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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初从曾几应在何时
曾几字吉甫，其先赣州人，徙居河南府（治河南洛阳）。宋徽宗时为校书郎。靖康初，提举淮东茶盐。高宗即位，改提举湖北，徙广西运判，江西、浙西提刑。其兄曾开时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因反对秦桧和议而罢官。曾几受此株连，也被罢官。后侨居上饶茶山七年，读书赋诗，自号茶山居士。直到秦桧死后，始得起复，官至集英殿修撰，升敷文阁待制，迁通议大夫致仕。乾道二年(1166)卒，年八十三，谥文清。有《经说》二十卷，《文集》三十卷，《易释象》五卷，其他论著未诠次者数十卷。详见陆游《渭南文集》（下简称《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和《宋史》本传。今传其诗集《茶山集》八卷，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者，凡得古近代诗561首，又《拾遗》收文3篇，为近人所辑，皆非曾几诗文之全豹。
曾几是“清江三孔”（注：孔文仲（经父）、武仲（常父）、平仲（毅父）皆以诗文声起江西，三孔系宋临江军新余（江西新余）人，临江军治清江，故以“清江三孔”称之，或径称“三孔”。）之甥，少时从学舅氏孔毅父，后师从经学大师胡安国，遂以经学见称，尤精于《易》、《论语》。他坚持每天必读《论语》。在治经之余治诗文，风格纯正雅健，诗尤著名。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称其“道学既为儒者宗，而诗益高，遂擅天下”。曾几之所以闻名当时，主要原因应为他是当时所剩无几的江西诗派的大老，其经学、诗文、人品亦足有堪称一时者。陆游很早就景慕曾几，如他在《别曾学士》诗中所说：“儿时闻公名，谓在千载前。稍长诵公文，杂之韩杜编。夜辄梦见公，皎若月在天，起坐三叹息，欲见无由缘。忽闻高轩过，欢喜忘食眠，袖书拜辕下，此意私自怜。……”
陆游师从曾几始于何时，颇有异说。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作绍兴二十五年(1155)，陆游三十一岁，未详所据。欧小牧先生《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朱东润先生《陆游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等，均作绍兴十二年，陆游十八岁。此说主要依据是：陆诗《赠曾温伯邢德允》：“发似秋芜不受耘，茶山曾许与斯文。回思岁月一甲子，（自注：游获从文清公时，距今六十年。）尚记门墙三沐熏。”此诗作于嘉泰二年(1202)夏，陆游七十八岁，由此回首六十年，恰是绍兴十二年，陆游十八岁。其他证据如陆诗《小饮梅花下作》自注：“予自年十七八学作诗，今六十年，得万篇。”《跋吕伯共书后》（《文集》卷三一）“绍兴中，某从曾文清公游，……”等。有时间确指者，只有《赠曾温伯邢德允》“自注”一例，其他要么没有指明从曾几学诗，要么时间模糊，不足为据。其实陆游在某些事情的具体时间上，由于多出于晚年的回忆，故颇见歧说，有的也只能说一个约数，或取其成数。即如初见曾几的时间，他在《文集》卷六《贺曾秘监启》中说：“某自惟幸会，最辱知怜；识度关之云，距今十载。”据《南宋馆阁录》卷七，曾几于绍兴二十七年十月授秘书少监。由此上推十年，约为绍兴十七年，陆游二十三岁。这里的“十年”，也有可能是约数。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陆游记忆准确的，即陆游之初见曾几，是在吕本中（居仁）去世之后。《文集》卷一四《吕居仁集序》云：“某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吕居仁“捐馆舍”的时间是绍兴十五年，陆游时年二十一。也就是说，陆游初见曾几，应在绍兴十五年之后。从这篇序文的文意上看，陆游之见曾几，可能在吕本中去世后稍长一段时间内，所以行文中用“晚见”（犹如“后来见……”）如果是在吕本中去世不久就去见曾几，行文用词语意应是另一种表述（例如用“旋”、“未几”），对于这种有时间（时段）概念的词，在陆游来说是不会混淆的。又，陆游《答刘主簿书》（《文集》卷一三）云：“某才质愚下，又儿童之岁，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几二十，始发愤欲为古学。然方是时，无师友渊源之益，凡古人用心处，无所质问，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据此，知陆游“年几二十”，尚未师从曾几。陆游自师从曾几之后，一直十分尊重这位老师，直到他八十二岁作《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时，署款还用“门生”字样，毫不含糊。