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正确处理论文,人民内部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讲话。以后，几经修改，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这篇重要讲话，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破天荒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它的问世，也是继《论十大关系》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规律进行探索并不断深化的又一个界碑。
时光飞逝。从那时到现在，40年过去了。前2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历了许多风雨和曲折，有成功，有喜悦，更有惨痛的教训。后2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终于步入辉煌，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其中也有困惑，有教训，但成功远远大于困惑和教训。在这不寻常的40年间，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它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的存在及其生命力，也绝不是偶然的。
如今，我们这些处在世纪之交的人们，回首世纪中叶发生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对它的产生发展，对它的理论意义和理论贡献，以及不可避免的某些局限性，该作出怎样的再认识呢？
一
毛泽东酝酿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经历了从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矛盾，到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两篇文章，对他的认识逐步深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个过程，从毛泽东主持起草《一论》时算起，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主持起草《一论》起，到波匈事件发生之前，大体从1956年3—9月。在这个阶段，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是苏联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二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酝酿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一些重大的矛盾。这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促使毛泽东注意到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矛盾等问题。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前夕的一次秘密会议上， 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得知此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了盖子，破除了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迷信，使人解放思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忧的是捅了漏子，对斯大林这个全局性的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
当时，毛泽东正在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和单位的汇报，集中思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在听汇报的过程中，他逐渐把察觉到的全局性矛盾概括为“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而苏联对斯大林晚年错误的揭露，为毛泽东统一全党的认识，结合中国自身的社会矛盾实际，吸取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斯大林的一个重要错误，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其实，列宁早在1920年就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1952年，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承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矛盾，但仍没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否认矛盾，掩盖矛盾，在实践中恰恰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给苏联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埋下了更深层、更复杂的矛盾。
毛泽东作为善于驾驭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大师，敏锐地看到了斯大林的这一失误，从中吸取了两条重要教训。
一是吸取了斯大林否认并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着矛盾。1956年3月，在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决定起草《一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2〕随后，在4月5 日发表的《一论》里，对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矛盾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4月25日，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十大矛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普遍性是重要的阐发和补充。
二是指出斯大林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1956年9月22日，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斯大林所做的与他所讲的不一样。他说阶级斗争消灭后，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内就失去了效力，只剩下了对外的职能。但他的行动与此相反，在阶级消灭后，仍大捉大杀。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这番话里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后来在《正处》讲话中表述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这个认识和中共八大的提法，是基本一致的。 既然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一论》写道：“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同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又提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这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又加上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表述日臻完备。近一个月之后，1957年1月27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还把这两对矛盾称作“全面性的问题”，“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这两个重要的认识，对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可以说是他提出这一学说的直接的思想起点。
第二阶段：从波匈事件发生到《正处》讲话，大体从1956年10月至1957年2月。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年下半年起， 国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请愿等显著增加，大约有一万多工人和一万多学生参加罢工、罢课。这是中国在社会激烈变革期间出现的不安定因素。同年10月，国际共运中也出现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国内同样引起波动。国内国际的这些新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些新问题。
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思考，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思路，即把这些事件不加分析地都归结为敌对势力的破坏，归结为阶级斗争。这种思路固然简单，但是不仅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还会使矛盾激化。这时，毛泽东的头脑是很清醒的。他没有把问题的发生都归结为敌对势力的破坏，都归结为阶级斗争，而是采取了另外一个思路，着重从内部矛盾找原因。正是这样一个思路，促使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继《论十大关系》之后，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突破。
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他认为：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他还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谈到闹事的原因，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说明，当前的情况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在寻找闹事原因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思路没有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势力的破坏，避免了重犯斯大林的失误，而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1957年1月27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还说：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这样，毛泽东透过少数人闹事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敏锐地抓住了正确区别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这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在对社会主义社会自身规律的探索中找到了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突破口。
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应当说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尽管为时短暂。
正是从这样一个思路出发，针对波匈事件发生后国际共运的新情况，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再论》一文，1956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年之中，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接连发表《一论》、《再论》两篇重要文章，绝不是偶然的。《一论》总结了斯大林晚年错误的历史教训，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旧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矛盾的新论断，迈出了提出两类矛盾学说的关键一步。《再论》进一步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的论断，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性质以及解决矛盾的基本方针作了初步的论述，并且指出：“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这两篇文章相联系，把这期间国内国际发生的重大事件相联系，就能大致看出毛泽东在1956年间思考酝酿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基本脉络，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提出这一学说的初衷。
《再论》还只是从国际斗争的大范围来谈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里， 简要地提出了国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明确地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课题。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就这个课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积累了很久”的思考。就这样，著名的《正处》讲话问世了。
