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停滞局面形成中的个人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局面论文,责任论文,勃列日涅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苏维埃政权总共有74年的历史。在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家一般习惯于将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历史时期称为“停滞时期”（注：[俄]Р.г.彼霍亚：《1945～1991年苏联政权史》，莫斯科1998年俄文版，第412页。（Р.г.пихо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э：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1945～1991））。众所周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是以发展速度快而著称于世的。那么为什么苏联到这一时期陷入了发展“停滞”呢？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家们破解的重大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导致停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认真研究，但这不是本文的研究。从1964年10月到1982年12月这长达18年的时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停滞时期正是出现在他执政的年代。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应对停滞的形成负有重要责任。本文就是从追究勃列日涅夫个人责任的角度探讨苏联停滞局面的成因。
一、勃列日涅夫的执政风格
一个社会的全面停滞局面不可能骤然间出现，它的形成肯定有一个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勃列日涅夫本是在1965年10月成为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他对6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停滞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仅没有改革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反而加强了它。依托这一体制，他的个人执政风格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形势，这是因为，在苏联，“某位政治领导人一旦掌握权力，他就不仅能够逐步地改变管理方法和格调以及个人的参谋班子，而且能够更换整个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他还可以创立各种新的行政机构，并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经济发展速度与方式、对国内外政策的特点与具体内容施加影响。”（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勃列日涅夫以后的苏联》，王晓东等摘译，载《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丛书》，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勃列日涅夫个人执政风格广泛影响了苏联的政治形势，极大地促进了停滞局面的形成。那么，勃列日涅夫的执政风格又是怎样的呢？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自愿退休”，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是在这样一场“宫廷政变”中上台的。到底谁是这次“宫廷政变”的真正组织者？勃列日涅夫在其中起着什么作用？对这个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统一的看法。但一致的看法是，在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中，勃列日涅夫不是才华最突出的。历史的事实是，正是勃列日涅夫在这次“政变”后顺利当选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尽管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权力各方妥协的产物，但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如果勃列日涅夫在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中没起到重要作用的话，他是不可能在赫鲁晓夫下台后顺利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在此作出这一判断，是针对一些人为了证明勃列日涅夫本人才能上的平庸，而压低他在“政变”中的作用。那些认为勃列日涅夫没有在“政变”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人，都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只是凭着道听途说再结合自己的观察而下此结论。倒是当时担任重要职务甚至是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几位高层领导人后来证实，正是勃列日涅夫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主要的策划人和组织者（注：究竟谁是撤换赫鲁晓夫的主要策划人，史学界颇多争议。前苏联一些学者认为谢列平等为主要策划人，勃列日涅夫只起了辅助作用。但根据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等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勃列日涅夫应为主要策划人。当事人的证明应是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参见成文编译《究竟谁是“倒赫”的主谋？》，载《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92年第一期；[俄]索尔·舒尔曼：《权力与命运——入主克里姆林宫者的个人命运》，潘海平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他们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证言应该是最可信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勃列日涅夫的高明之处：既组织了“政变”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又不背负“政变”主要策划人和组织者的“罪名”。此外，这件事情还可以证明，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富有组织才能的人。因为推翻赫鲁晓夫的密谋早在一年多以前即已开始，当时勃列日涅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事实上的“第二书记”，他实际上领导了“政变”的长期准备工作。能在如此之长的时间按部就班地准备而不被戳穿，除了赫鲁晓夫的麻痹大意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勃列日涅夫的组织才能。他的组织才能在他执政后的“三驾马车”权力结构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在于他具有非同凡响的组织能力。他还具有做出妥协的天赋，并善于在不同的甚至是敌对势力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注：[苏]阿·舍普琴柯：《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153页。）。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注：[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却从不犹豫，他的态度总是十分明确，“这个人在权力斗争和安插干部方面是不用别人去教他的”。（注：[俄]戈·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这时他显得办事十分干练，当他相中某个人时，他通常表态既早又明确。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建立起了忠实于自己的高层领导集团，人们称之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他还一步步破坏了“三驾马车”式的领导体制，从60年代末开始蚕食属于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的权力范畴，削弱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的权力，到70年代初即已基本实现了个人集权。