《答刘主簿书》又云：“至中原丧乱，诸名胜渡江，去前辈尚未甚远，故此风犹不坠。不幸三二十年来，士自为畦畛甚狭，……呜呼陋哉！”“三二十年”是约略计数的习惯说法，是指超过二十而不足三十，这里是指南渡之后的时段长度，也是陆游写这篇《答刘主簿书》的时间位置；文中向刘主簿表示“某愿就学焉”，可见当时确实还没有师从曾几。如果在绍兴十二年就师从曾几，则南渡仅十六年，“三二十年来”云云，则无从说起。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资料，曾几《茶山集》卷六《长至日述怀兼寄十七兄》有“回首山阴酬劝地，应怜鸿雁不成行”句，自注：“辛未年长至日，在绍兴侍兄宴会。”辛未年即绍兴二十一年，这年的夏秋之交，曾几在绍兴山阴。从诗意看，“十七兄”应是“侍兄宴会”所说的“兄”。此“兄”其人疑即陆游《感知录》中所说的曾班（注：曾几之兄，见于《宋史》卷三八二《曾几传》者，有弼、开。曾弼卒于曾几出仕之先，字叔夏，开字天游，《茶山集》卷一有《喜天游二十一兄至亳社时同叔夏十六兄作》。以上三兄，显然均非“十七兄”。又按，曾几有一兄住在“东吴”，《茶山集》卷八《食杨梅》之三有“有兄八十住东吴”句。）：“文清曾公几，绍兴中自临川来省其兄学士班，予以书见之。后因见予诗，大叹赏，以为不减吕居仁。予以诗得名，自公始也。”（涵芬楼本《说郛》卷四三）据《嘉靖赣州府志》卷九，曾斑（应是《感知录》中的曾班）是崇宁癸未（二年）进士。从文意可知，这是陆游初见曾几，与其诗《别曾学士》中所说的“袖书拜辕下”云云相符。“来省其兄”的“来”字，已见陆游的地主身份，可知这次见曾几是在山阴。看来，曾几所省之兄“学士班”，正是曾几在山阴“侍兄宴会”的“兄”，那么，陆游的初见曾几，时在绍兴辛未，即绍兴二十一年，陆游二十七岁，曾几六十八岁。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举陆游《跋吕伯恭书后》（《文集》卷三一）以证实陆游师从曾几时在绍兴十二年。此失考。陆游跋文称：“绍兴中，某从曾文清公游。公方馆甥吕治先，日相与讲学。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颖异，盖吾伯恭也。”吕大器字治先，伯恭即吕祖谦。“馆甥”，婿也。曾几之女嫁吕大器，生伯恭。于北山先生认为绍兴十二年，伯恭六岁，是“未成童”。然据吕祖俭撰《东莱吕太史年谱》，绍兴二十一年，吕祖谦之父大器（治先）为浙东提刑司干办官，祖谦随侍于越。至绍兴二十五年春，大器调为福建提刑司干办，祖谦随侍于福唐。又据曾诗《长至日述怀兼寄十七兄》自注，曾几绍兴二十一年在绍兴。是年伯恭十五岁，也是“未成童”（成童，一说八岁以上，一说十五岁以上，泛指少年时期）。由此可知陆游能同时与曾几、少年伯恭会面必在伯恭侍父于越期间，而以绍兴二十一年最有可能。如此，从绍兴二十一年至乾道二年(1166)曾几去世，这是陆游师从曾几的时间，首尾连计共十六年，与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所说的“某从公十余年”亦相符合。如从绍兴十二年算起，则师从曾几凡二十五年，与“从公十余年”之说大不符。从这些内外证据看，以绍兴二十一年为是。其《赠曾温伯邢德允》“回首岁月一甲子”和自注中的“六十年”，盖为五十之误，陆游计算时多计了一个十年，如同《文集》卷一七《云门寿圣院记》“忆为儿时往来山中，今三十年”中的“三十”确为“二十”之误一样（详于北山《陆游年谱》绍兴七年）。
陆游从小读诗，涉猎多家诗集，至十七八岁时又专心学习作诗（注：陆诗《小饮梅花下作》自注：“予年十七八岁学作诗。”），在师从曾几之前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曾几一见到他的诗，便大加赞赏，指出其渊源殆出于吕居仁，甚至认为不减吕居仁，这个评语是比较高的了。陆游在童年时就喜欢读吕居仁的诗，并且“愿学焉”，以至于成了他诗歌的渊源所自。不过，陆游当时的诗歌没有保存下来（注：保存在《剑南诗稿》中的诗，皆绍兴二十一年后作。《别曾学士》也应为绍兴二十一年作。），现在也无以论其高低了。
陆游从曾几那里学到了什么
陆游师从大诗人曾几学诗，是其一生诗歌创作道路上第一块里程碑，陆游由此走上了诗人之路。
那么，陆游从曾几那里学到了什么呢？
第一是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提高了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曾几以人品高洁享誉当世。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说曾几“孝悌忠信，刚毅质直，笃于为义，勇于疾恶，是是非非，终身不假人以色词”，又说曾几“三仕岭外，家无南物。……守台州，以属县并海，产蚶菜，比去官，终不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张邦昌既死，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于所在州勘支。