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幻象论文,理论论文,齐泽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理论界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经历了一个由社会政治层面向文化层面转移的过程。18世纪法国哲学家托拉西最初发明“意识形态”这个词时，是将它当作“观念学”来应用的，即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性的程度”（注：俞吾金：《意识形态论》，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是将其当作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编造的对现实的虚假的解释，只要揭穿这个谎言，无产阶级就可以扭转被剥削的状态。这种理论作为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国际工人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成熟和稳定，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通过国家、教堂、学校和家庭对人们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广泛渗透，意识形态批判中的否定性价值判断逐渐转向对其活动机制的内在梳理。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开始追问，以往仅仅被当作一个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被体验的、惯常的社会实践”（注：斯拉沃热·齐泽克编《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25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层面发生作用的。尽管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仍然有所批判，但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主体可以通过其质询获得社会身份的必要手段，作为一个主体可以在其中表现、斗争、根据社会地位从事活动的意识场所，其建构性的文化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意识形态批判的声音似乎变得更加微弱，资本主义在推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财富积累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果已经成为其合法化的无可辩驳的理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开始为对另外一些更加实在、具体的问题诸如科技危机、生态危机等的关注所代替。一方面人人似乎早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种内在痼疾了然于心，另一方面却泰然处之。后现代社会真的是一个后意识形态社会吗？意识形态对当今社会的人们是否已经无能为力？现代人奉行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代代表人物，齐泽克将拉康的精神分析原理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经典概括“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勤勉为之”如今已变成了“他们并非一无所知，依然勤勉为之”，而这种看似矛盾的回答正关涉到当今社会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运用拉康的自我形成理论，齐泽克将意识形态批判的触角深入到人类心灵的欲望世界这个隐秘领域，试图洞悉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根源。他通过对实在界原初快感的层层剖析指出，意识形态看似辉煌的大厦背后实际上是被自我建构的冲动所围绕的空无，这种理论实际上将意识形态更加深刻地铆定在人类文化世界中，使得对意识形态的依赖成为现代人的宿命。而意识形态理论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发展到齐泽克充满解构和反讽意味的理论分析也透露出后现代知识话语价值关怀逐渐削平的特点。
一、实在界与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
婴儿只有在习得了代表父法的语言，获得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文化秩序的认可后，才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立足于世。同样，个体如果要为社会所接受，能按照恰当的社会规则行事，就必须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从属的阶层，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构成方式有明确的认识，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的阶层构成、职能、目标等的一套明确规定，正是个体的社会身份和社会意识习得的场所。如果把语言符号构成的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世界当作自我身份形成的第一重语境，那么，由意识形态支撑的社会则是社会化自我形成的第二重语境。正是在主体自我身份形成的层面上，齐泽克在拉康的理论中找到了打开意识形态秘密的一把钥匙。
拉康认为，作为空无的实在界是个体自我身份建构的核心。自我的形成依赖于他者，当镜像将婴儿对躯体的零散化感知和混乱行为纳入一个完整框架，为未来的成熟自我勾画出一个大致轮廓时，自我被异化、与原初真实分离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当婴儿在镜像中辨认出完整的自己时，实际上只是被动接受了一个他者提供的先在模式，而进入镜像阶段之前的原初世界从此就被压抑进黑暗的不可知领域。对完整身体形象的渴望和迷恋驱使个体经历过镜像阶段、对母亲形象的认同、对父亲代表的符号秩序的认同，逐渐从混沌无知走向成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个体被他者控制和塑形的命运也越发深重，实在界成了一个只能在回溯性建构中才能被把握到的东西，我们只能说明它“不是什么”，对它究竟“是什么”却永远不可能有明确的正面回答。正如拉康所指出的：“我们拥有的实在界是符号化过程的出发点、根本和基础——即实在界在某种意义上先于符号秩序，当它陷入符号秩序网络中时，也是由符号秩序所结构的……但与此同时，实在界又是这一符号化过程的残品、残余和废料，是逃避符号化过程的残迹、余额，因而也是由符号过程自身制造出来的。