞英国控制的其它地盘；“假如英国采取相当胆小和软弱的立场，美国可能会拒绝单独行动去拯救中国”；而且，“即使英美以实际行动参战（也许只用空军）来支持中国，所给予的这种帮助也许‘太小太迟’，无法拦阻日本切断滇缅公路”。后来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战况基本上符合拉铁摩尔的预见。他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分析形势的，既对英国的“以邻为壑”予以揭示，又没有一味对美国唱赞歌。这对中国方面早做安排，日后形成中、美、英等国在东南亚共同抗日的格局起了一定的参谋作用。
拉铁摩尔在写给居里、罗斯福的报告中，客观地汇报了中国的状况，反映了蒋介石的切肤之痛：中国被排除在英美最高级会谈之外，也没有被西方国家接受为盟国；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用心是“坐山观虎斗”；英美推行的“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削弱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战后中国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战胜国及大国的地位和待遇。为此，他建议美国和中国正式结盟，以激励中国抗战到底。
蒋介石指定拉铁摩尔在中国的国内事务上与孔祥熙、王宠惠、王世杰联系。他与他们定期会晤，主要讨论战后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引导地方自治、处理边疆政治等问题。蒋要求拉铁摩尔，除了指定他拜访的一些要人，不要主动会晤别人，但却希望他跟周恩来保持联系。“这对[国共]双方来说，意味着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有一条不受中国内部政治纠葛影响的联系渠道。”周恩来主动拜访了拉铁摩尔。会晤时，他们“谈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能够使中共确信，罗斯福总统非常希望中国避免发生内战。……公开宣布我曾告诉中共和蒋介石——罗斯福总统意欲避免内战，是有价值了。”以后在重庆的交际场合，他们又多次见面。拉铁摩尔曾问周恩来：“你是否认为我在这里作蒋介石的顾问是浪费时间？这是否只是一种字谜游戏，还是在演戏？他马上非常直率地说：‘不，我认为你在这里是有作用的，有助于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拉铁摩尔承认自己钦佩蒋介石，但“不能真正地说我非常喜欢他”；而周恩来“为人真诚而坦率，……周比蒋，或许也比那时其他任何一位中共人士，更了解现代世界；……他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革命]第二号人物。”
应蒋介石的要求，拉铁摩尔对云南及滇缅公路中国地段作了一次巡视。他在巡视中耳闻目睹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政府争权夺利，以及发国难财的大小官员虚报筑路民工名额、在运输业务中搞钱权交易等大量腐败行为，甚至他的陪同谢保樵都利用此行纵酒猎艳。同时，他也对筑路劳工愚公移山般苦干和工程技术人员高效率工作作风产生了敬意。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但奔走呼吁的结果却一无所获。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所说：“拉铁摩尔以及派驻中国的[美国]技术顾问为何未能发挥影响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他们力求清除滇缅公路沿线发生的贪污事件，建议进行税收和经济改革。但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国民党正是依靠贪污以及同现有的上层士绅互相勾结才得以生存的。改革这个体制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冒整个机构瓦解的风险。蒋并不需要关于改革的外来意见，而是只需要枪炮、飞机和金钱。”逆耳忠言既然不被采纳，拉铁摩尔只好不常露面。他利用清闲之便，干起了与现身份不符的“老本行”，写出了一些论东北、内蒙等边疆问题的论文。
拉铁摩尔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蒋介石“灾难性失败的开端”，国民党从此更加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保存实力、企图依靠西方大国参战而取胜并抢夺胜利果实。与此相反，中共武装力量则积极抗日，愈战愈勇，威望愈高，“民族主义的情绪便从蒋介石手中转到了共产党手中。他们被认为……是为全中国而战的积极的民族主义者。”由于拉铁摩尔在许多方面所持观点与蒋介石格格不入，与积极主张援助中共抗日的美国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他俩在重庆从未私下会晤过]。于是他受到国民党报刊的攻击，暗示他的立场亲中共，说他的使命是迫使重庆同延安达成妥协。