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阶段中国经济运行透视及基本走势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运行论文,透视论文,阶段论文,走势预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96年下半年国民经济“软着陆”以来，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的争论。这一争论随着1997年与1998年交替之际对经济运行现状评价及未来走势预测而再次升温。尽管过去在经济形势判断分析上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与争论，但都没有像这一次分歧之大、争论之热烈。对经济形势的不同看法与争论，自然与其分析的理论框架及掌握信息资源程度有关，但如此分歧之大的争论恐怕已不仅仅是分析技巧上的原因，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运行正发生着重大的新变化，且这种新变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本文拟结合不同的争论观点，提出自己对近阶段中国经济运行及基本走势的若干看法，供同仁们讨论。
一、“软着陆”背景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特点
目前对经济形势判断的主要分歧，集中在总需求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总需求不足”；另一种观点认为“总需求是适度的”。总需求确实是判断宏观经济景气的重要指标，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前现实经济运行所反映出来的有关数据，部分总量指标支持“总需求适度”的判断，部分总量指标却支持“总需求不足”的判断。也就是，从总量分析的角度来看，现实经济运行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
一方面，总需求诸因素的增长基本上是平稳的，其需求水平也不算太低。1997年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11.2%；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出口（海关统计）增长率达24%。与此相适应，经济增长速度仍处在较高水平。1997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9.0%， 预计剔除闰年等因素后全年增长速度可达到10%。这与18年来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9.8%）基本持平，处在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均衡线上。这些经济总量的现状与趋势，显然不支持“需求不足”的判断。（李国斌，1997）
另一方面，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形成的“经济过剩”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据内贸部商业信息中心1997年11月22日发布的市场调查表明，我国消费品市场总体呈现供大于求形势。1997年下半年613 种主要商品与上半年相比，供过于求的有195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31.8%； 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408种，占66.6%，而供不应求的商品数仅占1.6%。（上海证券报，1997.11.24）与此相联系，生产能力的大量放空、存货量增大及失业总量迅速上升的现象也较突出。据对9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目前我国工业企业半数左右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只有10.2%。截止1997年11月，我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产品价值已多达13276亿元。 据《瞭望》杂志（1997年31期）援引吴邦国副总理报告测算，我国目前真实的失业人数应为1550多万人，真实失业率为7.5%。尽管有些分析认为， 这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但不管其起因如何，从总量上讲总是表现为需求相对不足。因为总需求只有相对于总供给才有意义，总量分析只是研究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差额。
当然，这里并不排除统计上的问题或虚假成份的存在，造成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总量反映。但笔者估计，这种影响还不至于达到混淆是非，造成严重错觉的地步。如果上述这两方面相悖的宏观经济变量确实同时存在的话，那么集中于总需求问题上的争论，对于我们判断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可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争论的双方都可以从反映总需求状态的总量指标中找到各自的依据，并由此推论出对宏观经济景气度的不同判断。这也从某一侧面反映出总需求作为判断宏观经济景气的重要指标的局限性，或总量分析的局限性。也就是，在经济运行周期性表现特征比较明显的情况下，通过总需求这一指标或总量分析来判断经济景气度是比较有效的；但在因某些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济运行周期性表现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总量分析就难以使我们明确地对宏观经济景气作出判断。进一步讲，在此情况下，简单地从总需求角度对宏观经济景气作出判断，也不能成为我们制定宏观政策的依据。
既然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使我们难以从总需求角度对宏观经济景气作出判断，那么我们就要从造成经济总量“二律背反”的深层背景来进行分析。我认为，对当前经济运行状态的判断应该结合“软着陆”背景进行动态分析。因为当前经济总量“二律背反”的现象，正是从“软着陆”的背景下生成出来的。1996年下半年实现的经济“软着陆”，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开创了成功的首例。人们在赞赏这一“软着陆”的同时，却很少去思考“软着陆”背景下经济运行将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及呈现何种特定的形态。事实上，由于这是第一次成功的“软着陆”，所以人们对“软着陆”后的经济运行新变化显得十分陌生。但如果我们忽视这一新变化，仍沿袭传统思维方式来判断经济形势，就会陷入如上所述的“各持己见”的总需求争论之中。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软着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及在此背景下的经济运行的特定形态。
