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科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06)12—0005—07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我们进行了多年并继续进行的伟大事业。但是，“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①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②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以至于“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③ 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搞不清楚，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既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断地顺利推向前进。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根据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着力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仅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至少有14篇文章直接论及这一问题。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我们新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客观的实践性、严格的科学性和英明的预见性。它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统领一切工作的灵魂和根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失去发展动力和前进目标，就会归于失败。正如邓小平所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④ “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⑤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不仅自己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不息，而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和指导思想地位。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⑥ 我们过去能在党的力量十分弱小，敌人力量十分强大，斗争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奋斗出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极端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并且依靠这种坚定的信念凝聚和鼓舞人心，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今天，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仍然要靠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理想，要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全党全国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才能有效地抵御各种风险的干扰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仅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高昂的热情、充足的干劲，而且做到方向明确、目标清楚、戮力同心、步调一致，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最大合力。由此出发，邓小平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起作为保证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⑦ 他反复指出，尽管时代和任务不同了，我们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但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⑧ 他还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使之成为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主导的社会信仰、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准则。对于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或者向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⑨ 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切实加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即使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破产论”的非难和反对声甚嚣尘上，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受到严重挑战的危难关头，邓小平仍然豪情满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⑩ 并明确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1) 与此同时，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政治气度和非凡的魄力，冷静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出现的各种事件的缘由，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不仅没有消沉，反而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所有这些，充分表现了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坚定性。
二、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完整、准确的科学体系，而不是坚持它的个别结论和个别论断。针对林彪、“四人帮”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又断章取义、肢解、割裂甚至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得面目全非的流毒，以及“两个凡是”企图照抄照搬毛泽东晚年的个别论断去剪裁现实，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现实，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着重谈的思想理论问题就是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命题，而且反复强调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它们的个别论断明确地区分开来，要从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上来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应该把它们肢解、割裂开来，把它们的个别论断绝对化、神圣化。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2) 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党的工作和我们的各项事业。并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3) 其后，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14)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有机组成的科学体系。而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又是由经典作家们的一篇篇著作（或讲话）体现出来的。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当然离不开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离不开他们的许许多多著作，但是并非体现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的著作中的每句话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尽管十分伟大，但他们对问题的认识仍然不能脱离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不能脱离自身的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并且总要经过由浅入深、由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过程，因而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都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15) 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16) 更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当然也不属于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具体原理、具体结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定的具体问题提出来的，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因而，不能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17)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不同场合下讲话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同样的问题甚至还有相互对立的提法。“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8) 只有注意把握这些观点在历次论述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全面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显然，我们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每一句话都当作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不顾条件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具体原理、具体结论，更不能任意割裂，使其各自孤立，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原理、具体结论相互对立起来，用这一个否定那一个，而应该全面掌握，准确理解，领会其精神实质。特别是，要具体分析他们是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这些结论和论断的，真正掌握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以分析和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从而得出适合当时情况的具体结论。如果我们不是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相互联系上下功夫，不是着重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蕴涵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片面地死抠经典作家所说的每一句话，固守某些只言片语，或者任意肢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分割成各自孤立的一个个具体原理、具体结论，或者不顾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内在联系，而是抓住某一个具体原理、具体结论不问条件地到处搬用，都不仅难以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会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损害马克思主义。
在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并且“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19)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实现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正确区分开来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了他为我党、我军、新中国的创立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肯定了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卓越贡献，从而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指导地位。
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20) “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1) 然而，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一度抛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和国家的事业走了很大的弯路。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重新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利推进我们的事业，邓小平不仅系统论述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中的精髓地位和实践中的决定作用，而且首次把解决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表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22)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23) 明确使用“精髓”这个概念，并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赋予实事求是以更高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尚属首次。第二，把实事求是升华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实质。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4)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25) 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不可能做好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时间”还是“条件”、“对象”都不同于过去，甚至与过去根本不同。“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26) 才能正确解决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第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决定作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我们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制定和贯彻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正确政治路线至关重要。“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27) “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2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毅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由于我们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正如邓小平所深刻指出：“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9)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0) 第四，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崭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不仅突出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31)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而且明确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绝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2)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已经过头，显然是不对的。”