曾文清为广东漕，取其券缴奏曰：‘邦昌在古法当族诛，今贷与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节死事之家？’诏自今勿与。”这确是“勇于疾恶，是是非非”。《曾文清公墓志铭》中还记载了曾几其他一些刚正不阿，不为威屈的事例，此不具述。更重要的是，曾几是个爱国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的爱国精神表现为对抗金的坚定性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当完颜亮大举侵宋之时，朝廷“欲通使以缓其来。公（按指曾几）方病卧，闻之奋起，上疏曰：遣使请和，增币献城，终无小益，而有大害。为朝廷计，当尝胆枕戈，专务节俭，整军经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文集》卷三二《曾文清公墓志铭》）在《茶山集》卷五中还保存着当时曾几写给陆游的一首诗：《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江湖迥不见飞禽，陆子殷勤有使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官军渡口战复战，贼垒淮堧深又深。坐看天威扫除了，一壶相贺小丛林。”陆游在《跋曾文清公奏议稿》（《文集》卷三○）中又说：“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这是陆游在开禧二年(1206)八十二岁时为曾几奏议稿所作的“跋”，也是他对老师曾几的回忆录，于奏议稿的其他内容只字不写，而独念念于老师的这份忧国之情，足见陆游所受教育感染之深。由于陆游师从曾几时已届而立之年，世界观已基本确立，而出于对老师的崇敬，曾几的爱国情怀必定使陆游已有的爱国思想进一步稳定、强化，并从而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由感情上对女真贵族集团和朝廷主和（投降）派如秦桧者流的憎恨而进入理念层次的“忧国”。
学术思想上，陆游也由此进入了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武夷学派”的体系。“武夷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创始人胡安国，字康侯，宋代著名的经学大师，是研究《春秋》的专家，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任太学博士，提举湖南、成都学事。足不蹑权贵之门，更不阿附蔡京等权臣，因而为其所恶。高宗时张浚荐为给事中、中书舍人。上《时政论》二十一篇，力陈恢复方略。胡安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宋史》本传说他“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藜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他在为高宗侍读时，专讲《春秋》，后受命纂著《春秋传》三十卷，于绍兴十年成书。《春秋》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尊王攘夷”，也就是《春秋公羊传》所阐发的“大一统”思想。北宋时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胡安国具体化为“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胡安国《春秋传序》）。这在当时来说，极有针对性。胡安国有感于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因而借纂述《春秋》而寄寓其爱国思想、民族感情，并一再向高宗阐述之，希望打动这位人主，“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同上）。关于陆游与胡安国学派的关系，朱东润先生早已作过明确阐述（注：朱东润《陆游的思想基础》，见《光明日报》1959年7月19日《文学遗产》第270期。后写入其专著《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1年版。），他按照研究陆游的需要，把《宋元学案》卷三四《武夷学案》中复杂的师承传递简化为这样一个一目了然的关系表：
这就是胡安国“武夷学派”传承体系之大略。其中陆游是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而向陆游传胡氏之学的，正是曾几。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说曾几“避乱南岳，从故给事中胡安国推明子思、孟子不传之绝学”，以致“吴越之间，翕然师尊”。曾几继承了胡安国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立场，所以在女真贵族大举入侵的时候，才有上述国家之忧，才能向宋高宗写出尝胆枕戈、北取中原的奏疏。而这也正是陆游从曾几乃至胡安国那里学到的。