日本人也欲置他于死地，派间谍摸准了他的住所位置，用飞机向他投弹，但只震塌了一堵墙。几小时后，日本电台的中文广播竟说已将他的住房夷为平地，“相信他已经丧命”。敌人的炸弹并未吓倒他，但面临的两难选择却迫使他不得不打点行装。“我无法使自己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即一方面是为蒋效劳的顾问，同时又支持一个他不喜欢的美国将军[史迪威]的政策。……由于蒋介石不让我走，我最后做了安排：让自己收到一份要求我回国领导战时新闻局旧金山办事处的官方文书。蒋考虑到能有一个熟悉中国的人从事太平洋地区反日宣传工作并不是件坏事，终于同意了我的辞职。”但据美国官方档案文件的说法是：蒋建议拉铁摩尔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中国获取巨额美国贷款进行游说，借此把他逼回美国。
1942年11月17日，拉铁摩尔与出访的宋美龄同乘一架专机飞往美国。当飞机一降落，宋美龄“马上对我置之不理，从那时起便假装不认识我。”宋到旧金山演讲，为当地要人、名流举行招待会，也不邀请拉铁摩尔。他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不邀请曾担任[蒋]总司令的私人顾问的人是个错误，因为人们会误以为这表明其政权出现了分歧和麻烦。”当他在招待会上轮到与宋握手时，她不置一辞，也不伸出手来。他对她“过河拆桥”的无礼举止的动机作了猜测：宋当时正在美国大出风头，不想让美国人感觉到自己仍然受到已非政要的前顾问的影响。以后，蒋介石通过孔祥熙的儿子孔令杰，向拉铁摩尔转交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但他拒收，并向居里作了汇报。可笑的是，蒋、宋并不知道支票的下落。日后拉铁摩尔访华时，不得不对宋“在谈话中不止一次暗示此事”，给予明白无误的回答。
展望战后中国与亚洲新格局
1944年5—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使团出访苏联和中国，以加强美、苏、中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协调，并和蒋介石商谈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事宜。经罗斯福总统提名，拉铁摩尔以战时新闻局观察员的身份陪同出访。使团途经并访问了苏联的西伯利亚、中亚地区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拉铁摩尔与苏联、蒙古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还会见了蒙古领袖乔巴山。在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上，他俯瞰大地，感慨万千。飞抵新疆后，他还会见了土皇帝盛世才，并作了对他来说极有学术价值的长谈。此行使拉铁摩尔眼界大开。他第一次实地考察了中国边疆另一侧的广袤地域，得以从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瞻望中国及亚洲前景，完成了《亚洲的轴心：新疆与中俄在亚洲腹地的边境》等论著。
尽管拉铁摩尔不是使团正式成员，但华莱士在出访前证求了他和有关人士的意见。大家一致向华莱士提出：蒋政权必须缓和同中共的关系，否则就有爆发内战和苏联进行干涉的风险，而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有助于形成缓和的气氛。经过使团的努力，蒋介石勉强同意美军向延安派观察组。使团在重庆期间，蒋单独会见拉铁摩尔，就战后中、美、苏关系的新格局进行了长谈。他乘机向蒋提出，这次出访使他亲眼目睹了苏联少数民族政策的成功，希望中国在这方面“与俄国竞争”。蒋后来向他及华莱士表示，战后将给少数民族更多更好的自治权。
1945年春，拉铁摩尔辞去了战时新闻局的工作，恢复了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成为自由撰稿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战后世界新格局，各派政治力量、学术思潮异常活跃，都想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针对美国政府及“院外援华集团”偏袒国民党，正直的美国人士纷纷发表不同意见。拉铁摩尔更是挺身而出，于1945年6月10日致函杜鲁门总统，指出如果美国卷入中国内战，支持一方打另一方，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有招致中国的政治甚至领士分裂，并进而引起美苏[俄]之间冲突与对抗的危险。……我非常诚恳、冒昧地敦促您，让一些没有参与制订或实施近来这种政策的顾问们公正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杜鲁门于7月3日召见了他，和他谈了3分钟。“简单地说，杜鲁门告诉我，国会里有消息灵通的专家，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谢谢你，拉铁摩尔先生，再见！”后来，他在国会的朋友建议国会吸纳他为亚洲问题的顾问。艾奇逊国务卿答复：“拉铁摩尔是记者而不是学者，所以我们不需要他。”