毫无疑问，这次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遏制了1994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如高通胀、金融秩序混乱、房地产热等），并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的波动，其意义是十分积极的。但“软着陆”的政策调整是在通胀率达到21%的情况下实施的，已属事后调节。显然，在经济过热中已经出现和累积起来的问题，并不会随着经济“软着陆”而马上消失或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是要通过各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让人们对违反经济规律的“过热”后果付出代价。作为经济“软着陆”本身，也恰好是通过逐步调整的方式来消化这些问题的，使这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延期逐步偿还。因此这就使“软着陆”后的经济运行，表现出一种与“硬着陆”后的经济运行不同的新变化及特定形态。据笔者归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种不同方向经济运行势头的对抗。我们知道，经济“硬着陆”在强硬阻止经济过热的同时，也使经济过热中形成与积累起来的问题显性化，因此“硬着陆”后的经济运行总是表现为一个“下行”势头。与此不同，“软着陆”后的经济运行却表现为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对抗。一方面，“软着陆”保持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适度平稳，使经济增长处在较高位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前一轮经济过热中形成和累积起来的问题按其经济周期的内在规律性，形成经济运行的“下行”势头。这两股力量同时存在，并处于对抗之中。
第二、经济运行趋稳下的结构问题逐步显性化。长期累积下来的结构问题以及在经济过热中新形成的结构问题，在经济膨胀时往往会被暂时掩盖起来。如果实行经济“硬着陆”，这些结构性问题便一下子暴露无遗，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核心问题。而经济“软着陆”在经济运行趋稳的情况下，使这些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只是逐步显现出来。由于是这样一种显现方式，所以结构性问题既影响到当前的经济运行，但其即时影响力又不致于大到引起经济运行不稳定的地步。结果，便使人们产生一种朦胧感觉，即经济运行好像是正常的，好像又不正常。
第三、经济运行处于较长时间的“盘整”状态。在经济过热中形成的不良“筹码”，总是要在消化得差不多时，才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下，这些不良“筹码”是被迫进行强制性消化的，尽管往往会造成消化不良的后遗症，但能够比较快地构筑起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平台”。而在经济“软着陆”的情况下，对这些不良“筹码”只是采取逐步消化的方式，这就使经济运行处于较长时间的“盘整”状态。这种盘整会拉长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平台”的时间，从而改变经济周期阶段性交替的状态。
如果我们把握住“软着陆”后经济运行的变化特点，那么就不会从总需求状态来判断宏观经济景气阶段，从而得出“需求适度”或“需求不足”的简单结论，并以此来制定宏观调控政策。
二、1998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走势
根据“软着陆”后经济运行新变化的特点来看，1998年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两股力量对抗下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的“盘整”平稳期。虽然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不少有利的因素，如所有制结构的调整、降息带来的正面效应、资金相对充裕、外汇储备不断增大等，但相比于1997年而言，结构性问题的显性化更为突出，经济运行“下行”势头更强烈，从而消化不良“筹码”的盘整力度将进一步加强。
因为作为上一轮经济过热的后遗症，在经济“软着陆”后尚需继续消化的不良“筹码”，按笔者看来在1998年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
（1）房地产开发中空置房带来的大量资金沉淀。 据建设部统计，1996年底全国空置商品房为6203万平方米。而在1997年1—8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大幅度上升，但仍然比商品房竣工面积少930万平方米， 以此推算，现在全国商品住宅空置面积已经超过7000万平方米。在此方面占压的资金是大量的，仅上海空置房的资金沉淀就约有1000多亿元。
（2）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使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沉淀于生产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的4万多亿元国有固定资产存量中， 闲置资产占了四分之一，即1万亿元。另据全国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 全国国有企业由于技改和设备更新产生的闲置设备物资总量已达到1000亿元。而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在1万亿元闲置资产中，90%以上是非正常闲置， 且闲置时间大都在3年以上，全新或基本新、 技术水平较为先进和通用的设备在闲置设备总额中占很大比例。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使得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沉淀于生产领域，不但产生不了效益，而且要承担直接损耗和无形损耗的风险损失。
（3）产成品库存及应收帐款造成的大量资金沉淀。1995 年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40.25%（偏大），比 1985年增加11.3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产品不适销对路，存货过多。1995年存货占流动资产的35.4%。另外，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应收帐款份额较大。产成品库存及应收帐款在上海就有约1000多亿元。
我认为，只要这些不良“筹码”尚未基本消化掉，就不可能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经济景气不会迅速上升。因为这种大量的资金沉淀，导致整个经济流程的循环不畅。在保持经济平稳的前提下，这种循环不畅势必影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增长。
