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改革之“五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出版社论文,五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改革的实践需要改革的理论，改革的理论需要理论的改革。经过20多年改革历程的洗礼，今天再谈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人们在有着更多的改革激情和信念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反思和深刻。
我国目前近百家大学出版社大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都有20多年建社历史。从建社伊始，改革、创新就是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主旋律。可以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众多大学出版社的诞生；没有不断的改革，就没有各个大学出版社的今天，这是我们今天谈论大学出版社改革的一个前提性基本判断。
当前各个大学出版社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困难、所担负的重任早已不能与20年前同日而语，改革进入体制转型机制创新的攻坚阶段。在这个重要时刻，进行深入的改革理论研究十分必要。
我们研究大学出版社改革的另一个理论性前提判断则是建国后实行20多年、在最近20多年改革进程中又挥之不去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直至今天，计划经济的乌托邦幻想、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还在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思想，还是我们今天进行大学出版社改革理论研究所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一、“现实性之辩”：受困于“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泥潭”
我国现有的大学出版社几乎都一度实行过“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体制和机制。所谓“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是指大学出版社作为“单位”是“事业性质”，但其具体运行管理都是“企业化”。这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中国改革特色的产物，充分表现出各个大学出版社运用市场方式(企业性)进行运作和不得不寄生于计划经济(事业性)的矛盾境地。可以说，“事业性单位”与“企业化经营”之间的张力伴随着大学出版社最近20多年的改革发展始终，并造成了一种类似“泥潭效应”的严重后果。这种严重后果在当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由于“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使各大学出版社大多寄生于“事业性”，总是处于计划经济的“襁褓”之中，使得当前的大学出版社改革难以进行。20多年来，各大学出版社普遍实行的是企业化经营，在人事分配等方面比较灵活，大学出版社可以享受到所属学校事业性单位在税收、工商、人员退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负担较轻。各大学出版社在经历了创业时期的拼搏之后，都为自己在校内外赢得了生存空间，各个大学出版大楼纷纷建起。目前各大学出版社的生存状况大多处于“中产”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殷实境遇。这种状况具有它的合理性，但也造成今日一些大学出版社主观上不愿再进行“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方面，“事业性”与“企业化”之间的张力产生了双重“税费”负担和不平等竞争等问题，成为严重影响大学出版社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2004年以前，由于国家政策上要求各大学出版社将所得税上交学校而享受事业单位税收优惠政策，所以各大学出版社负担不重。随着近年国家税收政策的改变，一方面各大学出版社要按企业要求向税务部门缴纳所得税等一干税赋，另一方面又要按“惯例”继续向所属学校上缴利润，从而形成双重“税费”。在道理上，“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必然导致双重“税费”的局面。只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税收的“国际惯例化”，使得这个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大学出版社进一步改革发展的“瓶颈”。
但是，坏事也能变成好事。税费矛盾的显现，也使得各大学出版社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存状况。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在根本上处于“双重”不利境地，一边是“税费”的双重压力，另一边是与一般出版社(已改制为企业)相比在所得税等方面待遇不一样的“另类”压力。两种压力显现的结果成为当前大学出版社要求改革的主要动因。它们要求单一税费，要求享受一般出版社的企业性优惠待遇。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但要完全实现这些合理要求也还有相当的难度。
造成今日大学出版社困境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体制模式。
第三方面，收入分配、人员退休待遇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使大学出版社在新一轮“事业——企业”的所谓转型中难以解决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直接决定大学出版社新一轮改革能否顺利进行，能否取得预想结果。近年来，随着一些出版社(包括一些大学出版社)转制成功，国内出版界又发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情况。这就是一方面企业性出版社努力做大做强，企业性出版社的员工拼搏奉献，但他们有的收入相对偏低，有的将来退休后待遇可能偏低；另一方面是事业性出版社安于现状，但他们的收入没有受到影响，包括退休等各种待遇较高。前者为改革奉献很多但难以确保享受到改革成果；后者借助事业体制确保了自身利益。如果大面积出现这种情况必然影响新一轮改革。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性原因仍然是“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现行模式。人们开始认识到“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根本属性是中介性。它本身是一种改良，是与市场经济并不相容的。只是人们的认识有点迟了。
二、“历史性之辩”：“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历史之谜的破解
20多年前，“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提出是当时改革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新近提出的“公益性出版单位”、“经营性出版单位”等标志正式拉开了新一轮改革的序幕。新旧提法的差别表明20多年改革的巨大发展，表明人们对于改革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今天的改革是过去改革的继续，要真正认识把握即将展开的改革，就必须对过去的改革进行总结和反思。换言之，当前进行的改革不是在原来“不”改革或“非”改革基础上变革，而是20多年来改革进程的继续和深化。认识和明确这一点尤其重要。
肯定这一点，就意味着“公益性、经营性”不是对“事业性、企业化”的否定，而是“扬弃”，是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公益性、经营性”的一元化定位成为进行改革的明确目标。
没有“事业性、企业化”就没有“公益性、经营性”，二者既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也有“因果”联系。由此而得到的“历史性之辩”的结论是：大学出版社一直在改革；大学出版社不是“要其改革”，而是“其要改革”；大学出版社是改革的主体，而不是改革的对象。
肯定大学出版社正处于改革“之中”，这是对当前大学出版社发展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意义非常重大。它表明大学出版社改革有历史，有经验，有信心，有希望，有未来。它不仅肯定了大学出版社的过去，也肯定了大学出版社的现在和未来。它不仅肯定了大学出版社20多年的改革，也增强了大学出版社广大员工继续改革、大胆创新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点对大学出版社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过去人们一谈改革，往往首先否定过去或者歪曲过去、按“需”裁制，使历史成为一个“谜”；今天，我们谈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首先就要正确面对过去，认真研究过去的历史，解开“历史之谜”。
