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期迁移与非迁移人口的工作选择与转换——广州劳动市场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广州论文,与非论文,人口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在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迁移的最重要因素是迁移所带来的、可以提高迁移者个人或家庭收益的各种新机遇（Clay 和Schwarzweller
1991;Wood 1981）。迁移又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们期望迁往有更多、更好机遇的地方，那里的收入不一定最高，但迁移者相信，长期来看，他们的个人技能可获得更大回报（Becker 1975;Rosen 1977）。双重劳动市场理论认为， 劳动市场一般有两类工作， 在主导部分（theprimary sector）就业的人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福利待遇好；非主导部分（the secondary sector）以低工资、非稳定性工作、缺少合理的提升机会为特征，主要招收非熟练劳动力。在发达国家，过去在非主导劳动市场就业的主要是妇女、少数族裔；现在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Dickens和Lang 1988;Lang和Dickens 1988）； 在发展中地区，在非主导劳动市场就业的主要是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某些工作因主要由移民承担，故人们在心理上将这类工作贴上了移民工作的标签，使非移民不再愿意承担这类工作（Massey 1990）。 至于人们向哪里迁移，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及部门结构的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力供需的地区差异，影响着人们向有较多就业机会及收入较高的地区迁移（Guest 1989; Harris和Todaro 1970; Sjaastad 1962;
Todaro1980）。Jinsuk Chun对美国1965～1986年期间，181个基本经济区的人口净迁入率与就业机会的增长、收入、投资等经济变量，当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及生活质量（包括气候、犯罪率、人口密度、物价水平）等多要素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相关分析，认为影响人口净迁入的最重要因素是就业机会的增长（承载R[2]值的 68.45%，其次为收入和气候因素，分别承载R[2]值的14.13%和近5%）。结构主义认为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以及与其相关的资本扩张方式和生产空间组织方式的转变，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部门结构差异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社会文化的地区差异及有关劳动市场的各类机构的运作等也均对人口迁移有不同程度影响（Goldscheider 1992;
Massey
1990;Guest 1989; Wood 1981）。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转变、不同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的多样性，既导致区域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机遇的多样性，也使区域差异日益显著，由此产生的劳动力供需的地区差异，是影响劳动人口由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各省内的边远地区、山区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城镇迁移，形成与改革开放前相逆迁移流的根本原因（张善余1990；杨云彦1992；Fan 1996），人口就业压力和有关人口迁移的各种政策变化，也对人口迁移有重大影响。各种劳动力管理和人才交流机构的发展，则在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规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80年代中期起，非户口迁移人口（也常被称为流动人口、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的规模迅速扩大，数量上已比户口迁移人口更为重要（Goldstein和Goldstein 1991 ），使之成为近些年来中国人口迁移的关注重点。经过约10年的快速增长，90年代中期以来，非户口迁移人口数量的增长开始趋缓（徐伟，1999）。且由于难以转变为政策允许的常住人口，大部分非户口迁移人口是循环性的，早期外出的工作几年后返回家乡，又有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补充进来（Davin，1999）。虽然其中也有许多人长年、 全家在城市就业、居住，成为实际的常住人口。但在许多城市，多年的低出生率，已使户口迁移人口成为常住人口增长的主体。近些年来，为了适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许多城市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对企业所需人才不再限定名额，户口迁移已成为引进所需人才的政策工具之一。