从消费需求来讲，居民收入（特别是持久性收入）是其一个决定性的变量。经济“软着陆”后，居民收入增长明显趋缓，将对1998年的消费需求产生重大影响。1996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同比实际增长3.3 %，比1985—1995年平均实际增长率5.9%低2.6个百分点，可谓这一时期内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最低的。据统计，199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5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增长只有2.9%，增幅进一步趋缓。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在1997 年前三季度达到1445元，增长7.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4.7 %。 虽然与1996年相比，增幅有所提高，但从更长时间序列来看，增幅也是趋缓。从1998年的情况来看，由于市场不景气、开工不足、下岗等因素，居民的预期收入增长也不会很快。这种居民收入增幅的趋缓，势必会影响消费需求水平。
当然，除了收入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影响消费需求。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总消费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连年下降态势（见下表）。而在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增长还算较快的。因此，如果加入居民收入增幅趋缓这一因素，将对消费需求产生更大的影响。1997年一至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158.7亿元，同比增长11.4%，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还不算低，但其中各季增幅分别为13.5%、10.3%和9.8%，剔除季节因素后，各月增幅从16%下降到13%， 已呈现出消费需求整体发展缓慢的迹象。
1990—1996年我国总消费量占GDP的比率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比率% 62.0 61.861.7 58.557.8 58.157.6
从投资需求来看，受上一轮经济过热中的大量投资无法及时回收的影响也不会有大的提升。为保持经济稳定，政府投资将侧重于投资结构的调整，而不是投资规模的扩张。企业在投资约束逐步硬化、投资没有方向的情况下，也普遍呈现投资动机不足的倾向。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企业存款增长较快。从1996年6月份以来， 金融机构中的企业存款余额的增长就一直呈上升趋势，至1997年5 月末企业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增长31.1%，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将近5个百分点， 比同期现价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高将近20个百分点。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投资没有方向，从而缺乏投资动机。
从出口需求来看，受内外部因素影响也将趋于走软。东南亚诸国货币贬值无疑提高了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这些国家出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有相关竞争性。如果人民币不贬值，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势必受到削弱，进而影响出口增长。但更重要的方面，是出口产品的劳动成本与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国内外贸企业互相削价竞争，使较高的出口增长难以为继。
总之，受经济流程循环不畅的制约，总需求不振将成为1998年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失业问题将进一步突出，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热点。当然，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景气的产物，更大程度上是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矛盾尖锐化。在“九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是巨大的：一是新增劳动力规模大。据劳动部门预测，“九五”期间，我国城乡将有7200万新的社会劳动力需要就业。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农村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1.3亿人， 由此导致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规模将达到4000万人。三是城市隐性失业严重。城镇企业职工中至少有150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分流安置，行政事业单位富余人员约有500万。因此，从1995年至2010年期间，每年需要为1860 万个劳动者提供新就业和再就业岗位，要比80年代多出350—600万人。
而从劳动力需求来看，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调整、企业用工自主权的确立等因素，使国民经济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具有减弱趋势。按照世界银行采用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方法计算，1978—1987年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4618，而到1988—199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0.76%，社会从业人员增长10.83%，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下降为0.2134。显然在“软着陆”后经济运行的“盘整”阶段，这种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减弱将会更加明显。1997年以来，中型企业的景气度明显下降，且达到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相当一部分小企业经营也面临困境，破产企业增多。1997年上半年全国已关闭小企业6 万家。而集体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面。据统计部门推算，到1997年6月底，全国下岗职工近1000万人，比1996年底增加近100万人，其中约有400万人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再就业，约有600万人还处在无业状态。（李泊溪，1997）1998年，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化，下岗人员的增加将会加速，就业问题的呼声更加强烈。