这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可以大胆地抛开政治局和书记处自己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1973年12月27日在讨论过去一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时，勃列日涅夫就说：“比如说，我没有征得你们的同意签署了一些决议，当然是不多的一些决议。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都表示‘同意’。”（注：[俄]Д.沃尔科格诺夫：《七位领袖》第二部，莫斯科1995年俄文版，第27页。（Дмитрий Волкогонов，Семь вождей））1976年，勃列日涅夫兼任国防会议主席，并领苏联元帅的军衔；在1977年的五月全会上，提出了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决定，波德戈尔内极力反对，致使他被解除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1977年6月，勃列日涅夫正式兼任了这一职务。
勃列日涅夫虽然是权力斗争的能手，但却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果敢和魄力。这在许多实际问题的处理中都显示出来，在讨论问题时，他很少拿出有见地的问题解决方案，多数时候是倾听别人的发言，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他就将问题无限期地拖延。勃列日涅夫这种优柔寡断的执政风格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他执政的时候，那种没完没了的协商和在文件上有几十个人签字的做法盛极一时，这种做法使通过的决议失去了全部意义，或意义被歪曲。”（注：[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第331、333页。）
勃列日涅夫看不清时代的主题，制定不出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刚开始执政时，勃列日涅夫没有长远的政治纲领，“勃列日涅夫上台时，没有自己的国家发展纲领。当一个人在接管政权时却没有自己的明确的行动计划，这在当代政治史上是罕见的。”（注：[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第331、333页。）如果说考虑到他刚刚执政这一因素，没有长远的执政纲领还情有可原的话，关键是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期间，始终缺乏深谋远虑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国家发展和改革计划，这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生性保守，胆小怕事。他喜欢因循守旧地生活和工作，拒绝甚至是害怕创新，勃列日涅夫的最大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他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注：[俄]戈·阿·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33页。）他的这种作风在日常的人事关系中也表现出来，他和所接触的每个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很少和别人激烈地争论问题，即便是对那些被他撤职的高级干部，他也是和颜悦色、好心地安慰几句。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而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害怕承担责任而总是倾向于推迟作出决定；他也不喜欢具有开创性工作能力的人，所以在他的周围聚集的大都是些平庸的执行者，具有开拓精神的人往往受到排斥。
二、保守政治的形成
社会的全面停滞起源于保守的政治，而勃列日涅夫的所作所为使得国家停止了改革，形成了保守的政治局面。
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虽然他顺利当选第一书记，但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才能平庸的人，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将为更强有力的领导人所代替。但是，出乎这些人的预料，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能手，经过短短几年的经营，到70年代初他便建立了个人集权统治。而勃列日涅夫保守的个人作风也随着他权力的集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柯西金是改革力量的代表人物，而勃列日涅夫因循保守，因此“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绝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是改革与保守的斗争”（注：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四册，第312页。）。早在1965年，勃列日涅夫就对柯西金的改革心存疑虑。在9月份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并成为全会决议，由此开始了经济改革。但是，勃列日涅夫在会后却不断地为改革“泼冷水”，他针对柯西金说：“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谁又懂得这个？需要更好地工作，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注：[俄]Ф.布尔拉茨基：《言论自由》，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7年俄文版，第302页。（Ф.Бурлацгий，Глоток свободны））这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消极反对态度。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改革的态度由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反对，“当捷克斯洛伐克更新社会的群众运动赋予社会主义以‘第二种气息’——利用商品关系的尝试，当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此而十分惊惧时，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的改革就被大大压制了。”（注：[俄]В.茹拉夫列夫：《俄国政治史》，莫斯科1998年俄文版，第604页。（В.Журавлев，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从本质上说，勃列日涅夫并不懂得苏联经济改革的实质，他只是肤浅地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将和“布拉格之春”一样，把苏联引向混乱和“市场社会主义”。所以，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等人的支持下，开始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将其定为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时间，苏联报刊充斥着反对改革的文章，对柯西金等经济改革派形成了巨大压力。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周围的官僚集团的压制下，柯西金也逐渐失望，改革的锐气被消磨殆尽。“他疲倦里，开始屈服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把那些十分清楚的问题也从部长会议的日程上取消了，不进行讨论，说必须和勃列日涅夫商量商量。”（注：[苏]梅德维杰夫等：《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不过，毕竟柯西金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中最懂得经济问题的人，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对他有所依赖，“而柯西金也知道自己的价值，他在与勃列日涅夫谈话时总是带有自尊，他是高层领导中惟一一个不为勃列日涅夫唱赞歌的人”（注：[俄]В.麦德韦杰夫：《保镖》，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19页。（В.Медведев，Человек эа спиной））。但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使得保守之风占了上风，从7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改革逐渐回到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积累了多达20万种不同的指令、规则、法律文件，他们捆住了国民经济管理者自己的手脚，束缚了他们的首创精神。许多指令和规则常常不仅是相互矛盾，而且与法律相矛盾。”（注：[苏]В.В.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积聚》，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162页。（В.В.Журавлев：На пороге криэиса：нарастание эастойныхявлений в партии и обшестве.））这时，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已彻底宣告失败。