20多年前，针对各类出版社无一例外都是事业单位的情况，“企业化经营”的提出无疑是一种创新和改革。它肯定了图书不但是一种精神产品，也具有一般商品的经济属性；它在不否定出版社是文化单位的同时，也肯定出版社是经营实体；它在确认出版活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的同时，又承认出版活动是一种市场性行为。正是在这样明确思想的指导下，出版业20多年来的改革才顺利进行下去，才使得我国的出版业由“出版小国”变成“出版大国”。
对于即将进行的改革而言，对过去改革的科学认识离不开对过去改革的反思，包括对“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反思和批判。“公益性、经营性”正是对“事业性、企业化”的一种扬弃。
三、“科学性之辩”：“事业”、“企业”概念划分的不合理性
“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一度是发展理念，也是概念。通过对于“事业性、企业化”的概念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事业”、“企业”概念具有非科学性、不合理性。
局限于“事业”、“企业”的框框内谈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从科学性的层面、概念的层面对“事业”、“企业”诸论做一番检讨。
众所周知，“事业”、“企业”的划分出自计划经济的大一统，出自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它划分的标准不是以效益(市场)而是以功能为标准。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需要这种划分。
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从功能上把法人单位划分为事业、企业的同时，也就划分出了人为的待遇和级别。“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在运营方式的层面上否定了出版社事业大一统的模式。但社会上这种“事业优越症”仍存在，“事业高于企业”的事实及观念仍存在。这是以“事业”、“企业”(或“‘事’转‘企’”)话语方式谈论大学出版社改革的参照性基础。
“‘事’转‘企’”的改革话语模式来自于人们对“企业”的盲目推崇，来自于对“事业优越症”的超越的喜悦。“事转企”或“事业”、“企业”的话语方式的不合理性、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没有实事求是地反映大学出版社的现实实际情况。众多大学出版社“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它们既不是严格意义的事业，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企业；也可以说它们既是事业，又是企业。在众多大学出版社的实际状况面前，“事业”、“企业”的话语方式暴露了自身片面性、绝对化的致命弱点，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事业、企业”的话语方式是一种落后的思想方法。所谓落后，显然是相对于大学出版社的现实实际。既然现实中的大学出版社既不是事业，也不是企业；或既是事业，也是企业，已经是一种发展中的“混合体”，你却仍在“事业”、“企业”的二元对立中研究问题，难道不是根本上的落后吗？理论应是实践的产物，应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理论走在了实践的后面，就是落后。近年来关于大学出版社的改革理论研究之所以难有新突破，与这种落后的话语方式有很大关系。落后话语方式的背后是落后的思维方式。
四、“思维性之辩”：“事业”、“企业”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幽灵在游荡
局限于“事业”、“企业”的话语方式研究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实际上受制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不同于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是人们所思所想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思维方式是关于思想方法的方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自于对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概括，是哲学史上的方法论。
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谓二元，最基本的是指物质与精神。大多数哲学家和哲学理论都是一元论、如物质一元论、精神一元论。也有二元性的，如康德就是二元论者。无论是物质一元论，还是精神一元论，二者的共同点就是把物质或精神绝对对立起来，只承认世界是由单一本原(一元)决定的，所以无论是物质一元论，还是精神一元论，无论是传统唯物主义，还是传统唯心主义，在本质上都属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随着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但随着马克思实践思想的诞生和现代哲学的发展，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已成为历史的“弃儿”。
不幸的是，许多研究大学出版社改革的人仍迷失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中不能自拔。他们的基本逻辑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事业就是事业、企业就是企业，“除此之外，都是鬼话”。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事业”与“企业”是人为的划分方法，它是两种管理方式和运行方式，现实中还有其他众多的划分方法、管理方式和运行方式。随着各个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和运行模式只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怎么可能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用“事业”、“企业”的落后话语去研究未来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呢？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于研究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危害很大。它是一种落后的思维方式，它用形而上学的绝对化抹杀人们的创新精神，使人们形而上学地相信，“事业”一无是处，“企业”绝对好。它强调共性，轻视个性；肯定一般，否定个别。这种思维方式与今天的改革是根本不相适应的。
五、“发展性之辩”：跳出“事业”、“企业”框框后的无限天地
大学出版社生存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众多大学出版社从成立伊始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事业”或“企业”。20多年的健康发展恰好说明这种“四不像”的改革发展模式正是最适应当前众多大学出版社的未来之路。
20多年来的发展从根本上否定了“事业”、“企业”模式的现实合法性。而“公益性”和“经营性”等的划分则在指导思想方面为今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公益性”不等于“事业”，“经营性”也不等于“企业”，这是两个时代两种根本不同的话语呈现，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现着出版业20多年来的迅猛发展。大学出版社要提倡“有为”，要继续推进人事分配等制度改革和建设，加强管理；要提高研发力，增强竞争力，努力探索出一套真正适应国情的体制和机制。大学出版社的主办、主管部门要在自己“应该”指导的范围之外提倡“无为”。因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0多年改革历史表明，许多改革的具体做法、措施和新鲜思路是由基层创造的。要放开手脚让各个出版社去干、去闯。不要搞一言堂、“一刀切”。我们需要的是“百花齐放”。用“百花齐放”形容即将到来的大学出版社改革是比较恰当的。“百花齐放”首先要“放”：要积极改革、参与改革、大胆创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次“百花齐放”放的必须是“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目标，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作为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