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实在界既是被符号界预先假定的，又是被符号界提出来的。（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33，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实在界不可能被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可以记录下这种不可能性，我们可以确定这种不可能性的位置：一个引发了一系列失败的创伤性位置。（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24，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它本质上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否定、空无的体现，围绕着这个空无，个体展开了寻找自我身份的艰难历程。
尽管实在界的本质是空无，但它又是一个绝对律令，实在界是人类思维的止步之处，但也是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起点，是文明建构的核心。在这个律令的支配下，人类进入寻找一个具体的自我幻象以填充虚空的过程中。借用拉康的“实在界”概念，齐泽克指出正是“欲望的实在界”支撑着作为“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的意识形态幻象，并且说明了意识形态幻象存在的必然性。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寻觅自我身份的一个结果，尽管人们可以承认它的虚假并抨击、否定它的具体内容，却无法取消它作为一个整体机制的存在。人们只有选择认同某一种具体意识形态的自由，却没有从根本上否认任何意识形态的存在的自由，因为否认的结果只能是人类命运从来都不能够承担的绝对虚空。人们按照它的指令行事，可以体验它、聆听它，却无法将其当成客体对象分析它、穿透它、否认它，正如康德在谈论到国家法律的起源时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洞穿权力的朦胧起源，因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133，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当人们信仰宗教、服从法律、臣服于权力，并为之进行完美的论证时，信仰、法律、权力作为先在的概念已经是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绝对命令。帕斯卡尔在谈到对宗教的皈依时说：“你应该努力不要用增加对上帝的证明的办法而要用减少你自己的感情的办法，来使自己信服。”（注：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128～129页，商务印书馆，1985。）服从和信仰并不由理性决定。同样，按照齐泽克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是否合乎理性，真正的支配者是其背后“欲望的实在界”要在现实中呈现自身的无限冲动。社会需要一个幻象的引导来建构自身，个体需要有一个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按照某个社会角色行事的蓝图，丢掉了这个幻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存在甚至都难以想象了。
齐泽克以非理性的欲望冲动颠覆了意识形态冠冕堂皇的自我辩解，以荒诞的空无解构了按照某种理论精心构筑的社会实体，将一切还原成一种虽然难以把握却又无法被否认的虚无存在，也许这种存在只是来自心灵中的一种隐秘的恐惧感，因为人类惧怕返回到混沌一片的原初生存之域，渴望获得自我身份的激情和冲动正是对这种恐惧体验的逃避。但是所谓“真正”的自我早已经无处可寻，真实总是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闪烁，尽管不满意意识形态和各类文明成果为人类建构的幻象框架，人们却不得不接受它们，因为真实也只是一个并不让人满意的虚空。这种既不情愿而又无奈的心态正是现代人漠视意识形态背后的心理实质，“并非一无所知，依然勤勉为之”正是后现代社会价值平面化的体现。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心理根源的分析可谓深邃，但是因为一切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可以被理解为人类自我意识逐渐获得和丰富的过程，作为符号体系都有着实在界的共同起源，他的分析同时也冒着将意识形态分析泛文化化从而抹杀意识形态的独特属性的危险。
二、缝合点与意识形态的构成机制
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要想成为一个自圆其说的整体，首先需要一个“缝合点”。缝合点是一套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体系维系自我统一性的保障。围绕着这个点，意识形态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纳入预先设定的统一阐释框架，并将其作为回答各种社会问题的标准答案和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对排犹主义者来说，犹太人的罪恶就是缝合点，只要消灭他们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即使在生活中实际接触到的犹太人和蔼善良，这也只能为他们的阴险、狡诈和善于伪装增加一个罪证。缝合点的功能就是消除差异，它不满足生活表象呈现出的多样性，而是坚信表象的多样性必然为其背后的绝对真理所支配，为了维系这个真理而不惜对现实进行扭曲的解释，表现出作为绝对权威对先验观念、对现实生活的蔑视和贬低。
缝合点努力维护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齐泽克仍然将答案追溯到人类的心理根源中去。举例来说，如果考古学家发现了某种古生物化石，符合我们在有关麒麟的神话中了解的麒麟这种动物的所有描述性特征，但这依然不能证明过去曾经存在过麒麟，我们也不愿相信这种动物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麒麟，因为这将意味着戳破一个寄托我们的心灵向往和对未知世界好奇心的神话，削弱庸常现实中的诗意。由此看来，能指和所指、命名和事物之间并不一定具备必然对应的关系，命名或者能指可能只是满足我们欲望的某种幻象，创造出这个幻象的正是不停地寻觅填充物，却又不能被任何实在之物取代，最终以空无为本质的实在界。命名不仅不是能指与所指、概念与事实的符合，反倒展示了“实在界与实在界的符号化模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缺口：某一历史构象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予以符号化；实在界没有包含任何必然的对自身进行符号化的模式”。缝合点正是这样一个被欲望界偶然选定的能指，“作为一个单词，在能指自身的层面上，它统一了既定的领域，构成了能指自身的同一性……事物自动地指涉它，以在其统一中进行自我识别”（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133，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对于一个纯粹能指的指涉，为我们对历史现实自身的体验提供了统一性和同一性”（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133，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也为意识形态体验提供了统一性和同一性。