除了在经济领域体现出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之风外，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勃列日涅夫的这种作风也充分地表现出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巨大震荡，勃列日涅夫只看到其中的不利因素而没有分析其中的合理因素，上台不久他便迎合一些人的情绪，试图恢复斯大林的名誉。由于“布拉格之春”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突破，它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样，“布拉格之春”事件就给保守派势力巨大的震动，他们不仅极力主张出兵镇压，而且在此后大大加快了恢复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步伐，勃列日涅夫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从1968年底开始，思想文化领域里斗争激烈，保守的、反改革的势力积极活动起来，“1968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注：[苏]罗·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第230页。（РойМедведев，Личность и эпох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Л.И.Брежнева））。在他们看来，类似“布拉格之春”式的改革是祸水，是洪水猛兽；它偏离社会主义，会将国家引向资本主义的轨道。一时之间，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保守思潮甚嚣尘上，苏联意识形态急剧右转，“斯大林分子马上想方设法利用这个业已形成的形势，开始了他们大肆活动的一年。”（注：[俄]格·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69年是斯大林诞辰90周年，苏共领导安排了多项纪念活动（后因东欧一些国家的反对而大部分取消），纪念斯大林的文章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报刊上，克里姆林宫墙下的斯大林纪念雕像也正式揭幕。
理论上的教条化和宣传上的形式化盛行起来。在意识形态宣传中，“改革”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词汇。在70年代苏联官方的文件中，“改革”一词销声匿迹，只是在一般的学术性文献中，这一词汇才零星出现。早在1967年10月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就指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0页。）从而提出了它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刚刚提出时，在苏联理论界和社会上尚反响不大。但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随着勃列日涅夫权力地位的加强和对改革事物的恐惧，在理论界迅速掀起了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浪潮。所谓“发达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完美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改革和改进的社会主义。较之赫鲁晓夫的“二十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向苏联实际的贴近，但它离苏联真正的社会发展实际仍有很大的差距，理论和实际仍是严重背离的。因此，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实际就成了反对改革思潮的鼓噪。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重申了这一理论。1977年，又将“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正式载入宪法。70年代，宣传诠释这一理论的文章专著成千上万，意识形态中保守的空谈之风十分盛行，“纸面上的‘措施’替代了活生生的创造行为。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运行、苏维埃工作的实际、管理方式和形式中积累了严重缺陷。根深蒂固的心理——‘改善，什么也不要改变’终于从负面影响了宪法（指1977年宪法——引者）的实现。”（注：[苏]С.В.科列斯尼科夫：《今日苏联社会：问题与回答》，莫斯科1987年俄文版，第189页。（Колесников，Советскоеобшество сегодня：Вопросы иответы.））
保守之风也在文化领域中蔓延开来，“1968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注：[苏]罗·麦德维杰夫：《个人和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31页。（Рой Медведев，Личность и эпох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портрет Л.И.Врежнева））几乎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向着斯大林时期的老路回转。在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教条主义在文化领域里重新盛行，新理论探索和不同观点的争鸣不复存在。1969年3月，中央几位意识形态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1970年，代表进步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
在社会各个领域保守之风占据优势的情况下，70年代一切真正的改革都已不能进行，“在70年代所有的改革尝试或者被镇压在萌芽之中，或者经过一段时间后就终止了，或者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注：[俄]В.И.达什乔夫：《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俄]《人文社会杂志》，2002年第4期。（Дашичев В.И.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будщим：от Горбачева к Ельцину.Социаль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энамя.2002.№.4.））经济改革的废止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保守僵化使得苏联社会生活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应该指出，官僚特权阶层的阻挠是70年代苏联所有改革被废止的重要原因，而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又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首先，勃列日涅夫为了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停止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系列干部政策的改革，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曾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勃列日涅夫将此视为公式，“勃列日涅夫甚至以在他领导时期所有地方干部通常没有任何变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为荣。”