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从过去延续下来的计划迁移机制与改革开放后市场推动下的自发迁移机制同时运行，形成多元化的迁移系统， 研究中国人口迁移所需考虑的机制， 也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Fan1999）。近些年来，对非户口迁移人口的规模、特征和迁移原因、迁移过程及对来源地、目的地的影响等研究较多，对户口迁移人口的研究则很少，对迁移人口在目的地的工作选择与转换及相关因素的研究也很少。目前非户口迁移人口与户口迁移人口和常住人口仍大致分属两个分隔的就业市场，城市政府对市民的就业、下岗职工的生活与再就业有种种保障，同时又限制非户口迁移人口在某些职业上与常住人口的竞争。但随着我国国家机关机构调整和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等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类就业者都经历了或有可能面临工作的转换。且外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的比率在迅速提高，这些非国有经济单位按市场机制用工，并不区分所召收的是非户口迁移人口还是常住人口，且由于非户口迁移人口的吃苦耐劳且待遇较低而倾向于招用。因而有必要从比较非户口迁移、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不同类型劳动者的行为特征和差异，特别是影响他们迁移及就业、选择与转换工作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
本文根据我们1998年7～8月在广州所作的911份非户口迁移人口、300份户口迁移人口和305份常住人口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三类不同居住身份人口在不同类型经济单位的就业及工作转换状况、业主和个人就业者及员工等不同的就业身份，探讨影响不同居住身份、就业状况、文化程度人口选择或转换工作的相关因素、收入变化及差距。因我们的调查是在预先拟定的职业、性别样本框的控制下，对不同居住身份人口的随访调查，因而不同居住身份人口的职业差别是不可比的，相应影响到文化程度差别的可比性。但不同居住身份而同种职业、文化程度人口间工作单位的经济类型、业主与非业主的就业身份、收入等仍是可比因素。
2 就业者工作单位的经济类型
我国城市就业市场长期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如果说我国城市劳动市场除了可按劳动者技能、也可按工作单位的经济类型分为主流与非主流两部分，那么国有经济单位可说仍是目前我国主流劳动市场的主体，其就业人员有住房、医疗、退休养老等各种较全面的保障，较重视工作环境的安全保护，工作较稳定；集体经济单位在这些方面的保障程度较低，个体私营企业则全靠在市场中竞争，业主需要保障自己的福利，对员工的各种福利保障普遍低于国有经济单位，可认为属于非主流劳动市场。一般认为，从个体、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单位向国有经济单位的就业转换，是上行性移动（Lin和Lincoln，1994）。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及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发展，90年代发展速度加快，在全部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已成为我国经济和劳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镇就业人员结构的变化来看（见表1）：国有经济单位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增长率极低； 集体单位比重显著下降；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和个体私营经济单位等却以年均23%以上的速度增长，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合计已从1991年的6.35 %， 上升到1997年的31.08%。
表1 我国各类经济单位就业人员比重和增长率的变化
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化(%)
全国 广州*
19971991 1997 1991
城镇就业人员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国有经济单位54.6569.8855.9167.94
集体经济单位14.2723.7715.5819.92
外商/港澳台 2.88 1.0811.08 6.73
个体私营经济13.21 4.9814.93 4.72
其他14.99 0.29 2.55 0.69
增长率的变化(%)
全国广州
1991-1997
1991-1997
城镇就业人员 4.791.35
国有经济单位 0.59
-1.89
集体经济单位-3.76
-2.73
外商/港澳台 23.74
10.13
个体私营经济23.29
22.79
其他47.72
25.92