说来也真是历史的凑泊：胡安国的学术渊源本是来自“二程”——他师从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又与程门高弟游酢、谢良佐、杨时为挚友，尤其与谢良佐切磋为多；而王安石斥废二程之学，创为“荆公新学”，陆游的祖父陆佃从而学焉，并传之子孙，成为“陆氏家学”。陆游从小读经，为其傅者，父陆宰之外，又有笃守荆公之学的严师陆彦远，因而从小就受到荆公新学思想的熏染；岂料后来师事曾几，而曾几传胡安国之学，实际上传的是程氏之学（注：《曾文清公墓志铭》：“公源委实自程氏。”），这样，本来互为敌对的程、王之学，在陆游的身上交叉了，其交叉点，就是它们所共有的爱国思想。也可能由于在陆游身上同时兼有了这样的两种学派的学术思想，而陆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将这两种学术思想融会、升华，再造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同时也由于曾几确有诗歌创作的特长，诗名特高的缘故，才使得陆游在经学上无甚进展，而诗歌却岿然登上了中国古代诗坛的高峰。
第二是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上取得了新突破。曾几是以诗才擅天下的诗人。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云：“公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以杜甫、黄庭坚为宗，推而上之，由黄初建安，以极于《离骚》、《雅》、《颂》、虞、夏之际。初与端明殿学士徐俯、中书舍人韩驹、吕本中游。诸公继没，公岿然独存。”《四库全书·茶山集提要》云：“魏庆之《诗人玉屑》云：茶山之学，出于韩子苍，盖韩驹诗法得自黄庭坚，而庭坚又刻意学杜甫，句律渊源，递相祖述，其实一而已矣。后几之学，传于陆游，加以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之大宗，殆有出蓝之誉。然几诗风骨高骞，而含蓄深远，介乎豫章剑南之间，亦岂遽为蜂腰哉！赵仲白题其集曰：‘清于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注：赵庚夫（仲白）《江湖后集》卷八《读曾文清公集》作：“新如月出初三夜，澹比汤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祖灯传。”）是当时固有公论也。”又云：“几之一饭不忘君，殆与杜甫之忠爱等，发之文章，具有根柢，不当仅以诗人目之，求诸字句间矣。”这就是说，曾几不仅仅是诗人，而且是卓有建树的爱国诗人。这里把曾几与陆游诗的渊源统绪交待得很清楚，这就是：
杜甫——黄庭坚——韩驹（子苍）——曾几——陆游
其实，说曾几诗出于韩驹，并不确切，曾几也不认这个帐，故其《抚州呈韩子苍待制》仅说“此生曾是识荆州”（《茶山集》卷五），且曾诗与韩诗亦不类。与其说曾几出于韩子苍，不如说出于吕本中。吕本中虽与曾几同年生，但本中诗界成名很早。曾几《东莱先生诗集后序》（《茶山集·拾遗》）曾这样叙述他们之间的关系：“窃自伏念与公（按指吕本中）皆生于元丰甲子，又相与有连（注：曾几之女嫁吕本中弟弸中之子太器，生吕祖谦。），雅相好也。绍兴辛亥，几避地柳州，公在桂林，是时年皆未五十，公之诗已独步海内，几亦妄意学作诗。公一日寄近诗来，几次其韵，因作书请问句律。公察我至诚，教我甚至，且曰：‘和章固佳，本中犹窃以为少新意。’又曰：‘诗卷熟读，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须令规模宏放，以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模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几受而书诸绅。”这篇《后序》是曾几在乾道二年去世前不久写的，写作的目的是“使后生知前辈相与情实如此，且以见几于公之言虽老不忘也”，从中可见吕本中向曾几传授诗法的真实情况。吕本中与曾几论诗，在当时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如他们的同辈人胡仔，就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卷四九中，收录了《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和《第二帖》，何汶《竹庄诗话》收录了论诗的《第一帖》。《第一帖》中说作诗“唯不可凿空强作，出于牵强，如小儿就学，俯就课程耳。