拉铁摩尔虽未能对美国官方产生多大影响，但其著作却不胫而走。于1945年初版的《中国简明史》通俗易懂，材料和观点新颖，包含了他担任蒋介石顾问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使许多美国人为之耳目一新，作为让美国人了解自己盟国的启蒙读物，仅向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就发行了10万册。《亚洲的出路》等论著提出游离于美、英、苏三大国范围外的亚洲自由区的设想。即由中国、蒙古、朝鲜、菲律宾、泰国等国组成自强自立的自由区，加强国与国之间合作，并在大国之间斡旋，以使亚洲得到和平、稳定、发展、繁荣。该书成为当时美国的畅销书，为美国人形成新的亚洲观开辟了新视野。关于中国，他认为战后中共将拥有优势，主张国共两党和各派势力合作治国。关于日本，他主张实行废除天皇的占领政策，甚至将天皇流放到中国去。他在晚年口授回忆录时说明，这一主张是受了蒋介石的影响。蒋常向他抱怨，战后列强将企图在亚洲卷土重来，而“中国将成为这一企图的牺牲品”。所以，“使中国至少在道义上与列强处于同等地位的手段之一是让中国成为日本天皇的流放地。”他的关于中、日问题的设想受到美国保守派的强烈攻击。
战后，拉铁摩尔对亚洲进行了多次访问和考察，曾为联合国援助亚洲国家的调查委员会工作，还获卡内基财团的亚洲内陆实地研究赞助金。他在参加美国波利使团访华时到过上海。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南京路上的大商店陈列橱窗摆满了美国电器设备，车行里充斥着崭新的美国汽车，而从铭牌上看都是战时生产的。而在美国，由于军备生产第一，直至战后初期，各种民用品、甚至熨斗都供应紧张。再者，战时大发国难财的汉奸、奸商又和国民党的接收人员勾结起来，私吞接管的日伪物资。“在我看来，这是战后的腐败可能削弱国民党的第一个警报。”这里增添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本质的认识。所以，后来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后，他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加入联合国，美国也不要干涉中共去解放台湾。
麦卡锡主义肆虐的牺牲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国际上的反共势力为此惶恐不安。1950年2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两次发表爆炸性的演说，指控国会内有57个共产党人，还有205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从此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麦卡锡旋风”，使不少人士受到无端指控和迫害。拉铁摩尔堪称首当其冲。
从3月8日开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政府雇员忠诚审查委员会[又因其主席的名字而称泰丁斯委员会]对拉铁摩尔[当时正在阿富汗]、谢伟思等9人进行了3个月的审查。对拉铁摩尔有3项指控：1.是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的头头；2.是导致“丧失中国”的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策划者；3.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但这些指控交不出任何证据。拉铁摩尔后来到委员会做了3次激烈的反驳。他申辩：1.自己既非共产党员，也不是合作者，和共产党没有任何瓜葛；2.他未在国会任职，因此不能对政府的远东政策施加影响；3.《亚洲的出路》等书决没有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他在5月2日的证言中说：“为了不使美国其他学者像我一样遭受无端攻击，我要不妥协地彻底揭露这些恶意中伤，反对制造使人软弱的恐怖气氛，争取能自由而正直地思考、演说和论著的权力，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听证》，转引自《论拉铁摩尔》]这番义正词严的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泰丁斯作出的名为《反驳麦卡锡参议员告发国会内有共产主义渗透和影响的报告》的结论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欧文·拉铁摩尔是‘苏联的间谍头子’或其他任何类型的间谍；他无论现在和过去都没有正式担任过任何国会的职务。”[转引自《论拉铁摩尔》]审查结果排除了对拉铁摩尔、谢伟思等人的指控。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51年春，联邦调查局将“太平洋关系学会”存放于乡间别墅、拟用于撰写该学会史的档案掠走，并由此引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委员会[又称麦卡伦委员会]对曾担任该会刊物编辑7年的拉铁摩尔等人的新一轮审查。