*广州1997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含外来6个月以上劳动力，与全国的口径不完全可比。
广州是改革开放试验区—珠江三角洲的最大城市，也是广东国有经济最集中的城市，外商投资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均先于全国，又是人口迁入最大目的地城市之一。以广州为例研究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大城市劳动市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受访者在调查时、及通过工作转换在不同类型经济单位就业的变化表现为（见表2、表3）：1 ）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在国有和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就业的比重均显著高于非户口迁移人口；工作转换又使其有不同程度提高。2 ）户口迁移人口在集体单位就业的比重显著低于常住和非户口迁移人口，工作转换使该比重又有显著下降。3 ）非户口迁移人口大部分在个体私营经济单位、或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就业；即使不计农业就业人员，非户口迁移人口中非农个体、个人就业的比重也达36.76%，而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中该比重仅分别为1.69%和8.81%。 4）三类人口寻找或转换工作的途径（见表4）、及信息来源都主要是通过亲友介绍或通过媒体广告获得信息后，自己联系或用人单位招聘而取得目前工作。由于非户口迁移人口的较低素质，异地通过媒体广告获得迁移目的地信息的不易，他们通过亲友获得信息后，自己联系工作的比重最高，即主要是链式迁移。
从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就业单位的经济类型结构、及工作转换前后的变化来看，这两类人口在主流劳动市场就业的比重、工作上行性转换的比率均高于非户口迁移人口2～3倍。Lin and Lincoln（1994 ）分析了我国1986年16省市74市镇迁移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发现迁移人口无论受教育程度、城乡来源、到达迁入地的时间长度及职业等各方面差异如何，调查时在国有单位就业的比重均高于迁入时的比重，且均高于非迁移人口在国有单位就业的比重， 这与我们调查的结果一致。 Lin andLincoln根据1986 年的调查资料所未能分析的是常住人口的工作也以上行性转换为主。而且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劳动市场发展，工作的上行性转换不仅是向国有单位的转换，也包括了向收入水平较高、主要招收有较高文化程度员工的外商投资单位的转换（徐斌1999；参见本文后面的分析）。另外1986年以来大规模增加的非户口迁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市场上主要在个体私营、家庭或个人等非主流劳动市场就业。
3 业主和个人就业者的工作选择与转换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个体私营企业现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地创建及经营个体私营企业，不仅需要有较强的创业精神，而且需要资金、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因而多数个体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是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离开原工作单位独立创业，也有的是先经过个体户经营阶段，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再创建私营企业（我们的调查也证实这一规律，如个体户从事现工作的时间长于私营、合伙业主；各类业主参加工作时间长于员工）。我们的受访者中有私营、合伙业主111人，个体户78人，家庭或个人就业者88人，合计277人，减去家庭或个人农业就业者后为252人，占全部受访者的15.6%。 由于我们调查的范围是广州市区，因而这一比重略高于广州市区1997年城乡就业人员中，私营个体业主占职工总量12.8%平均水平。除34人初次参加工作外其他业主平均转换工作2.93次（见表5）， 虽非户口迁移人口工作转换频率最高，但3类人口差距不大； 常住人口业主平均从事目前工作的时间最长，约为迁移人口业主的3倍。
表2 调查时受访者工作单位类型人，%
合计 流动人口
户口迁移常住人口
人数(人)
1496 889 303 303
国有 31.52
17.20
57.97
44.37
集体
9.609.905.08
13.31
股份制 1.070.003.052.05
外资
4.302.10
10.174.44
私营 22.80
28.84
15.93
20.82
其中:业主 7.956.19
11.868.87
员工 16.48
22.654.07
11.95
个体/个人 28.79
41.967.79
13.65
其中:业主 11.60
13.865.76
11.26
员工 17.19
28.102.032.39
注：因有的受访者未回答部分问题而比重之和小于100.00%。
表3 受访者上份工作的单位类型人，%
合计 流动人口户口迁移 常住人口
人数(人) 819692 168
179
国有
32.84 14.45
54.76 43.02
集体
15.38
8.67
16.07 21.79
个体/私营 38.95 36.42