(33) 这些论述，不仅阐明了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而且揭示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更深层次的时代内涵。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判断思想是不是真正解放，是不是实事求是，根本尺度是通过实践看主观是否同客观符合。教条主义盛行，思想不能适应已经变化的客观情况，不敢试不敢闯，不是实事求是，也不是解放思想；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脱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只有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主观随意性和思想僵化的偏向，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坚持了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永无止境。要使人们的思想同客观实际相符合，就必须不断地克服陈旧的思想和过时的观念，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让我们的思想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果说，实事求是的基本点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其本质和规律，那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在思想观念上突破主观偏见和僵化保守，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重要条件。这就在认识世界方面，在认识主体和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四、马克思主义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34)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从书本上寻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答案，也从不抽象地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总是具体地、现实地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俄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固守社会主义“共同胜利”的教条，在俄国实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也不是固守经典作家的“本本”，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35)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或是照搬别国模式都是难以奏效的，而只能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进行探讨，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和路线。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曾对理论和实际的辩证关系作过深刻阐述。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实践证明，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36) 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既要努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精通它的基本原理，更要努力于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以找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点，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然而，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因此，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37)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在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助长了“浮夸风”、“大跃进”，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迈进，生产关系人为地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邓小平深刻总结国内外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38) 由此出发，他特意在沿用多年的表述即“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后面加上“走自己的路”，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9)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0)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41) 这些论述，突出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2)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在这个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党和国家在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摆到主要位置上。面对这样的基本国情，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而是要脚踏实地、聚精会神地发展生产力，决不可再犯急躁冒进、超越阶段的错误。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党确定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百年战略目标，制定了为达到这一伟大目标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其他一系列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并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也正是由此出发，并科学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我们党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1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表明：“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43) 就必须既要克服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要坚决抵制那些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正是由于邓小平领导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一切从我国还处在经济文化特别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才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处低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不仅战胜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压力，而且取得了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使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五、马克思主义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理论
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把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或某一个结论，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体系，并用以解决我们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把我们的事业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推向前进。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初创阶段，根据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规律，科学地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预见了人类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其后，列宁又在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学说具有科学的预见性，但也有一定的时代性。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创立的基本原理虽然为我们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了根本原则、根本方法，但是不可能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就对现在的一切作出具体的、符合实际的种种规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4) 特别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更没有可资我们照搬的现成经验，我们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在不断总结实际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和路线。相反，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5) 就谈不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就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6) 以后，他又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47) 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国情、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走自己的路，并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了使人们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将“坚持”和“发展”有机统一起来，邓小平还就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48) 后来他在讲到“老祖宗不能丢”的同时，强调“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49) “老祖宗不能丢”，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清楚”，就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坚持”和“发展”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揭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根本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体化、当代化、中国化，形成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论。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坚持就无所谓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没有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地坚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搞社会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方向，甚至导致失败，但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会因停滞不前而被时代所抛弃。这已为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所充分证明。
正是由于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50) 从而不但领导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在很多方面突破了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的某些观点，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再存在商品和货币，整个社会按统一的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但实践证明，至少目前的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邓小平正确地指出：“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51)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2) 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重大更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又如，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在谈论社会主义时，往往只讲它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特征，而不讲或很少讲它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 这就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彻底纠正了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荒谬观点。再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以“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完整科学体系。这个理论，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创造性的回答，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继毛泽东之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理论指引下，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并将继续取得伟大胜利，我们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终将实现。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⑩(11)(21)(23)(30)(35)(38)(39)(40)(41)(42)(44)(47)(48)(49)(50)(51)(52)(5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7,139,391,382,63,137,147,46,383,369,118,382,382,95,261,63,3,213,252,291—292,146,141,369,42,192,373,373.
⑦(12)(13)(14)(15)(16)(17)(18)(19)(20)(22)(24)(25)(26)(27)(28)(29)(31)(32)(33)(34)(45)(4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3,39,42,171,38,171,38,42—43,159,278,126,143,114,118,191,143,191,143,279,364,121,143,179.
(36)(37)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8—259,258.
(4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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