二
《正处》一文在正式发表之前，作者曾作过较大的删节和增补。
在毛泽东的诸多增补中，最有争议的是下面一大段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4〕
应当怎样看待这一大段增补呢？本来，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况且，这些修改又是在从讲话到正式发表的短短三个多月里完成的。但也正是在这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发生了极少数右派乘整风之机向中共要执政权（“轮流坐庄”）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作《正处》讲话时没有估计到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从理论上作出思考和解答。毛泽东在5 月间所作的上面一大段增补，集中地代表了他在反右派斗争发生以后的一些思考。
要对这段增补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有必要作两种比较。一是同反右派斗争以前作者的认识相比，看这些增补是否根本改变了原意。二是同中共八大的有关论述相比，看这些增补是否开始偏离了八大路线。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正处》讲话的总体评价。
先作前一种比较。
这段增补的前半部分，对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分析。概括起来说，就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5〕。这个分析，既和1956 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的一贯认识基本一致，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
在此之前，1956年12月4日，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里说：“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6〕
更早一些，1956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发言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正处》讲话之后，毛泽东在为3月12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所写的提纲中也指出：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两者都有，都要注意，但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这些论述，各有侧重，但精神都是基本一致的。
再看毛泽东增补的后半段话。中心是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7〕
在此之前，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已经有过论述。
在前面引过的毛泽东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的信里， 就提到：国内的阶级矛盾，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
更早一些时候，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鸣放方法，正确开展辩证唯物论同唯心论的斗争，达到弄清是非、增强团结的目的。这本身就是考虑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情况较为复杂，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直到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 还提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可见，对于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倾向性问题，毛泽东极为警觉，并且抓住不放。这里讲的思想动向，在党内是贪图名利、享受的风气在发展，在社会是退社单干之风和学生闹事之风，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各种议论。
至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现实状况，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发生前后，确曾有过不同的估计。在反右派斗争之前，他既没有讲过“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也没有作出过“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判断。这些都是作者根据反右派斗争发生后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至于毛泽东在增补的那段话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之外，又加上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政治战线的斗争”，更是从反右派斗争中得到的结论了。
总之，作者在反右派斗争发生后增补的这一大段话，尽管根据新的观察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但是就其基本思想来说还是原来的，没有改变原先的观点。
再看第二种比较。
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里，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状况和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分析。
关于阶级斗争状况，决议和政治报告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于“基本上解决”的含义，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 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作过说明。他说：消灭阶级，要很长时间。现在说基本上消灭，是指大规模的斗争消灭了。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8〕
和中共八大的上述分析相比，《正处》的那段增补，反映了作者在反右派斗争发生后的一些思考，一是增加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提法，二是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同时，《正处》的基调，也由原先着重反“左”开始转为反“左”与反右并提。尽管有了这些变化，这段增补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共八大的论断。至于当时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处》通篇没有作正面回答，但在谈到提出两类矛盾学说的目的和出发点时指出：“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9〕这和八大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毛泽东从何时起明确要改变中共八大决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呢？我们再作一下分析。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毛泽东第一次在比较大的场合谈到对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的意见，是在1957年3月6日。
当时，一些省市反映，对八大决议中关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有不同的理解。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召集的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表示：这个提法是不妥的。不能拿将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五十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五十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四十年嘛，现在还是适应的。应当说，八大决议的这段表述确有理论上的不妥之处，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对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基本论断提出异议，可见他在这时还是赞同的。这在毛泽东同一时期的言论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进一步补充了《正处》讲话的若干思想。当时，中共中央曾下达指示，要求把这个讲话和《正处》讲话一起在党内传达贯彻。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要讲也可以。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似乎就不大妙了。而我恰好换了这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他还说：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共产党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斗争。
直到1957年6月19日《正处》讲话正式发表， 尽管作者较大幅度地加强了有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但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些最基本的论断始终没有改变。这些正是中共八大决议中最本质的精神。
毛泽东真正下决心改变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是在这年9月准备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期间。
9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过去一个时期， 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现在看来，两个矛盾，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他还说：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9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匈牙利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也说：中国、 匈牙利和东欧各国的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 再次重申了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上述提法，还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这番话，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决心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以后对《正处》讲话的看法。
7月17—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 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提出了哪些新的观点，可以算是对《正处》讲话的补充呢？大致有两点。一是关于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那段论述；二是提出城市和农村都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毛泽东在10月7 日的谈话里所指的，从上下文来看，显然是后一种补充〔10〕。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把《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看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结论的思想发端。
通过考察毛泽东在《正处》发表以后的思想变化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根本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思想，产生于1957年7月青岛会议前后，在9、10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反复提出，并通过10月9日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的结论得到正式确认。
总之，从1956年初到1957年10月这段时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从提出许多有独创性的正确思想，再经过若干急剧的思想变化，最后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想的发端这样一个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正处》讲话的问世，正好处在这一过程的关节点上。它是毛泽东这一探索最为辉煌的思想成果，同时也是若干正在变化中的思想的真实记录。但无论如何，前者都是最主要的方面。