18.45 20.11
家庭/个人
4.88 36.427.14 8.94
其他4.76
3.763.57 3.91
表4 取得目前工作的主要途径、信息来源 %
主要途径自己联系 876456
单位招聘
82224
组织分配 0.7 919
信息来源亲友介绍 785452
媒体广告招聘91512
劳务市场中介 5.8
6.3 4
从选择和转换工作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来看，收入是最重要的。两类迁移人口选择收入为最重要因素的比重又高于常住人口。此外，工作的稳定性是非户口迁移人口和常住人口业主选择工作时所考虑的第2位因素（分别为10.40%和8.75%）；原单位经营性原因（28 %）和其它生活原因（9.6%）， 别是户口迁移人口和常住人口业主转换工作的第2位原因；学经营、学技术、专业对口、有发展前途、开眼界、 工作得开心愉快、积累多方面经验等与人力资本有关的因素，也是少数业主选择（非户口迁移人口0.58%，户口迁移人口1.96%，常住人口1.25%）和转换工作时（非户口迁移人口3.38%，户口迁移人口6.0%， 常住人口1.92%）考虑较多的因素。
三类不同身份业主现收入高于上份工作收入的比重高达80%以上，收入降低的仅5%。其中常住人口为1.92%， 流动和户口迁移人口为5.88%和6%，说明转换工作有利于个人人力资本获得更大回报。但户口迁移人口认为收入提高的比重略低、收入降低的比重略高于另两类人口，这与Lin and Lincoln对1986 年迁移人口与非迁移人口的比较分析一致。其原因可能既有户口迁移人口对转换工作后收入变化的期望值高于另两类人口，而影响了他们对转换工作前后收入变化的评价（Lin andLincoln 1994），也有提高或更好发挥人力资本因素的考虑，即使暂时不能提高收入、甚至降低，也愿意转换工作。
从居住身份与业主类型的关系来看，从事个体户的比重差异不大，作为私营或合作业主、家庭或个人就业的比重则差异显著。户口迁移人口中私营、合伙业主的比重最高，家庭或个人就业的比重最低，非户口迁移人口恰好相反。私营、合伙业主的平均文化程度、月均毛收入、平均雇工数均最高（见表6），周均工作时间最少， 平均每工时收入是个体户、个人或家庭就业者的2.32和6.93倍。从经营类型来看，多数业主经商，其次为服务业，合计占业主总量的80%，其中非户口迁移业主从事服务业的比重又显著高于另两类业主。从上份工作单位的类型来看，从国有、集体单位和个体私营业主转为私营、合伙业主的比重最高；从个体私营单位员工转为个体户的比重最高，上份工作为家庭或个人就业者，继续以家庭或个人就业的比重最高，且平均文化程度和收入最低。平均每业主雇用2.36个员工，以私营、合伙业主雇工为主。非户口迁移、户口迁移、常住人口等三类人口中的私营、合伙业主平均51%、94%、85%有雇员。有雇员的业主平均雇工1.46、5.82、3.81人；三类人口中的个体户平均57%、83%、82%有雇员，平均雇工2.13、2.90 、 2.79人。仅8个业主雇工10名以上，最多的雇用20人，都是户口迁移人口中的私营、合伙业主。
表5 不同居住身份业主的基本情况
合计月均转换从事 业主类型
收入工作现在私营
个体
个人
次数工作合伙户家庭
人 元 次 年 % % %
合 计 277 60972.936.43
40.07 28.16 30.32
非户口迁移 162 46613.114.50
30.86 29.63 39.51
户口迁移 52124262.654.48
67.31 26.92
5.77
常住人口 63 44302.70
13.00
41.27 25.40 33.33
经营类型
选择与转换工作
经商服务 收入收入收入
/选择
/转换高了
%%% %%
合 计61.7318.4171.8059.8181.18
非户口迁移64.8126.5474.0863.8381.56
户口迁移 65.38 3.8576.9255.7778.85
常住人口 49.21 9.5259.3850.0082.61
表6 不同类型业主的的基本情况
合计
文化作现月均工时 平均
程度工作收入收入 雇工
人 年 年 元 元/时 人
合计27710.444.09613325.372.36
私营合伙业主11112.073.36
1052244.514.46
个体户
7810.314.10483319.221.82
个人家庭就业 88 8.425.001539 6.420.07
上份工作就业类型(%)
国有集体个体私个体私个人或
单位单位营员工营业主 家庭
合计19.8613.3619.49 10.11 22.74
私营合伙业主27.0218.0218.92 16.22
7.21
个体户 23.0815.3825.64 7.69 16.67
个人家庭就业 3.41 5.6814.77 4.55 47.73
从文化程度与收入的关系来看（见表7）， 户口迁移人口业主文化程度最高，非户口迁移人口最低；周均工作时间非户口迁移人口最多，常住人口最少；每工时收入，户口迁移人口业主分别是常住和非户口迁移人口业主的3.12倍和2.65倍。不同居住身份而同等文化程度业主之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组中，户口迁移人口业主每工时收入是非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业主的1.22和1.56倍；中专和高中程度组是2.11和2.20倍；初中组是2.34和3.16倍；小学及以下程度组是4.27和3.06倍，差距逐渐扩大。相同居住身份不同文化程度间单位工时收入的最大差距：户口迁移人口业主为3.2倍，常住人口5.84倍，非户口迁移人口为10.57倍。各级文化程度户口迁移人口业主每工时收入均显著高于其它两类业主，既是迁移人口的创新或承担风险的精神高于非迁移人口的反映，也是较强个人能力或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反映。