三、政策制定的依据及着眼点
针对上述的分析与预测可提供给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信息是，1998年宏观调控政策制定不宜以总需求“模棱两可”的判断为依据，而要从“软着陆”后经济运行的变化特点出发，以进一步消化不良“筹码”、疏通经济流程循环、改善经济结构为着眼点。也就是说，1998年政策制定的重点及主要内容不是宏观调控的“松紧”尺度问题，而是进一步消除经济运行中的隐患，尽快走出两股相反力量对抗的“盘整”期，取得“软着陆”的最后成功。至于宏观调控的“松紧”尺度，完全取决于消化不良“筹码”与消除隐患的需要，是相机抉择的事情。按照这一基本思路，笔者认为，政策制定的着眼点应放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一）加强社会资金的合理配置，防范银行金融风险。目前导致经济流程循环不畅的重要一环，是在全社会资金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储蓄结构与投资结构之间形成不断扩大的反差，且银行潜在金融风险增大。1981年我国金融倾向货币化程度仅为46.8%，1996年提高到106%。同时，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银行积聚资金的能力不断增强，大量的居民储蓄通过对银行存款转化为投资。但长期以来，银企债权债务关系则超出了企业生产经营和效益增长的正常的数量界限。1981—1991年，银行信贷年均增长率是19.3%，同期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是15.7%，两者相差25%；1991—1995年，两者增长率分别为31.5%和22.2%，相差上升50%。这意味着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工业产值，银行信贷要增加1.5个百分点。同时，银企债权债务关系高速增长也超过企业还本付息正常债务限界。这就使债务危机的萌芽正在滋长并日益严重起来。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约占其总资产的25%，约有10000 亿元贷款收不回来（赵海宽，1995），且仍以每年500—600亿元的速度增加。大量的不良资产导致银行经营效益大幅滑坡，贷款周转率由1993年的1.32次下降为1994年的1.25次，1995年的1.15次；利润由1992年的343亿元下降为1993年的220亿元，1994年的166亿元，1995年的51亿元，目前已出现虚盈实亏。因此，近期的金融政策显得特别重要，其着眼点要放在疏导社会资金合理流动与配置，使居民手中大量的储蓄资金高效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着手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
（二）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挖掘结构性增长潜力。目前全面性的经济结构矛盾尖锐化，也是导致经济流程循环不畅的症结之一。当前我国出现的市场不景气、经济过剩等现象，并不完全等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类型，其中带有很大的结构性因素。例如九十年代以来，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处于不断提高之中，但城乡居民、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之间以及农村居民集团内的消费差距日益扩大。在1990年，如果以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则为3，而1994年进一步提高到3.6。据统计，1997年前三季度，城市地区消费品零售额11768亿元，同比增长12.1%；农村地区消费品零售额7391亿元，同比增长10.3%，城市比农村快1.8个百分点； 占人口比重绝大多数的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只为38.58%。同时， 农村居民集团内部的差距也日渐扩大。1990年，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率为1.53∶1.17∶1；而到了1995年，这个比率扩大到1.76∶1.21∶1。结构性矛盾生成的历史条件， 通常与一国经济后起发展路径有关，但同时也往往伴随着生产要素不能及时、灵活地在部门间流动，以及结构缺乏弹性等制度性因素。因此，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政策措施的选择与搭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投资政策倾斜、收入分配政策调节等措施，加强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将大大释放结构性非均衡的潜在增长能量，有助于激活市场需求。
（三）普遍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导致我国当前经济流程循环不畅的原因，是产业技术水平低下无法向消费者提供新型产品。 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 与1985年相比，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状况仍不容乐观。据对国有企业为主的大中型企业1180种主要专业生产设备技术的普查，1995年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1%，而国内一般水平及落后水平的分别占33.4%和12.8%，重点行业、关键设备的水平甚至还低于平均水平（个别行业例外）。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定义，医药、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为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行业。而这些高新技术产业的资产比重则偏低， 且呈下降趋势。 1995年国有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资产总额为4026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比重8.5%，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占全部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资产的比重为43.9%，比1985年下降了32.9个百分点。因此，通过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及各种政策措施推进高新技术发展与技术更新改造，全面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应成为1998年政策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