（注：[俄]В.麦德维杰夫：《保镖》，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25页。（В.Медведев，Человек эа спиной））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不断设置新的党政机关，增加工作人员，使干部队伍迅速膨胀。这样，就形成了稳中有升的干部队伍，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社会基础。其次，从60年代末开始，勃列日涅夫不断采取措施加强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赋予各级干部巨大的权力，而且当时的干部监督机制又名不副实，基本不起作用。干部的权力越大，产生腐败的几率也越大，干部的巨大权力就是特权阶层产生的沃土。最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追求奢侈和享乐，在恣意妄为、贪赃枉法等方面起到了不光彩的“个人榜样”作用。勃列日涅夫还对他的亲信们的腐败行为采取自由放任和纵容姑息态度。这些高级干部们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极少阻止甚至有时放任和鼓励，这使得享受特权的人和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就越来越多。勃列日涅夫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他享受着巨大的特权。上行下效，其他干部也紧随他追求特权。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这些人对特权生活的追求大大促进了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分层开始于处于高层权力的人们的个人所有权、个人特权及财富的建立”（注：[俄]С.阿卡波夫、Н.图列耶夫：《1953年～1996年俄国史》，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224页。（С.Акопов、Н.Туре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53～1996））。
特权阶层的产生不仅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最主要的是这个特权阶层成为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阻碍力量。正是因为特权阶层惟恐失去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极力阻止改革，“不再受重大改革威胁的、庞大的国家经济官僚机构及其过分集中的权力，日益反对实行任何结构改革。这些官僚机构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立法通过的有限管理改革阳奉阴违，不予贯彻，他们在整个70年代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策略。”（注：[美]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陈玮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官僚特权阶层的抵制造成的。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当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心满意足时，惰性心理便会产生，这时他便逐渐失去了基本的进取精神，更甭说什么伟大的理想！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现有的一切，并享有更多的特权。就连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在成为党的总书记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当他的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自豪地领着母亲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勃列日涅夫的生活方式和言行对他的周围、对所有党的上层产生了影响。”（注：[俄]С.阿卡波夫、Н.图列耶夫：《1953年～1996年俄国史》，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227页。（С.Акопов、Н.Туреев，История Роосии，1953～1996））官僚特权阶层普遍安于享乐。他们远离了群众疾苦，当然也就认识不到改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又由于特权阶层的绝大部分是掌握权力的国家官员，他们的意志往往便成为国家的意志，由此便促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因循保守之风。而这种因循保守最终便造成了社会的全面停滞，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70年代末，苏联社会陷入全面停滞。
可以看出，“到60年代末，当勃列日涅夫和他在党领导层中帮派的地位巩固起来后，转向了差不多是完全拒绝任何变革的声名狼藉的追求稳定时期，而且助长斯大林主义的许多成分的‘悄悄地修复’。”（注：[苏]В.В.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积聚》，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29页。（В.В.Журавлев：На пороге криэиса：нарастание эастойныхявлений в партии и обществе））勃列日涅夫本人与改革的废止有直接关系，同时对苏联70年代停滞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而当停滞局面出现后，他又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没有适时地开始改革方针，从而表现出罕有的历史性的愚蠢和真正的国务呆痴症。”（注：王坚红：《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眼中的苏联解体》，载《科学社会主义》，1995年第6期。）不过，在分析苏联停滞的原因时，当然不能全部将它归罪于勃列日涅夫本人，既已存在的斯大林体制的惰性因素应该是使苏联陷入停滞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苏联学者就认为，“当然，社会停滞的加深不仅仅是因为总书记的不胜任。以往长期是一个牢固整体的体制开始有了明显的裂缝，它已经不存在‘有效’运行的内部潜力。”（注：Д.沃尔科格诺夫：《七位领袖》，第二部，莫斯科1995年俄文版，第96页。（Дмитрий Волкогонов，Семь вождей））
三、7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全面停滞
到70年代末，苏联社会已陷入全面停滞状态。所谓停滞，并不是说社会所有领域都停止了变化，而是指因不发展而出现的危机状态，最典型的如经济领域，这一时期苏联社会总产值仍在以4％左右的速度增长，但它与1965年～1975年的速度相比明显地下降，同时这种增长也没有带来结构性变化，即是一种有增长而没发展的扭曲状态。
由于停止了经济改革，到70年代末苏联经济中积累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低落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其次是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普遍低落；再次是产品的科技含量的低下和极差的产品质量。
政治上的停滞现象甚至比经济上的停滞更让人灰心。帮派政治盛行，老人政治让人们感到希望渺茫，行政命令盛行，官僚特权阶层只顾捞取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和人民利益抛到一边。
思想文化领域的停滞表现在所有的大众传媒充斥着一种声音——官方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声音，空洞的理论宣传铺天盖地，所有的作品都在回避现实问题，都在文过饰非、粉饰太平。
社会问题成堆，酗酒成风，犯罪率不断上升。大部分人感到前途渺茫，酗酒之风愈演愈烈，在社会上流传许多嘲讽国家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人们以此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寻求些许的快乐。
苏联以上所有停滞局面的形成，都与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停滞局面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