因为在向特大城市的户口迁入受到严格控制的迁移体制中，能成功迁入多需借助较强的个人能力或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才可以实现，这也是成功地经营个体私营企业所必备的条件。值得指出的是，非户口迁移与常住人口业主每工时收入的差距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28.57%到高中和中专组的接近， 初中和小学及以下组的低26.03%和28.94%，说明中高文化程度的非户口迁移业主虽个人能力或社会关系网络不如户口迁移业主，但同样具有创新或承担风险的精神，能利用个人能力获得高于非迁移人口业主的收入；而低文化程度非户口迁移人口则处于最不利地位，个人能力低且不具备非迁移人口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获收入也最低。
4 非业主和个人就业者的工作选择与转换
受访的1195名员工中，除401人初次参加工作外， 其他人平均转换工作2.75次（见表8），频率略低于各类业主； 与各类业主一致的仍是户口迁移人口转换工作的频率最低，从事目前工作的时间以非户口迁移人口最短而常住人口最长。转换工作的频率较低与从事目前工作的时间较短似乎形成矛盾，这需与参加工作的时间相联系，参加工作时间长，既使转换工作频率较高，也有可能从事目前工作的平均时间较长。调查结果正是如此，除以农业就业为主的个人或家庭就业者外，其他业主已平均参加工作15.2年，而员工为11.15年。
与业主相比，员工们选择工作时所考虑因素与转换工作原因的集中度降低。收入虽仍为选择工作时所考虑的首位因素，但重要性已显著下降，工作稳定性和工作单位性质的重要性大幅上升。常住人口考虑工作稳定性的比重，已接近考虑收入的比重；工作单位的性质是户口迁移人口选择工作时考虑的第2位因素（26.46%），是常住和非户口迁移人口考虑的第3位因素（23.11%和5.0%）。工作单位性质， 实际上也与工作的稳定性、收入、福利待遇、个人文化程度等因素相关（见表9）， 但还含有其它更广泛的涵义。转换工作的原因中，收入在非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中仍为首位原因；调动工作是常住和户口迁移人口的第2、3位原因，通常也是向收入高、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性高、或能更好发挥个人能力的地方及单位的上行性调动；单位经营性原因是户口迁移人口转换工作的首位原因，是非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的第2、3位原因；工作强度是非户口迁移人口的第3位原因。与人力资本有关的因素， 也是部分人、特别是迁移人口选择和转换工作时考虑较多的因素（非户口迁移人口5.58%，户口迁移人口11.54%，常住人口1.72%）。 虽非户口迁移人口在国有单位就业的比重较低，但工作转换使三类人口的该比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转换工作后约66%的人收入提高了，仅约11%的人收入降低了；与业主不同的是，员工中的户口迁移人口收入提高的比重最大，降低的比重最小，可说是获迁移回报最大的类别。
从不同居住身份同等文化程度人口的单位工时收入差别来看（见表10），与业主一样，文化程度越低，不同身份就业者间的收入差别越大。差别最大的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组，该组户口迁移人口每工时收入是常住和非户口迁移人口的0.9和3.19倍， 显著小于相同文化程度组业主间的差距。相同居住身份不同文化程度间，单位工时收入的最大差距户口迁移人口为0.81倍，常住人口为2.21倍，非户口迁移人口为3.62倍，也显著小于业主间的收入差距。常住人口初中文化程度组每工时收入低于小学及以下程度组，是由于初中组平均年龄36.3岁，月均收入1165元，周均工作42.5小时；小学组平均51.8岁，月均收入1110元，周均工作31.4小时；小学组员工年龄大、参加工作时间长、经验较丰富，月均收入与初中组接近，但平均工作时间仅为初中组的3／4，故单位工时收入较高。总的趋势是，收入与文化程度成正相关，对非户口迁移人口来说，文化水平高可以弥补居住身份不确定的弱势，文化水平低则加剧了这种弱势。
表7 不同居住身份业主的文化程度及收入
文化合计大专以上
程度人数
收入 人数 收入
年 %元/时 % 元/时
合 计10.3
100.00
23.6812.7868.42
非户口迁移 9.458.48
17.32 4.9460.44
户口迁移 13.518.77
54.0542.3173.77
常住人口 10.122.74
20.3811.1147.01
中专及高中 初中 小学及以下
人数收入 人数收入 人数收入
% 元/时
% 元/时 % 元/时
合 计
33.8420.0639.1019.5018.807.32
非户口迁移
28.4020.6345.6814.3220.995.72
户口迁移 36.5443.4913.4645.26 7.69
24.43
常住人口 39.6819.8130.1619.3617.468.05
最大收
入差异
倍
合 计 9.35
非户口迁移10.57
户口迁移
3.02
常住人口
5.84
表8 不同类型经济单位员工的工作转换及相关因素
人数 转换 选择工作(%)
工作 收入稳定
人
次数 性
合 计
1195
2.7552.9921.58
非户口迁移700
2.8463.9320.43
户口迁移 257
2.4141.9815.88
常住人口 238
2.8433.9130.86
转换工作* (%) 收入变化(%)
收入
单位经
调动工作 高了
低了
营原因
工作强度
合 计
45.54
15.948.93
10.3365.55
10.75
非户口迁移
53.53
14.502.04
12.0860.30
11.02