三
今天看来，《正处》讲话有哪些重大的理论贡献，并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说到《正处》的理论贡献，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学说，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并吸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教训，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普遍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样，毛泽东真正把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贯彻到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找到了动力，赢得了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也是以此为根据概括提出的。
第二，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出最具有本质特征和影响全局的矛盾，进一步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两类矛盾的学说。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深入和具体化。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为劳动人民之间和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两种情况，前者是非对抗性的，后者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他还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这些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根据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表现，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新的理论依据。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在正确处理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两大理论贡献。一是第一次使马克思关于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设想成为现实，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利用、限制、改造民族资本，并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新路。二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及时作出理论调整，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通过“和风细雨”和自我改造来解决。这两大贡献，都是具有开拓性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坚持多党合作奠定了基础。如今，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三大方面，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结成更加广泛的联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也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纳入了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这里我们不应忘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这方面付出的艰辛探索，立下的筚路蓝缕之功。
第四，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指导，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斗争，而且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如人民内部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等等。“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1〕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只有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细致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真理，也要在同错误思想做斗争中，在各种批评中间，不断地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任凭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当然不行。但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评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批评，应当力求用辩证的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他还进一步提出，在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是非标准，即政治标准。以上这些，都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的创见。如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日益显得重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现在，这个情况已根本改观，但又出现了一些新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仍是一项有待认真探索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正处》讲话中的基本论断，并没有过时。
任何一个正确的理论，在它提出的时候，都不可能没有缺陷。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也不例外。《正处》的最大的理论缺陷，就在于回避了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问题，没有能够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坚持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紧密地结合起来。
前面说过，公开发表的《正处》，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共八大决议对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所作的正确分析。同时，在《正处》中，毛泽东又回避了国内主要矛盾这个在中共八大上已有定论的重大问题。数月以后，他就根本改变了中共八大决议，提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从而使运用“正处”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判断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失误。
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是“正处”理论的一大创造。但也由此造成了“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双重性质：从总体来说是非对抗性的，但在局部又有个别对抗性的现象；从总体来说是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但在局部又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种情况就更为复杂。许多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和思想问题，既是认识上的是非问题，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这个客观事实。显然，要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单靠明确“人民”这个概念的范畴，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要有正确的基本路线和指导思想来保证。
正如前面已经分析的那样，《正处》的提出，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但在《正处》正式发表以后不久，毛泽东又根本改变了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由此造成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很大的矛盾。《正处》是正确指导思想和正确思路的产物，却又逐渐地被错误指导思想和传统思路所笼罩，以至极大地限制甚至抵消了它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这种指导思想发展成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失误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段长达20年之久的时间里，出现了极为矛盾的现象；本来，在中共八大决议和《正处》讲话里都已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这以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和党内反倾向运动依然层出不穷；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已经指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是在阶级斗争已经完结，社会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搞阶级斗争。但是，毛泽东后来也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无力自拔。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在根本指导思想上逐渐背离了中共八大路线，背离了由《论十大关系》和《正处》所代表的富有创新精神而又符合客观规律的大思路。
由此可见，只有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基本路线和指导思想，才能正确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相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不但不可能正确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而且会把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和党内外正常的意见分歧，都错误地当作两大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来处理。这种错误的判断和处理，无论算作“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给党和国家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这是一条最重要的历史教训。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各种不平衡现象，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层出不穷。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比建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深刻。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历史的教训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全面地、辩证地、稳妥地、分清轻重缓急地处理好各类社会矛盾。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 282页。
〔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772页。
〔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4—785。
〔5〕〔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9、785页。
〔6〕《致黄炎培》，《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51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0页。
〔10〕关于这个问题，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628页。
〔11〕《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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