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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之上的原则
当前，中国相当多的政界、学界和国际问题评论人士认为中国需要有一项可以指导对外政策的统领一切的原则。但是，从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方面来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意味着基本上不可能设计出这样一项简单明晰的统领一切的原则。此外，中国政治精英中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使得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大战略变得更加复杂。
时下，在中国常被提及的一种观点是，美国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胁。赞成这一观点的人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们还可以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即“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相异、而在军事上又有足够能力对美国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把美国比作中国的“理想的敌人”。他们持有这种看法的原因是，他们长期以来都确信，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持敌对态度，企图通过支持“台独”等做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他们还举出了其他例证：美国政客对达赖喇嘛和新疆分裂分子的同情；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以及其他旨在围堵中国的部署；美国商界和国会对中国发起的货币战和贸易战；西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让中国放缓经济发展的喧嚣。
这种流行看法，见诸中国的很多新闻评论和网站（尤其是有关政治安全和国防事务的网站），主张中国外交政策应集中精力应对西方威胁。认为中国目前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过于软弱，而毛泽东时代那种针锋相对的办法是更好的榜样。由此，有人称中国应在那些对西方国家持反抗态度的国家中寻找战略盟友，如伊朗、朝鲜和俄罗斯。一些人还建议，北京可以将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作为政策工具，如果美国政府的行为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就准备抛售这些国债。
然而，这种建议本质上是具有误导性的。美国给中国的确带来了一些战略和安全挑战，但将中国的大战略建立在“美国是中国主要敌人”这一看法的基础之上，既是行不通的，也是有风险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与中国联手组建反美同盟。如果中国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结为敌对关系，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严重阻碍。可以庆幸的是，中国领导人并不想实施这种战略。去年，温家宝总理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并非外交辞令。
在深入认识这一点的基础上，中国战略界的另一派人士认为，应继续信守邓小平有关“韬光养晦”的告诫，也就是主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保持低姿态”。这一派包括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和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等重要政治人物。他们主张，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发展。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反驳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是中国的长期威胁这一看法，但这些人士认为，中国暂时还没有挑战西方优势地位的能力，一些人甚至反对盲目作出西方正在衰落的结论。同时他们指出，在未来几十年中，只有坚持韬光养晦，才能使中国继续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
虽然这种看法比其他观点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但也会引发一些质疑。这种看法的拥护者不得不费尽心力地去阐释“韬光养晦”的含义。“韬光养晦”常被不恰当地翻译为“隐蔽实力、以待时机”。这些人士指出，“韬光养晦”并非意味着中国要精心算计，在拥有足够物质力量和信心去实施深藏不露的规划之前，暂时保持谦卑态度。不过，这种保持低姿态的方式很容易被指责为过分软弱，尤其是面对敏感的安全议题时。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一些中国人要求本国的外交政策更加敢作敢为。“韬光养晦”战略的反对者还称，中国实力今非昔比，因此邓小平远在二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了。
还有另外一些深思熟虑的中国战略人士指出，即便保持低姿态可以让中国处理好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但这一方式并不能用于指导中国和其他众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对近年来已变得非常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能源安全）。显然，用“韬光养晦”来描述中国对诸如金砖五国峰会等机制的积极参与，也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中国的对外政策仅仅是“韬光养晦”，那么它就无法有效应对当前面临的多层面挑战。
重心在国内
即便着眼于更好地解决国内问题，中国也需要构建一套更为复杂成熟的大战略。虽然中国政府尚未发布任何官方文件予以阐述，但我们能够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概念中推导出其基本方向。2006年，中共中央宣称，中国的“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中国战略思考中正在显现的四大变化趋势，可以让我们一窥新的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内容。
第一个重大转变是，中国政府将经济和非传统安全的关切，与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利益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一套综合安全观。中国军事规划部门所考虑的，不仅包括恐怖主义和海盗等跨国性问题，还涉及如何推进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等合作性行动。在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方面，中国也必须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才能保护自身经济安全。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在敌友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区隔。美国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威胁，而美国的坚定盟友日本也可能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但这两个国家恰巧也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经济伙伴。即便与欧盟之间的政治困难有所抬头，欧盟作为整体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虽然部分中国人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安全盟友，但从经济和社会层面看，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远不及美国的另一军事盟友韩国。对于北京来说，想要调节传统的政治/军事关切和当前不断扩展的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不同取向，将是非常艰难的。这种努力其实就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两种不同的时代遗产之间进行调和。北京能实现的最好选择，是在加强与其他大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和它们发生军事和政治对抗的可能性。
在中国外交领域凸显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从以处理国家间关系为主，更多地转向处理功能性问题，并且更加重视多边。这种面向功能性议题（反恐、核不扩散、环保、能源安全、食品安全、防灾等等）的转变，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对华友好。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地缘战略利益和领土争端，但两国在抵挡来自西方的减排压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从而形成了这一领域的合作关系。又如，尽管伊朗是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关键国家，但伊朗在发展核项目方面与西方产生的争执正考验着中国对全球核不扩散体制所作出的承诺。
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作出的调整给中国外交带来了第三个重大转变。北京对于GDP增长的热情正逐渐让位于对经济效率、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社会安全体系和技术创新的重视。北京对“发展”这一核心利益的理解已经涵括了社会层面。由此，中国领导人决心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和减少对出口和外部投资的依赖，努力维持高增长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摩擦更趋激烈之际，中国领导人比以往更加关注全球经济不平衡和金融市场波动问题。从中国的长期利益来讲，人民币需要渐进升值，只是出于短期内出口收益的考虑，中国决策者难以采取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敦促的快速升值措施。中国只有大力促进国内消费和稳步开放资本市场，才能最终摆脱国际压力。
第四个重大转变与中国的价值观有关。一些中国高层官员表示，尽管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它仍然可以和其他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回避了价值观是否也可以成为合作基础的问题。但是中国既然非常强烈地想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那么分享善治、透明等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看来势在必行。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和考验，诸如严重的腐败和在部分地区出现的族群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可能会促进中国政治精英在价值观层面发生转变。这些困难和考验说明，稳握政权和国家复兴都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更有效的问责，同时还需要更加坚定地履行对法治、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普遍共享的价值观。
上述四大转变都不是一帆风顺，也并非绝对不可能逆转。然而，它们的确揭示了一些基本趋势，这些趋势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塑造中国的大战略。胡锦涛和其他领导人号召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意味着应对国际挑战的努力绝对不能损害国内的改革事业。当前，中国的外部挑战不仅来自美国、日本等其他大国，而是逐渐更多地来自一些功能性问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更具合作精神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倡导那些能得到广泛接受的价值现。
因此，如果北京将某一个国家确立为主要威胁，并将调动各方面力量排除该国影响作为对外政策的统领一切的原则，这就不够慎重了——假如美国或是其他大国确实将中国当作首要敌人，从而迫使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自然另当别论。另一方面，韬光养晦固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应有之义，但却不能囊括其指导原则之全部。一项大战略必须考虑其他长远目标。让中国成为世界首强是部分中国人心向往之的愿景。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教员刘明福大校称，中国应该把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作为未来发展目标。还有人主张，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所谓“北京共识”）提升为一种可以挑战西方制度、价值观和领导地位的替代性发展模式。不过，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梦想着让中国成为一个霸权力量或将中国树立为他国的标杆。面对不断上升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在确定短期和长期目标时，中国领导人还是非常冷静的。他们的主要关切是，在如此之多的棘手威胁面前，如何最好地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安全和发展。如果非要为中国的大战略确立一项统领一切的原则的话，那应该是改善中国的民生、福祉，并通过社会公正促进公民的幸福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