户口迁移 23.85
25.38
20.006.1584.774.64
常住人口 32.76
12.07
28.456.9060.00
16.46
时间(年)
作现 参加
工作 工作
合 计4.1011.15
非户口迁移2.2411.07
户口迁移 3.5517.42
常住人口 9.8911.50
表9 不同类型经济单位员工的平均收入及文化水平
不同类型单位平均每工时收入(元/时)
国有集体外资私营个体合计
合 计6.864.56
11.894.243.0511.0
非户口迁移4.253.613.933.622.89 9.4
户口迁移 9.84
10.59
18.69
11.92
10.1314.5
常住人口 6.644.829.615.434.9811.7
不同类型单位平均文化程度(年)
国有集体外资私营个体
合 计12.610.213.410.2 8.4
非户口迁移10.3 9.511.1 9.8 5.5
户口迁移 15.013.315.012.910.3
常住人口 11.910.512.711.6 8.4
表10 不同居住身份员工平均文化程度及收入
月均 合计
大专及以上
收入人数 收入人数 收入
(元) %
元/时 % 元/时
合 计1091
100.005.7321.9011.92
非户口迁移 81758.583.56 4.5710.03
户口迁移 178321.51
11.1971.2112.42
常住人口 113019.926.6622.6910.26
中专及高中 初中 小学及以下
人数 收入 人数收入人数收入
% 元/时 % 元/时% 元/时
合 计28.785.4539.643.3811.383.03
非户口迁移23.574.2555.573.1316.142.77
户口迁移 22.968.60 3.896.88 2.338.61
常住人口 52.106.2727.735.00 6.304.64
最大收
入差距
倍
合 计3.93
非户口迁移3.62
户口迁移 1.81
常住人口 2.21
5 结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不同类型单位经营机制的差异，导致了发展速度的差异。从计划经济体制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导，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使劳动市场及人们的就业观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经过20年的渐进式发展，近几年已进入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国有企业大规模转变经营机制的阶段，大量员工已经或将要面临工作转换。居住身份、原工作单位类型、文化程度、城乡来源地等各有不同的劳动者，如何适应变化着的劳动市场，其行为模式的特征与变化，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本文在分析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我们1998年在广州所作的问卷调查资料，初步揭示了非户口迁移、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在劳动市场行为的一些基本特征和主要差异：1 ）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主要在国有、外商投资经济单位等传统的和新兴的主流劳动市场就业；非户口迁移人口主要在新兴的个体私营经济单位或以个人家庭为单位的非主流劳动市场就业。2 ）平均文化程度非户口迁移人口最低，户口迁移人口最高，工作的稳定性常住人口最高。3 ）选择工作时，约72%的业主和53%的员工首先考虑收入，其次考虑工作的稳定性或单位性质；转换工作的原因中约60%业主和39%员工将收入列为首要原因，约10%业主和16%员工将单位经营性因素列为第2 位原因。4）合伙、 私营业主和个体户每工时收入分别是个人家庭就业者的6.9倍和3倍，是员工的7.8倍和3.4倍。5）虽有居住身份的差异， 但无论业主还是员工文化程度与单位工时收入均呈正相关，文化程度越高，不同居住身份就业者间的收入差距越小。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国有经济单位仍是劳动市场主体，进入国有经济单位，在迁移及转换工作行为中仍是“上行性”变换。外资及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则是改革开放后劳动市场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之一，并成为人们迁移及转换工作行为中“上行性”变换的新选择。但多种类型经济单位的迅速发展和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既为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大规模转变经营机制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减小了对经济整体和劳动市场的影响，也为人们开辟了多种多样的就业渠道。不同居住身份、就业身份人口共同参与劳动市场竞争，使大城市劳动市场日益分化、复杂化，也促进了竞争性市场机制劳动市场的发展。
本文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SBR—9618500）和鲁斯基金《中国人口迁移与劳动力市场》项目的部分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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