以缝合点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机制只在形式层面发挥功能，意识形态的辉煌建筑不过是被空无的实在界支配着，由能指符号玩弄的一场游戏。齐泽克在此借用的是拉康的著名公式：能指／所指(S/s)，即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它颠覆了人类意义世界的合理性依据，由语言所建构的人类文明体系只是能指符号精神分裂式的平面滑动，没有深度可言，更没有真实可言。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的揭示比前人更加彻底，但问题的关键是明明知道其虚假，为什么依然要苦心经营，维系它的存在呢？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后现代意识形态的荒诞意味呢？
欲望是一个无法被填平的沟壑，如果主体只听凭欲望支配，受匮乏感驱动，终将因为对世界的不断否定和无止境寻觅而陷入歇斯底里的精神病状态，因此需要幻象作为主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将散漫、流溢的欲望纳入一个框架的规范中，使欲望冲动在现实世界得到暂时平息。“在幻象场景中，欲望不是被实现、满足，而是被建构——通过幻象，我们学着‘何去欲求’。”（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178，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自我意识的确立要通过与他者的对立而完成，分裂和异化是人类为主体身份的获得而付出的必然代价，但主体同时又用符号秩序的建构来弥补这个宿命的裂缝。差异和对抗是任何事物存在的普遍本质，而任何一个权力阶层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以万能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就必然需要一套理论体系为差异和对抗提供理性的解释和解决方法，于是意识形态幻象就担负起掩盖这种根本不可能愈合的对抗性的使命，将人们对差异和对抗的恐惧感与厌恶感转移到对现实世界中某个具体对象的仇恨上。齐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并不是因为犹太人的存在才被阻止获得其全部一致性的；它是被其自身具有的对抗性、阻塞所阻止的，而且它把这一内部否定性投向犹太人的形象。”（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177，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犹太人远非社会否定性的积极原因，而是社会否定性同样假定实证性存在的临界点。”（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102，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纳粹主义否认自己要“建立一个全部透明的、同质性社会”理想的乌托邦性质，不承认失败来自这种政治理想的内在缺陷，而把犹太人当成了妨碍政治实践的替罪羊。
人们虽然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是将它打碎的后果是什么呢？总要有某个具体的东西来弥补实在界的空洞，人们真正惧怕的是被本体上的空无控制时的焦虑感，某种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真正不愿承认的是面对“总有些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社会政治力量都无法弥补与克服的对抗和裂痕”这样一个事实时的无能感。与其打碎任何意识形态体验不知所终的虚无与惶惑，不如在幻象里维持着内心的安宁，这就是奉行犬儒理性的后现代人群的生存状态。但是，在将后现代意识形态的荒诞意味剖析得淋漓尽致的同时，齐泽克并没有为这种状况的转变指出任何出路，或者提示任何希望。既然失去了幻象的保护主体就只能面对疯狂的命运，除了继续意识形态的谎言之外人们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在齐泽克冷静的话语分析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对生存关怀的冷漠。
三、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
“阐释征兆”和“穿越幻象”是齐泽克从精神分析中借用的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两个具体操作步骤。征兆是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点，它能够按照理论体系的普遍逻辑将其体系自身瓦解。比如说，在奉行自由平等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作为商品自由交换的背后，隐藏着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必须出卖劳动力的不自由，为工人的劳动支付货币的平等交易背后隐藏着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平等，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就是可以颠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原则的征兆。理论作为人类头脑臆想的产物是为解决某个问题而建构的完整体系，这个问题、这个它们要努力掩盖的事实既是理论建构的核心也是理论解构的起点，想象性的解决只是一种符号层面的策略，却不能抹杀这个裂口本身的存在。“征兆起自世界失败的地方，起自符号沟通的通路被打断的地方”（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68，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它是意识形态自身无法挽救的一处败笔，也是批判的入口。阐释征兆可以揭示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虚假性，通常的意识形态批判往往停留在这一步，结果是将另外一套意识形态理论当作真理来取代前者，但在齐泽克看来，征兆仅仅是对幻象框架的一种具体实现，只有将幻象框架本身彻底打碎才是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所在。