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究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超越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曾几《后序》所云，则是吕本中《第二帖》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吕、曾二人在诗法统绪上的授受关系。尤为巧合的是，吕本中的祖父吕希哲，也是师从程颐的，而且本中对此“闻见习熟”，“少长，从杨时、游酢、尹焞游”。这就是说，在学术思想渊源上，曾几与吕本中同出一门，而且本中在经学上也是治《春秋》的，著有《春秋集解》三○卷；在政治上也力主恢复，屡次上疏，建议为恢复中原而求人才、恤民情、开言路、强军旅、固防守等等，既有恢复之志，又有恢复之策。这就是说，曾几与吕本中在思想、感情上也是相通的。从诗作的本色上看，曾几与吕本中也比较相近。因此，曾几作为江西诗派的后续诗人，说其诗渊源于吕本中，是顺理成章的。
陆游之从学曾几，就从童年的景慕吕本中、曾几而正式进入吕—曾的诗统之中，也就是说，正式进入了江西诗派，并且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下面三点：
其一，作诗工夫归于平淡。陆诗《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云：“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律令合时方贴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此诗作于乾道七年，曾几已去世，故有末二句。“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是陆游亲从老师曾几那里得到的“玄机”，也是曾几一生作诗经验的精华。古代的诗歌（主要是近体诗），有一定的法则，如律如令，作诗必须遵守，即要“合律”。“帖妥”犹“工稳”。诗合律为工，是作诗的基本要领，就陆游当时的作诗水平来说，似应不足为奇，奇的应是“工夫深处却平夷”。陆游少年时代作诗是从藻绘一路入手的（注：《示子遹》：“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因此，“平夷”之说，应是陆游闻所未闻的。平夷即平淡。但美学意义上的平淡，并非是平平常常，淡而无味，更不是平庸浅薄，而是诗句锤炼到不著痕迹，不生不涩，不隔不垛，音韵天成的艺术境界。如赵庚夫所评茶山诗“新如月出初三夜，澹比汤煎第一泉”那样。这是一种不到相当工夫而不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因而说“工夫深处”才能转为“平夷”。陆游在曾几那里得此玄机，一生受用无穷，特别是随着阅历的增长和作诗技巧的熟练，陆诗的这一特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及至晚年之作，如太羹玄酒，春风曙月，大得返朴归真之妙境。江西诗派于诗崇尚奇峭奥硬，虽然也有平淡自然的一面，然而也只能是“一面”而已，旗帜举得不高。吕本中、曾几在此派中是求新求变的，变得自然而轻快（注：以曾几为例：其《三衢道中》云：“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夏夜闻雨》云：“凉风急雨夜萧萧，便恐江南草木凋。自为丰年喜无寐，不关窗外有芭蕉。”清新流畅，且多翻新之语。）。曾几传给陆游的“玄机”，不是江西诗派的看家特色生涩奇峭，而是平淡，这是曾几独具慧眼，也正是陆游所急切需要的，为陆游后来突破江西诗派的窠臼作了创作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其二，认识了文章的“活法”。陆游《赠应秀才》云：“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这话确从曾几处来。曾诗《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云：“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从此路。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如脱兔。风吹春空云，顷刻多态度。锵然奏琴筑，间以八珍具。人谁无口耳，宁不起欣慕。……”（注：此诗《茶山集》未收，见于《南宋群贤小集·前贤小集拾遗》卷四。）作诗勿参死句，即吕本中所说的“活法”。所谓勿参死句，所谓活法，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学会避免因陈蹈袭，生吞活剥，人云亦云。换句话说就是要善于变化出新。吕本中的解释是“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引吕本中《夏均父集序》）。这种变化出新，也同样是建立在对诗法熟练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同上）。