66人为此作证。其中不乏公正的人士，有的坚决抵制对拉铁摩尔的诬陷；还有的朋友多次陪同他出席听证会，为他鼓掌撑腰；更有坚持真理的律师为他提供免费辩护。但也有一些人，包括受过他帮助的人、甚至是朋友的人编造谎言，提供伪证：有人证明“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及其有关联人员中有46名共产党，有19人与苏联情报机关有联系；有人指挥拉铁摩尔与潜伏东京的著名苏联“红色间谍”佐尔格有联系；有人无中生有，说他是企图吸收别人入党的共产党员；更荒谬的是，有个邻居称他是暗杀托洛茨基刺客的强有力保护者，乃至审查者都对此不屑一顾；有个叛逃到美国的原苏联外交官空口无凭地说他追随并帮助实现苏联的政策，其《亚洲的出路》是导致美国失败的危险著作；有个原美国共产党、美国《工人日报》编辑信誓旦旦地说：“我个人认为，他就是共产党……”最令拉铁摩尔痛心的是他过去的好友魏特夫的卖友求荣。由于魏特夫曾为他的挚友，曾为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过，又是美国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是共产主义的背叛分子，编造证词的水平也非同一般，说得煞有其事，令委员会坚信不疑，对拉铁摩尔造成的伤害极大。所以尽管拉铁摩尔准备了50页的辩护稿，进行了长达12天的辩护，有力地驳斥了各种诽谤，但麦卡伦委员会就是不让他为自己洗刷诬陷，常常打断辩护发言，还颠倒黑白地指责他隐瞒事实真相、作伪证，对委员会傲慢无礼、狂妄侮辱等等。联邦调查局还对他的电话进行了窃听。有一次，他被人请去翻译一段窃听的蒙语电话。原来这是他与蒙古朋友的交谈。不料辗转到他自己手里来了，成了笑话。麦卡伦委员会最后下的裁决是：太平洋关系学会不是学术团体，实质上是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工具。该会的活动和影响对国际共产主义者有利，对美国不利。操纵该会的少数核心人物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亲共分子。该会的实际领导人和苏联官员有正式关系，常和美国政要接触，给美国远东政策以极大影响……等等。对“该会内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成员”拉铁摩尔所下的结论是：1.1945年12月以后，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这完全是受拉铁摩尔和范宣德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对中共有利；2.在1945-1949年间，一直图谋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有利于中共方面变化；3.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主动地明确地甘当苏联阴谋的爪牙。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虽说无杀头之虞，但确有使他长期蹲监牢的可能。
一场闹剧结束了，但拉铁摩尔的地位和声誉为此丧失殆尽。他们夫妇不论走到哪里都无一席安身之地。旅馆老板只要听到他的名字，便立即闭门谢客。紧接着，他又因所谓“伪证罪”继续打官司，耗尽了钱财。太平洋关系学会被停止了活动，该会及与此案有关系的许多人被撤职、被迫提前退休、被剥夺学术研究的权利；连斯诺都不能在新闻界工作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其研究、舆论，完全成了反苏、反华、反共的一统天下。
1950-1952年的“麦卡锡旋风”是冷战开端时期的必然产物。为了追究“丧失中国”的责任，必须要找一个牺牲品，于是就选中了“给美国的亚洲政策以极大影响的自由主义左派的象征”拉铁摩尔来充当替罪羊。总之，“为了安抚那些反共十字军勇士、撕破脸皮的温情主义者和粗暴的民主主义者们，拉铁摩尔必须成为一个杀一儆百的对象。”[《中国天地》，转引自《论拉铁摩尔》]由于在美国再也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授课，拉铁摩尔不得不远走他乡到了英国，任利兹大学中文系主任，于1970年退休才回美国。他后来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他。他对这次会见的记载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过去的那种感情，我于1972年在北京与他[周]重逢。例如，我并没有指望他会告诉我[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内幕。”
拉铁摩尔于1989年5月30日逝世，享年89岁。他坚信自己的事业将得到继承和发展，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遗赠给剑桥大学的蒙古和中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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