幻象好像我们的白日梦，以幻象方式呈现在白日梦里的生存状态暗示着对现实的否定体验。白日梦对他人通常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暗示着饕餮一样的欲望世界的存在，潜意识中的不满足状态才是带来快感的源泉，而承认这一点则意味着现实世界里健全人格的体面和作为主体的尊严将会受到挑战，暴露出个体内心臣服于欲望快感的淫荡本质。征兆只是某个特定符号体系无法自圆其说的证明，幻象却对任何符号体系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它触及的是生活的本体论缺陷，即由于欲望的驱使，在内心深处我们永远无法认同现存的生活世界，永远需要幻象的安慰维持现实世界的生存。因此，我们尽可以深刻地分析意识形态的征兆，抨击它的矛盾和缺陷，却无法从根本上弃绝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意识形态本身，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的人类社会几乎无法想象。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白日梦，穿越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体验向内审视隐秘的心灵世界。
穿越幻象后看到了什么？“我们（那些已经‘穿越幻象’的人）能够明白，在意识觉得它看到了某种东西的地方是一无所有的……如果我们从幻觉中把幻觉（其实证性内容)剔除出去，那么存留下来的就不是简单的乌有，而是确定的乌有，即结构中的空隙，它为幻觉的出现开辟了空间。‘揭穿幻觉’并不意味着在‘在它后面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必定能够看到的是，恰恰是诸如此类的乌有——超出了现象，所存在的不过是这种乌有本身而已，这种乌有就是‘主体’。”（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66，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货币扮演着崇高客体的角色，无论怎样磨损，依然可以被当作足量的东西，维持它原有的价值，承担原有的功能。常识认为，货币的崇高源自它自身的特定属性，比如社会约定、权威部门对其重量和纯度的规定等，但齐泽克的解释是，它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占据了一个崇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之所以崇高是因为人们固执地相信它应该是崇高的，但事实上它仅仅是一处可以供幻象上演的空隙。这个位置就是“拉康所谓的原质的位置，即欲望的不可能的实在客体的位置。崇高的客体只是‘被提升到了原质层面的客体’。将崇高授予客体的，是它所处的结构位置，是这样的事实——它占据了快感的神圣／禁止位置，而不是它固有的素质”（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83，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意识形态为自身树立的崇高客体，本质上只是一个否定性的空位，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自己需要崇高的安慰。其实，把意识形态当作幻象而坚持追问其背后还有什么这种做法本身，在齐泽克看来就已经是钻进了思维为自己预先设定的圈套里了。
齐泽克进而对传统的崇高感进行了解构。在康德看来，崇高是因为可怖的感官表象唤起了我们心中的理念和道德感，在对其有距离的观照中激发起愉悦的感受，因此，崇高是“以否定的方式提供了有关无法再现的事物之维的图景”。康德理解的崇高感的前提是表象和理念的二元划分，然后再将思维为自身设立的这个二元对立加以调停。但齐泽克认为，“康德没有考虑到的就是体验虚无的方式，体验再现的现象世界的不充分的方式，它在崇高的情感中降临到我们身上，但同时意味着空无，意味着作为一个实证性实体的先验的自在之物根本就不存在”，“崇高的实证性实体只是乌有的化身”（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83，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康德的崇高带着形而上超越的激情和对彼岸世界的憧憬，而齐泽克在冷静地洞悉了这一切不过是人类思维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圈套时，就在现象世界的边缘毅然止步，然后宣告：空无就是所谓崇高的本质。
四、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意义和局限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充满解构精神，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论相比新意迭出，不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而且指明在这个看似漠视意识形态的人群组成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已经从“知”的层面转变到“行”的层面，并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着，这一点更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没有涉及的。齐泽克发现了意识形态背后隐秘的心理根源，即以匮乏为本质、处于持续欲望冲动下的空无的实在界。意识形态幻象正是人类社会避免直面虚无感、平息心理焦虑的一种符号策略。“并非一无所知，依然勤勉为之”作为后现代意识形态充满了无奈和荒诞的意味，然而，齐泽克作为一个具有颠覆精神的后现代思想家对它的揭示与这种意识形态本身似乎也有着某些相通的气质，这种揭示会给现状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照样可以一面嘲笑肥皂剧的庸俗无聊，一面为其中俗套的爱情故事落泪来打发时光，也照样可以一面痛斥唱片公司从年轻人口袋里掏钱的无耻策略，一面投入地哼唱最走红的流行歌曲，而齐泽克的理论也许只是为现代人增加了一个自我开脱的理由。进行批判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在知识天平上增添一块砝码吗？后现代式知识与灵魂的分离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端已经日渐深重地呈现出来，深刻的心理分析并不能取代文化问题中的价值判断和生命关怀。在齐泽克冷静睿智的分析中学会了体味虚无之后，人们能到哪里去寻找把握自身命运和改变现状的勇气呢？