否则，生涩于“规矩”，规规然应付“定法”犹恐不及，奚暇谈“活法”哉！因而，“活法”是对诗歌创作的高标准要求。当宋诗发展到一切规矩皆备的时候，诗要发展，就必须创新求变。诗人求变，乃有“活法”之说。苏轼已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即在“规矩”中求变化，出新意，以求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江西诗派的一些诗人，把“活法”奉为至宝，而努力实践之，因而促进了江西诗派创作的变化与发展。吕本中、曾几倡言“活法”最为积极，因而其诗变化也最为显著，轻松新鲜，流动圆活，一反宗派之祖黄庭坚的奇峭奥硬。陆游得吕、曾真传，在他开始踏上诗歌创作之路的时候，接受了作诗的要诀“活法”，与其所得到的“平淡”一样，都是作诗的“玄机”，这对陆游的一生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陆游之所以能在进入江西诗派之后，复能出于江西诗派，大大得力于曾老师传授的这一要诀。
其三，规模与养气。规模，是指诗的气概、气象，也指诗的格局。养气，《孟子·公孙丑上》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即指要涵养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此皆诗外之法，而为造就伟大诗人所不可或缺者。在中国的诗歌创作中，本有“诗言志”的传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胸襟志趣不同，阅历遭遇不同，学识才气不同，诗亦不同。曾几曾以具体的诗例向陆游说明诗与诗人心志、气质的关系。《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了茶山先生的一段话：“徐师川拟荆公‘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云：‘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盖师川专师渊明者也。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今云细数落花，缓寻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云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曾几的这种分析，确能切中诗人心志、气质而入其微。这种分析对陆游后来的一些隐逸诗、田园诗可能起过作用。但曾几所要求于陆游的是要在诗中表现开阔宏大的规模和浩然之气。这一要诀，陆游受用一生，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之、实践之，并一再宣称“文以气为主”，甚至说“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到了晚年，他又把这个法宝传给他的儿子，《示子遹》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可见他对这个诗外之法是何等地重视。当然，陆游所说的“工夫”，涵义要更广泛，远远超出了吕本中、曾几所强调的内心体悟，而是包括了生活实践、社会活动以及对这些实践活动的体验，这已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了。
在陆游师从曾几的十余年中，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曾几称陆游为“陆子”，或称其字“务观”，在现存《茶山集》中，写给陆游的诗共6首，其《陆务观效孔方四舅氏体倒用二舅氏题云门草堂韵某亦依韵》云：“陆子家风有自来，胸中所患却多才。学如大令仓盛笔，文似若耶溪转雷；襟抱极知非世俗，簿书那解作氛埃。集贤旧体君拈出，诗卷从今盥水开。”可见其对陆游的高度重视。而陆游则是终生回忆着曾几，他在开禧二年八十二岁的时候，还为曾几的诗稿题跋，文曰：“河南文清公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为一世龙门。顾未尝轻许可，某独辱知，无与比者。士之相知，古盖如此。方西汉时，专门名家之师，众至千余人，然能自见于后世者寡矣。扬子唯一侯芭，至今诵之。故识者谓千人不为多，一人不为少。某何足与乎此？读公遗稿，不知衰涕之集也。”对老师感情之深，亦灼然可见。有人认为，曾几之出名，是因为沾了陆游的光。其实，曾陆两人是相得益彰的。曾几的指点，使陆游认识了诗的真谛，对陆游的成名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而曾几的扬名，与陆游诗声显赫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